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龙:乘着歌声的翅膀——红歌记忆及其他
作者：大仙鹤搜集
|
|
|
|
| |
|
|
| |||
|
|
| |||
|
黄晓龙:乘着歌声的翅膀——红歌记忆及其他
作者：大仙鹤搜集
|
|
| ||
|
| ||||
|
| ||||
|
乘着歌声的翅膀 ——红歌记忆及其他 作者：黄晓龙 原载：共识网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红歌声下，由少年青年而中年老年的，一生中几乎的所有起伏跌宕，都在歌声中展开。以致每听到那些熟悉的，与记忆纠结一体的旋律，就有一段尘封记忆被唤醒。 对于我们这，红歌不仅是一道道刻骨铭心的记忆符号，不仅是个人、家族，地域、族群，乃至国家民族命运的见证，甚至是一部命运编年史。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最初的价值判断与人生理想和追求，都来自红歌一样；我们的觉醒和思考，也同样始于红歌；始于红歌声下所经历的灾难迷惘，不平与坎坷；始于红歌主题和价值指向与生活真实的完全相悖，始于对其荒诞和虚伪的思考和省悟。 我敢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命运，思考和价值形成，与一种艺术形式有过如此紧密，直接的关联。
说来很少有人相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却早在四五岁时就听会了好几首“红歌”。那时，父亲系江北私立正本中学校长，母亲随父亲在校教音乐。每天都有《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山那边有好地方》的旋律，伴着母亲的脚踏风琴，在教室花径曲廊和操场上漾起。由于混沌初开，除了对幼稚园里“功课完毕，要回家去，先生、同学，明天再见，……”，有朦胧意会外。诸如“法西斯”，“解放区”，“灯塔”，甚至“一片稻田黄又黄”一慨是稀里糊涂不知所云。 但那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明丽清新且又生气勃勃的旋律，却如阳光、清风，让我在好奇神往中，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住了每一个乐段，每一句歌词。 解放初期，江北城有一支“民众合唱团”，每天下午都在治平中学礼堂练歌。除了《东方红》，全是《国际歌》《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乌克兰民歌》《祖国进行曲》之类的外国“红歌”。尽管对其含义依然是恍里忽兮，不知所云，但那些极富异国情调，朴实自然流畅，几无修饰的旋律，却有一种直接渗入人心的力量和瑰丽。 尽管那时，父亲已经被正本中学所在农会，以配合减租退押清理校产的名义带走，继之又以“特嫌”关进看守所，且一关就是两年多。就在以“特嫌罪”被判刑三年的判决书下达前夕，狱中伤寒流行，染病仅几天的父亲就病逝狱中。幸运的是，经当时任职于市军管会的治平校友斡旋，母亲谋得一小学教职。尽管靠母亲的微薄薪金维持一家六口生计，处处困顿清贫如水。但即便如此，在那段长达五、六年的童年记忆里，几乎每一天都是歌声带着希望在梦想中飞翔：几乎每天早上都在广播中“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莫斯科——北京》《川江号子》《卡林卡》《红梅花儿开》《山楂树》《深深的海洋》《敖包相会》《好久没到这方来》醒来。在歌声唤起的联翩浮想中，仿佛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尽管按后来的标准，其中不少歌曲都难获“红歌”的殊荣；但我敢说，与时下这些即使饰满华丽的装饰音，饰以丰富的和声背景与伴奏交响，却始终难以掩饰其思想的苍白和感情虚骄的“主旋律”相比，无论就审美，就艺术感染力而言，当代红歌绝对难望其项背。至少，那些鲜有矫揉造作，几乎每一段乐句都激荡着至真至纯的热诚与渴望，是当代红歌永远都难企及的。 也正因如此，即使在对当今红歌充满了质疑和不屑的今天。那些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人类共同梦想的旋律，始终令人难以拒绝忘怀。每听到他们，就会有一种久违的熟悉亲切和温暖。那些理想主义的光华，那些朴实真诚的情感，那种如情似梦质朴飘逸的美；那种浪漫、忧郁和悲悯高贵，对混沌初开的少年，始终都是难于拒绝的，令人心驰神往，迥异于现实的梦一样的境界。尤其是在历尽沧桑后的今天，那种单纯得一尘不染的真诚，已难以复制。
是红歌开启了我们对红色未来的梦想和渴望，也是在红歌之下，在对红色未来的渴望与向往中，一扇又一扇的灾难之门被相继开启。 至今，只要有人唱起《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敖包相会》和“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之类，总令我感慨万端；这些诞生于57年之前，尽管曾在文革期间遭到严厉批判禁止，但却始终在民间，在年青人之间流传。那种倾述着灵魂的自由舒展和渴望，激荡着对幸福向往的旋律，都在《社会主义好》响起之际，被一一中断。从那时起，红歌就褪去了她梦幻般的多姿多彩。生活亦随之露出了它的狰狞本色。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远离了此前的阳光开朗、真诚、理性、平和与热情。浪漫舒缓的节奏变成了快板书的平庸和流畅，变成俚俗小调的朗朗上口。载着强词夺理的强势蛮横、仇恨与凶狠，以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下流快意。在每天数遍的重复下，以高频率，高分贝的强势，一次又一次成为接踵而至的众多灾难的前奏曲。 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只要一听到那支歌，就会油然想起自57年秋季开学始，持续了整整一学期的羞辱歧视。想起那些因学问人品和公正而倍受敬重的老师，突然从讲坛上销声匿迹。想起那些高蹈走红的新贵们，幸灾乐祸得意洋洋强词夺理的下流可憎…… 那场历时三年，令数千万人成为饿殍的大饥馑，岂止始于大跃进的狂热；就在理性和良知被突然噤声，势利、奴性、马屁追捧和构陷被奉为时尚和革命，高蹈走红的那一刻，中国这趟列车，就已开始向灾难奔去。 对此，出身实业世家，（前裕华纱厂就是其家族产业）曾就读于北大，亲历过河南蝗灾的继父。抗战时一度担任过国军某师政训处少将主任，在16中加入民盟仅数月就成为右派，而后又新账老账一起算，以“历反罪”被判刑8年，直到75年全国特赦方才回到重庆的前16中地理教师。似乎早在那时就已听到了饥荒逼近的清晰足音。 那是57年底一个寒冷的星期六下午，我随他从江北觜过河返回位于凯旋路中学的母亲宿舍，于道门口偶遇一群瑟缩在冷雨寒风中的乞丐，不禁戚然驻足。稍倾，他就扯我的衣角，摇头低语：“小龙，莫看了，要不了几年大家都会饿成叫花子，到时侯，就是想要饭都要不到。”随即甩下我，一脸黯然的低头疾走。追上他，我颇为不解的追问，“不是合作化了吗？粮食不是一直在增产吗？未必还会饿饭？”“唉，你不懂，过几年你就晓得了” 果然，在59年十年大庆后的秋风萧瑟下，当我和我的同学们个个都在饥肠辘辘中瑟缩不已时，一听到学校收音机里响起辉煌磅薄，高潮迭起的《祖国颂》；就会油然想起被他不幸言中的预言。 大跃进开始的58年春，我刚好转学到母亲执教的40中。歧视和迫害嘎然远去，少年的天空又是一片开阔蔚蓝。紧接着，苏联卫星上天，举国为之狂欢。在一派超英赶美的汹汹豪情和急不可待中，市中区的几条主要大街，几乎每天都有盛大的报喜和庆祝游行。每次游行，都有江北极为罕见的铜管乐队一路高奏“苏联卫星高飞在天上，/和平宣言深入人人心中/，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不准帝国主义再逞凶，/全世界都倒向我们这边/，看东风压倒西风”和“五年计划看三年/，苦战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的旋律为之壮行。那浑厚雄劲的低音号，每一声都猛烈地撞击着少年人心上那根躁动的弦，令人不能自持。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一旦理性和良知成为废墟，就是谎言和盲目高热病毒最好的培养基。 那时，学校每周都有两三次义务劳动，我们这些体重不过七八十斤，明显营养不良的少年，尽管不堪重负，始终战战兢兢，但抬水泥，背150斤一包的麻袋米包，担焦炭，下农村修水库，挖红薯，无不个个争先。在“鸡窝炉”和“浸钢炉”前，凡是男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几昼夜挥汗如雨“不下火线”的壮举：——将铁门栓，铁锅，火钳，锅铲投进炉膛，待烧红后，再用长柄抱钳挟起，在物理老师配制的“特种药水”里一浸，“呲”地一声，一阵蒸汽弥漫，“钢”就炼成了。 同班好友刘祖培，手风琴已拉得炉火纯青，从他轻盈跳跃于琴键上的指尖，张合有致的风箱里流出的《多瑙河之波》和《杜鹃圆舞曲》、《马刀舞曲》、《霍拉舞曲》、《骑兵进行曲》，曾经倾倒了所有的同学。由他作曲，我作词，创作了好几首诸如《美丽的山城》、《金色的五月》、《人民公社好》之类，歌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题材的歌，经常在学校或街头演唱。以致在九十年代的某次同学会上，有同学无意间唱起那几首歌时，令我羞惭得耳朵发烧满脸通红，既为当年的愚昧和虚荣愧疚不已。也为赤诚和纯真被愚弄戏耍，被无谓消费，满怀痛惜愤怒。 其实，就在那个狂热得不知常识为何物的年代，多数成年人始终是清醒的。就在我一连几昼夜守侯在浸钢炉前“苦战”那些天，班主任杨福国就曾几次委婉地劝过我：“你还年青，累垮了不划算”。而母亲则更直接尖刻，每次参加“会战”夜不归家，都要讥讽我“劳而无功”“庸人自扰”“自作多情”，说“无论你怎样表现，都改变不了你的剥削阶级出身”。并为我饭量大增，令全家的粮食定量难于支撑到月底忧心不已：“照这样吃下去，不饿饭才怪了”，“哼，亩产10万斤，一个平方该有多少，就是一百五十斤。谷子平铺起来起码有七八寸高吧？哪个信？”“莫说是亩产几万斤，只要有一千斤，粮食就不会定量，就不会每个月只有四两油，一斤肉”。 当然，这都只是“阴暗角落”里的窃窃私议和牢骚。“阳谋”的余悸尚在，哪个敢“跳出来”重蹈覆辙。 而当时早已在虚妄狂热的红歌中不知东南西北的我，却始终嗤之以鼻，以为那不过是杞人忧天，妇人之见。那怕是来自母亲。 而生来就从不会“务虚”，不知“革命浪漫主义”为何物的农民却不尽然：同班好友黄珏那时曾对我讲过，他家当时来了一位农村亲戚，一问起人民公社，高产“卫星”，“敞开肚皮吃饭”，就含血喷天大骂狗屁。以致一向温文尔雅的他，对这个长他两辈的农村亲戚，也大为不敬地背地称其“反动”“自私”。 至今我一直怀疑，那首“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是否真出自农民之手。 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我曾问过好几个当时曾经在“打擂台”中脱颖而出的大队干部，是否真相信自己能在一天内将三分地深翻一米，那可是200个立方，是一台中型挖掘机一个台班的工作量。他们的回答都惊人相似：“其实哪个都心知肚明，都在捏倒鼻子哄眼睛”。有人还反诘“就是我不去‘打擂’，别人也会去‘放卫星’，说不定虚劲比我还提得凶”。 那一轮红歌潮，在“唱出精气神”的同时，也湮没了常识和理性，包刮在历次政治运动后侥幸残存的诚实品性。有人是因为恐怖而言不由衷，有人是因为眼前伸手可及的好处和利益而满嘴跑马。所谓“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就在大跃进歌声尚余音袅袅之际，残酷的，要命的，每个人每天都必须面对的饥饿就赫然降临。
《洪湖赤卫队》的作曲家肯定不会想到，他们那首勘称中国歌剧史上最成功的幕前曲《洪湖水浪打浪》，会成为那场历时三年的大饥饿最鲜活残酷的记忆符号。 正因为它朝露霞光般的华彩，与备受饥饿折磨的绝望现实间的强烈反差，她作为饥饿记忆符号的地位，才难以动摇。 60年元旦前夕，市话剧团在渔场俱乐部（当时的水产校和长寿湖渔场都在狮子滩，学校党支部亦归渔场党委领导）举行慰问演出。当两个女演员以朝露般瑰丽圆润，华彩四溢的和声唱到“啊……，遍地野鸭和菱藕，秋收满阪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时。突然眼前一黑，金星乱舞，身体突然变轻，在晕眩中恍如飘了起来。好不容易勉力稳住似已不属自己的四肢，举目四望：惨白的日光灯下，清一色面呈菜色，瘦如骷髅的脸上，竟全是一双双饥火燃烧的眼睛。 那一刻，由旋律虚拟的丰美华丽，与饥饿绝望的黑暗体验之间，反差是如此鲜明强烈，强烈得荒唐诡异，强烈得刻骨铭心。 直到相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只要一听到《洪湖水浪打浪》，马上就会想起狮子滩那阴晦难明的天空，那几无间断的冷雨凄风。想起每到上午第三节课就饿得手脚冰凉心慌意乱，不得不借偷看小说以分散饥饿折磨的尴尬和苦恼。想起校门外的公路上，像慢镜头般缓缓倒地，而后断气的路人。想起那些面目浮肿，眼神黯淡绝望，或三三两两，或偊偊独行的农场右派和历反……。
记得63年春节，趁家中无人，在母亲用于音乐欣尝教材的一叠唱片里，找到了几张由魏启贤、刘淑芳、周小燕，还有上海音乐学院一个女中音灌制的唱片。正当我听得如醉如痴时，一直令我们全家对其敬重有加，自三十年代起，就在治平任音乐教师，曾经组织发起江北民众合唱团，于57年反右前夕愤然退职，以制作小提琴维生的袁廷锴老师来访。应他的要求，放完刘淑芳的《宝贝》《梭罗河》，魏启贤领唱的《星星索》和《哎哟，妈妈》，周小燕的《夜莺》还有一个女中音的《鸽子》《西波涅》后，袁老师激动得在房间里打转，连声击节赞叹“这才是音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他说“和这些歌比，《社会主义好》《戴花要戴大红花》之类，只能算“莲花落”（四川快板），绝对登不了大雅之堂” 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们最普遍真实的审美认知。
文革的愠嚷和发生，就是在《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之类的红歌开始营造，而后又不断升温的“革命化”狂热中开始的。尽管饥馑菜色还没有从人们脸上褪尽。那种已经非常熟悉的，风声鹤唳杯弓蛇影般的紧张不详，就在歌声里步步逼近。 和前几轮红歌潮不同，被红歌煽起的狂热一旦升到阀值，不仅令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生变成了丧失常识、理性和人性的群氓、打手暴徒，连红歌自身也被自己煽起的野火烧得焦头烂额。比如《马儿啊，你慢些走》，据说因为深受刘少奇喜欢，就被宣判为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毒草。比如因电影《上甘岭》走红的《我的祖国》，因为领唱有些嗲声嗲气，颇近似于当年上海滩的流行曲，就被定性为靡靡之音或黄色小调。除了对毛个人的感恩、崇拜、神化和誓死忠于外，几乎所有题材的红歌，都因各式各样匪夷所思的罪名，变为了“封、资、修毒草”。以至文革前夕，怏怏8亿人的中国，只剩下《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之类寥寥几首。 当年，渔场有两个曾数次在省地两级文艺汇演中为大竹争得荣誉，足以称得歌唱家水平的知青。在他和她的影响带动下，水库、工地、宿舍，休息或上班，凡精力过剩的渔场知青所至，红歌不绝于耳。开初是大好形势下莺歌燕舞的《克拉玛依之歌》《乌苏里船歌》《走上高高的兴安岭》《马儿啊你慢些走》《草原之夜》，而后渐次变为《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为伟大祖国站岗》《四渡赤水》《唱支山歌给党听》。演进到文革初期，则只剩下了旋律僵硬，犹如诵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和花哩估兮咿咿呀呀近似色情小调的《社员都是向阳花》。 就在红歌的恣肆汪洋和题材的微妙渐变化中，社教二十三条发布，工作组进场，稍后又是516通知。在“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恐怖肃杀下，向来自成一统的渔场，一夜间就变成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过了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的炼狱。 就在纪录片主题曲“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响彻云霄之际。每隔三差五，渔场就有某某重庆的家中被抄的窃窃私议不胫而走。犹如暴风雨前预告着灾难和不祥的风声，每个人无不心怀忐忑。 由工作组发动起来的大字报一浪高过一浪，批判揭露的锋芒所指，一个个倒霉蛋无不惊恐变色。由于出身和长寿湖的经历本就不堪，加之行事高调不屑看人脸色，不时公开顶撞领导，被视为长有反骨的我，自然首当其冲。 很快，在人工繁殖和鱼苗培育结束的当年8月，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再度被发配上山烧石灰。每天上山120斤煤炭，下山170斤石灰，来回36里山路加12里水路。夏秋短裤、赤膊、草鞋。冬天，长满虱子，到处破洞补丁的棉绒内衣加一件开花棉袄，依旧赤脚草鞋。没有星期天，无论雨雪天晴，劳动量之大，生活之艰苦，绝对数倍于当代农民工。但这一切都算不了甚么，咬咬牙都能熬过去。最恐怖最难熬，令人夜夜噩梦的是：运动结束时，等待我的将是何种罪名，属何种性质？ 在那段忐忑悲愤，犹如待决囚犯，谁也不敢相信，凡三个人以上，决不敢多说一句话的战战兢兢下，唯一的放松，是就着难得一见的太阳或篝火，脱光衣裳一边咔虱子，一边或者扯开喉咙，或者咬牙切齿低声怒吼地；唱红歌。 几十年了，那段记忆依然犹在眼前，66年深秋一个下午的狮子峰下，难得一见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在石灰窑前，刚出窑的石灰和窑膛散发出炙人的热浪，趁等待石灰窑冷却后才能装窑，七八个待决准牛鬼都脱成赤膊，一边翻捡着汗臭熏人的棉衣和内衣找虱子，一边惬意的哼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叭”一声，咔死一个虱子，“万物生长靠太阳”——叭，两个大手指甲间又是一次污血四溅。还有人唱的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叭”——“党的话”——“叭”“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叭”在一次次污血四溅中，是阵阵恶毒的发泄快意。 那一刻，红歌不过就是下意识里的俚俗小调，是灰暗逼仄的绝望中聊胜于无的精神调料。与流行于东北胡子中的“说起那宋老三”几无二致。和信仰追求之类的高雅绝无关联。 今天说起文革，都将其称为浩劫、灾难。但在当时，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突然变成“炮打司令部”；当“老子反动儿混蛋”变成“远飞的大雁”变成“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时，除了那些血统高贵，陶醉于挥舞皮鞭和抄家的主义兵们，除了那些期待通过整人，又可以官升一级的小人外；可以肯定，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突然远离恐惧，获得解放的庆幸和狂喜。 记得造反有理一开始，此前手握重权，一脸神圣加神秘的工作组，就不声不响溜之大吉。我们这批“准牛鬼”所有的罪名，在一夜间就都变成了刘邓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证和“黑材料”。就像临刑前突然天恩下达，重获自由一样，将毛视为救星，将他的“路线”视为改变世道，实现公平正义，重获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唯一希望，亦就顺理成章。 于是，壮怀激烈义无反顾的踏进“造反有理”的陷阱，随之又挣扎于“走狗烹”的黑暗绝望，就成了注定的劫难。 在文革流行的众多红歌里，最令我锥心刺骨难以忘怀的，是毛接见红卫兵纪录片里的“火红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当其响彻在每天的广播不久，突然接到母亲的一封短信和一张近照，信上莫名其妙的写道，“妈妈对不起你，……我会努力在运动中改造自己，争取彻底脱胎换骨，”“你是家中的长子，以后一定要照顾好几个兄弟姊妹，”令我颇多不详，一连十多天都莫名其妙的从噩梦中惊醒。直到67年春节前夕回家，才得知因不堪红五类学生的辱骂毒打，母亲曾经有好几次在半夜时分，悄悄爬上家中临街四楼的阳台栏杆，对着满城昏暗的灯光独自垂泪，似随时都准备跳下去。幸好每次都被一直呆在家里，格外机灵的幺兄弟小渝发觉，跪在楼板上苦苦哀求，母亲方肯下来。不久，学生造反派崛起，在已成为造反派勤务员的聂老师儿子聂嘉陵和隔壁另一老师的帮助下，母亲才从皮带拳脚下脱身。我们几兄弟姐妹才在那个处处陷阱的岁月里，才有一个勘称为家，可以落脚，可以添伤的一隅。 另一首让人不能忘却的红歌是，由劫夫为副统帅语录谱写的《完蛋就完蛋》，尽管其旋律平庸得近乎于诵经，毫无艺术张力，但却有一股冲天杀气和敢于用生命作赌的狠劲，且又朗朗上口：“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声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67年5月，我和渔场的三十余名知青，就是唱着这支歌，抱着誓要讨回公道的决绝，举着大刀长矛，杀进大竹县城，令数千装备有钢钎大刀长矛的当地造反派，在冲天杀气的歌声中，惊呼“哎呀，这些渔场崽儿不要命了”，于瞬间溃不成军。 大竹云雾茶场有一个名为汤中林的眼镜，在西师中文系大二时查出肝炎休学然后到茶场。此君瘦小文弱举止儒雅，68年全川武斗重启时，他所在的反到底武装，在渠县庞家嘴一带和815派遭遇，寡不敌众身陷绝境时，据说就是唱着“完蛋就完蛋”，拉响手榴弹“壮烈牺牲”的。 还有渔场繁殖队的同事，身材瘦小，满是麻子的脸上随时都挂满驯顺谦恭微笑的陈国文。67年11月大竹反到底被赶出大竹，在达县军分区枪械库抢枪时，当行动信号的《完蛋就完蛋》刚刚响起，他就冲过了部队的警戒线，机枪一响，就倒在了血泊中。 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直至今天，红歌的社会功能定位，始终如一地一以贯之，从来就没有过改变：一边用美丽的期许煽起狂热，用乌托邦梦境代替常识，蛊惑驱赶着丧失理性和判断的人们，从一个灾难奔向另一个灾难，直至生命的终结。一边用虚假的辉煌瑰丽湮没现实感受，掩饰现实中的挫败压抑和痛苦，忘记无处伸张辩说的迷茫与无助，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炫技式的乐音下，失去思辨力，失去记忆，沦为工具，沦为政客们争权夺利的数字与砝码。 正因为工具的功能定位，红歌才会背离历史与生活的真实，失去艺术的价值和灵魂。尤其在当代，从作曲家们的琴键下流出的旋律，几乎全都是用矫情虚假和技巧堆砌串啜起来的音符垃圾。
如果说当年响彻在巴士底狱广场上的《马赛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红歌。那么，从巴黎公社血泊上升起的《国际歌》，尔后的《华沙工人歌》，前苏联以战争、革命、离别、爱情和苦难为题材的众多歌曲，以及国粹版的《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赞美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无疑都是当之无愧，最正宗的红歌样板与先河。 那些简洁质朴，却又极富感染力，激荡着火一般炙烈的理想、愤怒与渴望的旋律，无论艺术水准及感染力、当代红歌都绝难望其项背。两者根本就不在同一审美层面。或者干脆说，两者间的审美方向根本就是互为反动。 那些曾经让无数热血青年抛弃平安优裕的环境和个人前途，义无反顾地集结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甘愿为之献身的红歌；何以仅仅在一度辉煌之后，就开始每况愈下？以至现在而今眼目下，竟得依靠装腔作势拿腔拿调，依靠歌星们在舞台上撒娇卖嗲，才能吸引到足够的眼球和耳朵？ 其实，答案再明白不过。 当“大救星”取代了“从来就没有甚么救世主”。当“永做革命螺丝钉”回应了“为什么？为了求解放，”的渴望和呐喊。当“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就“神话般掘起来座座新城，奇迹般聚起了道道金山”，又重复起老套的权力神话时。红歌的审美价值和取向，就已被全面颠覆。 不然，在数千万农民工依然在码头工地挥汗如雨的今天，一度唱响海内外，由《国歌》作曲家聂耳谱曲的《码头工人歌》何以竟销声匿迹，不知所踪？显然是因为“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楼房来”那种直指社会不公，近乎怒吼的旋律，正是当代红歌力图屏蔽的。 有过“让思想冲破牢笼”的石破天惊。有过在冼心海的《赞美新中国》里以“五千年的国家，今天从新改造”“人民胜利了，从此从做主人”的诱人光芒和期许的红歌，在历经了几十年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经历了与工具和利益的“结合”后，就从理想浪漫的云端跌进了实用主义的泥沼。为了近在眼前的功利实用，艺术的高雅和高贵，变成了充满虚伪的敷衍媚态的丑陋，变成了匍伏在威权脚下的宠物，变成了制造服从，制造势利和奴气，发酵着阴谋、权斗和血腥的酱缸。状如匍伏在威权之下的三呼万岁。 是理想给红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而后又恰恰是声称要将理想变成现实的革命本身，拔光了她美丽羽毛，折断了飞翔的翅膀，红歌就失去了她的自由轻盈舒展和潇洒。 正如缺失明确价值话语指向的改革，最终必将沦为全面垄断，掠夺社会财富和资源的路径手段一样。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历来都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灵魂乃至生命，一旦背离真实的心灵感悟，就失去了生命的根系，失去了艺术的道义品性，失去了尊严与高贵，失去唤起共鸣的基础。路越走越窄，直至穷途末路就势在难免。 当前，红歌最大最紧迫的困境是：如何让挣扎于失望和屈辱中的人们高唱幸福和感恩，如何让焦虑无助的人们去高唱前程似锦，万代千秋。这绝对是当代红歌词曲作家们永远都无法超越回避的。那一套和生活真实完全背离的慨念和语境，连作家们自己都不信，何来灵感和真情？除了矫情，除了扭捏作态，虚情假意地卖弄技巧、乖巧和媚态外，岂有他途。 然而，凭几首走红的“主旋律”就能官至大校、将军，与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职业军人相比，如此低成本的，几无任何风险的路径范例，却又那样诱人，诱得人心痒难熬，有几人能心如止水，能不怦然心动。尤其是那些早已“悟透了”的人们，如何能不趋之若鹜，应者如云。 何况“表演”和“秀”历来是“艺术家们”的拿手强项，谁不会装？会装就必有重赏。于是，你装我也装，曲儿小腔儿大，矫情卖嗲、讨好献媚，虚张声势，拿腔拿调，思想苍白，言之无物，就成了当代红歌最普遍，最流行的时尚。 就笔者亲眼目睹，仅仅一轮红歌潮，就为那些末流或不入流，且又不甘寂寞的艺术家们提供了众多难得的，挣钱出名机会。那些钻进钱眼，势利且奴性十足，一心向往着升官发财，根本不知艺术良知何物，艺术家的责任道义和坚守何在，以名仕风流和社会贤达自居，派头十足的艺术家们。面对每两小时动辄数百乃至上千的出场费，一个个急不可耐拳打脚踢的“赶场”，从上午到下午到晚上，一天少则两场，多则三四场，一个个赚得眉开眼笑。至于质量和艺术家的面子，根本就不用担心；类似工业流水线上的“工程”产品，早已失去了艺术的品性和个性特色，何须感悟分析，只要能装，绝对差不到哪去。 一个“装”字，失去的不仅是艺术的良知、魅力和品位。培养审美和情趣的艺术变成了渔利工具。竟相把拙劣的夸张比喻和媚态，将权利的虚妄颂歌和神话变成商品，已成为一种获取好处的时尚潮流。那种学养浮浅却又偏偏故作高深的恣态，那些粗糙夸张缺乏真实生命和艺术魅力的旋律，岂止在败坏着人们的艺术胃口，颠覆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认知，也同时在糟践着艺术家自己。 但草根百姓毕竟是清醒的。即使在红歌运动如火如荼的那几个月，几乎所有红歌会，无论规格高低，规模大小，何等隆重光鲜，却永远都是演员远远多于观众。这无疑是草根百姓对红歌最耐人玩味的判断和表态。是早就听烦了，听厌了，在千篇一律的老套虚假下，耳朵磨出老茧，在红歌与现实的完全相悖中，学会了思考和判断人们，在“用脚投票”。 笔者认识好几个在重庆颇为知名的合唱指挥。他们对任何歌曲内容和价值指向似乎都不太在意，每当我抱怨红歌唱得倒胃，他们总是满不在乎的答曰“不管啥子歌，只要唱好了都一样好听”。这也许和文革初期，我们在石灰窑边就着太阳咔虱子一样，红歌只是声乐练习曲或炫技工具而已。或者干脆就是“提起那宋老三”。 显然，这也是一种取向和态度。 对这一切，作为举办方的各级官员，肯定比谁都清醒：时至今日，红歌已再不可能成为有效的动员令。至于唱出“精气神”，不过是台面上的冠冕堂皇。他们都心明如镜；这是态度问题，党性问题。何谓党性？当然不是早年对理想信仰矢志不移的追求和忠诚，而是对上级意图的亦步亦趋，是服从，紧跟与效法，是一种“宁犯政治错误也绝不能犯组织错误”的生存智慧。唯有如此，博取上位升官发财才有希望，至少能获取安全感。至于庞大的费用和开支，浪费的时间金钱和资源，一律由纳税人买单，自己不掏一分。何乐不为？ 作为资深合唱队员，自从红歌成为唯一的合唱曲目以来，曾经无数次在经典曲目的排练演唱中，享受体验过，沐浴在旋律的清波洪流，灵魂一尘不染，宠辱皆忘的愉悦陶醉，就再无踪影。在千篇一律似曾相识的平庸和装势作态中，唯有感官的刺激和卑微的自我，独立鲜活的个性与诗意，浮想联翩的思辨陶醉和神游万里，通通都湮没于平庸的媚俗势利，臣服在权力的辉煌和赫赫威仪下。 为什么我们周围有那么多惟权是从，唯唯诺诺，口是心非，明显患有奴才综合症或人格缺损症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除了近在眼前的利益，几无价值思辨和判断自觉，只知唯上，惟利益是求的人？虽然潜移默化这个词，对毫无艺术张力的红歌似有抬举夸张之嫌，但被它裹夹却绝对真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