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知青》电视，说“知青”往事（三）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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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知青》电视，说“知青”往事（三）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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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知青》电视，说“知青”往事（三） （31）想起了下乡第一夜的狗叫 电视剧播出一大半了，涉及东北、陕北、山东三地农村，都没有出现狗，只是铁路小站的杨秉奎站长有一只唤作“老伴儿”的狗，偶尔在镜头前露脸，直到兵团战士到中苏边境值勤才有了狗的戏份。我在（六）的“（22）想起了给狗喂药”里，回忆过当年在云庄与村民家狗打交道的往事，但是印象更深的是下乡第一天晚上的狗叫。 我是67届的初中生，下乡以前只有过两次到郊区参加三秋、三夏劳动的短暂经历，与狗偶有邂逅，并无印象。但是，到了插队落户的云庄，一近村口就有一群狗狂吠不已，而且会把更多的狗引来参加“大合唱”，令人寒颤。那天晚上，我们有七个男知青没有睡觉的地方。因为大队支书没有为知青“扎根农村”考虑过住房等长期规划，甚至还不相信真会有那么多上海知青来到这深山沟，于是，仅仅是在我们到达之前，草草安排了几家地主、富农腾出了三处房子，充当知青的住房。不料我们一下到了31人，使他猝不及防，当天实在来不及安排了，只能让我们七名男生挤在他家的西后厢房里。 昏暗的油灯下，六块一尺多宽的床板一字儿排开，四周是尚未打开的行装，已经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大家一看这情景，都说：“今天晚上是没法躺下睡觉的了。”怎么办？和衣而睡！有人还讲起当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露宿街头的故事，以此激励大家共度寒夜难关。大家“排好坐次”，拉过几个小旅行袋，当作枕头，再打开行李，取出几条毯子，两三个人合盖一条，真是名副其实的“抱团取暖”——都是十六七岁血气方刚、天真纯朴的小青年，紧紧地挤在六块床板上，“热气足”，倒也能抵御这初冬的寒气。“噗”的一声，睡在最外侧的知青吹灭了油灯，顿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这就是我插队的第一夜！ 突然间，门外响起了汪汪汪的狗叫声，还忒有叫人心惊肉跳的感觉。随着脚步声由远而近，狗也叫得越来越凶，更增添了寒夜的恐怖感。尽管挤在一起的七个人没有一人吭声，但可以感觉到大家的呼吸急促起来了，毕竟从小在大都市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过“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经历……。脚步声由近而远，狗也仿佛叫累了，安静了下来，周围又是死一般的寂静，静得令人心悸……。
电视剧里描写的山东屯对“可教育好的子女”知青的管理方式简直不可思议。例如，支部书记梁喜喜来到知青宿舍，知青就迅疾在炕边排成一直线；又如，周萍要到本县范围内三十多里外的兵团去，也必须得到支书批准。如此严厉严格严酷，恍如兵营，抑或犹如软禁。想当年，虽然我们知青中也有“可教育好的子女”，但在村子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也许关键在于，当地农民注重实用，但未必懂得“人性化”等大道理。 当年，下乡伊始，正碰上当地开展“红海洋”式的“献忠心”活动。为了在村里形成“革命化”的气氛，凡是贫下中农家的大门口，一律要写上红底黄字的革命对联和横批。我们刚到时，生产队已经派人完成了底板制作，并开始用红色油漆漆刷对联和横批的底色，还挑选了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主笔书写对联。尽管他“根正苗红”，还号称中学毕业生，但毕竟缺乏书写技能，爬上爬下地忙乎了一天，也写不了几副对联。可是，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有完成期限的，误了期谁能担当得起如此重大的政治责任？ 大队干部找到知青的“头儿”小徐，要求知青积极配合和支持大队完成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小徐当即点了我和小郭两员“大将”。殊不知，我的父亲和祖父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小郭则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要论“出身”的话，我们两人无论如何是“黑”的，八辈子也赶不上“大队支书的儿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身份又是从上海来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当时12-21指示尚未发表。）所以，由我们来书写革命对联大可放心也……。 此后，每年冬季，征兵政审材料的整理定稿、大队民兵连花名册的整理修编，以及一年到头历次重大政治活动时的宣传标语等等，都是我“执笔”的。另外，村里在1969年重新办起了小学，第一个担任教师、并且一直持续到“大回城”的，竟然是一个出身资本家的女知青！但是，一些表现特别突出的知青，由于父辈是“留用人员”，仍然没有可能成为招工招生的“幸运儿”。这又如何解释呢？ 现在看来，当年我们接触到的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并不清楚城市里的“阶级成分”和“可教育好的子女政策”，他们对“黑N类子女”知青的任用更多的是出于实用。真正掌握知青命运的，在公社及以上的权力机构。1970-9首个知青上调进厂后，我们得知，知青的档案材料在公社。所以，关键的政治待遇如入团、上大学、招工等等，还是由“上级部门”严格把关。纵然“黑N类子女”在当时极左肆虐的大环境下，能够在最基层得到一些信任，已经是莫大的心灵安慰，最终还是无法回避“政治贱民”的身份。
当电视剧开始出现谈情说爱时，我就有感而发，在（五）之（20）中回忆了当年我们插友中的流行语——“不要热昏！”想不到，电视剧中的爱情戏愈演愈烈，陶醉于风花雪月——身负边防重任的兵团战士沈力弄了一个冰雪雕塑，到边境线与男友幽会的“可教子女”周萍更为雕塑取了一个含情脉脉的名字《偎》。好一派青春年华的闲情逸致！ 我想起了当年我们也有过“闲情逸致”。那是下乡五年后，1973年下半年，村里为知青盖的“知青屋”终于竣工投入使用，然而，此时此刻的知青与下乡伊始之时不可同日而语，“鼎盛期”的32人已经降至20余人，剩下的鲜有意志坚定的“扎根派”。1975初春，百无聊赖的知青谈论在房前栽树。不少人提出，在朝南的大门口两边分别栽一棵桃树、一棵柳树。“桃红柳绿，诗情画意”。这“一边一棵”的方案是获得了一致通过，但在树种选择方面出现了新意——“桃”谐音“逃”，符合逐渐高涨的“知青外流潮”，因此，另一棵不应选种柳树，“柳”谐音“留”嘛。此说一出，得到肯定。有人提出“桃李芬芳”，“李”谐音“离”，就种李树吧。获得赞同。更有人提出种梨树，“梨”与“离”的发音更加接近，而且“桃三梨四”，三四年就都能收获了。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成，长时间鼓掌。于是就去县苗圃场买了一桃一梨，在朝南的门口栽下了……。 也许，真的是天人感应呢。三、四年后，1978～1979，知青果真“桃”了“梨”了，偌大的“知青屋”终于人去楼空。那桃梨两树因为管理不善，颗粒无收，也不知所终。 这就是我们的“闲情逸致”！
电视剧里出现了一个电影放映员，醉酒之后因老马不识途而误入苏联境内。不知道当年边境地区管理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记得当年江西农村的放映队从未有过一个人的单独行动，每次到村子放电影都有两三个人同行，那种包括脚踏式发电机在内的全套放映设备靠一个人张罗不过来。 当年插队的山村距离县城六十里，那里有一个电影院；距离公社三十里，那里有一个可以放映电影的大礼堂。均因路途遥远，很少有人专程出山看电影。1969年夏天，已在大城市放映了许久的“九大”纪录片姗姗来迟，总算到了偏僻山沟里。这是下乡半年多头一回“文化享受”，谁都想一睹为快。大家早早吃完晚饭，顾不得一天劳作的疲劳，顾不得月黑天昏，黑灯瞎火之中，一脚高一脚低，在坎坷崎岖的山道上，翻山越岭，赶了三四里路，来到邻队的晒谷场上。纪录片很短，但因为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九大”上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光辉形象，所以，连映两遍。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大家依然兴致勃勃，没有人退场或躲雨的。从此以后，只要电影放映队下乡来，我们这批“上海人”是最积极的先锋，崎岖山路上最起劲最兴奋的必定是“阿拉”。 随着山区简易公路的建成，电影放映队终于能“深入山区”送电影上门了。尽管老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地“转”来“转”去，但送上门来的“奢侈享受”是断然不可白白放弃的。至今仍使我不能忘怀的要数“四天三看《侦察兵》”了。那是1974年的夏天，由王心刚主演的“文革”期间第一部国产故事片《侦察兵》在“阿拉”们望眼欲穿之中终于来到了山区。不知为什么，放映队此次不进村。“阿拉”岂肯放弃这个难得的“享受”机会，拖着一天劳作后的疲惫身躯，赶了三四里山路，去欣赏了一场别具风味的当时上海滩都没有的“夏夜露天电影”。谁知，过了两天，放映队改变初衷，进山来了。他既来之，我则看之！于是乎，二看《侦察兵》。次日，大雨滂沱，简易公路一片泥泞，载着放映队的拖拉机怎么也爬不上出山的那个陡坡，“老天留人”了，既留之，则放之，当夜，再放一场《侦察兵》。看不看？看！既放之，则看之，送上门了还不看？！呜呼，四天之内三看《侦察兵》！其中的滋味，是欢乐还是乏味，是甜还是苦，有谁说得上来……。
观看电视剧把一些沉睡的记忆唤醒了。十分巧合的是，当年我们知青集体户的“大食堂”也养过兔子，也是可爱的小白兔，而且还是两只、一对呢！记得那是集体户在1973年下半年迁入知青屋以后的“即兴之作”，1974年春天，插友在结束探亲休假时，在上海买了一对小白兔带回云庄。有一个知青觅到一本养兔小册子，其中有专门的兔笼制作详图，遂利用当地丰富的杉木资源，由两个正在摸索自学木匠手艺的插友“依样画葫芦”，砍、劈、锯、刨……，两三天后成功打制出一只兔笼，与图纸上的一模一样，上下两层，一式两间小笼舍，透风透气，喂料方便，粪便自动排出，煞是引人注目。 当年我们喂养小白兔，并不是把它们当做解闷取乐的宠物，而是企图把它们用来解决“数月不知肉味”的苦恼。书本上介绍得十分诱人，喂养只需草，生长期也不长，繁殖率又高，一片“多快好省”的美妙前景。所以，是特地买了雌雄一对，让它们繁殖后代，永续发展……。可惜，好景不长，没有多久，一只小白兔被不知哪个邻居家的狗咬死了。喂养小白兔也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简单，知青的日常蔬菜要靠自己在大田里“集体劳动”辛苦一天以后再到菜园里忙碌到天黑种出来，仍然无法避免“青黄不接”的窘困，所以要在牙缝里再为小白兔挤出一些菜叶子谈何容易。至于在“业余”为小白兔打野草就愈加成为天方夜谭了。那只孤苦伶仃的小白兔在度过半年多艰苦生活以后，最终还是在插友们又一次疏忽之中惨死于草狗的利牙之下……。当年春天设想的美妙蓝图，在萧瑟的秋风中悄然降下了帷幕。 不过，插友们并没有像电视剧里兵团战士那样痛哭流涕，而是又一次体会了生活的艰辛，更懂得了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千百年生于斯长于斯的山民们时至今日没有饲养兔子的习惯绝不是没有道理的，“大胆创新”乃至“人定胜天”的说法需要冷静思考。
山东屯的梁支书好像是专职的知青“监管人”，对“可教子女”周萍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戏里比比皆是，然而听不到作为“一村之主”的支书对生产的片言只语。这种形象与我们当年接触的大队支书可谓大相径庭。我在（一）的（）中就回忆了他对“12-21指示”的另类解读，其实，他在生产管理方面也“别具一格”给知青留下不少印象。 在那个山高水冷的偏僻山沟里，有长达数百年的种植“稏禾”的历史。“稏禾”的学名是“间作稻”，是一种水稻栽培方式，在水稻生产尚未发生现代化变革（从品种、施肥、除草、灭虫到耕耘收割机械化等等）的时候，间作稻也不啻为一种因地制宜的方式。我在1969年第一次参加了这种方式的全过程。但是，1970年开始，农业生产也“政治挂帅”，把“一刀切”的密植、矮杆化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省革会主任程世清公开说“种矮杆路线对，减了产不批评；种高杆路线错，增了产也不表扬。”到了专区一级，则更有“哪里没粮，饿死活该！”的说法。 然而到了云庄这个最基层的山沟沟里，对那种“一刀切”的做法是“阳奉阴违”，对明令不得种植的“稏禾”竟然一直到1974年还在一些上级领导检查生产时不会涉足的偏僻山沟里继续种植着！那年有一个公社驻云庄的干部发现云庄还有“稏禾”田，就严词质问大队支书。支书说是施肥失当云云，百般抵赖。那个干部说，他能辨认“稏禾”，所以骗不了他，于是命令支书：必须将丫禾绝种！……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基层对极左的一种抵制。
也许为了配合劝阻吸烟的现行政策，电视剧里，无论兵团还是生产队均无人吸烟，更无烟雾缭绕的镜头。事实上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当年下乡插队仅两个多月，就是1969年的春节，我们在村子里“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知青们给老乡拜年，面对递过来的香烟，一概婉拒。然而，不到一年，就有知青开始吸烟了，虽然集体户反对这样的现象，但是无济于事，“腾云驾雾”很快蔓延开来。据我所知，当年的兵团战士也概莫能外，即使是1970年春天到江西兵团的69届小弟弟们，同样不到一年就加入新一代烟民的行列。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偶尔买上一包烟或者抽上几支“伸手牌”，并没有上瘾。 我在七年插队岁月里挡住了那样的诱惑，竟然只玩了一支烟。尽管无数次身处“瘾君子”的团团包围之中我都不肯放弃自己的底线，但是，1974年在云庄过年的时候，不得不让步了，因为当地有这样的习俗，凡是老年人递过来的烟，不可拒绝。在那个讲究“政治态度”“阶级感情”的年代，知青又必须“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更加要“入乡随俗”了。那年大年初一早饭后，我与另一个没有回沪过年的插友在村里拜年。最初遇到的两三个都是同龄人，我是照例谢绝了吸烟。随后，来到一个老贫农家里，我还想“遵循惯例”，遭到同龄人的批评，我只能恭恭敬敬地接过老人递来的香烟，恭恭敬敬地感谢他为我点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衔起烟支。岂知没有跑多远，烟就灭了，插友划着火柴，让我猛吸几口，结果把我呛得直咳嗽。在接下去的拜年里，人们看我衔着烟，就自然而然递过烟来，我则“照单全收”，放进上衣口袋里。一个圈子转下来，回到知青房间里，哈哈，一大把香烟，二三十支，乐坏了插友中的烟客。这就是我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吸烟。
电视剧里，在工农兵学员“招生”开考前，齐勇把自己的一叠复习资料给了孙曼玲，这使我想起了我的一叠教科书。 那是1968-11到达“第二故乡”以后，不时出现连绵雨雪的天气，无事可做，无处可去，无书可看、无报可读……，愈加觉得无聊乏味。我们知青没有那么多用于取暖驱寒的柴火，好几次去大队部烤火。无意之中，发现大队部办公室里并不把算盘收藏起来，这就给了我“可乘之机”——玩算盘。我和插友小郭、小刘等玩起珠算的加减法，先是1+2+3+……+99+100的加法，正确答案是5050.；然后是5050-100-99-98-……-2-1的减法，正确答案自然就是0，但要做到又快又准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是小学四年级的珠算课上曾经布置的练习，但是练习过几次以后就扔到一边了。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已经从天真学童长大成为“知识青年”的我们竟会这样“温故知新”……。 恰在此时，我听说小郭把小学课本《珠算》带来了，他是因为小学珠算课上略过不学除法的缘故，没有把这样的课本扔掉，而且还带到了乡下。我就向他借来那本教科书，边看边操作，从二的除法开始，一点点自学，特有趣味。也许较之于小学四年级时毕竟又长大了六年，理解能力增强了不少，原先视为畏途的特别繁多的除法口诀，到此时竟有豁然开窍的感觉，完全用不到死记硬背，什么“逢…进…”“下加”以及乖戾怪气的“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之类，很快迎刃而解，而且很快把二到九的除法口诀都学会弄懂了。 如此这般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并且“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曾经是一大乐趣。因为在当时这一类实用性比较强的“看书学习”不大会招来非议，而看其他书则有风险了，要是翻出文革以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下的书籍，更是大逆不道了。我至今想不明白、也无法解释的是，“大革文化命”的“扫四旧”时，我居然会把初中一二年级读过的各科教科书留下了！而且在去江西插队的时候，又把这些教科书打捆加入了行李！到云庄后的第一个春节，有几天“革命化春节假期”，大家都不出工，烤火取暖、串门玩乐。一天，在我们睡觉的地方——昏黑的阁楼上，我打开箱子，取出了那叠教科书，代数、几何、物理、语文、俄语、做革命接班人（初一政治课本）、社会发展史（初二政治课本）……，一应俱全。自从1966-6“停课闹革命”以来已经有两年半没有与这些书籍打交道，显得相当生疏了，但粗粗翻阅之下，竟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里面的内容耳熟能详。 在诸多科目中，俄语似乎最为特殊了。四年多以前进入中学的时候，得知自己被安排在俄语班，就大为吃惊、出乎意料，因为中苏交恶的大氛围已经形成，“俄语无用论”甚嚣尘上。尽管我被安排为俄语课代表，但仍然在心理上产生了无意识抵触。所以，较之其他科目，失忆程度最重。可是，静心细读，三十多个字母、发音与手写体、名词六格、动词变格等等，又生龙活虎地出现在记忆屏幕上。不知道为什么那两年俄语课程进展缓慢，到初二结束的时候，还有半本教材没有教完。这在各门学科中是绝无仅有的。埋头于没有学完的部分，颇有兴致，饶有兴趣，仿佛回到了两年多以前的学习生活……。很快，就到吃饭的时候了。我把这些教科书拾掇完毕，脑海里还是那些阔别多年的书本。 关于那次“读书”，现在从我日记里居然找不到一点踪迹，倒是记录了那段时间里集体户抓紧政治学习，“加强思想革命化”，重新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等等。由此看来，当时的左风甚烈，在日记里都不敢就“读书”之事写上一笔。也就是从那以后，这叠教科书就难见天日了——它们的主人有胆量把它们带到乡下，却没有胆量阅读它们。我让它们在箱底静静地躺了近七年，1975-9又随我回到了上海。
电视剧里有一场1974年工农兵学员招生过程的戏。在我的经历中，1973年，我们所在的知青集体户发生过一次对“走后门”的狙击战。那年春末夏初，我因为骨折而回上海治疗，没有亲历狙击战。事后得知，有一个插友的父母为他打通了关节，铺平了进入某大学的道路，有几个插友对此十分不满。恰好张铁生的“反潮流”公之于众，那几个插友发起了联名信，寄给有关领导部门，最终成功狙击了那起“走后门”。 然而，大家发现如此反对“走后门”对改变知青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实际益处。全村32名知青仅在1970年有过两人被招工进厂，此后就陷入停顿。眼见得已经下乡五年多，招工等途径仍然没有一丝好消息。所以，与其那样的狙击导致没有一个人能够“跳农门”，还不如大家互相“迁就”一些，因为有一个人能离开这里，就等于为别的人增加了一分机会，而通过各种途径走的人越多，剩下的人也就越可能有机会降临。因此，以后几年“招生”，纵有不满不平，也不再“揭竿而起”了。
电视剧里的兵团战士徐进步和谢菲相约半夜开工，下乡六年第一次率先完成任务，很有成就感。这种下乡六年还在“激情燃烧”实属不易。且不说1970年开始的招工、1971年“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传达的“变相劳改论”、1973年开始的“病退”“困退”、之后又有愈演愈烈的招生招工开后门……，从不同角度一次又一次冲刷着知青的热情、豪情、激情，就是从农村这个方面来说，越来越多的客观现实也不断地无情粉碎着书报上宣传中描绘的美好图画。就以劳动竞赛而言，从小学就看到了激动人心的场面描写，可是到了“社会大学”以后发现其中的猫腻何其多也。 每年的春插、双抢是劳动竞赛的“热季”，公社干部散布到各个生产队“督战”，“组织”起一浪又一浪的“竞赛”热潮。无论是叫“树标兵”还是搞“高工效”，这样的“竞赛”里面有很多名堂。 插秧时以田亩数为“竞赛”的目标值。看起来很简单：一块块田的面积数字不是一目了然的吗？恰恰相反！使我们知青不可思议、大惑不解的是，当年农村中最基本的参数之一——农田面积居然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此事起源于民国时期，政府采用航拍的办法获得照片，并被确定为具有法律效力，以这些照片为依据，对山沟里的梯田逐块确定面积。由于航拍的结果有一定误差，就出现田亩数或紧或宽的现象，即田块的实际大小与航拍照片给出的数字这二者之间不一致，所以，就把实际面积小于法定面积的称之为田亩紧，反之即为田亩宽。对于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还规定了只有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才有权更改数字。据称，这些数字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与确定粮食征购任务有关，所以不能任意修改。而核准田亩数这一工作从来没有开展过，“名不副实”的田亩数也就一直延续下来。政权更迭、改旗易帜也没有使这种情况改观。因此“竞赛热季”之日就是田亩数“大显身手”之时。如果傻乎乎地自告奋勇地搞“高工效”、随心所欲下到田里就开展“竞赛”，那么十之八九会输在田亩数上，前功尽弃。 双抢时以收谷的重量为“竞赛”的目标值。由于田块位置、土质等因素决定了长势有差异，“竞赛”的“组织者”就煞费苦心地安排“竞赛”日期，选择长势优异的田块，再让指定的参赛人员“起早贪黑”苦战十几个小时，由此“刷新记录”，从而“鼓舞士气”……。 至于参赛人员还有不少额外的“优惠”，例如春插时不必自己拔秧，毫无疑问大大增加了插秧的时间，完成的田亩数自然会高于常人。再如双抢时，参赛者不必自己负责挑谷回村，势必节省大量体力与时间，集中精力“高工效”。所以诸如此类的“劳动竞赛”对当地农民来说是早不稀罕了，不敢公开抵制而已；初来乍到的知青一旦了解其中内幕，同样不以为然，也无所谓“成就感”，只是碍于“督战队”的压力参与其中，获得一次难得的“优惠”工分罢了……。
看到电视剧里赵曙光声称与已经入伍的冯晓兰有一个十年之约，信誓旦旦：一定不会丢下坡底村的村民，不禁想起了当初我们刚刚抵达插队之地时，信以为真地以为真的到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虽然也知道自己不谙农事、不懂农活，但是以为自己是来自大城市的中学生，政治学习毕竟领先一步，更有的还带来了“红卫兵小将”的派头，“下车伊始”就对农村阶级敌人展开无情的批判斗争，甚至还有武斗行为。幸好集体户里大多数的知青反对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事情没有继续发生。“阶级斗争”概念经过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教育”以后是逐步“走向现实”了。 但是，“路线斗争”概念依然困扰着知青。1969-5，生产队开展副业生产，采用“包工”方法，实际上是按件记工，多劳多得。当时山外有人需要一批竹梢，生产队就决定发动村民，到山上竹林里寻找扔弃的竹梢，剔除枯死或霉变的，按一定的直径与长度的要求，交到生产队，按数量记工分。所以，熟悉周遭山林的村民是得心应手、满载而归。而人生地不熟的知青，尽管热情再高、干劲再大，也只能是事倍功半，铩羽而归。当然，不排除有人违规砍伐整根毛竹而单纯谋求工分，也确实有人捉弄知青、糊弄知青。知青的“护身符”是挥舞政治上的“批资反修”大棒，以反对两极分化而挑起了一场争论。虽然下放干部及公社驻村干部支持知青“批判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但也没有产生什么作用，毕竟基层干部群众对按件记工的方式乐此不疲，空头政治得不到响应与支持，所以知青只得偃旗息鼓。 天真幼稚的知青走向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1970年夏末秋初，又爆发了一场争论。知青对双抢大忙中“同工不同酬”十分不满，生产队干部则把知青的不满上升到“工分挂帅”来批判，强调知青首要的任务是认真接受再教育……。正在此时，生产队奉命开荒种植旱地农作物，而开垦荒地又一次采用计件记工制。知青立即趁机发泄，搬出当时正在“深入广泛地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强调大寨不搞计件记工制，把计件记工的做法扣上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与“种田为革命”背道而驰的大帽子……。这一次冲突又不了了之，因为知青开始上调了，既然早晚要离开，就不必斤斤计较、锱铢必较了吧。 所以，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中，知青的“路线斗争觉悟”背后隐藏着与当地农民之间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解决也只能是“解铃需要系铃人”。
张靖严因为写的几首悼念周总理的诗传到北京导致张被捕而结束了戏份。这个角色有一个重要身份，北京的高中生担任了连队小学的校长，还自编了课本。知青当老师，确实不少。据我所知，在江西建设兵团里甚至有69届的中学生在下乡几个月以后就当上了小学教师。而我插队所在的村子，下乡半年多就让一个女知青、68届初中生当起了本村小学的“全科”教师。尔后陆续又有两三个女知青（均为67届初中生）先后任教。原因均是她们患病，需要照顾。时至今日，有关知青还是感恩的。 其实，我们那个村里不乏“土生土长”的高中生！但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也“高”，都是中农子弟，让他们当教师不符合“贫下中农掌握文权”的“革命路线”。在那个年代里“政治第一”高唱入云，教育质量如何是次要的。1972年夏天，我偶尔路过村里的小学，只听见老师在高声领读：“大雨落ling燕，白浪滔天……”。我忍不住停住脚步凝神细听，竟然又是一遍领读“大雨落ling燕，……”，之后是学生们自己朗读，自然还是“大雨落ling燕，……”。我急忙离开，那可是伟大领袖的光辉诗词啊——“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吃饭的时候我问那位知青教师，刚才是在上什么课，她回答说，那是上语文课，内容是毛主席诗词。我问她是什么内容，她脱口而出“大雨落ling燕，……”众插友闻声大笑，怎么把“大雨落幽燕”读成“大雨落ling燕”呢？她说：“不就是‘幽灵’的‘灵’字吗？”原来如此！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她们这些“赤脚教师”没有经过岗前培训，有的科目也没有合适的教材（如语文，初小阶段就读古体诗词）……。 忆及这些往事，不由得想起，我们1968-11下乡以后就看到，人民日报上有关于“把农村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现在从网上查到此事原委——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公社教育组长)、王庆余(公社教育组成员)的一封信，该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侯、王认为，这样做有五点好处：(1)“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县文教局领导中心校，中心校领导高完小，高完小领导各小学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小学直接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2)“有利于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3)真正落实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4)“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一些被清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就可回本大队监督劳动改造。地富子女回本大队教学，也便于受到群众的监督”。(5)“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以上就是所谓的“侯王建议”。 这一建议的核心是，公办教师举家下放，到生产队拿工分，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在“贫下中农掌握文权”的口号之下，“民办小学”遍地开花也就是不言而喻的。农村教育固然“大普及”“大跃进”了，质量又是什么模样？时过境迁之后，还是应当记住当时的大环境，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那个在1974年招生过程中3刺激、罹患精神病的兵团战士沈力在发出“我想回家”的呼喊之后，被送回北京治疗，及至1976年春末初夏，感觉良好，提出要回兵团。这使我想起前两年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北京的下乡知青是幸运的》，作者是原北京市知青办信访处处长徐连泉、离休干部。其中突出介绍了北京在1975～1976年，“大量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病困退返城，没有被当作右倾回潮批判，比其他城市知青早回城三、四年。”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从1962年到1980年，北京市上山下乡的知青共有68万多人，其中到外省区插队、插场的约27万人。这期间，1962年至1966年插队、插场青年为11600人，1967至1980年到外省区插队、插场的青年为25.9万人，1980年以后主要在本市郊区、县插队人数为38.78万人。回原籍务农的未计算在内。……1975年春节，下乡知青回城探亲，反映了他们在农村的困难，北京市知青办把他们的困难写了专题报告。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北京市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的谢静宜同意，多子女下乡家有困难和有病的知青可以办病困退回城。……并决定把批准病困退知青的权限，由市知青办下放到各区、县知青办办理。…… 1975年4月，由市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磊主持，召开各市政府所属局、区、县知青办主任会议，传达了上述精神，开始办理病困退工作。1976年初，北京市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谢静宜在一次全市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后台。当年，上海、黑龙江、内蒙、山西、陕西、云南等省市反映北京市“突击病困退”，是“受右倾翻案风影响”等。……截至1976年2月底，已回城的北京市病、困退青年达8万人。北京市知青领导小组于当年3月中旬召开会议，谢静宜主持。她在会上表示，市知青办把关不严，回城的人多了一些，是工作方法问题，不属于右倾回潮。但今后应按照病困退条件把关严一些。王磊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并未停止办理病、困退。…… 在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时间里，大量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病困退返城，没有被当作右倾回潮批判，比其他城市知青早回城三、四年。粉碎“四人帮”后，其他城市大闹返城风，如外省、市到云南省插场的知青于1978年底分两批到天安门广场请愿，要求返城，而北京市没有发生这类事件。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为数不少的返城青年经过统一招生考试，升入高等学校学习，得到了深造的机会，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全文可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4019f0100gm7r.html 。这是一份值得注意的上山下乡运动史料。
排长方婉之和战士们都再三再四催促周萍与赵天亮结婚。最后为了满足孙敬文生前的嘱托，他们与齐勇孙曼玲一起于1976年的八一节结婚。撇开当时恰是七二八唐山大地震不谈，当年恐怕也只有兵团有条件张罗喜事了，而且能够做到各自有宽敞漂亮的婚房。 下乡两三年后，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中也有人结婚成家的，除了个别嫁给当地农民的有过“洞房花烛夜”以外，即使是嫁给下放干部的，结婚是也没有“新房”，只能向村民借用偏屋栖身。何日有自己的房子，遥遥无期。1973年为知青住房时，也不考虑“婚房”配置。再说，当初的安置费里也没有“婚房”这一项啊。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若干年以后插队知青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残酷的现实粉碎了美妙的“理论”。虽然知青中不乏谈情说爱者，但真正要谈婚论嫁，又谈何容易？关键的关键还是“经济基础”，再漂亮再响亮的理论与政治口号又有何用？
电视剧中，兵团战士不止一次拍照，或是在连队，拍个痛快；或是去团部，在正规的照相馆留下倩影也是“心想事成”，实在幸运幸福。反观自己四十年多前开始的插队岁月，留下的照片实在太少太少。一是当年罕有照相的机会，家中备有相机的更少；二是当时的光学摄影技术限制了照相的数量，不像现在的数码摄影可以“为所欲为”“拍个痛快”；三是在那样的年代里、那样的生活环境中、那样的物质条件下，冲印、分发的照片是很少的，记得有很多次我真想再索要几张，都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是“一分钱掰作两半花”的日子。随着时光流逝，存世的照片更是日渐稀罕。整理自己的相册，只有两张在“第二故乡”的留影。 一张是1970-05云庄村知青“大食堂”的“全家福”。 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0911171053499/?mode=edit 另一张是1972-08在云庄大队所属的岭山村拍的集体照。 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0911271559530/?mode=edit 除此之外，还有一张由文汇报记者拍的、而且上了文汇报。可惜那张剪报已经失踪，有幸在网络上“失而复得”。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092292471486/?mode=edit 但是，那张上过文汇报的照片是我最为讨嫌的照片，因为那是一张典型的“摆拍”，并不反映真实！那是1972或1973年春天，文汇报到云庄村采访。起因是云庄村知青自发办起的“大食堂”已经坚持了两三年，引起上海有关部门的关注。文汇报要在“五七指示”纪念报道中对此发表专题报道，并配发照片。那次拍摄照片的主要地点是在“大食堂”。在那个年代，“摆拍”是必然的，于是搬出一条长凳，让我们几个知青围拢在“大食堂”门口，按照摄影记者的摆布要求，拍下了那张阅读《人民日报》的照片。当然，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读报、这样的形式、这样的情景是绝对没有的。 然而，1998年我们这批知青插队30周年之际，东方电视台拍摄和播出了纪录片《重返插队的村庄》，尽管片中的村庄并非云庄村、知青也并非云庄村的知青集体，但这部纪录片开头采用的照片中就有上述照片！由此可见，正因为那张照片在当年有一定影响，所以数十年后仍然被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直接引用。对于这样的“纪念”“宣传”，我极为反感。分明是在继续欺骗世人，误导受众。 有鉴于此，近些年我在网络上主张：对照片等实物，务必留下翔实的文字说明，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等基本要素，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保存一些真正有用的资料。如果现在只是想到我们这些人熟悉这些东西就无需赘言或三言两语就能心领神会了，把上述要素简而化之，那么，到了后代手里又会怎样？让他们凭空想象想象那段历史吗？事实上，由于没有什么文字说明，不少照片上的场面已经使70后、80后、90后的读者们大惑不解——当年你们不是高高兴兴、喜气洋洋地上山下乡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更加显得有必要给出一定的说明，尤其要清楚地说明一些当年在“主题先行”思想指导下“摆拍”而成的照片的真实背景。否则，将有极大的误导作用，对历史研究有弊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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