【我的十八号】连载四：

三十、

文革风暴在66年春夏之交急剧升温，一时天下大乱，不论是学校的老师和领导，还是家长，一时间都得了失语症，不知该向学生、向孩子说些什么。而顽皮的学生忽然发现了一个对付学校和家长的利器，这件利器简直无坚不摧，再严厉的老师和家长面对它也只能哑口无言。

这件利器其实很简单，它不过是形式逻辑中的一个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将利器传授给我的是丁峰，他为此得意洋洋，因为书本上的事从来都是他问我，这次终于轮到我问他了。

“比如，”他兴奋而急切地对我说，“老师叫你好好读书，可你不想好好读书，有什么招吗？”我迷惑的摇摇头，难道可以不好好读书吗？我觉得说破大天也讲不出理来。看到我榆木疙瘩一个，丁峰得意地乐了，“你可以这样说：‘我只读无产阶级的书，不读资产阶级的书，你让我读的书是无产阶级的书吗？’老师保证哑口无言！”我听了，似懂非懂，丁峰又给我举了个例子；“比如，家长让你遵守纪律，你就这样说：‘我只遵守无产阶级的纪律，不遵守资产阶级的纪律，你说的纪律是哪个阶级的？’瞧吧，家长准没词儿！”听了丁峰的例举，我终于搞明白了，这个模式是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大前提：我只遵守无产阶级的纪律；小前提：你不能证明你让我遵守的是无产阶级的纪律；结论：所以你的纪律我不必遵守。这个推论中的谓语和宾语可以随意替换，比如把“遵守纪律”换成“读书”，换成“听老师的话”，换成“当好孩子”，换成“写作业”……；总之可以更换成老师家长让你做而你又不想做的一切事情，非常简单，再笨的孩子有三五分钟都能掌握。于是没几天这个利器就在学生中间普及了，而十八号的孩子们学习得尤其迅速，我们甚至把它推而广之，应用到一切自己不想干的事情上。比如哥哥偷懒让我替他倒垃圾（家里分工他管倒垃圾），我就会理直气壮的说：“我只替无产阶级倒垃圾，你是无产阶级吗？”一句话就把哥哥从床上赶了起来。甚至闯了红灯都不用怕，如果警察训你，你就说“我只遵守无产阶级的交通秩序，你的红绿灯是无产阶级的吗？

于是一切权威集体失语。老师不敢再命令学生必须刻苦读书，连期末考试也不敢搞了；家长也无法说服孩子要听老师的话，要遵守课堂纪律；而十八号的干部对我们在大院里的疯疯颠颠也不再敢派出食堂的大师傅进行围剿，因为他们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文革结束后我才知道，当年被孩子们当作利器的发明专利，来自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发动的标志，是十年浩劫的发端，是打倒刘少奇以及其他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信号弹。这个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主持通过这个决议的人，竟是这个决议矛头直指的人----刘少奇。一年前他主持通过了明确提出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二十三条》，等于给自己脖子上套上一道绳索，一年后他又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等于自己踢翻了脚下的板凳，不知刘主席举手通过时是何心情？

《五一六通知》通篇充斥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概念。在《五一六通知》第四部分，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文中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把“真理”换成“马克思主义真理与资产阶级的谬论”，这种偷换概念的办法其实很小儿科，稍微懂些逻辑学的人一眼就能发现，可那时竟堂而皇之地写进了中央文件。这个通知将一切事物都贴上阶级的标签，对任何事情都要问问它的阶级属性，由此引出了孩子们对付学校和家长的三段论。

学校不敢组织期末考试，干脆早早放了暑假。我们一天到晚疯玩让家长很担心，却不知该如何收束我们的心。不管是让我们看书还是做作业，都面临着“阶级性”的拷问，他们实在拿不准哪些书是无产阶级的？哪些作业是无产阶级的？幸好，有林副统帅的一段题词可做挡箭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的，谁敢说毛主席的书不是无产阶级的？读毛主席的书肯定没错！于是妈妈给我们布置的家庭作业是抄写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我的字是家里最臭的，而且奇怪的是背书原本是我的强项，背毛主席语录却怎么也赶不上哥哥姐姐。他们都几乎能把整本语录背下来了，我却拼死拼活才能背诵几十条。后来我改背毛主席诗词，这才找回点面子。

社会进入了全民只读一本书的时代，这本书就是毛主席著作，准确些说，是毛主席语录，因为读原著要有些文化水平，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很难读懂原著，而短小精悍的语录正适合中国国情。那时语录语言已渗透到我们一切人的话语中，用林彪的话说，是“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成为所有人的行动准则。在一五0上历史课，徐恩庆老师（愿上帝保佑老师的在天之灵）讲到古兰经时，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古兰经对伊斯兰教徒是至高无上的，他们说，世间所有真理都已写入古兰经，而没写进去的，一定不是真理，所以只要读古兰经就可以了，其它书籍都应该付之一炬。”当时听了老师的话，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语录，但只是想，不敢说，因为那时还在文革中。而徐老师敢于在课堂上这样讲，真是需要些勇气，因为那些信徒对古兰经的疯狂崇拜，与文革中人们对毛主席语录的疯狂崇拜，真是如出一辙。

三十一、

很快我又听到新的人名，这回是个顺口溜：“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三个瓜”；与他们的名字捆绑在一起的是《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吴晗的大名因批《海瑞罢官》而先已得知，邓拓据说也是北京市委书记，而且曾经是人民日报总编。这又让我惊愕，人民日报在全国人民眼里，其权威性几乎可与主席语录相比，怎么总编会是一个反党分子呢？紧接着我又听到陆平宋硕彭佩云的名字，那是在一张据说是北大一个叫聂元梓的干部写的大字报里听到的，这张大字报被老人家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评价之高空前绝后。

气温随着夏季到来而逐渐升高，政坛的气温也同样在攀升，就在学校提前放假、我们在家无所事事之时，一个魔力无穷的名字横空出世，它就是“红卫兵”。大概是在六七月份，十八号老三届的孩子圈里就有人开始戴红卫兵袖章，孩子们见面的问候语也不再是“你吃了吗”，而是改为“你入红卫兵了吗？”一身绿军装、一顶绿军帽（最好是旧的）、一根武装带、一个红袖章，成为红卫兵标准的打扮。我在街上捡到传单，上面印着二中红卫兵写的《向旧世界宣战》，上面痛斥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都在为资产阶级老爷们服务，理港式头、做牛仔裤、照下流照片、贩卖黄色小说，还有那些商店，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统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看传单看得我热血沸腾，仿佛中国前途世界革命皆聚重任于我们一身。自己是多么想立刻加入红卫兵，成为破四旧立四新的战斗一员呀！可是投靠无门，不知怎样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就像阿Q想参加“革命”却不知找谁报名一样。眼看着哥哥姐姐都戴上了红袖章，羡慕之极，又心急火燎。终于有一天听说羊二小的校园里挂出了“红卫兵某某兵团”的牌子，大喜过望，立刻奔向学校。进校转了一圈，没见到哪个教室和办公室有红卫兵的牌子，正在迷惑，转到学校西南角一个放体育器材的仓库，赫然看见门上挂着一块破破烂烂的牌子，上面糊着绿色的大字报纸，写的正是某某卫团的名字。定盯望屋里一看，见一张破桌子边上歪七扭八坐着仨学生，全是五六年级有名的闹将，竟都一身绿色，胳膊上戴着红袖章。这下我大失所望，心想他们也能当红卫兵？

原本一腔热血化做雪水，掉头就走。可又不甘心无功而返，于是跑到吕老师的办公室去请教。老师们没放假，都在办公室里忙着抄大字报，我见到吕老师，把心中困惑向老师倾述：“吕老师，像他们那样的学生也能当红卫兵？”吕老师看着我，一时语塞，她内心一定也是十分困惑，原来那些在学校出了名的“坏”学生，现在都成了造反先锋和革命小将，成了趾高气扬的红卫兵，对此她肯定有想法，可是她又不好明说。沉吟半晌，对我说：“毛主席不是号召你们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吗？社会很复杂，许多事情不是一下能看清楚，要靠自己想问题，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判断，你说对吗？”老师的话让我不得要领，闷着头出校门，忽听有人喊我，抬头一看是丁峰，胳膊上赫然戴着一个红卫兵袖章！“咦，你什么时候入了红卫兵了？”我惊讶地问。“我没入。”他笑嘻嘻地回答。“你没入怎么戴上红卫兵袖章啦？”我更是惊讶了。“你傻呀？”他一脸嘲笑。“红卫兵又不是少先队，要老师同意才行；红卫兵不都是自己封的吗？我们院一帮孩子一起哄就成立了一个“东方红造反兵团”，人人都是红卫兵，比入少先队容易多啦！”“那谁发给你们红袖章呢？”我不明其中奥妙，傻呵呵地问。“哈，小菜一碟儿！扯上几尺红布，上印字店去做，两毛钱一个，怎么样，你要不要？要就给你一个！”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赶情事情这么简单，不用填表，不用谁批准，花上两毛钱就成为红卫兵了！

几乎一夜之间，满城尽带红袖章，红卫兵成了北京城里最时髦的东西。大街小巷，处处涌动着学生们歇斯底里的狂潮，我们砸碎了理发馆的霓虹灯，照相馆的橱窗，把商铺的老字号匾额摘下来砸烂，把寺庙里的佛像斩首，把教堂里的神父和修女哄出门去，把街道名称改为“正义路”“反帝路”，抓住马路上的烫发女人给她剪成阴阳头，强令那些穿着尖头皮鞋的“流氓阿飞”脱下鞋子，我们用菜刀将那尖头剁去……。红卫兵运动成为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而当时的我们竟然都得意洋洋自以为很高明，如今回首那段往事，我常常为我们这些“五分加绵羊”的学生一夜之间变成恶魔而困惑，是什么原因使得整个一代孩子转瞬间集体丧失人性呢？

三十二、

十八号的孩子们稀里糊涂地跟上潮流，每人胳膊上也都套上个红袖章，但光挂个名没啥意思，重要的是当兵就要“打仗”，就要有“战果”。与那些中学生相比，我们小学生显然还不具备到街头闹革命的资格与胆魄，但闷在大院里又怎么能有战果呢？于是大孩子给我们小孩子布置了一项任务：寻找“反标”。

几乎是一夜之间，京城四处都传来发现“反标”的消息。比如在哈德门烟盒上发现了蒋介石的头像，在推销洗头水的广告画中瞧出了反动口号，在花瓷瓶的纹饰中搜寻到对伟大领袖的不恭，在某张邮票上查获本应是红旗的旗帜被印成黑色，等等等等，简直匪夷所思。每一个发现，都给红卫兵们提供了冲锋陷阵的机遇，将所有“反动香烟”焚之一炬，墙上的广告画全部撕毁，挨家挨户搜到的美丽的花瓶粉身碎骨，胆敢污辱“三面红旗”的邮票也被撕成碎片。于是“发现反标”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头上。

我们一帮小伙伴集中在我家，各自带来自己收藏的所有烟盒、洋画、小人书、邮票、招贴画……；各自凝神静气对着那些图案那些纹饰那些颜色苦心求索，一会儿便有人惊喜地大叫，认为自己看出了什么迹象，可经大家“集体会诊”又被否定。就这样大眼瞪小眼地看了一上午，我们一无所获，于是大家不得不佩服那些从字里行间、从花纹和颜色上看出“反标”的人的伟大，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革命嗅觉”还很不敏锐，“革命想象力”还很不丰富，“政治水平”还很低。

但总是应该有所做为呀？不能上街去破四旧，能不能在十八号院里破四旧呢？可院里有什么四旧可破？既没有照相馆旧书摊，也没有地主老财，有个小理发室也没看见给谁理过港式头，再说把理发室砸了，我们上哪去理发呢？街上的理发店要贵得多呢。大家正穷思苦想，忽然张三一拍脑袋喊起来：“有了！王五家里有黄色杂志，是他爸攒的！”

王五大我半岁多，平时总是郁郁寡言，因为他父母老吵架。据说王五的爸爸有收藏美女照片的嗜好，由于工作需要，十八号院的干部能看到许多国外的报刊杂志。听说王五他爸见到美女照片、特别是祼体的，都要剪下来贴在本本上，日积月累，已经攒了好几大本。他妈为这事和他爸不知吵过多少次，可他爸恶习不改，有时吵得凶了还动手打他妈，闹得左邻右舍都知道了。经张三一说，我们都醒悟过来，是呀，攒裸体画不是典型的流氓行为吗？那剪报不是典型的黄色刊物吗？这种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四旧，我们不去破谁去破？

于是一窝蜂地杀向王五家。到了门口又都有些胆怯，毕竟从小没做过破门而入的事情。李四在我们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大个头也最大，是我们这个圈圈的小领袖，自然要冲锋在前。他挥起小拳头敲敲门，大喝一声：“某某出来！”于是我们也都壮起胆子大喝“某某出来！”我们刚喊了两声，门突然开了，王五他爸站在门口，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不知这群小屁孩们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他厉声问到。见他一脸凶悍的样子，我们几个胆小的禁不住想开溜。

“某某，把你藏的黄色报刊交出来！”李四胆子就是大，关键时刻不怯场。

“什么黄色报刊？我没有！”王五他爸大声说。

“你蒙人！我们已经查清了，你一贯流氓思想，偷偷欣赏祼体画，还剪下来保存，限你五分钟内把它交出来，否则我们可要对你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李四的话把王五他爸惹火了，李四话音未落，王五他爸一个大嘴巴煽到李四脸上！“小东西，还敢教训我？”这一巴掌把我们全打傻了，“快滚，小心我找你老子！”王五他爸说完，哐啷一声把门关上了。我们你瞧我我瞧你，谁也不敢再上前敲门。李四捂着腮帮子，和大伙一块走出单元门，都有些垂头丧气。遛跶到大广场，正好一群中学生骑着自行车一阵风似的由大门冲进来，看样子是刚去破完四旧，个个意气风发。我们像遇见救星一样迎上前去，把去王五家破四旧挨打之事和大哥哥们说了，“啊？有这事？还敢打红卫兵？反了他了！走！”一声令下，大哥哥们率领我们这些小孩子重又杀到王五家，这下王五他爸寡不敌众，让一帮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打倒在地，我们则破门而入，在王五指点下找出了他爸收藏的祼体画册，这下人证物证俱在，王五他爸哑口无言。

那天晚上，十八号院破天荒地开了一个批斗会，印象中这应该是十八号院文革十年无数批斗会中的第一个。批斗会在食堂里举行，被斗者自然是王五他爸，他被红卫兵五花大绑，跪在两张摞起来的八仙桌上，四五个大院里的女孩子押着他，个个手持武装带，不断狠狠地抽在他身上，她们都和我姐姐差不多大，平常看上去都是温文尔雅的淑女，不知为何此刻都成了凶神恶煞。王五他爸被武装带上的铁头打得头破血流，几次瘫倒。在批斗会上发言的有王五他妈，有李四他爸，至今记得李四他爸发言中的一段话：“某某打了李四，就是打了红卫兵！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打红卫兵就是反对毛主席！”当时我想，原来当了红卫兵就像有了护身符，再也不会被欺负了！

三十三、

那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最疯狂的时期，老人家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还给清华附北大附的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革命行动”给予热烈的支持。信中还特别提到北大附的彭小蒙，使这个名字及另一个名字----曾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一时名扬全国。老人家在城楼上对宋的名字的评价：“要武嘛”，不但使她立即改名为宋要武，而且使“要武”之风席卷京城。老人家的“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语录，被我们烂熟于胸，并且被加上了更精彩的结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想让谁永世不得翻身，就得把谁往死里整。66年8月是我们内心里狼性一面的大爆发，各大院的孩子----特别是那些高干子弟----全都磨牙吮血，变成了凶残的猛兽，扑向自己的师长。那些重点中学，也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一个接一个发生血腥的惨案，头一个便是我的母校，副校长卞仲云，在8月5日那天被学生用带钉子的棍棒抽打，被开水浇烫，经三小时折磨而一命呜呼；这是京城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校长。其后殉难的校领导，还有八中的华锦、师大二附中的樊希曼、138中的张校长、52中的易光轸、26中的高万春、社会路中学的李培英、工院附中的彭鸿宣、月坛中学的萧静……，而北大附、清华附、师大附、四中等学校的领导，也都惨遭毒打只是幸免一死。

死在棍棒之下的教职员工则更多。当年曾看到一张小报，写了北京六中的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把一个音乐教室改造成监狱，在里面打死了好几个人。报上提到一个老校工，被他们推进澡堂，先用冷水浇，再用开水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终死去。报上登出死者的照片，肿胀的脸几乎不成人形，让我看了心惊肉跳。第六中学就在中南海旁边，以往从长安街经过这所学校时，我总要投入羡慕的目光，因为它和老人家的住地仅仅一墙之隔；可自从看了那张小报，每次路过它，我都会有些毛骨悚然，脑海里闪现着那冤死者悲惨的面孔。

羊二小自然也不例外。红卫兵揪出两个牛鬼蛇神来，一个是校长，一个是音乐老师。我的校长是个瘦瘦小小的中年妇女，说话细声细语，并无一点威严。揪她的理由，一是她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是她出身地主。由于她是女性，我们又是小学生，还没有中学生那样的狠劲儿，所以对她的揪斗仅限于“口诛笔伐”，还没有肉体摧残。而那个音乐老师就没那么幸运，一来他的“罪过”比较大，据说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二来他是男的，不易让学生产生怜悯。于是每次挨斗都被打得鬼哭狼嚎。记得复课闹革命时正是冬季，学生派他早起给每个教室拢火，有两个学生跟着监督。他有哮喘病，一到冬季正是犯病的时候，听着他呼噜呼噜地艰难地喘着气，在呛人的煤烟中剧烈咳嗽，我真有些于心不忍；而一些孩子却时不时地踹他一脚打他一拳，训斥他在偷懒。

当然暴行并不局限于学校，红卫兵更向往杀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学艺术界。文化部早被老人家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其中必有大量牛鬼蛇神。于是那些名作家、名演员均难逃厄运。于8月中沉沦的最有名气的当属老舍，因不堪羞辱跳入太平湖，当时误传为投玉渊潭自尽，以至我在那个夏天到玉渊潭游泳时，总有些忐忑不安，生怕撞上水中的冤魂。冤魂自然不止老舍一个，像文艺理论家叶以群、作家孔厥、翻译家傅雷、报社总编储安平、钢琴家李翠贞、诗人陈梦家、京剧艺术家言慧珠、文艺评论家马铁丁、记者刘克林、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刘盼遂、历史学家李平心……，在那年8月前后的“红色风暴”中殒命的文艺人士及高级知识分子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的一串。

那时随处可见批斗黑帮的人群，皮带横飞，血肉四溅。牛鬼蛇神个个头戴高帽，弯腰触地，额头涂墨，还要不时“嚎”上一首“牛鬼蛇神歌”，记得那歌词是：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好在十八号院的孩子虽也有狼性，但毕竟人性一面还未完全泯灭，除了批斗过王五的爸爸，在院内并未有更多作孽。而十八号院有解放军站岗，外面的红卫兵也不可能跑到院里来造反，所以与社会上的血海腥风相比，十八号院倒也还算波澜不惊。但在红卫兵破四旧时，父母也曾紧张了一段。有一天妈妈跑回家来，说党办的人今天要到各家检查破四旧的情况，要爸爸赶快准备一下。于是书柜里的古书全藏进几个樟木箱里，明处摆的全是马恩全集鲁迅全集和毛选；爸爸喜欢国画，家里挂着些齐白石的虾米和花鸟，妈妈将它们一股脑全收了起来，换上老人家的画像；可光有画像，没有老人家的语录，还是不够“突出政治”，现去街上买怕来不急，爸爸毛笔字写得不错，干脆自己手书若干语录条幅贴于室中，总算将党办的人应付过去。

十八号院里，自然界的一切依旧正常运转，鸟仍在树上啼，花仍在草上开，雨前的蜻蜓、风后的蝉鸣、东门外的河流、西窗内的晚霞，一切都按照自有的轨道周而复始；可这一切都不再像往日那样吸引我的目光，因为社会的动荡太过激烈，一天一个样，令我目不睱接，更令我兴奋不已。我忽然知道了人原来可以这样活着：不必服从权威，不必害怕闯祸，不必完成枯燥无味的作业，不必遵守以往的一切清规戒律；学生是上帝的宠儿，学生运动是天然的合理和正确；当天安门广场涌动着百万人组成的红色海洋时，我甚至相信，世界革命成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三十四、

正所谓物极必反，红卫兵运动经过“红八月”的疯狂，便逐渐走了下坡。许多“老红卫兵”开始失势，代之而起的是另一股政治力量：“造反派”。红卫兵兴起之初，骨干多是高干子弟，凭借老子位高权重，自以为文革的中坚力量，其斗争矛头指向的是那些“黑五类”，还编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成立了“西纠”“联动”等红卫兵组织，专搞针对地富反坏右的“红色恐怖”。孰不知老人家发动文革并不是要整下面那些蝼蚁之辈，老人家的目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而老红卫兵们引以为自豪的革命老爹，上至元帅和国家领导，下至部长局长之类，其实在老人家眼里，都是刘少奇这棵藤上的瓜，是一窝里的蚂蚱，随着运动的深入，大官小官纷纷倒台落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编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人，自己却应了这句话，由好汉变成了混蛋，正所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于爹妈成了批斗对像，老红卫兵们十分不满，因为从小就不曾像黑五类子女那样夹着尾巴做人，趾高气扬惯了。如今忽然落难，总要竭力反抗。于是大群的干部子弟纠集在一起，冲冲杀杀，竟闹到冲击公安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结果一股脑被抓进了班房。最后江青出面将“革命小将”们保释出来，严词训诫，使老红卫兵唏嘘不已。记得当时有个顺口溜，前两句好像是：“常忆当初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后两句记不清了，大概意思是如今虎落平阳，狡兔死走狗烹了。

树倒猢狲散，文革中第一个杀上政治舞台的老红卫兵们开始落寞，十八号的大孩子们也失去昔日的风采，或出去逍遥，或闭门思过，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十八号并未因此平静，反而更加喧嚣，因为一股新生力量又杀上舞台，那就是“造反派”。

造反派是随着“一月风暴”杀出来的，大多是年轻干部，出身好又有政治野心的一拨人，他们的斗争目标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7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明确宣告：“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这是向当权派夺权的进攻号角，于全国来说，最大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于十八号来说，最大的当权派就是王稼祥。所以进入67年后，十八号院围绕着夺权与反夺权，“保皇”与“造反”，展开了一场激烈厮杀。一时间口号震天，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昼夜咆哮，原本风和日丽的十八号，竟成了刀光剑影的战场，文革的烈火，终于从社会上烧到了大院里。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25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红军时期即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34年即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上，力挺老人家担任党和红軍领导人，被老人家多次赞美“关键一票”；遵义会议后，他与老人家、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49年任新中国首位驻苏联大使，51年回国到十八号当部长，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从外貌看，他面容消瘦，总一副金丝眼镜，颇有学者风范。他青年时流苏学习，英语俄语均很好；长征中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刮骨疗毒”，动了八小时的手术，被传为美谈；62年他大胆建议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被剥夺领导权。

有康生插手，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王稼祥在“一月风暴”中成为十八号造反派首先批斗的对像。王稼祥挨批，我父亲跟着倒霉，因为十八号建部时，父亲任过王部长的政治秘书，自然属于一根藤上的瓜。于是开批斗会时，造反派点名要父亲“揭发”王部长的“反党罪行”。王稼祥从不曾反党，父亲自然“揭发”不出什么，何况任政治秘书的时间也不长，实在算不上“嫡系部队”。王部长还有一条好处：历史一清二白，既没有被俘过，也没有脱离过革命，除了疗养伤病，一直工作在革命第一线，虽职务有起有落，但凭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老人家对他还是赞誉有加，造反派也不敢把这位老革命一棒子打死。

整王稼祥整不出啥名堂，就转而整他老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也是老革命，15岁便协助父亲为地下党做事，后到延安在王家坪和杨家岭医务所当所长，给白求恩当过助手；24岁嫁给王稼祥，他们住的窑洞与老人家的窑洞紧挨着，做邻居做了八年，被老人家称为“模范夫妻”。要说这样的经历，也实在没啥好整的，造反派只得批她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因为她当过大使夫人，家里自然比较讲究，爱干净，穿着也比较“洋”一些，于是被斥为“资产阶级老妖婆”，可家里的事外人怎么知道？只有动员保母出来揭发，保姆是谁？是我的邢阿姨。

开篇第三节讲过我的邢阿姨。在我家当保姆被组织看上，派去给外宾带小孩，后来就被派到王部长家当保姆。于是批斗朱仲丽的大会上，邢阿姨被造反派叫到台上，要她“揭发”“老妖婆”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这可苦了我的邢阿姨，她哪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本来人胖就爱出汗，这一下站在台上，吱吱唔唔说不出，满头汗水往下淌。

“小邢，你不要怕！有啥大胆说！”邢阿姨是工勤人员，属于革命阵营中人，造反派倒不敢对她发火，只能拼命诱导。

“嗯，她、她每天早上喝牛奶，还、还爱用香水！”邢阿姨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那时牛奶有限，香水也不是一般群众用得起的，在邢阿姨眼中觉得是太奢侈些，可造反派却并不满意，“就这些吗？你再想想！有没有更严重的！”邢阿姨想了半天，脸都憋红了，最终摇摇头，她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来。这实在让造反派大失所望。

三十五、

造王稼祥的反没搞出太多名堂，造反派退而求其次，把矛头指向了副部长。副部长有好几个，其中主事的有两位，一个刘部长，一位伍部长。那时造反派揪走资派并不一锅端，常在领导干部中选一个支持本派的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以示并非似李奎胡乱抡起板斧齐头砍去，还是很讲政策很有策略的。可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揪谁保谁难免意见分歧，于是各地方各单位的造反派往往在揪谁保谁的问题上发生纠纷，成了两派。两派开头只是写大字报或大辩论，属于“文攻”；但随着矛盾激化，嘴巴上吵吵不过瘾，便动起手来，变成了“武卫”。由“文攻”到“武卫”，几乎是各处造反派必然经历的过程，十八号自然也不例外。

是“保刘反伍”，还是“保伍反刘”，成了十八号院里的“哥德巴赫猜想”。争论的大字报一层一层糊在木棚上，厚得几乎快成了铠甲；高音喇叭一天到晚吵闹不休，让人的耳朵磨起了茧子。主张“保刘反伍”的造反派以年轻干部为主，其组织叫“革命造反总部”，主张“保伍反刘”的造反派以工勤人员为主，其组织叫什么名字我已忘记，当时孩子们简称这两派组织一个叫“总部”，一个叫“工勤”。其实刘伍二位都是老革命，刘部长是25年的老党员，搞工运出身，当过全总副主席；伍部长23年入共青团，30年入党，军人出身，当过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和沈阳卫戍区司令员。两人在十八号院共事，按说一文一武，若能效廉颇蔺相如之同舟共济，或许十八号还不至于天下大乱。

那时我还小，搞不明白刘伍二部长有啥矛盾，导致造反派分裂成两大阵营。那时管保护“走资派”的人叫“保皇派”，总部骂工勤保皇，工勤反过来骂总部保皇，大院里处处成了大辩论的战场。总部多是年轻干部，肚子里墨水多些，耍嘴皮子自然比工勤人员要强，每次辩论工勤一方总是落了下风。工勤加然嘴皮子笔头子不如总部，但个个身高力壮，打架占便宜，最终大辩论成了全武行，“文攻”演变成“武卫”，即武斗。

武斗是文革中最惨烈的一幕。全国最早的武斗大概要数66年12月29日上海“工总司”对“赤卫队”的围剿，而进入67年后全国各地武斗之风愈刮愈盛，武器已不局限于刀枪棍棒，连坦克车高射炮都派上了用场。67年2月28日的青海赵永夫事件死173人，8月28日宁夏青铜峡事件死101人，5月的“重庆武斗事件”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一连数日，嘉陵江上都可见到漂浮的死尸。幸好十八号院是在天子脚下，首善之区，武斗仅限于拳脚，没有重大伤亡。但庙小神灵大，十八号院一次小小的武斗，竟然惊动了共和国的总理！

前面说过，十八号像是水泊梁山，住着一些异国他乡的好汉。这些梁山好汉吃饱饭没事干，便也跟着造反派裹乱，搀和到派性之争中去。别看都是“外宾”，中国话说得挺溜，毛主席语录背得也是滚瓜烂熟。因为和工勤人员接触多，观点就倾向工勤一方，大辩论时也帮着工勤说话。等到双方动手来，竟也帮着工勤打架，这真叫“战端一起，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管你什么内宾外宾，统统格打无论。结果外宾也被打得鼻青脸肿。外事无小事，这事上达天庭，竟惊动了周总理。

记得是个冬季的傍晚，一个消息在十八号院不胫而走：周总理来了！孩子们都跑到大广场，那里已被一队解放军戒严了。我们站在警戒线后面，伸着脖子眺望新办公大楼，只见几辆红旗轿车停在大楼正门外，楼内灯火通明，只是看不到人影。天气很冷，剌骨寒风吹得脸上生痛，我们坚守着，都希望总理出来时能看他一眼，总理在我们心目中有崇高威望。“总理来干嘛呀？”我问Y哥；“听说是为外宾挨打的事，唉，一天到晚四处救火，总理非得累死！”Y哥感叹到。

当时我岁数小，不明白Y哥所说“四处救火”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总理真是太忙了，连两派打架的事也要亲自来处理，就是三头六臂也不够用呀！正在想着，忽听小伙伴们喊起来：“出来了！出来了！”我定盯看过去，隐隐约约看见几个人从门内走出，依次坐进轿车里，哪个是总理一点没看清。红旗车缓缓驶出大门，记得那时天上有一轮寒冷的明月，照着车队驶去，月光下孩子们相互询问谁看清了总理？结果都很失望。

这大概是我与总理距离最近的一次。文革中沾武斗的“光”，我在十八号院还见到了另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蒯大富。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派。一派以蒯大富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总部”，俗称“团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俗称“414派”。两派的人员则分别称为“老团”和“老四”。1968年4月23日，两派学生终于兵戎相见，在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十八号办公厅主任的女儿是“团派”的总部委员，被“414派”抓去关了好多天，最后绝食七日奄奄一息，“414派”动了恻隐之心将她释放。属下获释，蒯司令自当前往慰问，于是一天蒯大富的轿车开进了十八号。

听说蒯司令大驾来访，十八号的孩子们一窝蜂地涌到办公厅主任的家门口，想看看这个蒯司令是何人物。蒯在清华造反起家，率先炮打工作组，还与手下绘制了《百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流传甚广。十八号的大孩子多算是高干子弟，对蒯大富没什么好印象，小孩子们也受大的影响，一块起哄架秧子，在门外高呼蒯大富的名字，要他出来。蒯见事不好，匆忙奔出钻进小车，却不想后轮胎已被孩子们撒了气，弄得蒯司令哭笑不得。

三十六、

建国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总是会伴随着一连串的人名，像建国初期的高饶、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彭黄张周、文革中的刘邓陶、彭罗陆杨、杨余富、王关戚、黄吴叶李邱、林陈、王张江姚等等。其中最有戏剧性、最令我目瞪口呆的，是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文革战将曾经大红大紫，一夜间又进了班房，演绎了文革中最荒唐的一幕。

王关戚事件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王力是十八号的副部长。

王力在十八号的副部长中是小字辈，39年入党，到十八号当副部长时才42岁，与王稼祥及刘伍二位副部长在资历上差得远，可名声显赫又压到了各位老前辈。其迅速走红源于康生的提拔，抗战时期康生曾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王力正好在康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文化水平较高、文笔好、聪明能干、工作努力，很得康生赏识。建国后王力一路春风，由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到中共中央国际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到《红旗》杂志副总编，到十八号的副部长，到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其飞速上升的势头，堪与火箭上天相比。与外人说到十八号，不知王稼祥、刘伍等副部长的甚多，而一提王力，几乎无人不知。

67年盛夏，天气正热得人心烦意乱，十八号院里“总部”和“工勤”为揪走资派的事正打得不可开交，忽有一天满院贴出大标语：“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回到北京！”“百万雄师反对中央文革绝没有好下场！”“陈再道支持反革命组织罪该万死！”奇怪的是不论“总部”还是“工勤”，刷出的标语完全一致，这让我们这些看惯两派吵架的孩子们颇感到有些新鲜。“咋回事？王力去哪啦？百万雄师是干什么的？陈再道是谁呀？”孩子们莫名其妙地互相打听着。

很快就从大孩子那里听到了许多传闻。先是说百万雄师是武汉的群众组织，7月20日包围了武汉的东湖宾馆，抓走了中央派到武汉解决派性之争的王力，差点把王力打死；后面听到的传闻就越来越邪乎，有说是老人家去武汉游泳，住在东湖；百万雄师得知消息想让谋害领袖，几十万人长矛砍刀，将东湖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关键时刻王力挺身而出，“舌战群寇”，转移了歹徒们的注意力，被百万雄师绑架到武汉军区，后竟偷偷逃了出来。又有的说一切都是陈再道所策划，陈一脸麻子，人送外号陈大麻子，红军猛将，授上将军衔，枪法弹无虚发，因支持百万雄师受到主席批评，怀恨在心，竟动用警备师持枪荷弹，杀到东湖意欲谋害老人家。多亏王力足智多谋，引开陈再道，力保主席脱离虎口，其中情节，简直比金庸的武侠小说还要精彩。

王力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而中央给他的礼遇也是前无古人的。当他由武汉返回北京时，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总理陪主席到武汉后本已回京，7.20东湖宾馆出事后，总理火速返回武汉，亲自布置主席的转移，又四处查找王力下落。直到见了王的面，和王拥抱，同王贴面，流了眼泪。总理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的专机后飞。到北京后，他让王力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谢、王。当腿上绑着石膏和绷带的王力出现在西郊机场时，欢迎“英雄”王力的人群中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口号声。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谢、王二位“胜利回京”的喜讯；7月25日又在天安门举行百万人集会，“最热烈地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最坚决地声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日报》社论）。

那些日子满城张贴的大标语都是欢呼王力，痛骂百万雄师。我们拿着粉笔头也在墙上东写西画，将百万雄师写成“百万雄狮”、“百万熊师”、“百万熊尸”、“百碗熊屎”……，一切想得出来的贬意谐音字都用在百万雄师身上。

谁也没想到，仅仅一个月时间，满大街忽又刷出大标语，而标语内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欢呼王力，变成打倒王力！不单打倒王力一人，还有关锋戚本禹。由中央文革的英雄，一下变成反党反革命，这个转变实在让人瞠目结舌。十八号院的造反派也满大院贴出大字报大标语，把王力骂得狗血喷头，什么“‘揪军内一小撮’的罪魁祸首”，“王八七讲话是棵大毒草”，“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没有好下场”等等。我们小孩子看着这些大标语，谁也讲不清是咋回事。只是从大哥哥们口中，零敲碎打地听到些消息，似乎王力是乐极生悲，在八一社论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惹得老人家大怒，高呼“还我长城”，于是座上宾成了阶下囚。我们听了不免嘘唏一番，叹息物极必反。

文革结束后，看到一些回忆王关戚落难的文章，才知当时的具体情况。王力回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总理对王力的看法发生转变。8月25日，总理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总理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老人家看。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老人家也知道了。此时他意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老人家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老人家看。8月26日上午，老人家对杨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老人家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有了上方宝剑，26日晚在钓鱼台，总理以“开碰头会”为由，将王关戚召到钓鱼台，当着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逐字逐句宣读了老人家的口喻，并让解放军战士逮捕了王关戚三人（对外称“请假检查”）。王先被软禁在钓鱼台，后转禁西山，又入秦城监狱，从67年一直关到82年获释。这位十八号“年轻有为”的副部长，在铁窗中度过自己最应“建功立业”的年华，回首往事，定当悔恨不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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