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柳铁地区的一次冒死上书
作者：碧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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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柳铁地区的一次冒死上书
作者：碧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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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柳铁地区的一次冒死上书 前言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是很难体会到广西1968年区革委会成立及稍后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前前后后那几年的情景了。那是极度的恐怖，极度的压抑，也是极度的绝望。大批的人被抓捕，被批斗，被关押，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轮到你……工厂的车间，学校的教室，机关的办公室，随处可设为关押人才的监狱，批斗人的会场。和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罪名相关，或者与这些相关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邻居，八杆子打不着的社会关系，和他们参加同一个群众组织的人，或者，只要你是所谓“站错了队”（即参加“422”）的人，哪怕你只是一般群众，哪怕你尚年幼无知，都没有任何安全感，都被封死了任何发展的路。而且，你看不到任何有改善这种情况的希望。人人如惊弓之鸟，个个噤若寒蝉。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原柳州铁路局的四名机关干部——柳州铁路局监察室人民检察员傅德怀先生，柳铁工程处政策研究室指导员罗时明先生（已去世），柳州铁路局原党委书记张炎的主任秘书周继文先生（后调任呼和浩特铁路局任生活管理处副处长，失去联系），柳州铁路局白沙水泥厂的财务主管萧贻堃先生（已去世），在一打三反运动再次对原422群众大肆惩治的时候，凭着对苦难同胞的深切同情，凭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不顾个人安危的道德勇气，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上书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反映广西情况。 信的内容，除了对耳闻目睹的广西乱杀乱捕镇压群众的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反映，同时对造成这一切的直接原因——1968年的“7 .3”布告，作了确有根据的质疑。挑战这样一份在当时具有最高权威性的红头文件，需要正视事实，说出真相的极大勇气，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牺牲精神。 他们反映的情况，几经曲折和风险后，被收入中央档案馆，后来成为胡耀邦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主持广西文革“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最先了解到的事实依据。 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的那场“处遗”，以大无畏的精神，排除巨大阻力，使数以百万计的冤案得以平反，十数万被屠杀被吃掉的冤魂得以昭雪，数百万被打击早期是无端打入另类的人们重新直起腰来做人，具有极其重大的人道主义意义，必将在历史上久远的发出夺目光辉。而傅德怀、罗时明、周继文、萧贻堃四先生，以布衣身份，奋力一击，给那片如磐暗夜捅出一个窟窿，助前进的历史一把正向推力，无数在那场浩劫中冤死的和受难的同胞定会感谢他们。明人张溥说，“匹夫之有重于社稷”，诚如是也！ 笔者得知这一事实后，感于他们的精神，尤体会到个人的理性抗争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经王反修先生和杨建平先生帮助，得以访问当事者之一的傅德怀先生，写下这篇笔录。 四人中，笔者认识的只有萧贻堃先生。当年他对中学生的我多有关爱。但那时少不更事，总以为萧先生“右倾”，对他的良言多不以为然。现在萧先生已不幸早逝，谨向他的在天之灵表达我的敬意，愿他安息。
傅德怀 口述 碧琼子 记录 一九七二年，一名被关押在铁路运输学校逼供审查的机务段青工跳楼自杀。这事又一次引起我的深思。1971年开始的“一打三反”，再次对原422派的所谓骨干大肆抓捕，关押，逼供。当时，我（傅德怀，中共党员，柳州铁路局监察室的人民检察员），罗时明（中共党员，柳铁工程处政策研究室指导员，副科级），周继文（中共党员，柳州铁路局原党委书记张炎的主任秘书，后调任呼和浩特铁路局任生活管理处副处长），萧贻堃（柳州铁路局白沙水泥厂的财务主管）等四人，对1968年以来，广西全区各地发生的主要针对广西“四二二”派的干部和群众的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残酷迫害，十分不解，非常义愤。许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剿灭，随意抓捕，杀人、强奸，甚至杀活人吃心肝、吃肉。柳铁地区也是对一派群众大肆迫害，到处私设牢房，对422派群众干部抓捕，批斗，毒打，多人被无缘无故抓进拘留所，滥施酷刑，却不判也不放。一个学生组织头头，是一名中学生，只因受一篇所谓反动文章牵连，被抓进卫戍区，到处残酷游斗。我们深知受害者都是普通工人，干部，学生，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革，虽然在运动中可能有错误，但都不是坏人。这种情况，以所谓“七三布告”发布后尤为酷烈。 我们在一起讨论思考分析后认为，广西文革两大派，一派“支韦”一派“打韦”（“韦”指韦国清），“四二二派”是“反韦”派。对422如此血腥镇压，韦国清逃不了干系。他已成为广西的土皇帝。他对群众的镇压，其手段之残酷只有奴隶主对奴隶可堪比较。而这种情况，又以所谓“七三布告”发布后最为集中和突出。尤为酷烈。打着贯彻落实“七三”布告的旗号，各地多有发生对“四二二”的聚居点的武装剿灭，对“四二二”派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实行抓捕屠杀。而七三布告中所陈述的情况与事实多有不符，并且完全回避前后背景。 面对这系列问题，我们越来越觉得中央及中央文革发布的“七三”布告，是广西的大阴谋家、大黑手为血腥镇压异已而刻意制造的。是欺骗要挟中央、故设陷阱、嫁祸于人的产物。于是，我们决定向毛主席、周总理上书，反映广西残酷镇压屠杀群众的情况，以及“七三”布告所定“反革命”事件存的严重失实的问题。 我们上书的主要内容的第一部分，根据我们所见所闻，反映广西68年以来特别是七三布告之后，发生的残酷镇压屠杀群众事件。此处从略。 第二部分，反映“七三”布告所定“反革命”事件所依据的事实的严重失实的问题。 一、关于“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这一事件的真相是：1968年6月1日上午，柳铁“工机联”（422派）所在的柳铁文化宫后面大楼的个别人员，与“钢联指”，所在的铁路技术馆的个别人员，由短时间相互射击（这都是个别人的行为，此前从技术馆往文化宫打冷枪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枪一响，“钢联指”就组织所有在柳州铁路局机关及调度所的行车调度指挥人员全部撤离生产工作岗位。当日中午，又以“保命”为由全部撤迁到柳北。由于调度所人员、所有调度主任和调度员都是清一色的“钢联指”成员，调度指挥人员一撤，铁路运输立即中断。同时，借口防止“工机联”过河武斗，在柳州火车站的北头道岔处，颠复一台机车，压断线路，并拆卸两节钢轨，铁路交通由此破坏。事实真相如此。七三布告后，原工机联的主要头头，都被抓捕入狱，经受了数十场残酷批斗和反复审查，也未发现他们中有任何坏人有“中断运输”行为。“中断铁路运输”与柳铁“工机联”毫无关系。倒是“工机联”的头头们，发现铁路运输中断后，组织技术人员起复机车，修复铁路，并开通柳州南线、西线的客运专列。 把“破坏铁路运输”的反革命罪行，裁在广西“四二二”派头上，是天大的冤枉。中断铁路运输达两个多月，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损失，但事情发生了几年，其间经历了对工机联群众疾风暴雨时代的残酷打击，和挖地三尺的反复审查，却一直没有找责任人。这表明中断铁路运输的真正犯罪分子被有意包庇下来了。 二、关于“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此一事件的真相是：抢夺的是柳州火车站十股道上已停摆140多小时的军列，而非援越物资。 1968年5月15日，由沈阳站发往凤凰站（靠近柳州车站47公里，一个铁路区间）的军用专列，挂有两个客车，一个装有吉普车的平板车，5个炮弹车，8个子弹车，到柳时调度安排进入10股道，在这里停摆了6天。5月20日，柳铁工务段的一名叫杨建平的工班长，发现该军列后，告知柳铁“工机联”的头头王反修等人。当时的背景是：从68年以来，“联指”在广西各地到处围剿“四二二”。工机联此时基本无枪。有的少数几支枪，均系到云南买来缺少零件的破枪，经工人修理后勉强能用。面对危机形势，王反修等人决定抢夺军列，以应对剿灭。由个人承担责任，以换取“工机联”群众的生命安全。决定后，即由柳铁机务段的一名司机，用调车机将8个子弹的车皮挂摘，送入就近的冷冻厂。卸下8个车皮全是清一色的56-1式子弹。王反修以李向阳之名，写下收条：“今收到沈阳军区56-1式子弹11800箱，17000万发。”第二日，在柳铁军管会的说服下，又送还了两个车皮。 此一事件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该军列所载，是沈阳军区发往凤凰仓库的物资，王反修也向沈阳军区写下了收条，因此，只能说，抢夺了沈阳军区运输途中的军用物资，而非“胆敢抢劫援越物资”。至于军事领导机关，计划安排该批物资作为援越物资，那是还在计划中的事，当时尚未发生，抢夺者无从知晓。将尚在运输途中的物资，说成是援越物资，其性质就严重多了。 二是该军列载有5个车皮炮弹，8个车皮56-1式子弹，有关军运机关本应高度重视。后来又说计划做援越物质的。那么，到达柳州后本只需再行驶一个多小时即可进库，为什么压下来，一天又一天地停摆在柳州火车站等着，在只有几个押车人员看守的情况下，一直停摆了140多个小时？而且。在当时两派对峙，武斗频仍，枪枪频仍的时间和地点，这岂不是等人上门抢夺？这很有故设陷阱，蓄意扩大事态的嫌疑。 三、关于“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此条主要指1968年5月25日在柳州铁路地区发生的抢夺武装收缴部队的枪枝的事。5月25号清晨五点多钟，从越南回国休整的高炮独立师，奉命来柳铁地区收缴5月21日所抢夺的56-1式子弹。部队宣称是收缴援越物资。收缴部队拉开了架式，每隔20米就有一名持枪战士形成一个包围圈，部队的宣传队在人群中宣传：“部队此次是来收缴援越子弹的，希望大家配合。”由于当时两派严重对峙，此系单边收缴武器，由此引发群众辩论。很快自发地形成了反宣传，异口同声表示：“广西联指和武装民兵对我们（四二二）实行武装剿灭，离柳州城区十公里就进驻有武装民兵，不知哪天就会打过来，我们抢子弹是为了保命。……”气氛很快炽热化，包围圈的战士反被人群包围。几乎没有先后之分，全部持枪战士的枪枝很快被一抢而光。抢光了。 原来收缴部队配带的全是没有压子弹的空枪，又进入密集人群之中，毫无自卫还击之力。这时也很蹊跷：既然前面刚有大批子弹被抢，收缴子弹时又为何一律佩戴空枪？只要有部分士兵配有子弹，遇意外紧急情况时，至少可以对天鸣枪警示，而不致使事态恶化到后来的情景。居然调配一个师的空枪任其被夺，匪夷所思。 1968年7月下旬，独立师的领导在柳州支左与我交谈时谈到此事，我说：“当时既用‘空枪’收缴，何不干脆徒手呢？”他表示“部队是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言下之意，是指挥者决策的。个中缘由，颇具想象空间。 所列“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系68年5月底，柳铁电务段一名学徒工陈日福，因开汽车不慎而撞伤一名6984部队的战士，后该战士伤重不治而亡。这是过失，而非反革命杀伤。 有了“七三”布告后，广西军区、区革委通过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了九篇社论，号召革命派向“阶段敌人”发动最猛烈的坚决进攻，刮起十二级台风。事实上将支持韦国清的广西联指及各县市联武装民兵，作为“革命派”，将反对韦国清的广西四二二派视为“反革命派”。他们公开调动全区部队，公开与群众组织联指一起，疯狂血腥屠杀“反韦”派，公开血腥镇压异已。以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为由，究竟屠杀了多少“反韦”派，我们当时估计是数以万计。（现在根据各方面公布的数字折中，约十五万）还有一大批被关押的“反革命囚犯”，这两批人的家属亲朋合在一起，将是一个以百万计的人群。如此骇人听闻的现实，以使广西倒退为奴隶主专政。 综上所述，七三布告依据的所谓事实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且疑窦甚多，贯彻七三布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而且这种观念后果还在继续延续。我傅德怀、罗时明、周继文均系中共党员，肖贻昆是党外积极分子，四人都是科以上干部。严峻的现实使我们日夜不宁、日夜不平。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我们痛下决心，决定冒死一搏，上书党中央和毛主席，恳请中央重新审视七三布告，重新审视广西文化大革命。 我们深知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无数冤魂的哀号日夜萦绕在我们心头，许多无辜被捕关押，戴上反革命帽子的昔日同事战友，他们无端成为专政对象，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恐怖结局，令我们难以熟视无睹。我们心一横，想，反正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再死我们几个也无所谓。 于是我们以“广西壮王实行奴隶主专政，挥舞“七三”布告这把杀人刀，血腥屠杀镇压异已”为题，写了几十页材料，反映广西情况。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慎重的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投寄出去之后，既不见退回，也不见答复—— 我们先投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石沉大海。 又投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又是石沉大海。 再投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石沉大海…… 怎么回事呢？是渠道不畅通，没有收到，还是中途被拦截了？但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没有收到吧…… 我想起过去给领导写材料，因为他们都很忙等种种原因，大都不愿意看长篇大论，也许是我们的材料太长了，他们没空细看吧？我就把材料压缩成只有一页的扼要，再把事实另作附录附在后面，在正文的相关处注上“见附录某某页”，但仍是是石沉大海。 怎么办呢？情急之下，我给上海市革委会写信，说几年来我们多次向毛主席报告，但材料都无法上达。现在广西杀人如麻，实行奴隶主专制，我是一个195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根本问题上，现在冒着杀头的危险，给你们寄送材料，请您们在王洪文副主席来上海时，请他转呈毛主席。当时我为了写材料而在家吃劳保，整天为这事殚精竭虑。考虑到领导的阅读习惯，我反复整理、归纳，先写了2页扼要，再附上一个详稿。不到半月，上海回函，说材料已面交王洪文。现得悉，“中央领导已阅批，请有关领导阅处。”（这原件在后来我挨整的时候被收走了），但一直没有听到怎样处理的消息。 “四人帮”倒台后，自治区把我们定成“小四人帮”。安平生从云南打电话给铁路局，说我们四个人，人数少，能量大。把我整了大半年，反复追问是否还有别人写信。我告知以实情，目的就是为了上呈党中央毛主席。随后，公安人员取证我双手十个手指的全指纹，我料到情况不妙，随即签注“党员给党的主席写报告何罪之有？”后来他们以区党委组织部出面，查到我写的东西，已经进了中央档案馆存档。我心定了，不久，才解除隔离关押。 到了1983年胡耀邦亲自领导和主持了广西的文革“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文革柳州联合处遗小组长韦章平同志（广西大学的）告诉我，中央最早知道广西情况，就是通过我们的信。此外南宁也有十名大学教授联名就广西问题写了投诉信。 韦章平同志告诉我，本来准备要改组铁路局，考虑让我进入铁路局。但后来铁道部长段君毅不同意，说怕影响铁路运输安全。是否进入铁路局我无所谓，那不是我的初衷。但在那个恐怖的时候，我和那几位同志（罗时明，萧贻堃两同志已去世，周继文同志调呼和浩特后失去联系）将广西的真实情况冒死上书，请求中央重新审视广西文革，推动了广西处遗，为受残酷迫害的人们呐喊了一声。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报告中所提到的原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曾被判了十处徒刑，“处遗”后恢复了干部职务，还担任中层领导工作。发现军列的杨建平，关押了几年，平反后也恢复了工作。学徒工陈日福，也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又快乐地开着汽车……看到这些，我活着很开心了。
在1983年“处遗”时，据“处遗”工作组透露，关于“521”，中央查1968年被抢军列的有关情况，发现相关的铁路运行图已经被毁，查不到任何资料。 关于“525”，“处遗”时有人找到广西军区原司令员欧致富，问他为什么525收缴子弹的部队只配空枪，不配子弹？欧支支吾吾地说：“他们多的是子弹嘛，还配子弹干什么？”无意中泄露了让部队配空枪收缴子弹，就是为了诱使工机联群众枪枪，以扩大事态，进行政治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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