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58（下）】：

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农民的分家

上一个周末，好像是进入这个冬季最冷的一天，我正走在抚顺这个据说辽宁省最冷的城市。前面不远就是一家小旅店，住宿的客人几乎都是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亲属。说来他们都是我的姻亲，再准确一点说来，是我孩子姥姥家的亲属。

每隔三两年，他们总会从各地赶来，相聚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每次相聚的内容虽然不同，或者新生，或者婚嫁，或者寿宴，或者葬礼，但结束的方式从来不变，都是几十个人开一个家族会议，重复和提倡他们的传统：对老人要孝敬，对孩子要关心，对知识要尊重，对工作要认真。

那天吃奶的时候——对不起，敲错了键盘，应该是吃饭的时候，他们其乐融融的说着说着，就说起以前的事情来了。年龄最小的姨说，早先的时候，一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28个人同吃一锅饭一锅菜，是1958年分的家。

为什么是1958年分的家？我问。

分家以前是什么样子呢？我又问。

分家以后的生活好过了么？我又追问。

其实，他们生活经历我已经知道了一些，但由于我的《自传与公传》刚刚写到1958年，就对他们在1958年分家的事格外关心，想访问到更多的细节。

东边是丘陵，西边是平原。那个村庄离太子河很近，站在稍高一点的地方，甚至可以看见河水在太阳底下的反光。进了村子不远，就有一个很宽阔的四合院落里面，大大小小12间房子，住着他们一家大大小小28口人。

小姨那一辈儿人兄弟5个，姊妹10个，总共15个兄弟姊妹，他们不是同一个父亲的后代，是同一个爷爷的后代。特别有意思的，是其中的5个叔伯兄弟，各自成家后生育的子女总数，不多不少也是15个，可见整个家族有一种遗传复制的本能。如果我们放大了说，具有这种坚定不移的遗传复制的本能的，可能是整个民族，也可能是整个人类，还可能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种群。

就说这个叫做中华的民族吧，很早以前是个以农耕社会为主体的封闭结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祖辈居住的土地上种植粮食，并且认真地守护它们，不被那些挥舞马刀的游牧民族掠夺。这件事情持续了几千年之久，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性格。从另外的视角来看，这个民族又细分成一个一个的家族，组织生产，抵御灾害，在平原、丘陵、高山，以及各种严酷的条件下都能生存。还有，他们一般不反对京城里的皇帝，那个从没见过面却把他们打下的粮食拿走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就像现代的小商小贩不反对黑社会一样，以为交一些保护费十分正常。

说到农耕社会，就必然说到农民群体。他们只想安守本分，自食其力，很少关心更重要的事情。1949年改朝换代，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年代开始了。1952年底以前，农村的土地重新分配，对于农民群体来说，这是他们听说过的事情，历史上许多次改朝换代之后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再分配，可是用不了很多年，零散的土地又会集中到能吃苦、有经验、会管理的那部分农民手里，失去土地的人再次成为那部分农民的雇工。但时代不同了，意外的的事情在1954年以后陆续发生，首先是通过成立初级社和高级社，分给农民的土地以及农民原有的土地，全都归了官府。从有些学者关心的角度来看，这样一来，所有农民的身份都成了官府的雇工，所有农民的劳力都成了官府的财产。

我关心的角度与他们不同。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之后，占这个民族九成左右的农民群体，与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联系被生生切断。那么，这个民族是否可以说被彻底颠覆？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经验，必然像煎鱼一样，发生翻覆的变化。怎样变化，我很关心。

如果不是1958年秋天发生的事情，小姨的一大家人就不会分开，还会继续那种已经习惯了的和睦的生活。那年秋天玉米上场之后，应该分给各家各户的口粮不分了，全都集中在一个新成立的组织那里，那个组织叫人民公社，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生活合一的体制。我考虑之后觉得，在这种体制里面，排在前面的还是军事化的组织方式。那时候的执政领袖，是依靠军事得到全国政权的，还想继续享用军事的方式治理百姓。

比如，军事化的组织之内，没有私有财产，都在一个食堂吃饭，男女分开睡觉，人民公社就就取消了私有化，建立了大食堂，甚至在一些地区还拆掉百姓住屋，老人住进养老院，孩子住进幼儿园，青年和中年男女住在各自编成的民兵队伍，中小学的学生干脆实行统一的军事化组织，设立营、连、排、班的编制集中住宿。这种指导思想和组织方式看起来很有创意，但不知不觉地，就与此前一百年的洪秀全太平天国比较相似。

在我看来，所有的革命中最为相似的，还是对于革命的宣传。1958年的宣传工具，曾经将人民公社大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十个方面，如打破了几千年的私有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大大增长，等等。当然对农民群体的宣传，还要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比如当时的一首“新民歌”：

公共食堂真是好，省劳力来节约粮；厨房饭厅宽又大，男女老少喜洋洋。老人吃饭桌上请，小孩有馍又有汤；老少照顾都周到，个个吃得饱又好。吃起饭来人人喜，内心感谢毛主席；只要苦战再苦战，幸福生活乐无疆。

农民的私有观念确实被打破了，因为那是军事化的年代。建立大食堂的年月，只要干部（相当于军事首长）在大会发了号召，不论你是否同意，家家都要把粮食交出来，家家的鸡、猪等家禽家畜抓去“共产”，家家的铁锅全部上交砸碎，家家的大酱要连缸一起搬走。还有，每家的房子已经失去私有的意义，由干部统一安排，可能被当作养老院、幼儿园、缝纫组等公用设施。这种情况在全国都很普遍，太子河边的村庄不会不受到影响，小姨的大家庭不会不受到影响。按她的说法是分家，实际上，很可能连家的概念都不存在了。

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但家家的屋门里面一人多高的地方，挂着一只电喇叭，神圣地传达干部们的指示和命令。很多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那个年月的一首民歌，既是写电喇叭的，也是写大食堂的：

电喇叭，电喇叭，你成天瞎哇哇。鸡被抓，猪被杀，仓里没有米，铁锅也被砸，半碗稀粥照影影儿，你还哇哇个啥？

其中的“半碗稀粥照影影儿”，写的是大食堂办了几个月以后，粮食没有了的情景。

外国的卫星和中国的卫星

想起了一个听来的笑话。

说是1958年，中国吉林，有人在深山老林挖了一棵人参，比以前挖到的都大，赶紧向国家报告。总理说送到北京来吧，于是送到北京。总理看了，确实是个宝贝，第二天就向领导汇报，说是要搞个展览，让全国人民都来参观。领导拍拍肚子说，不用了，昨天晚上，叫我吃了。

见我没有笑，讲笑话的人也收起笑容说，那是真的，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吉林也要放，还是敲锣打鼓送到北京的呢。

这时我就笑了，因为我想起了大跃进时候各式各样的卫星，每一个都比这棵人参卫星的笑话更有趣。

比如创造一个新动物的卫星。某大学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一头牛和一口猪交配成功，然后眼巴巴地等了很久，一直等到那个不猪不牛的东西生下来。他们是准备放卫星的，还想等它再长大一些，好看一些或者结实一些，再拿出去展览。但这个歪歪扭扭的怪物就是不争气，时间不长就一命呜呼了。

生产新的动物不容易，生产新的人物很容易。1958年冬天，河南省某县的一个乡，本来地处山区的半文盲，本来只有3万人左右，忽然放出来3千多个人才卫星，共有科学家、发明家、学术家、画家、音乐家、歌唱家、文学家、说唱家等十二类，占了乡里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当年各地的人才里面，文学家是最容易涌现出来的，激情一上来，谁都挡不住。在安徽省一个以花鼓闻名的县里，1958年总人口40万，不知道出了多少文学家，竟然写作了200万首诗歌。其后的两年没有饭吃，还饿死了好几万人，但诗歌卫星仍然冲上天去，1959年的产量是300万首。

更为成功也更为传奇的卫星，应该是各种农作物的卫星，从1958年就接连不断升上天空。

这一年的一月和二月，广东省和贵州省分别放出了晚稻亩产3000斤、早稻亩产3025斤的高产纪录。

到了6月7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最醒目的文章标题是写河南省的：《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高产新纪录》。开始的时候农村的干部还算老实，才把几亩地或十几亩地的庄稼悄悄迁移一块地里计算亩产，后来一看挺好，还受到鼓励，还可以升官，那贼胆子越来越大，就逐渐把亩产扩大到几十倍、几百倍。不信你就翻开1959年8月——9月的《人民日报》，那些高产卫星的报道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惊人。

8月13日：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58斤；8月22日：安徽繁昌中稻亩产43075斤；9月1日：湖北谷城中稻亩产52658斤；9月9日：云南红河中稻亩产60479斤6两3钱；9月18日：广西环江中稻亩产140217斤4两。

亩是什么，亩是中国的面积单位。在中国农村有一种简单的估算土地方式，让一个人迈着大步向前跑，然后数着他的步数，“长十六，宽十五，不多不少整一亩”。如果说得标准一点，一亩地折合的面积为666平方米；如果说得直观一点，大约是一个篮球场再加上半个篮球场的面积。这样一个面积生产14万斤稻子，或生产8万多斤小麦，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果用一句中国土话说，简直就是“糊弄洋鬼子”了。

据说，当时还真骗到了外国人，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一些国家，纷纷联系中国政府，要求派人前来学习粮食高产技术，解决他们的粮食紧缺难题。假如，中国政府真的不知道这些粮食卫星都是谎言，真的允许外国人参观学习，那玩笑可就开大了。

关于1958年与以后相继发生的事情，我读过一些公开出版的专著，几天前在网上搜索一下，挑剔以后粘贴复制的就有400多页，几乎不能停手，几乎让我失眠。我说的挑剔，是选择那些经过论证的、趋向一致的、非情绪化的、立场宽泛的材料。看着林林总总的素材，我觉得奇怪，极少有人分析过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这些漫天飞舞的卫星谎言，究竟对谁有利？现象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

以前，我看到有人回忆伪满洲国的文字，说到那个由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和管理的地方，每个县只有一个日本人担任副县长，县长和其他领导还都是中国人。有的县长树立个人政绩，多报粮食产量，以至于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把百姓的粮食搜刮一空。我没想到这种丑陋的现象，20年后几乎中国所有的县都在泛滥。

从这件事情来看，1958年的政府，如果不知道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丑陋的谎言时代，那将是严重的糊涂和失职。实际上中国政府还是十分清醒和尽职的，那一年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之和，超过了一万亿吨，政府觉得其中有很大的虚报成分，对外公布的只有七千万吨（再去掉一半就与实际产量接近了）。但作为当时的政府，不去制止全国范围的谎言泛滥，相反却用尽所有的媒体和宣传力量，传播、推广、鼓励这种谎言，如果不是这谎言的最大受益者，还会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

对此，一般的看法停留在比较浅近的程度，觉得放那些谎言卫星，自然是对那些放卫星的干部有利，因为一些说真话的官员被批为右倾然后撤职严办，一些说假话的官员可以保住职位然后继续爬升。当然，中国在许多年前就在施行这种道德逆淘汰（我新搭建的词语，以后会细一些描述）的潜规则，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绝迹。但这种看法实在是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的大范围之中，有一类文化在几千年一直蓬勃发展，这就是治国文化（这个词语看起来有点陌生，但是容易理解）。

我们先来举一个相同类型的例子，比如谎言与欺骗，看一下外国与中国在治国文化上的差异。

在《皇帝的新衣》这篇外国故事里面，那件不存在的新衣是谎言与欺骗，由此受害的是统治者个人。官员们面临着一种测试，如果看不见新衣就意味着对国王的不忠，可能会被撤职。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容易产生看见新衣的幻觉，或者把没看见新衣当作幻觉加以否认。其中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些官员和国王的关系挺随和，知道了也不说，看看他的笑话。不管怎样，似乎并不深刻关系到高尚勇敢还是卑鄙怯懦的道德问题，即使错了以后还有改正的机会。

在中国有一个“指鹿为马”的故事，几千年前，有个当权者把一头鹿说成一匹马，同样是谎言与欺骗，但由此受害的是整个社会。那个当权者是执政集团的首领，生杀大权在握。卑鄙怯懦的官员们说马，就继续升官继续发财；高尚勇敢的官员说鹿，就丢掉官职丢掉性命。升官和被杀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改正的机会，还要引起社会的道德指数全面下跌和崩盘。如果把敢于说真话的人清除干净，如果让懦于说真话的人追随左右，当权者的统治再怎样糟糕，也变得容易多了。

凡是懂得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向你指出，其实中国的谎言，不是从1958开始的，已经在几千年里的血泪历史里一次次复制粘贴，只是在1958年形成了横扫到全国、普及到全民的一次高潮。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锵，咚咚锵。

1958年夏天开始，锣鼓的声音一次次在我耳边响起。城里也在放各种各样的卫星。每隔三天五天，就有抬着很大卫星模型的人们，高声大气地唱着歌曲，从我家的门前走过。他们的卫星模型是一个圆球，有四个很长的腿，像一种我家里就有的长腿蜘蛛。我一直当作是腿，直到那一年秋天才知道卫星是不用走路的，那几只像腿的长东西是天线。那一天，大哥从信封上剪下一块来，连同上面的邮票泡在水里，还告诉我水里的邮票叫做“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我凑过去仔细看看，说我认识那几条腿，大哥就笑了，说那是天线。

我看到人们抬的卫星模型，原来是按照苏联的卫星样子制作的。他们唱的歌曲之一，很久以后我在某个歌本上看到了，是当年中苏友好的热门歌曲：“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歌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走向路一条……”其实1958年是赫鲁晓夫执政，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乱杀无辜的罪行已经被清算，他不能是苏联人的太阳了，只能是中国人的太阳。

就在1957年年底和1958年年初，苏联和美国的几颗卫星接连进入太空，把人类的千年梦想变成了美好现实，把人类的发展进程领进了太空时代。这是一件大事，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有关他们卫星的事很多，只选择几件写在下面：

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叫“伴侣”号，球形，直径55厘米。“地球是球形，所以第一个卫星也必须是球形。”有人说，它的诞生借了导弹项目的光。那时苏联工程师研制了可以携带氢弹的弹道导弹，由于未被告知携带弹头的重量，造得推力极强，无意中成为发射一件物品进入太空的完美载体。

“伴侣”号发射成功，很多人都没有立即感受到其中的巨大意义。包括苏联的工程师们，“当时我们无法充分理解我们创造了什么，直到整个世界都为之疯狂的时候，我们才感到狂喜”。也包括赫鲁晓夫，“只是觉得苏联在技术领域又取得了一项成绩，就像造出一架新客机或建成第一座核电厂”。还包括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面对新闻媒介一篇又一篇的赞美之辞，他不解地问报界人士赫斯勒：“为什么围绕这个‘铁块’大做文章?”赫斯勒意味深长地回答：“因为这个‘铁块’使人类生活进步了几个世纪。”赫鲁晓夫找来导弹的设计师，对他说：直到现在我才相信，你不是幻想家。此次成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为了庆祝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苏联人民期待着更好的礼物。坐在一旁的米高扬建议道，再搞一颗卫星，要能在太空播放《国际歌》。赫鲁晓夫很生气：放什么《国际歌》，卫星又不是手摇风琴。于是，一个月后发射的第二颗卫星，没有在天空播放的国际歌，只有被用作实验的流浪狗。

在卫星上天之前，苏联的赫鲁晓夫确立了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发展原则，而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日益意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思考重心从如何赢得核战争转向如何避免核战争，因为核军备竞赛继续下去，会导致美国社会的军事化。他知道，应该限制军工业以减小政府的规模和国家军事化以及核战争的危险。

卫星上天之后，艾森豪威尔任命温和派科学家担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专职的总统科学顾问，同时任命了一个温和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来帮助协调和统筹联邦科技政策，控制军备竞赛。这种灵活的科学顾问制，既使得总统直接与科学界取得密切联系，又避免建立一个庞大的科技官僚系统。

还有，卫星上天之后，美国掀起了长达10年的科教兴国运动。

另外，现在的世界能够成为比较和谐的“地球村”，与当时美苏之间在太空和其它领域的和平竞争策略，可能有重要的关系。

砍树和栽树

你可能生在这里，也可能生在那里；你可能生在彼时，也可能生在此时。这样一来，你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了。

举例来说，同样是中国人，出生在一两千年以前，看到沙漠的机会不是太多，那时候陕西、甘肃和新疆的许多地方都是郁郁葱葱的植被。而现在呢，沙漠的脚步冷漠无情地迈进，距离北京已经很近、很近了。还有，1957年冬季到1958年春季，几千万农民被号令起来，轰轰烈烈大搞水利建设，那时中国有数不清的大小江河，水量充沛，激情冲荡。后来，由于质量低下、设计不合理、失去水土保护等原因，山洪到来的时候，一些水库大坝纷纷倒塌，淹没更多的村庄，把水利工程变成了水害工程。现在呢，很多河流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河流，日常水量很少，让一些质量和设计较好的水利工程，成了无用的摆设。

我不知道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砍树，但在很早以前就感到奇怪，外国的神话里面，诸神都有自己宠爱的鸟兽和树木，而在中国神话，几乎见不到类似的描述，见到的是一些看似荒诞的情节，一个神要被惩罚，就罚祂在月宫里面无休止地砍树，砍那种树形美丽、品种稀少的非常珍贵的桂树。

这样说其实也不对。应该说所有的树种都是珍贵的，它们都是这个地球上的珍贵的生命物种，还是动物大家族赖以生存的家园。不幸的是，动物其中的一个种类发展太快，又过于强盛和贪婪，不知道对自然感恩，也不懂得与自然和谐，甚至从没有想过大自然给各类动物的权限究竟有多少，以及藐视了这种权限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于是，我们听到的砍树声音，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也没有结束。

相隔不久的一个夏季，我坐在一条船上看着鸭绿江。等到起伏的江雾低下身来，江的两岸就露出来了。我看到中国的一侧群山葱笼，而朝鲜的一侧群山颓败。驾船的老人悄悄告诉我，在1958年的时候，中国这边大跃进，满山的树砍了去烧炭炼钢，朝鲜的那一边绿绿葱葱非常好看；现在正好翻了过来，中国这边富了，开始保护环境了，朝鲜那边砍树种粮食，山都光秃秃的。我微微一笑，朝鲜在重复我们的覆辙，并且说他们是正统的马列主义，骂我们是修正主义，就像我们当年骂赫鲁晓夫的苏联是修正主义一样。但也许当年的我们和现在的朝鲜是对的，那种正统的或者说原教旨的马列主义，可能就是那个样子，与人民大众和山川大地并不和谐。

还是说砍树。

十多年前，我想写一篇关于砍树的小说，表现一棵树和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一棵树和一个人的灵性，但那时我比现在懒惰，只是想想而已。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们能想到和想不到的事情，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了。

有一个小山窝，在浙江省中部，地名叫郭洞。据说，郭洞人的祖先立下护林族规：凡村中人，上山伐一棵大树者。断其一臂；伐一棵小树者，断其一指；折一棵树者，拔其一甲。粗看起来，这族规和基督教的出发点相近，都是把人的本性看成是恶的，要用严厉的律法加以管束，但从此村人不敢砍伐山上树木，留下了上百倾天然自生古木林。1958年，有人要上山砍树炼钢铁，村中的老人拉起手来，用身体护住古树，用族规吓唬众人，使龙山古森林免遭刀斧之灾。郭洞人至今认为，自然是有灵性的，人类尊重自然一尺，自然会报答人类一丈。

更有灵性的树，在湖南省湘潭，是彭德怀故乡的含冤树。这棵柑树是彭德怀1959年亲手栽下的，前几年的长势一直不错。到了彭德怀含冤而死的1966年春天，这柑树已经有了一丈多高，却不再发出新叶来，成了一棵光秃秃的树杈儿。终于等到1978年春天来临，彭德怀平反了，这棵曾枯死13年之久的柑子树竟神奇般地复活。因为彭大元帅冤死与平反的时间，与柑树死而复生的时间机缘巧合，人们就称这棵柑树为“含冤树”。

中国命名的100棵“中华名树”里，一棵叫“元帅树”的重阳木，也与彭德怀有不解之缘。湖南省自古有个习俗，溪河上修了拱桥，旁边都要栽一棵树。这棵重阳木就在隐山东南方向的流叶桥头，明代栽植，树龄近500年，高22米，胸径1.2米。1958年12月，大炼钢铁之日，天降刀斧之灾。碰巧那一天砍了将近一半儿的时候，回乡考察或下放悔罪的彭德怀路过这里，急忙救下这棵古树。“从此，桥头的重阳木带着伤痕顽强地生长着，且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至今，枝繁叶茂，四季婆娑。春来苔似叶，冬至雪作花，夏日荫如盖，深秋色犹佳。”一方面要砍树，一方面要护树，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个叫枣林峪的地方，山坡上到处是弯腰弓背的老枣树，看起来已有三百年树龄。据说，清朝的一位总兵在这儿驻扎时强令百姓种枣树和板栗，不从命者杀头，种不活的挨板子，手段也够严厉的。等枣树和板栗郁郁葱葱时，百姓对总兵开始感恩戴德了。满山是树，水土就好，碰上荒年还能接济一下。大跃进那年到处砍树，周围都成了秃山，唯独枣林峪的百姓拧着一股劲儿，就是不让砍。

问题是当年砍树的风潮太猛烈了，保住那些无辜的大树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大炼钢铁是赶英国超美国的伟大运动，也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的物质准备，中国的九千万强壮劳动力参与其中，田野里丰收的庄稼都顾不上收割烂在地里。百姓们家里的铁锅铁铲、窗钩发夹、铁锹头都收了上去，扔进了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土高炉。据说当时还有一句宣传口号，叫做：“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分子。”按照这样的思路，保护一大片树林不被砍了炼铁，就是保护了一大片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谁又长了几颗脑袋敢这样做呢？况且在1957年和1958年里，全国范围之内，敢对党政制度提意见的干部知识分子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敢对党政干部提意见的普通工人农民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于是，在那推行人类极端专制、愚昧、疯狂、荒谬的大跃进时代，一切障碍已经消除，很难听得到反对意见了。

不过也有例外，我的家乡鞍山就没有砍很多的树。鞍山有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钢铁厂，当务之急是扩大生产和提高产量，而不是修建那些小高炉土法炼铁，所以处在大炼钢铁的台风中心，却显得十分平静和安宁。2003年夏季的一天，我在拍摄一部电视片的外景时，登上东山风景区的一个楼顶，看到了眼前开阔的风光，足有十多平方公里的槐树林特别茂盛。为我打开通向楼顶之门的老职工姓毕。他告诉我，在1958年的时候，他是个十八九岁的共青团员，和很多共青团员在这片东山上栽树，这大片的槐树就是他们栽的。现在，他工作的大楼就在这槐树林中，每天的心情都很高兴。后来我曾想过这个很有意思的题材，在1958年全国疯狂砍树的时候，鞍山的老毕和一些年轻人在热情栽树，拍一部纪录片应该说相当不错。但是后来没有拍成，因为我的工作有变动，老毕也应该退休了。

但老毕栽树的事情让我体会到，对自然的保护或者破坏，意义都是深远的。比如，鞍山在1958年栽了那么多树，至今还在享受自然的报答；而全国砍了那么多树，至今还在接受自然的惩罚。用一句俗话，可以说得更清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砍树，后人遭殃。

1958年：死了一个和生了两个

这个小标题，看着都觉得别扭，算个啥题目啊，一点文学色彩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在冬日的三更左右醒来，你的思维就像外面的天色晦暗无光，你怎么能指望会跳出一个好题目呢？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儿？

好题目和坏题目有啥区别呢，都不一定写出好文章来。这样一想，心里特别安稳，写下去就是了。

还没有完完全全清醒过来，就觉得那1958年特别混账。说实在的，那个混账年月,中国每个省份都一样混账，而现在它们都在不同程度地变好。我还觉得辽宁那时候不错，再仔细一点儿说，1958年，叫做安业民的那个辽宁人死了，成为中国名声响亮的战斗英雄；叫做赵本山、王朔的两个辽宁人出生，长大以后成为另外的一种英雄。

我就先说安业民牺牲的那场炮战。地点是福建省的厦门和对面的金门岛。

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观察，这两个地方，虽然都是中国人的家园，却由对立和仇视的两个政治党派分别管辖。1949年以前，那边的党派还是国家的执政党，军事上失败了，被这边的党派赶出了大陆。这边的党派呢，接着调集了所有能运兵的海船攻打金门，但渡过去的九千士兵没有一个活着回来。以后的这两个地方，鸡犬之声相闻，隔海不相往来。直到1958年8月23日那一天，终于有人耐不住寂寞，组织了一场超大规模的炮战。

年轻的安业民，参加海军才一年半，是个专门负责在岸上打炮的方向瞄准手。我对军事术语没有什么研究，以前通过看电影知道有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现在看网络才知道，还有一种有沿岸防御的海军岸防兵，而且最早的岸防兵力出现在公元前的濒海国家。安业民大约就是这种守卫在岸上的海军。一般来讲，如果没有敌军进攻海防，安业民他们没有生命危险，也不会成为英雄。

8月23日那一天正是周末。下午5时左右，天空一层薄薄的鱼鳞云，太阳发出明亮柔和的光芒。从厦门悄悄张望过去，金门那边的屋顶飘着炊烟，汽车在公路上照常行驶，运输舰悠哉地停泊在浅水海湾，除了在山上和稻田有三三两两的穿军装的身影，几乎看不到敌对的临战状态。但战争说来就来，5时30分是预定的时间。突然间地动山摇，这边秘密调集的四五百大炮一齐开火，几万发炮弹铺天盖地。对方彻底被打懵了，很久以后才有漫无目标的炮弹零星打来，其中一弹引起火灾，不幸的安业民烧伤后死在医院。据这边后来的宣传，安业民三度烧伤70%，仍在炮位上坚持作战40分钟。这样看来，他创造的应该是世界奇迹，他应该是世界性的战斗英雄。

甚至这场著名的炮战，本来的意义也可能是一种虚妄或虚构，所谓的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其实那和侵略是两码子事儿；所谓支援亚非拉人民世界革命，其实那里的革命也未必是革命。从1958年开始，厦门和金门的炮战打了20年之久，到1979年结束。但是在炮战不久以后，就从军事对抗变成了军事游戏：打炮要看日历，单日打炮，双日不打，“逢年过节都停炮三天，再往后一般炮弹里又只装宣传品。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打炮就逐渐成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我想这种象征性的军事行动，与一千年前欧洲的十字军东征，倒是有几分相像之处。

这样看来，安业民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英雄。在“8.23炮战”那天，厦门占了绝对的优势，这边的伤亡很小，炮声震聋了数不清的人，伤了9个，死了一个电话兵。安业民几天后伤重身亡，就成了当之无愧的英雄，在一部电影、一千多种图书、几亿人的心中永垂不朽。那时候的那片国土，真的太需要英雄了。

再说赵本山与王朔，两个很悲壮的英雄。

和安业民一样，赵本山也是辽宁省铁岭市人，也出生在农民家庭。他出生的地方，叫莲花乡莲花村，名字相当好听，有很强的艺术感。

不幸的生活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母亲死了，父亲走了，他与目盲的二叔相依为命。从那位会拉二胡、会吹喇叭、会唱三弦和二人转的盲二叔那里，他得到了乐天知命的幽默细胞，得到了安身立命的民间技艺。1990年，他带着他的喜剧小品《相亲》，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从此成为每年春晚的最受欢迎的客人。

我是到电视台工作以后，需要策划和制作娱乐版块节目，才完整地看到赵本山的所有喜剧小品的，并且看了不止一遍。投放地方台电视广告最多的客户是药品经销商，他们知道赵本山的小品永远有观众，就决定了电视台总要把那些《卖拐》《卖轮椅》《卖担架》等等忽悠出去，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他们喜欢赵本山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赵本山没有忽悠“卖药”。而在那些时候，我的工作需要我必须喜欢赵本山，包括他的那套旧衣服，那顶破帽子，那种鸭子一样的步伐，那张熟悉的憔悴面孔。

因为在他的作品出现的时候，中国的电视台还是重要的新闻单位，是时代的喉舌和传声筒，是鼓舞人们精神向上的宣传工具，必须排斥那些内容有问题和格调不高的东西。在这些可伸可缩的尺子度量之下，许多作品都不行了，行的大部分属于说教，枯燥死板，没人爱看。但没有它们相比，就显不出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喜剧小品。哪怕这些喜剧小品只表现一小部分社会真实，只张扬一小部分人性善恶，也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品，能让人们在笑过之后有一些开心一些赞同一些思考。还有中国观众那糟糕的欣赏口味，一经形成很难改变，使得那些年轻有为的小品演员上不了场，这些越长越老的著名笑星下不了台。还有春节晚会那糟糕的审查方式，二十年了一成不变，使得这些笑星没有创新和突破的作品，只能在老套路中重复自己。

于是赵本山会很累很累，经常失眠，熬尽心血，直到累趴下为止。他确实是英雄，是那种与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大同小异的英雄，同的不必说了，异的是他把那炸药包奋力举了二十年，既不能点火，又不能放下。

王朔1958年出生在辽宁的岫岩县，岫岩县在鞍山境内，所以我和王朔应该是同乡。但他出生不久就全家迁往北京，以至于鞍山的一大片写作者里面，绝大多数不知道王朔是鞍山人，更不知道他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后被关押了三个月，是个关心国家兴亡的热血青年。

说到王朔就要说到王朔开始写作的年代。

20岁的时候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30岁的时候他确立了写作风格。这十年很有意思，连在中国写小说的人都未必知道，中国的文学从睡梦中醒来，梦游一般走动，然后又回到床上睡觉去了。

具体一点儿说，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浩劫，开始恢复正常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恢复正常的情感与思想。一部分人的文学是最先觉醒的，比如写小说，余华看到了一批欧美电影，知道了小说应该怎样写作；马原在中文系只读外国小说，更知道小说应该怎样写作；还有洪峰、苏童、格非、莫言等等，用各自的方式知道了小说应该怎样来写。但这样做的时间不够，被权势豢养的作家们，看了权势者的眼色之后猛烈反扑过来，就没有他们的小说（以及朦胧派诗歌和先锋派戏剧）的自由空间了。1988年以后，有的作家去了国外，有的作家罢笔不写，留下并继续写作的大部分进入低潮。

就在这时候，王朔的青春热血又涌了上来，他用他小说的恣意调侃、玩世不恭、嬉笑怒骂、油腔滑调，与那一大批吃官场饭、保守僵化、能力低下的权势作家对抗，这样就看出王朔的勇气和谋略了。起码王朔在以后的那些年里，活得不憋不屈、像个人样儿。

在中国，像个人样儿就好，就怕不像人样儿。

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大多与崇高无关。王朔与赵本山他们，看起来活得比较潇洒，其实也是很悲壮的英雄。不同的是，战场上的英雄至多是牺牲生命，文化上的英雄至多是牺牲才华。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都与完美无关。不信你去读我在30年前读过的《歌德谈话录》，那里说到一棵橡树要生长出完美的树冠，需要怎样的条件。大致的意思是，土壤太软了不行太硬了也不行，气候太温和不行太严厉也不行。

歌德还有一句话，说的也让我感动：“我尊敬那些清楚地知道他们目的的人。”

户口制度和画地为牢

先说一件中国的奇事。

开头是这样的：南方某个县城，有个人因为经济犯罪被判了十几年徒刑。我记得好像是十三年。宣判之前没有逮捕他，保外就医，宣判之后呢，稀里糊涂的法庭竟忘了把他送到监狱。他就走回家去，一天监狱也没有住过。违法的人往往不懂法，他是不是以为判他在家里服刑呢？

接下来的事情是：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他的刑期满了，到派出所要求恢复户口。派出所说，刑满出狱上户口，可以，但需要监狱的出狱证明。监狱说，你没住过监狱，这证明我们不能给开。于是他开始在司法机关跑来跑去。再后来，我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结局，网络上没有见到他解决户口的后续报道。

他丢掉的是是城镇户口，也叫非农业户口。在那些年里，这可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如果知道呆在家里会丢掉户口，他还是宁愿在监狱里度过这十几年。我在前文说到的赵本山，就因为扮演盲人摔三弦摔出了名气，在1986年调到了县剧团，实现了农转非，也就是把农业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那是赵本山生命当中很关键的一年，那是赵本山的一个很美丽的梦想。

写到这里，想起中国一句含糊其辞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字正面的含义是提倡和发扬本民族的东西，后面的含义是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我们还要坚守本民族的无奈。我一直懒得去批评这种有明显缺陷的偏见，虽然我知道有时候事情恰恰相反，只有是世界的，才能是民族的。

往往中国百姓的烦恼也就出自这里，以前与世界处处对峙，后来与世界渐渐沟通。沟通开始的时候是以官僚阶层的狭隘利益为标准，有利的就和世界接轨，不利的就不和世界接轨。比如，物价接轨了，工资不接轨；税收接轨了，福利不接轨；经济接轨了，政治不接轨。再比如我前面的文字，从一个囚犯的例子说到中国户口的处境，但世界上的大多数读者还是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不管是哪种社会体制，他们都不实行专制性的、歧视性的、惩罚性的、奴役性的户籍制度。对本国公民实行过分严厉的户籍管理的，在现今的地球上只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可能还有非洲的某个小国。由此看来，我们又怎能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呢？很明显，有些东西，其实是民族的特色，看来是世界的垃圾。

1958年1月9日，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布了。当时重要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制定这部法律的立论依据，是当时看来可能有理、现在看来可能荒谬的一些执政设想：

国家需要一种高昂的理想主义激情，用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去领导世界革命；国家需要压制、放弃其它行业的发展，保证作为军事基础的重工业的首要发展；国家需要通过户口登记，发现和管制更多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国家需要利用先前战争年代的军事管理经验，更安全、更方便、更轻易地管理民众；国家需要在仅仅发给工人最低限度生存工资的同时，提高国家的领导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的稍好一些的福利待遇。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国家需要，但这些就足够，足够制定一种适合当时的法律了。制定这部法律的时候，我还不到4岁，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我家房门就响起短促有力的敲门声。

咚咚咚。咚咚咚。

谁？派出所的。干什么？查户口。

最近来了农村亲戚吗？没有。来了要向派出所报告。是。你们家都挺好吧？挺好，王所长挺好吧？挺好，那我们走了。好，以后再来串门。

因为我妈当过街道主任，我爹又是橡胶厂厂长，派出所的人十分客气，说了几句就走了。然后敲门声又在邻居家的房门上庄严地响起。咚咚咚。咚咚咚。

我在以后慢慢地长大，搬了几次家、被查了很多次户口以后，慢慢地知道了中国户口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儿，对百姓的生活还有哪些好的、不好的影响。农村的那些亲戚们被限制在那片田垄上了，不能到城里找事情干，他们到我家住几天要到派出所领暂住证，然后再划拉一些旧衣服匆忙回去。有的农村亲戚岁数大了，有儿女在城里工作，也不能把户口迁来。那些年买粮买油买地瓜都要粮证，买布、买肉、买豆腐、买火柴等等一概有票，后来范围就更大了，住房看病上学坐车都是和城里户口捆绑在一起的，城里的生活也很苦，但比农村还是好了很多倍。最好的城市是北京，那是我们国家的脸面哪，买肉不要票。我爹到北京出差，每次都到商店里买肉，排一回队买一斤，再排一回队再买一斤，坐火车回到辽宁时那肉都有些变味儿了，全家照样吃得很香。

不仅农村人的户口不能进城，各个城市之间的户口也不能流动，特别不能向待遇好的城市流动。我的同学外号叫“小湖南”，他爸是从湖南调到鞍钢的，他妈工作调不来，户口也转不来，夫妻很多年两地生活，母子很多年不能团聚。那些年里，那样的事情太多了。

再后来，这种对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可知就扩大化了，不仅是不能流动到外地，就连本地也不能流动了，人在哪里，就是哪里的奴仆和工具。比如一种我叫做“单位所有制”的限制，你想转到别的工作单位，但你现在的工作单位不放你走，你就毫无办法，辞职也不行。还比如一种我叫做“村屯所有制”的限制，更加厉害。如果你在别的村屯有亲戚，那里比你的村屯好一点儿，想搬过去也不行。最悲最惨的是河南省，挨饿死人那几年，民兵拿枪守在路口，出去逃荒的要抓回来，连一条活路都不给你。饿死了可以，但不能逃荒出去给当地领导脸上抹黑。

前几年有些人说中国的封建主义余毒没有肃清，我就笑了，不知道他们读的是哪个时代的中学。我那个时代的中学教科书说，奴隶社会里人们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身份上、流动上的自由，而封建社会的特点是人身依附较轻，人们在身份上、流动上都比较自由了。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的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世界的封建社会并不是一个概念。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公元前475年开始，但在公元前356年还提出"什伍连坐"法，控制人口流动。那时候商鞅变法，规定的恰恰是“民不得擅徙”，还颁布“捕亡律”严防百姓逃亡：所有未经批准的迁徙、流动均为逃亡，许全国官吏、百姓随时抓捕，抓捕者可以获取逃亡者所持钱财，并受到国家奖励。商鞅的户口政策一直延续到明代，清朝建立才开始松动，1911年初，清政府颁布了《户籍法》，第一次用世界通行的办法管理户籍，准予公民自由迁徙。由此看来，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从1911年初开始的，我看很有道理。但那一年清政府被推翻了，如果说中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我看也很有道理。我还想到，与其说中国的封建主义余毒没有肃清，还不如说中国的奴隶主义制度没有消亡。

这里顺便多说一句，那时的清政府愿意学习世界上的先进制度。比如许多国家让统计局管理户口，让警察局管理食品安全，清政府都觉得很好，准备实行。而1911年和1949年革命之后的中国，让警察局管理户口就管的太严，有的人冤死在收容遣送的过程之中；让卫生局管理食品安全又管的太松，有的人冤死在那些有毒的食品。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时间的产物。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制度。1958年制定的中国户口制度是公然违背当时宪法的，当时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是到了1975年修改宪法的时候，中国从宪法文本中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至1978年乃至1982年宪法修改时也都没有予以恢复。道理在哪里呢？我们的法律一旦和宪法抵触就得修改宪法？

我担心的不是别的，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当今的户口制度仍在恶意阻碍着民族的发展。比如随着近年来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进步，一亿左右的农民在事实上成为城市居民，其中占一定比例的人有了自己的企业，生活比城里人还好，教育子女的能力比城里人还强。但因为他们没有那张城市户口，城市就拒绝他们的子女接受优越的教育。可怜那些孩子，被限制在乡下水平低劣的学校里面难以成才。

我还想到，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在1954年雇了两辆马车，把全家从乡下搬进城里。不然的话，我和我的子女，以及我的子女的子女，会限制在乡下，不会为民族做更多更好的事情。我也会努力，但顶多做一个被拖欠工资的民办教师，满脸的营养不良，满脸的沧桑，满脸的无奈。

逃出魔咒和死在家园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我们只求心理相当平衡，不至于受伤而已。”上面这段文字，是一位叫傅雷的中国学者在1954年写在一封家信里面的。假设我们不知道他更多的事情，仅仅从这一段话来看，对他也有些初步的了解：一个使用辩证思维的人，一个懂得生活哲学的人，一个心理素质较好的人，一个文学修养较高的人。如果这种分析也叫做文本分析的话，我们还会在同一段文本的阅读中知道，他是一个同时受到世界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为他担心，在1950年代非正常思维的中国，既反对世界现代文化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背景里，他会不会受到政治迫害？——中国当时的一切，都被那种政治背景搞得悬乎乎、晕乎乎、邪乎乎的。比如一首歌里唱到：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傅雷却说“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会不会受到政治迫害？事实上，这个不合时宜的傅雷，就是在1958年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右派的。那一年4月30日下午，他经历了一年多来的几十次批判之后，又被上海作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那天晚上他想到自杀，但不忍心抛下年幼的孩子，神情黯淡、中心摇摇地回到家里。

傅雷是对我28岁以前的思想修养有较多影响的人。我读了他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傅雷家书》，读了他翻译的巴尔扎克《高老头》和丹纳《艺术哲学》，也成了在别人眼里思想很另类、在社会看来不合时宜的人。后来我偶尔被好友邀去搞个文学讲座，还会提到《高老头》里的一段精彩描述：那个开一家食宿旅店的法国老女人，总是在陌生人那里受骗，因为她无法从熟悉的人那里听到更多的夸奖，包括对她没有的长处的夸奖，却可以从陌生人那里听到。一位优秀的作家，应该像巴尔扎克那样洞察人们内心深处，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想傅雷也会把他翻译的这段描述记在心里——1934年，当傅雷的第一个儿子降生，起名为“聪”，从字面来讲是耳朵的听觉超常敏锐，从典故来讲是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也是心灵的通达。

傅雷自己的心灵是不是通达呢？我想了一会儿没想出答案。

据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是容易产生革命思想的年代，20岁之前的傅雷曾因为反宗教的激烈言论，被上海的一家天主教会学校开除，又因为在街头演讲和参加学潮，遭到当时执政党的威胁和恐吓。1927年他到了法国，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这才成为一个完全的和平主义者，到他1931年回国的时候，又成了一个彻底的艺术主义者。有人说他有些像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普鲁斯特从35岁开始到51岁去世，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追忆似水年华；傅雷从25岁开始到56岁去世，一直幽闭在他的书房，翻译大师经典。我曾经为傅雷感到惋惜，从许多方面来看，如果他从事文学写作，几乎比中国同时代的所有作家都更为优越，为什么就心甘情愿去翻译总共500多万字的世界名著？直到上个世纪末，我才明白傅雷的巨大意义，那个世纪的中国是不产生世界级一流作家的（乱世可以出好作家，但专制的乱世不可以），就像原始部落里不能产生火一样，需要普罗米修斯把火盗来，温暖和照亮寒冷的黑夜。

在傅雷翻译国外名著的早期，许多名词的汉译与现在不同，比如普罗米修斯的音译，有的书里就是普罗美修士。在希腊神话里，他不仅是光明之子，也是人类的老师，教给人们满意和幸福的知识。盗火之后，他被一条铁链缚在山崖，永远不能入睡，双膝也不能弯曲，胸脯上还钉着金刚石的钉子。而为中华文明盗火的傅雷，也在当时引来祸患，背上所谓“亲美”、“反苏”的政治罪名，不仅让自己受尽折磨，还要祸及儿子傅聪。

傅聪是个非常优秀的钢琴师，1955年3月，也就是我刚刚出生的时候，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在波兰举行。国际比赛众星璀璨，21岁的傅聪脱颖而出，名列第三并夺得马祖卡最佳表演奖。这是黄种人在世界钢琴比赛中前所未有的成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在听过傅聪演奏的肖邦作品后说，傅聪是"真正的肖邦，是华沙时的肖邦，海涅时的肖邦。"1955年之后，傅聪在波兰留学深造，还在东欧的许多城市参加钢琴音乐会，到1958年离开波兰前，已演奏五百余场。

他在1958年离开波兰的方式，与他的右派爸爸有关。“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傅雷就有傅聪。傅聪在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中成了批判对象。国内的反右运动不好扩展到国外，就把傅聪召回北京参加整风反右，实际上就是挨整，一遍一遍写检讨，写到合格的程度，允许他再回波兰。随着国内对傅雷的批判又一次升级，傅聪毕业回国的日期越来越近。面对着以后“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的尴尬局面，面对着以后牺牲个人自由天性和艺术才华的可怕后果，他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走英国。那一天，傅聪悄悄地坐上飞往英国的班机，碰巧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伦敦上空的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便已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电讯。”是逃，还是亡，这真是个问题。从此以后，他知道他被国内定为“叛国投敌分子”，给爸爸的困境雪上加霜，因而在一生里深深内疚，但又有谁知道他的爸爸不会因为儿子逃出似乎没有尽头的魔劫，因为民族和世界幸存了一个杰出人才，内心洋溢着欢喜？

不逃，就要亡，这也是个问题。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里，傅雷与夫人双双上吊自杀，马思聪与夫人子女成功偷渡。翻译家傅雷是1931年回到家园的，1966年死在家园；音乐家马思聪是1932年回到家园的，1967年又逃出家园，至死留在异国他乡。我有些惊讶地发现，那前前后后几十年光景，很多很多的中国文学艺术家，像一棵棵白菜腐烂在潮湿、霉热、粘滞的政治气候里，聪明一些选择了出逃的，文革时代只有马思聪，更早的反右时代只有傅聪。

傅雷与夫人朱梅馥自杀前，没有给傅聪留一份遗书，他们写给傅聪的家信据说有几百封、几十万字，都可以作为留给傅聪的遗书，在他的一生中发挥无穷无尽的影响。

《傅雷家书》收了二百多封家信，在中国以至世界爱好文学艺术的一代又一代青年人那里，发挥无穷无尽的影响。这本书出版许多年后，我的孩子到外省读大学，我的太太就以傅雷为榜样，要我多写一些家信给孩子。我不过写了一二封信。现在已经是手机短信时代了，还有，我要说的话，《傅雷家书》基本都说过，比我说的还好。

文学和情人

我在前一篇说到翻译家傅雷，如果从事文学写作，几乎比中国同时代的所有作家都更优越。这种说法只是我的推断，但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像他那样的独立品格和深厚学识，像他那样的广泛修养和开阔视野，是文学写作以及所有文化艺术最需要的东西。再进一步说，从那时直到现在的作家，大部分先天不足，在这几方面都没有优势。

对于文化人来说，许多优势合起来才有优势。记得十九世纪有一位优秀的钢琴家，这样告诉她的孩子，你如果仅仅懂得钢琴，是学不好钢琴的。拿傅聪来说，他知道自己从欧洲几位钢琴前辈学到的高超技艺，远远没有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深厚修养更重要。还是拿傅聪来说，他无法把父亲对自己完美的熏陶，再完美地熏陶给自己的后代，也就没有让后代延续自己的艺术香火。

继续推断下去，恐怕就要举国外的例子了。

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傅雷一样在这几方面有足够的优势，而他不仅是优秀的翻译家，还是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他在1890年生于莫斯科一个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有声望的犹太画家，母亲是一位有德国贵族血统的钢琴家。他们的家庭是莫斯科当时一个有名的艺术沙龙，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和很多社会名流出出进进，让小时候的帕斯捷尔纳克在他们艺术和思想的熏陶里成长。大学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学过法律，后来又去德国学习哲学，这样一来，他那强烈的情感与节制的理性就得到了平衡。就像傅雷为傅聪描述舞台演出时说的那番话：“感情的美近于火焰的美，浪涛的美，疾风暴雨之美，或是风和日暖、鸟语花香的美；理性的美却近于钻石的闪光，星星的闪光，近于雕刻精工的美，完美无疵的美，也就是智慧之美！情感与理性平衡所以最美，因为是最上乘的人生哲学，生活艺术。”帕斯捷尔纳克杰出的翻译才能，救了他一条命。

我在1984年底买过一本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传》。那时候中国刚有了一些程度的思想解放，可以小心翼翼地、有所保留地介绍那些获奖作家了。我想那本书的编者也是很有头脑，把应该叫做《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传》的一本好书，叫做《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传》，故意多了一个字，冲淡意识形态的意义，避免可能招致的风险。书中介绍1958年的获奖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时说：“在三十年代由斯大林领导的全国规模的大清洗运动中，帕斯捷尔纳克曾受到了关押和审讯，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被释放了，据某些西方学者的猜测说这是因为他拥有将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语的诗歌翻译成俄语的一手好本领的缘故。”我觉得这种猜测有道理，斯大林的故乡会写出一大批狂热歌颂领袖的格鲁吉亚语诗歌，需要帕斯捷尔纳克翻译成俄语，所以也需要他活下来。

帕斯捷尔纳克又因为他杰出的写作才能，丢了他一条命。

1958年，他由于“在当代抒情诗和在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中取得的重大成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时赫鲁晓夫的大胆改革，结束了斯大林的统治模式，但斯大林的社会基础还广泛存在，斯大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还广泛存在，这些官员的巨大能量，可能是他以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获奖的消息刚刚传到莫斯科，各种报刊发起的批判、侮辱、威胁和咒骂铺天盖地而来，逼迫帕斯捷尔纳克用抗议的方式拒绝领奖。共青团的一个领导人公开骂他是猪，作家协会那些更像猪的高层作家决定把他从作协开除，更严厉的惩罚是取消他的公民权驱逐处境。看到帕斯捷尔纳克还不屈服，那些人又想到一个更混账、更缺德的招数，转而逼迫他钟爱的情人伊文斯卡娅。

我没有看过伊文斯卡娅的照片和传记。在我看到的资料里，她具有超尘拔俗的美貌，比他小22岁，是他生活中温柔的情人和事业上坚定的伙伴。两人结识了三年之后的1949年，官方逮捕了伊文斯卡娅，“审讯员对她连轴审讯，让耀眼的灯通宵对着她眼睛，不让她睡觉，一直折磨她三天三夜，逼她交待“犹太佬”（指帕斯捷尔纳克）的反苏言行。”此后她被送进劳改营以至流产，直到斯大林死了才放出来。1958年10月，面对获奖招致的种种迫害，伊文斯卡娅对帕斯捷尔纳克忠贞不二，预言《日瓦戈医生》迟早会被苏联人民接受，并挺身而出，把小说送到西方出版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帕斯捷尔纳克不怕枪毙不怕驱逐，但不能不怕他的情人再受伤害，只能拒绝接受那份世界最高文学奖，并在官方写好的悔过信上署名拿去发表。此后这对情人也很难见面，甚至无法互通消息。一年半以后，帕斯捷尔纳克病死，他的太太不许伊文斯卡娅同他最后告别。伊文斯卡娅只能在门前站了一夜，为她的情人守灵。送葬那天，她在人群后面远远望着徐徐向前移动的灵柩，大悲大痛，昏倒在地。紧接着她又被官方逮捕，因为向国外传递《日瓦戈医生》的手稿被判刑四年。其实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就以《日瓦戈医生》里女主人公的生活原型，参与了小说的形象塑造。很多年以后，我看到一张影碟，是那部获得1966年第38届奥斯卡奖的10项提名五项大奖的《日瓦戈医生》。像同名小说一样，影片运用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展示苏俄人民将近半个世纪的巨大苦难，那是比中国人民先行经历的、十分相似的苦难啊，一次又一次，击中我的情感。电影中的拉娜，眼睛很漂亮，但在我眼前晃动的，一直是伊文斯卡娅的那双我没有见过的眼睛，特别让我感叹一件与我息息相关的事情：如果极权时代没有结束，我可不可以有一位情人？

说到《日瓦戈医生》那部电影，我还想到，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移居国外多年的一位大学同窗，非常喜欢帕斯捷尔纳克，还想把那部电影的影碟和小说的中文全译本寄给我。其实那时候的中国的政治空气宽松多了，很多地方能买到那部电影的DVD，我的书架上早就有那部小说的全译本。只怪我们国家类似自我封闭的一种病态延续，以前落后了多少，外面不知道；现在进步了多少，外面也不知道。

现在我想承认，我虽然很早就买了那部小说，但一直没有认真读过。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翻译出版的国外小说，大部分是苏联人写的，其中大部分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种逻辑分类可笑极了，与此相对的应该是反革命现实主义）。我知道翻译过来的也有好作品，但我不喜欢读苏联小说，就像我不喜欢把一个饭碗里面的一多半沙子挑出去，再把一少半米饭吃掉。

大约是1988年，也就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三十年以后，《日瓦戈医生》深刻影响了我以外的一小部分中国知识界——他们面对帕斯捷尔纳克沉入认真的思索，还想提出和解答一个问题：“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比我们走得更远？”这一问题确实重要，但这一问题本身也有问题，至少是提的早了一些。帕斯捷尔纳克走出去几十公里了，我们不过是刚刚作出起步姿态，甚至还没有从错误的方向转到正确的方向来。

当时更需要解答的问题，在我看来，应该是“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比我们走得更对？”

看电影和买电视

以往的阅读经验告诉我，比较轻松的写作是那种把故事拉长的写作，比如手里有一个精彩故事，写成几十个小时的电视剧剧本，要比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剧本更加容易。于是我就想，按照我对1958年已有的那些回忆，如果不是特意和刻苦的节制，很容易写到成一部厚一些的书，就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再节制一下，等到描述了那一年的电影和电视之后，就要结束我在那一年越来越放纵的时空之旅，顺便结束我在那一年越来越强烈的痛苦感受。

就在几天前，小江导演的《电影往事》，又让我想起1958年的露天电影院。那时候全国像一头发狂的公牛，没有理智，只有激情。电影工作者也不能例外，也要出成绩放卫星，就把库房里的35毫米、16毫米以及更小毫米的放映机，把相关的配电盘和扩大器，统统搬了出来，一夜接一夜地放映露天电影。

1958年的中国，与1905年的美国有些相似。1958年的中国有来自乡下的几百万农民涌进城市，1905年的美国突然增加了来自欧洲的几百万移民，同样像发狂的公牛，四处奔突，寻找发财的方向。那时候电影刚发明不久，美国只有10家电影院，在这些移民的刺激下，到1909年就有了一万多家，清一色的低档影院，循环放映，只收一枚最小的五美分镍币。遍布各个城镇的电影院，几乎成了移民遮蔽风雨的家园。

还有一点，与中国相似也不相似。那时的美国，优先生产了大批普及宗教知识和社会道德、提倡个人奋斗和协作精神的影片，通过他们喜欢的娱乐方式，通过在他们心里的潜移默化，把电影院当成为移民提供必需教育的学校。效果应该是好的，他们很快提高了个人素质，融入了美国社会。美国好像很看重电影的教化作用，据说引进中国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版权时，一定要导演改成大团圆结局，他们的理由是不能让观众带着沮丧的心情走出电影院，一定要带着阳光般的笑脸。而改朝换代之后的中国，正在强力推行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观念，需要利用包括电影的一切宣传手段，把它们迅速装进工人和农民、成人和孩子的大脑，比如改朝换代之前的社会多么痛苦，对旧时代的人和事情要极端仇恨，对新时代的领袖要感恩和歌颂，要牺牲个人利益完成国家利益，等等。那时的中国，盖不了那么多电影院，最快的办法，就是放露天电影。

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看露天电影的情景。那天爹妈在工厂加班，很晚才能回来。天还没黑以前，我的大哥就把简单的饭菜做好，让兄弟几个赶紧吃完，赶紧去广场上占个好地方，等着露天电影开演。那时候城里的空气可比现在干净多了，我们抬起头来，能看见晚霞慢慢变得暗淡，接着看见夏夜的天空很漂亮的颜色，像孔雀肩部那种纯净的蓝。

那天我们几个去得很早，横着一排四个小板凳，占了正中间的地方。没想到放电影的人来了，要在我们坐的地方架设机器。没办法，别的地方坐满了人，实在挤不下了，最后在银幕后面坐了下来。看起来什么都一样，只是动作不大对劲儿。那场左右颠倒的电影留给我很深印象，让我以后仿照军人的姿势敬礼，一次又一次，总是习惯地举起左手。

那一年我和三个哥哥看了数不清的电影。有的电影看了好几遍，重要的台词都能背下来，闲着的时候就你一句我一句地用那些台词对话，当作一种游戏。我记得看过1958年新拍的《英雄虎胆》《狼牙山五壮士》《永不消逝的电波》《古刹钟声》《长空比翼》《花好月圆》《党的女儿》，还看过前一两年拍的《边寨烽火》《战斗里成长》《女篮五号》《五更寒》《地下尖兵》《激战前夜》《羊城暗哨》《柳堡的故事》《芦笙恋歌》《铁道游击队》《上甘岭》等等，还有几部苏联影片，名字很怪，当时就没有记住。

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不知谁家的淘气小子往人群里扔了一个硬土块，砸在一个八九岁女孩的脑袋上，把她的大脑砸坏了，只好退学回家。又过了几年，那个傻女孩又遇到了强奸，以后的一生都很悲惨。对于这件事情，也可能是我记得不准，或者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都会发生。但我在后来知道了一件事，就在1958年，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出了彩色影片，在世界上已经近二十次改编成电影。我就想起那个女孩以及许多个女孩，她们比《悲惨世界》的男主人公还要悲惨，我就想到她们的苦难，其实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的苦难。

以后的几年，露天电影放的比较少了，慢慢变成每年只有三五次。我们那里的露天电影，断断续续地放映到1970年代，大部分是国产的革命电影，小部分是同类型国家的革命电影。当时有一个民谣，形象又生动，概括了那些电影的风格：“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民谣里说的《新闻简报》，是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拍摄的新闻短片，每一期由几部短片构成，主要反映政党领袖、国家领导的活动，表现最新的政治运动、工农业生产和军队训练。那个电影厂拍过1958年粮食亩产十几万斤的纪录片，本来很荒诞的一个虚假事件，拍得和真的一样，欺骗了普天下的愚民。那时候不管是电影院还是露天电影，在正片放映前都先放映一两期《新闻简报》，所以晚去半个小时都不怕漏看了电影开头。

那时候在中国大陆，《新闻简报》成为报纸以外最重要的宣传途径，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1958年之前中国大陆没有电视台，二是1988年之前中国大陆没有普及电视机。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是北京电视台，开播于1958年9月。在开播的几个月之前，中国大陆才匆匆制造出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开播时候的北京，那么大的一个首都，那么多的中央首长，只有二十多台黑白电视机。有些荒诞可笑的，是那时的平民根本享受不到电视节目，但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把对平民进行政治教育，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他们用直播方式播出的第一部电视剧《一个菜饼子》，就类似于对平民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政治题材。那年9月播出的另一部电视剧《党救活了他》，除了表现党的救命之恩，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医学观点的内容。

很多年以后，我和中央电视台有了各种接触，有了一些在那里工作的朋友。那里确实有一批优秀的电视人。我看过关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与变迁1958－2003》一书的介绍，上面有些夸大地说：

四十五年风雨兼程,中央电视台由蹒跚学步到逐渐成熟,有一种精神贯穿始终一一开拓创新。

怀着对党的宣传事业的忠诚,对电视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中央电视台所凝聚的一批优秀电视人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用智慧的结晶成就着文化的精品。于是便有了这沉甸甸的一本《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与变迁》。

我说这本书夸大，是因为这里有一种逻辑上的语病。在这里，一切工作都离不开对宣传事业的忠诚，那么，如果在某些时候，他们的创新与忠诚矛盾，他们的智慧与忠诚矛盾，他们的文化精品也与忠诚矛盾，毫无疑问，他们只能留下忠诚，舍弃创新、智慧和文化精品。在我看来，说这些话的人，一旦到了垂垂老矣、人之将死的时候，回首电视往事，很可能没有内心的骄傲，只有内心的羞辱。

1958年，中国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那一年世界杯足球赛第一次电视直播，亿万观众看到了十七岁的少年贝利首次亮相世界杯的永恒风采。他在决赛中挑过一名瑞典后卫，凌空劲射得分，夺冠后又伏在队友迪迪的肩膀上动情哭泣。许多中国球迷会记得1958年他们无缘看到的世界杯，仅仅因为从1958年起，中国足球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征程，但是在那届预选赛中小组未能出线。

刚才说到电视机在中国的普及，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开播三十年以后，也就是1988年。我这种说法的直接依据，是那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视机。那时一台18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要卖人民币2800元左右，而我在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每月才五十多元，需要付出五年的全部收入才能购买。实际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种很残酷的被剥削、被掠夺。本来是想在1987年初买的，家里钱不够，算了吧，别借钱了。到了1988年初，钱攒够了，电视机的价格又涨了几百元，只好狠一狠心，借钱也要买。最后到临近的城市找门路，要到一张电视机购物票，买了一台坐着火车回家。我能买到电视机，应该算是电视机在中国普及了，据我的观察，那时大概普及到城市里二分之一以上的家庭。

我知道对于很多人和很多事情来说，重要的是时间。但对于我的回忆来说，不重要的也是时间，因为时间可以分割又不可以分割，因为时间在人的回忆里是个整体。比如说，1958年没有说到的一些重要事情，很可能与以后的岁月息息相关，在以后可以慢慢叙说。

1958年的话题，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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