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个“文人”旧友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四人帮”刚刚打倒，文化活动百废待兴。那时的文学青年除了《毛选》、《鲁迅杂文》，再不就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其它简直无书可看——想看又哪里找去呢？

我们是一个有数千青年职工的大企业，是“老三届”猬集的地方，爱好文学的人自然不会少。1977、1978年我就写了几篇小说和一部电影剧本。1978年以后各省开始有了杂志，于是我就千辛万苦地把自己的文章誊写好，投出去。可是，没过多久就被邮递员陆陆续续递解回来了。退稿信总是先夸奖一番，说作品写的如何如何好，最后便是“遗憾”，因为这一点点遗憾，只好暂时不用。总是叫人觉得差一点就要成功了。于是，在伤心、失望的同时，我心里还是有所不甘，还是想写下去。

不料，就这样我在单位里出了名，一些文学爱好者逐渐向我靠拢，不知不觉我的身边有了一大帮文友。于是大家就创办了“读书会”，朋友们经常在一起谈谈文章、杂志、学习的个人心得。在绝对民主的情况下，大家公选我当了第一届“秘书长”。有个姓马的朋友想取代我，总是暗地里捣鬼，大家越来越不自在，后来终于作了鸟兽散。

马是单位里很有名气的一个大才子，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指天划地；论起国家兴亡，总是慷慨激扬。因为家庭成分不好，（——那个时代就是专搞这一类的鬼东西！）组织上并不重用他。马总是想突围，总是想立功，总是想找个机会爬上去。1976年夏末，关于江青的逸闻在社会上暗暗流传，马的老婆听到了，悄悄地在枕头上与他说了这个事。没过几天，上面开始全社会动员追查“反革命谣言”。中央文件传达后的当天，马就向党组织“检举揭发”了自己的老婆。专案组随即成立，就要抓马的老婆了，江青挨“隔离审查”了——她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马的老婆总算逃了一命。

1980年的时候，马的老婆找我谈了这件事，叫我来评判是非。我正在吃饭，当即折断了筷子，发誓从此与马绝交。

“读书会”里有一个与我交往最好的朋友，姓陈。矮矮、胖胖的身材，为人憨厚，但很喜欢吹牛。那时我就有雨天必找朋友饮酒的习惯，每次都会邀请他。我为人话少，但喜欢看别人夸夸其谈，我一向认为这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维持了十几年，直到我的挚友黄家平去世。黄给我看稿最敢直言，黄为人也倔强刚烈，正直忠诚，满腔热血，与我的性情如同一人。可惜他相信自己父亲的话吃错了药，肾中毒死了。陈当时拿了黄的一些钱（相当黄两年的工资），谈恋爱全花光了，黄死后，陈躲着黄的妻子，一直不结这笔帐。黄的妻子找到我哭诉，我愤怒地把陈训斥了一顿，逼陈结了帐，从此也与他绝了交。

“读书会”里当年还有一个活跃分子，姓窦。大高个，大眼睛，面容长得很象女人。他的文章最多，但我最不想看。因为窦的东西都是写男女之事的，缠绵腻歪，没完没了。我最不喜欢此类东西，出于友情又不能不看。窦还非常得意，认为文采出我之上，经常开导我：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你那些保尔?柯察金式的东西在现代中国不会有希望！

九十年代初，已经四十岁的窦竟然奸污了一个未成年女孩。公安局抓了他，判刑后押到单位宣布罪行。因过去有过交往，我感到耻辱，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何必这样不自重！

如今，马开了一个“手掌文化店”，专门给人看相、算命。陈一事无成，麻将桌上消磨时光。窦已经出狱，在街头上摆个小食摊挣钱糊口。

今年初，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马得知我近些年的成就，不无感慨地说：唉，所有的这些朋友都放弃了初衷，就只有你没有放弃，你有成就是必然的、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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