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事】：挤尽奶汁的母牛——叫你一声妈妈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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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挤尽奶汁的母牛——叫你一声妈妈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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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 挤尽奶汁的母牛——叫你一声妈妈 （一） 一个傍晚，我在厨房摘油菜，突然便想起了母亲，我是跟她学的，用手掐油菜，不用刀切……那一瞬间，心口像被一枚螺钉塞住又拧紧，怎么也打不开。由母亲又想到晚她半年去世的父亲，心一阵阵疼痛：我再也没有爸爸和妈妈，再也没有了…… 而在父母生前，我却从未当面叫过他们一声爸爸和妈妈。 小时候生活在大家庭，父母均排行老五，一个在家被小辈唤五叔，另一个叫五娘。我们便也随着堂表哥姐乱叫，大人未予纠正，就这样一路称呼下来。年轻时，觉得自己标新立异，到后来则已形成习惯，改不过来了。 如今，就是对着天空喊上千遍万遍爸爸妈妈，他们也不会回来。我不再是人见人羡父母双全的人了。曾听人说起，不论岁数多大，还是父母健在好啊！此刻，我才锥心刺骨地意识到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无边的失落。 这感觉一直持续到很晚，甚至搅扰得我坐立不安，耳朵里不由自主地痒起来：儿时，母亲为我掏耳朵，那是她对我表达亲昵的唯一方式。头枕在她的大腿上，窗外和熙的阳光或屋里明亮的灯光照着我的耳朵，发卡轻轻在耳蜗里游动，有种柔柔的、软软的舒服…… 母亲生前一天到晚唠叨，甚至骂人，我有时心生厌烦，曾向好友发过牢骚。她对我讲，千万别烦，一旦她不在了，你就是想听她叨唠也不能够，那时你会后悔！ 此时，一大堆悔意果然堵在我的喉咙口：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儿，可我与母亲的感情竟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絮，触摸不到彼此的肌肤。谁都不曾向对方表达过爱意，似乎也不想表达，双方都只在恪尽职守，她尽她母亲的职责，我尽我女儿的义务。 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父亲叫后辈一起到饭馆吃饭，那是他最后一次请我们聚餐。他说，不是为了吃这顿饭，而是让大家聚在一处给他、特别是给去世不到半年的母亲拜年。 饭桌上，大家不由自主怀念起母亲做的回锅肉、臊子面，黑芝麻汤圆，尤其是她配制的饺子作料……如今，任谁也做不出来了，那叫香啊！可随着母亲的离去，它们成为我家真正的绝活儿…… 有病的小妹那天比较正常。她问，母亲的优点这么多，父亲的怎么就那么少呢？父亲高龄耳背，大家一时有些肆无忌惮，当他的面说起了他的坏话。 弟妹突然笑着说，谁说他听不见？我问问他！她转脸问，老爷子，听见我们说什么了吗？ 父亲微微一笑，你们是在说老太太吧？老太太这个人表面看是个唠叨的家庭妇女，没什么意思，实际上……她有突出的优点：无论在单位还是家里，她一辈子忍辱负重，都在拼命地干。在外面人际关系好，这个家也主要扛在她肩上。像一条破船，她实际是掌舵的，靠着她，才艰难地没有沉没，维持了下来…… 这是第一次，父亲没将自己摆在总指挥兼导演的位置，说了句特别公允的话。说完后他似乎有些后悔，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补了一句，当然，我对她是很容忍的…… 这话要是在母亲活着时说该有多好！但父亲从来不会当面表达对人的感情，我其实对最亲近的人也如此。不知父亲内心对此可有悔意？我则一直被内疚折磨，总后悔没在母亲活着时对她更好些，特别是在对她的态度上应当温柔些。 母亲生前曾几次对我说：“你父亲从年轻起身体就不好，活到九十多岁还能活动，全亏我的照顾。我比他小十多岁，可已经不行了，又瞎又瘸。人活着就该自私，多为自己考虑……”她回忆起困难时期，发点心票，她一口点心都舍不得吃，全给了父亲；她说父亲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牢骚归牢骚，母亲的一生其实都在为别人活，她对得起所有的家人，惟独对不起自己，活到八十多岁了，江山易改，仍旧本性难移。几十年一贯制，一直到她还能干得动的老年，都在为这个家忙碌奔忙，操劳辛苦，真可谓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从我记事，就见她终日拐着脚，嘴里不停叨唠着忙这忙那，手脚不曾停歇；后来，以老迈残废之身，在基本丧失活动能力的状况下，她才不得不闲下来，但嘴巴仍然未停。为这个家，说她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还不够，她甚至在草都吃不饱时，还拼命为家人无偿供奶，直到油尽灯枯。每每遇到危机，我们全家都是靠她瘦弱的臂膀把舵并拼命地不停划浆，我家这条破船才没翻落到江心沉底…… 母亲的晚景颇苦，如同生活于炼狱。只吃不做对父亲是种享乐，可自从母亲目盲腿残，命运对她却是一种无休无止的折磨。即使别人反复劝她，坐着当老太太享清福多好，她还是难以适应无所事事的生活。境由心生，暮年的残疾无情地剥夺了她劳动的权利，她又没有其它爱好，生存价值业已失去，便只有煎熬地等待着油尽灯枯。而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不是不叫她省心，就是不理解她的心境，甚至对她的唠叨心生厌烦……
母亲是四川乐山人，出生在一个孩子众多的大家庭，排行老五，出生日期是1918年11月17日。虽生得面目清秀，肌肤细腻，可天生有些残疾，属于内八字脚。这不是她独有的毛病，就连貌美如仙的二姨也只算得半截美人。看来，这该属于家族基因的遗传问题。 外婆一直为生孩子所累，不喜欢孩子，更不待见母亲。究其原因，一来母亲排在中间，是个赔钱货；二来小时候疯疯癫癫、大大咧咧，嘴还特馋。她不像四姨，虽然也排在中间，但从小斯文懂事，会看父母的脸色，对下面的弟妹一向谦让照顾。所以，父母尽管重男轻女，除对儿子之外，最喜欢的就是四姨。对比之下，大人们越发看母亲不顺眼，从小到大，她不知受过多少皮肉之苦。特别是外婆，动不动拿她做出气筒。 记得十岁左右，太外婆送给她和四姨一人一对玉石耳环，作为过年礼物。大年初一，讲究穿新戴新，她与四姨两人欢欢喜喜都把耳环戴上。姐姐安静地坐在那里，她却坐不住，跑到外面一通疯跑。回到家中，外婆立即发现她把一只耳环丢了。当时二话不说，揪过来一顿痛打，也不管是否在过春节。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又总是挨打遭骂，小小年纪，她就有过轻生的念头。那一年，她只九岁，赶上霍乱在当地流行。和她经常一起耍的一个小玩伴染上了病，不久即不治而亡。知道了小伙伴死于霍乱，她竟盼着自己也有被传染的幸运，也好尽快离开这个没有爱的世界。 死神却不肯要她，在打骂声中她一天天长大。你说，她能对这个家留恋吗？年龄渐大，她最大的渴望就是尽快离开，离开这个不喜欢她而她也不喜欢的家，自己去独立生活。 由于一心想过独立生活，快点儿走向社会，她虽然天资聪颖，心思却不在读书上，成绩相当一般，比四姨差得很远；更由于家境一直比较困难，对这个不待见的孩子当然不愿下力气培养，她只读完初中，就孤身一人到成都找她大哥。当时，我大舅的家境相当富裕，开着三家店铺，一个五金铺，一个书店，还有一个裱褙铺。大舅安排她到书店做学徒，因是店主的亲妹妹，自然不会让她做店员，而是学计账，准备将来让她做会计。 开始她住在大哥家，仍旧如小时一样，缺乏姐姐们的娴静，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别好动，爱说笑，喜欢男女朋友凑到一处耍。嫂子是位厉害的旧式妇女，便不给她好脸色看，还经常在大哥面前说她坏话：哪见过这样的女娃，野的要死！ 虽说性格大大咧咧，但听多了闲话还是生气。她终于搬出了大哥家，去和奶妈住到一起。后来索性辞去大哥家的学徒一职，去上财会补习学校。因为手里钱少，家里能给的钱也有限，她只报了一年的速成班。父母虽不喜欢她，也知道年代不同了，学历高终究比低好，将来就是嫁人，也能找个好丈夫。所以，还是勉强给了她一点儿钱。补习班毕业后，她又动了继续上学的念头。大哥毕竟是亲大哥，和外婆家一起凑了些钱，同意叫她继续读高中。 她上的是逃难中迁到四川的清华附中。附中为男女合校，上课基本用英文课本，甚至不少同学对话也用英语，她这个土包子根本听不懂。加上学校伙食很差，几乎天天吃芹菜，她也吃不惯。本质上，她不是一个爱读书喜学习的人，而属于好行动的一类。这所学校门槛对她来说太高，只读了几个月，她便决定退学。 亲戚又在乐西公路帮她找到份会计工作。她干得相当不错，比读书得心应手多了。工作期间，她住在已经出嫁的二姐家。终于脱离了父母的视线，自己有了工资，她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变得更加唧唧喳喳，整个一个乐天派。这种无忧无虑的性格在同事中颇得人缘，大家都喜欢她。不久，有一个浙江男同事开始追求她，不断给她写诗，将她称作花瓶。可她看不上，嫌人家长得难看。甚至科长和科长的弟弟也喜欢过她，她都没有同意。原因是这些人都不是大学生。自己虽然读书不行，可受几个做官的文人舅舅影响，她认为对方起码该是大学生。 乐西公路竣工后，她到过乐山五通桥银行学习，又去过新樊县政府做会计。住处也像打游击，在表姐家住住，又去舅母家盘桓。四海为家，就是不愿回父母处。这些亲戚都属于有头有脸的官宦之家，通过五舅母，母亲认识了她的干女儿，也就是父亲的八嫂。舅母与八嫂为她牵了条红线，将她与千里之外的父亲栓到了一起。父亲虽在军队服务，但不是她一贯讨厌的职业军人，而属于她一直想往的大学生，所以，两人尽管没见过面，只是通信，她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桩婚事。 由于两人差着十一岁多，大西北又男多女少，父亲显然为弱势一方。怕母亲见面之后悔婚，他不得不耍了个心眼儿，要求先在报纸刊登结婚启事，再来接她转回兰州。 父亲迎亲来到乐山，两人见面后，母亲偷偷打量了父亲几眼，便迅速埋下头去，微笑凝结在了脸上。同父亲的心情一样，她对未来的夫婿也不满意。父亲明显比她大许多，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最要命的是皮肤白中透青，还不时咳嗽两声，简直是个病篓子嘛！选来选去，却挑上个病秧子。可人家大老远的来了，又登过报纸，也只能认命。 她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从一而终，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悔婚的念头当然不曾想也不敢想。 母亲从天府之国来到蛮荒的大西北，面对的是个脏乱差叫人瞠目结舌的窝，初来乍到的她实在无法适应。父亲的脏乱简直难以想象。例如，盖的白被里及内衣裤早已成为黑灰色，特别是被头与衣裤的边角全都浮着一层油腻，发出令人作呕的味道；一个破旧的脸盆一物多用，除了洗脸洗脚，还用来煮面条，甚至在夜间作为尿盆……迈进家门伊始，她先是惊得发了一阵呆，然后就摞胳膊挽袖子，将父亲的烂家当全部甩出房间，换成自己的嫁妆。幸好她带的东西比较全，就连新痰盂也运来了。一直忙到天黑，她才坐下来吐出一口气。尽管环境艰苦，但她总算有自己的家了。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她却开始犯难，因为她基本不会做家务。不是娘家娇生惯养，而是她从小与家庭疏远，东走西窜，走哪儿吃哪儿，也就忽略了学做家事。 而父亲是少爷、老爷当惯的，即使凳子在他面前倒下，他也决不会伸手去扶。打光棍儿时，他一直在部队吃小灶包伙，吃久了虽是寡淡无味，他却仍旧懒得动手，最多在半夜饿时煮些烂面条充饥。 到兰州不久，母亲怀孕了，预产期在冬天。水土不服加妊娠反应，她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兰州的冬天天寒地冻，屋子又漏风，没有煤，烧的是干草与木头，根本不禁烧。由于她对勤务兵不错，小伙子添柴续火劲头十足，省了她不少力气，又有邻居陆太太帮忙，为她做可口的饭食，嘘寒问暖，白日里她被照顾得十分周到。可一到夜里，屋里就变成一座冰窖。父亲懒惯了，更不会心疼人，指着他点炉子如同白日做春秋大梦。母亲浑身无力，负担日重，只有卷在被子里不停哆嗦。 他们的头生女儿早产一个月，只活了短短十天，也许是冻死的，也许是饿死的，因为母亲根本没有奶水。二十天后，陆太太才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剧烈的疼痛之后，浑身大汗的她只筋疲力尽地撩过女儿一眼。那不到四斤重，哭声像只初生小猫的孩子，生命脆弱得像一张薄纸，寒风一吹仿佛就被撕成了碎片。她对女儿的感情还不够深，有陆太太在旁边劝慰，她只哭了几天，心情便逐渐平复。 父亲不会关心别人，也懒得关心别人，爱叨唠的母亲即使把舌头叨唠碎，他的本性也决不会改变。像那时的女人一样，母亲认为，做妻子的包揽一切家务天经地义。她的命运既已和这个男人拴在一处，她就要尽力营造好这个家。从此，她主动赶自己上了鸭子架，把从不曾担过的担子挑上肩头。 她开始学做饭菜与缝纫。初期，手艺相当糟糕。抄菜只会煎荷包蛋，还往往将蛋煎糊或把酱油倒多；缝扣子也是粗针大脚，扣眼儿与扣子对不齐整。但她热情颇高，不耻下问。同时，由于是四川人，吃过、见过许多地道的家乡菜，没见过驴跑，到底听过驴叫，照葫芦画瓢，经过几多失败后，倒也自攥出几道受人夸奖的菜肴。做针线也是如此，不知扎破了几次手指，经过多少失败，她终于学会了修改衣服，甚至可以自裁自剪做些简单衣物。她将父亲的脏裤衩统统丢掉后，兰州城内竟然没有内裤可卖，她只有买来几尺布，自己学着裁剪。说来可笑，第一次做的裤衩两条腿被缝在了一起。但最终她总算让父亲穿上了她缝制的干净裤衩。由于脾气急，她的手工一直较糙，只可归入粗针大线一族。以后，她还学会了编织毛衣，甚至织出过不少花样，这应该属于她最出色的一门手艺。 在兰州呆了没多久，她就已经坐不住了。跑跑颠颠已成惯，她不愿在家做太太，坚持要做职业妇女。开初，对于她四处打听工作，父亲是不大赞成的。可禁不住她总在耳旁絮叨，也就懒得去管。父亲抱定叫她自生自灭的态度，由她在人生地不熟的兰州碰钉子。 孰料她有相当能量，时间不长已与周围的邻居搞得烂熟，与老死不相往来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大家都对新娘子印象颇佳。不久，有个邻居的亲戚即在兰州市银行为她找到一份工作。她该算老银行了，业务上自然拿得起来，没给介绍人丢脸。
母亲捧的是公认的金饭碗，一直在银行做职员，这也使她解放后沾光，成为金融行业的留用人员，一天也不曾失业。她属于只管低头拉车不看路的一族，无论解放前后，她都尽其所能卖力工作。 至于为何不做太太，却一直坚持工作，她曾多次对我叨唠，还不是因为你父亲打了我一耳光的缘故！看来，这一巴掌令她终身难忘，使她不得不奋发图强。 此事大约发生于1947年初，母亲带着我和咪咪迈进婆家的门未久。其时，大家庭中一直由大娘充当管家兼厨师，家里只一位佣人照顾婆婆和打杂。因为又添了两个不大不小的娃娃，一个佣人当然照应不过来。父亲便请示婆婆，打算再请一位。 婆婆说，这些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父亲也知道自己的母亲对这些事向来不插手，他做请示只属于形式，为表示对老人的尊重。 母亲则不懂这些规矩，立即卤莽地插嘴，不用，不用，我能照看两个孩子！ 父亲立刻沉下脸说，你懂得什么？少插嘴！ 母亲没看明白他的脸色，立刻回嘴，我怎么不懂？就是不需要雇人嘛！ 说着说着两人竟为雇人的事发生了争执。新进门的媳妇就敢和丈夫顶嘴，居然还当着婆婆与嫂子，父亲觉得母亲太没教养，这让他的薄面皮太过难堪，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他不由勃然大怒，上前给了母亲一记耳光。 被打的母亲面孔火辣辣的，并不很疼，只是感到震惊与屈辱。结婚已好几年，父亲尽管常发脾气，动手的事却从未发生。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看来，靠人养活没有好下场，她必须得找个工作，只有经济上获得独立，她的腰杆子才能硬气。 第二天，她就闹着要出去找工作。父亲的态度无可无不可。家中人口多，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她能出去工作，多少也能贴补家用。而婆婆、大娘与姑姑对她的做法却颇不理解，女人一旦结婚，特别是做母亲之后，就该在家相夫教子才对啊！ 一贯没什么主意的她这次却特别固执。不久，她托自己的表哥在南昌市银行找了一份工作，早出晚归，照旧做她的小职员。一年后，她有了第三个孩子黑皮，因为是儿子，婆婆非常欢喜，这一欢喜自然就重视，强调要由母亲自己喂奶。从此，班上得愈发辛苦。 大家庭的媳妇不能逾轨逾份，她赚钱养家的目的达到了，但经济独立却始终没有争得。她似乎也从没这种想头，就像匹只知低头拉车的马，她只知道挣钱却不管家，发了工资与年终分红，她都老老实实全部交到父亲手里，需要钱时再要。父亲也有借口，说她过去一直大手大脚，将家中的积蓄几乎造光，现在家中人口多、日子紧，必须要他这个总指挥亲自把关。 解放战争时期物价飞涨，国统区拼命发不值钱的纸票子，银行体恤职工的苦境，年终不再发钱，改发黄金作为奖金。主要是母亲发的年终奖，再加父亲手中不多的余钱，家里存有黄金五两左右。 父亲当年打牌曾赢过近百万元。不知是否忆起了当年打牌的威风，这几两闲置的黄金不觉令他手痒。坐不住的时刻，偏巧有位中学同学找上门来，说自己失业在家，想做鸡毛出口生意，因手头没有闲钱，想求老同学帮忙，将来给他两分红利。同学吹得天花乱坠，高利使父亲利令智昏，他连个招呼也不和母亲打，毫不犹豫地将四两黄金借了出去。 金子拿走之后，泥牛入海无消息。父亲曾去找过，那人回说生意亏本，无钱可还，他只能空手而返。对于他的折羽，母亲唠叨了几天，却不敢过于指责。她已逐渐习惯于父亲的说辞，一台戏要有个导演，一个家要有位总指挥，这位总指挥即使指挥大家往阴沟里跳，她也得闭眼紧跟。 解放初期，母亲要比总指挥幸运得多。从迎接解放军进城起，她就跟留用的年轻女同事一起，连续扭了整三天的秧歌舞，以后则更加忙碌。 银行做为国家的经济命脉，首先被解放军军管。母亲属于旧工作人员，俗称“俘虏”。给这些“俘虏”办过一个月学习班，主要是讲清政策，一定要对党忠诚老实，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母亲没参加过任何党派，可人家都交代了，自己不做任何交代肯定属于表现不好。想来想去，她忽然想起，上中学时，学校曾集体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徽章。至于那物件儿是何方神圣，她也说不清楚。军代表于是推定，那可能是三青团的标志，从而怀疑她集体加入过这一反动团体。可母亲既未填过表格，更没任何人告知她已加入过这个组织。据此，只能在审查结束后，在她的档案中写上一笔，“怀疑其曾参加过反动三青团”。 只因她污点小，历史相对简单，一个月后，照旧上班。并不是每个旧人员都享有此项殊荣，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就连父亲心里也肯定艳羡，只不愿说出口罢了。由于缺少工作人员，不得不从部队又抽调来一批新人，俗称搀沙子，官话叫加强银行建设。母亲是老银行，业务自然比他们熟悉，她不但要完成本职工作，还要负责教会他们。那段时间，加班加点成为她的家常便饭。 可她的地位却与这些革命干部大相径庭。多年后，干部实行退休制度，以建国时间划一条线。她明明是1949年5月参加工作的，却只能以退休告终。当然，这与她的证明人已然故去有关。更重要的是，她觉着“俘虏”这个词太难听，因而在档案中一直填写自己是旧留用人员。谁承想，退休政策却有规定，“俘虏”算离休，留用者只做退休处理。 那时，我们三个孩子很少见到母亲。她一个月没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大约也不会在意。孩子们跟用人樊妈更亲近些，若找不到她，我们也许会哭闹。 见不到母亲，却常见找不到工作的父亲在眼前转，一副紧蹙双眉，没一丝笑容的面孔。咪咪或黑皮只要一哭，就会听他大吼一声，蠢猪，哭什么哭！ 咪咪吓得睁着一对惊恐的大眼睛，单薄的身体微微颤抖；黑皮会停止哭泣，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吸吮。只有我不哭，笑着跑到父亲跟前，抱住他的腿。他仿佛已没心肠用手指钳我的脸了，但脸上的表情会舒展开，不说话，只用手掌轻抚我的头顶。 当年留存下来一张黑白照片，早已退色，不知那上面为何没有父亲，只有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母亲说，那是她从学习班出来后不久领我们去拍的。她穿一身深色制服，上面别一枚徽章，头戴一顶佩五星的八角帽，徽章与五星该是红色的吧。想来，这些一定是学习班的行头。只是，照片上的母亲有张清瘦的瓜子脸，又过于秀气，简直有几分香港影星夏梦的风采，因而与那身穿戴极不相宜。下面是我们三个孩子。左边是咪咪，穿大翻领蓬蓬袖的娃娃服，上边布满花朵，就连工装裤也是格呢的，小辫梳成抓髻，五官全是圆的，平时总哭的她这回却张着嘴在笑，笑得却不怎么生动，像极了橱柜里的洋娃娃。中间是黑皮，穿着上白下花的浅色衣服，竟也是蓬蓬袖的，估计他被闪光灯吓着了，脸上的表情不但发愣，还把手指塞进嘴里吸允，就像他害怕时的模样。右边是我，头戴一顶有条纹的草帽，衣服为素白色，相当普通，长相也不如咪咪漂亮，笑得却相当灿烂。 大约一年之后，父亲在北京有了正式工作。1951年二月前后，统战部出面发来调令，将母亲调至银行工作。调令一下，母亲即带领我们三个孩子北上。能让我们全家团聚，不再过牛郎织女的生活，父母甚是感恩戴德，认为当时的统战政策颇有人情味儿。 母亲孤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北上，相当不易，路上我还险些走失。但千难万难，她终于将我们安全领到北京城内。 当时，民革中央机关还未兴建宿舍，我们一家被暂时安置在银行的招待所内。招待所位于前门打磨厂，母亲闲住没几天，就急着托人找保姆，以便赶去上班。大多数银行干部都来自五糊四海，普通干部没有太高的觉悟，不少人都休整了一两个月才去上班。 看她匆匆忙忙赶来上班，有好心的同事悄悄问她，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她回答，不上班怎么有工资啊！看来她是穷怕了。 那同事笑了，你可真傻，只要一报到就有工资。急什么急，说孩子没人管不就得了！ 母亲不但这点犯傻，还有二傻。那时调动工作，托运行李一律报销。别人调动工作，托运行李全都大包小包。例如，说她傻的同事，把厨房的锅碗瓢盆都托运到了北京。可她除了我们三个孩子，只带到北京三只旧皮箱。其中一只，还是咪咪随身坐在屁股下面的小箱子。大部分家具她在挽救大娘时换了钱，离开南昌时，又将最后剩下的东西跟打鼓的（收破烂的小贩，因打鼓叫买而得名）做了交易，仅得几十块钱。我们几乎等于扫地出门，带着一点儿必须的旧衣物来到北京。 那时，母亲负担颇重，除了我们三个孩子，她还要给娘家寄钱，给在东北上大学的八姨寄些生活补贴。银行设有困难补助，不少职工都曾申请过。但她不愿占公家的便宜，更怕人家说三道四，就一直咬紧牙关挺着。 小时的我经常被她带去上班，得以在银行自由出入，我曾亲见有些人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因童言无忌，我还捱过母亲一顿好掐。她有一位女同事，平素一贯着花缎子旗袍，丝质透明长筒袜，穿戴十分漂亮讲究，可她却多次伸手要困难补助。凡申请补助，都要全体职工开会讨论，因大家不愿驳面子，她的申请每次都能顺利通过。 有次开会讨论此事，母亲正好带我上班，开会时我也在场。我这编外会员竟也瞪大眼睛听大人发言，看大家都没意见，我有意见了，直杵杵冒出句大家想说却不好意思说的话，你穿得这么漂亮还要补助啊！ 会议整个儿哑场了。申请补助者脸蓦地变白，母亲的脸却涨红。趁人不注意，她走到我身边，狠狠掐了几下我的胳膊，嘴里小声说，大人开会，谁要你小孩子多嘴！ 我想不通。母亲回家常唠叨不该给她补助，可会上为什么不说？想来所有的人都如此吧，怀着不得罪人的心理，却又实在不服气，惟有背后嘟囔？ 母亲的胆小怕事也有她的不得已。晚年她一再对我絮叨，自从外公被镇压后，她的头就抬不起来了，只能谨小慎微做人，见人只说好话，不说坏话，惟有拼命改造与卖力工作。看来，恐惧竟能封住一张极爱说三道四的嘴，使她安然度过各种运动，甚至有幸做过几回积极分子。 印象最深的是在大跃进中，她曾大出风头。父亲却不行，不能说他主观上不想融入时代，只是苦于没有用武之地。母亲就不同了，凭着她的动手能力与机灵，总算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她的能动性似乎超乎寻常地得到发挥。 她当时在银行会发局联行科任职，工作为收发全国各地银行的报表、报单，编号后送入穿孔车间穿孔进行统计。所谓穿孔，就是使用前苏联的计算机来统计数字，因为要在报表上打孔，名称化简为繁简称打孔。现在，计算机有越来越微型化的趋势，而原始计算机则可用巨大形容。何况是苏联老大哥的东西，更具有北极熊式的庞然，得用一个车间才盛得下。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信件、报表之多往往堆积如山，报表的编号还一律采用手写。因此，一天工作下来，手腕常常疼得抬不起来，手指上也磨起了糨子。 在大讲技术革新的跃进形势下，大家都开动脑筋想办法，提倡敢想敢干，力图在工作效率上有所突破。一方面受大好形势的感召，一方面由于出身太差的压力，母亲主动勇挑重担，承担了最繁重的上海、浙江等地业务，然后又改进编号程序，将手写改用打号机打号，一下子省去了不少时间与体力。不久，打号编码即在全科推广，成为她发起的第一项技术革新。这项革新由于受到领导表扬，使她备受鼓舞与鞭策，从而又有了第二项发明。年代久远，她已然记不起是什么，似乎与电器有关。家里的活儿每一样都指不上父亲，她只有像男同志那样修理插销与接保险丝，这使她比一般女同志能干，在技术革新高潮中敢碰这类东西，并结合实际工作有所发明。又因为算盘打得又快又好，领导让她负责全科的子女统筹，职工孩子看病的药费都来找她报销，尽管是过路财神，也仿佛有了些权力，让她的头不用埋得那么低了。当时，正在修建人民大会堂及清理永定河，都属于政治运动。领导发话说，不可靠的人决不让参与其中。通过争先恐后地积极报名，她竟有幸参加了这些活动，自然倍感欣慰与光荣…… 当时似乎样样顺遂，只有一样使她做瘪——不会写东西。她从小作文不好，文通字顺尚能勉强达到，可只能干巴巴写几句。大块文章，特别是激情彭湃歌颂党、毛主席和大好形势的文字，她就是弩出血来也不能够。看见大字报、决心书、顺口溜等漫天飞舞，要表明自己有颗红心哪样不得写出来亮相啊！万般无奈，她只有去求父亲帮忙。作为曾经的大秘书，父亲是专吃笔杆子这碗饭的，写这类应景文章本属小菜儿一碟，但父亲根本不搭理她。我想，当时如果她能求我，我肯定会受宠若惊地为她操刀代笔。可惜，她小瞧了我这个在学校出风头的小秀才。 正赶上银行开设高中文化补习夜校。赌气之下，她决定报名参加高中语文学习。想是受了父亲不肯帮忙的刺激，她学得非常努力。那年，她晚上只要有空，几乎都抱着语文课本，用带乡音的普通话苦读。就因她的苦读不缀，使我对课本的第一课印象颇深，《诗经》中的“关关唧啾，在何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从她口里念出来，感觉异常好笑，但还是引起我对窈窕淑女的遐想，忍不住拿起搁置多日的画笔，画了一张仕女图。这使她拉下脸来，批评我只愿画这些过时的东西，为什么不画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结业时，她竟然获得一张全行受表彰的奖状，为行长亲自上台颁发。 又要工作，又要学习，还要技术革新……孩子与家务又不能丢下不管，你想母亲有多忙吧，她几乎天天加班加点。幸亏我们住在机关大院，每天可吃食堂。再加上我当时已能做饭热菜，才保证了家中的三口没饿肚皮。父亲是从来不理家务的，所以，我干不了的种种活计还得等母亲深夜归家才做。她睡得很少，每天能有四五个小时已相当不错。那时的她很瘦，一米五九的个子，体重只有七十多斤，却精神十足，天天拐着脚，匆忙地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超负荷的透支似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959年初，她有幸被评为全行的三八红旗手，好像联行科只她一人得此殊荣。领回一张大奖状的同时，还有一袋大米的物质奖励。 她很有些意气风发。对党员她一直由衷羡慕，只渴望不可及罢了。此时，她甚至萌发了写入党申请书的念头，很可能已递了上去。可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是理所当然的。一个被镇压地主的子女，给你颗糖豆儿吃就该满足了，还痴心妄想做孙大圣，打入铁扇公主的肚肠不成？ 入不成党虽然遗憾，她也只能认命，谁叫自己有个反动父亲呢！但她一直认为自己的表现已竭尽所能，理应属于优秀之列。然而，文革中她的档案被革命群众批露之时，上面竟赫然写着“表现一般”。这真叫她从头凉到了脚板心。原来，她始终被放在放射线下，骨头都被革命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上面有父亲黑血染就永难退去的黑色啊！
说母亲工作表现一般就一般吧，但她确实是家族的功臣。每个关键时刻，都是她独挑大梁，而作为总导演的父亲偏巧都不在场，或者干脆做他的缩头乌龟去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说了，每当家中有难，都是她在力挽狂澜，变不可能为可能。 当年，为养家糊口，父亲不得不远走北京，到“革大”学习。学习期间，正赶上南昌进行土改。 祖父去世曾留有近二十亩田，因大娘孤儿寡母无人赡养，这自然算在了她的名下。父亲参加工作后，曾给家里寄过一些钱，祖父又以二伯的名义买了三十亩地。二伯收入颇丰，根本不需要这几亩薄田的收入，也就一并将租金给予祖父母及大娘花用。其实，三十亩地的租金也就收过一两年便赶上了抗战。兵荒马乱，命都难保，哪里还谈得上收租？抗战胜利后，最多也就收过两年租，就又开始打仗，当然又没了租金收入。 土改那年祖父母均已过世，二伯在外地工作，父亲又到革大学习，母亲是有工作的，这地主帽子自然戴到了没有工作的大娘头上。大娘的长子当时已经参加了解放军，可解放军在外头革命，不通消息又鞭长莫及，谁都不知道大娘已是军属，只知道她该划为地主。 农民兄弟登门了。我记不得他们是气势汹汹抑或和颜悦色，但听咪咪后来告诉我，他们有人背着枪，进了屋子，便把大娘押走了，并留下话来，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所说的钱指他们以前租种土地的押金，现在必须悉数退还，这应该理所当然。可退押的数目太大，折合成现在的钱要一千块。大娘没有钱，吓得只有流泪，说出的话却死硬，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若是不交钱，就凭这句话就能要她的命。外公就是由于说了同样的话而送命的。交不出钱的大娘自然被关押起来。 那时，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全靠母亲。刚开始，银行还发铜板，后来不发了，实行的制度相当于半供给制，工资以小米为计算单位，母亲只是低级职工，小米折合成钞票每月只有三四十元。过去的积蓄早已被父亲造光，家中基本没有闲钱，要不也不会整天喝稀饭了。要想凑足这一千块，形同登天。 从前和今后，母亲的一生都会遇见和将要遇见诸多问题。她总是一边着急地叨唠，一边努力奔走，逐一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变不可能为可能。人活着就是每一天都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母亲虽不懂这个大道理，但却从未见她气馁。 她首先想到给北京的二伯写信，让他十万火急将钱寄来。汇款不久到了，只有八百块，还差着二百。她又倾其所有，再加上大娘的五十块钱也还是差着一百块左右。万般无奈，她决定变卖家中的财产。稍微值钱的家具如旧沙发之类全都搬了出来，又将父亲的几匹毛料、几套西装及还能卖点儿钱的东西放于八仙桌上，抬到家门口叫卖。一千块钱总算凑足，将大娘赎了回来。焦头烂额的她松了口气，只要保住了人，就是天天喝稀饭也好。 文革中，我家六口人分散于六地。父亲在湖北干校，咪咪随姐夫到四川三线工厂，我在内蒙古插队，黑皮在河南母亲银行的干校，小妹在东北兵团，只母亲因病留在北京，得以躲过劳动改造，或曰免于劳动锻炼。文革后期，除了咪咪，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母亲求爷爷告奶奶想办法调回北京的，若是指望父亲，我们恐怕都要在当地落地生根了。 母亲为我办困退整整两年，最让人难忘的是母亲心甘情愿迎接屈辱，有着韩信忍受跨下之辱的勇气。 一次她领我一起上门求人，到一高级干部家里给她的同事送东西。坐着的两位都是长征女干部，捏着烟卷，打量我们时头总是昂着。母亲一直站着，背一直弓着，从包里拿出给她同事吊的皮袄和修改好袖口的毛衣，脸上挤出一副难看的笑容，说话低声下气……两种表情的反差如此强烈，叫我的心口一阵阵疼，因为屈辱恨不得夺路而逃，却又明知母亲这样做都是为了我，我有什么权利逃遁？ 我回城后，下一个自然是该把黑皮弄回来了。那时，他已分到河南某机械厂当工人，回京的路只一条，与有京城户口的工人对调。大海涝针，一时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对象。 节骨眼上儿，来了贵人相助。我有个初中同学叫郝欣，刚从东北兵团调回北京，是个平易近人、心地善良的女孩子。由于经常来找我玩儿，好客的母亲便总邀请她吃饭。她对四川菜颇感兴趣，曾跟着母亲下厨房，学会了做好几道菜。而父亲了解到她父亲曾做过市劳动局长，属于高干子弟，也就对她刮目相看，不像对一般人似的冷淡，当然就没有阻止母亲的热情。不久，她与家人混得熟了，母亲有时就向她诉苦，说还有两个在外面的孩子没有着落，特别是黑皮，如今属于上不着北京户口，下不贴知青的外地工人，想要办回北京，真是难于上青天。 没有人开口求郝欣，她却是有心人，主动找到劳动局的熟人，不但将当时已与我结婚的啸傲对调回了京城，还给黑皮找了个市政工程公司的对调对象。没多久，黑皮顺利回到北京，却连一声谢谢也没对郝欣说过。多年过去了，他早已将这事忘得精光。只有母亲一直不能忘怀，她经常对我提到郝欣，让我向她问好，然后叨唠说，郝欣可是好人，好人哪，她是我们家的恩人…… 最后只剩下小妹还在兵团，已经呆足了八个年头。一起的同学纷纷都想办法回到了北京，她当然再也呆不下去。而困退的名额早已被我占了，办病退吧，小妹当时的身体还算健康，一时找不出符合困退指标的疾病，兵团卡得又比插队的地方严。 父亲继续做他的甩手掌柜，又是母亲多次与八姨联系，先将小妹办到内蒙古去插队，又差不多用了两年，她通过熟人与亲戚找到医院的医生，嘴里不断说些拜年话，不间断地送些小礼品，总算开出几张管用的诊断证明，将小妹办回北京。经过十几年期待中的挣扎，盼望里的失望，如攀登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母亲终于将我们三个孩子都聚集在她的羽翼之下。可她还有遗憾，因为将咪咪远嫁到了四川，又违心地让她跟姐夫调走。老鹰捉小鸡的残酷现实中，她这只疲惫不堪的母鸡，最终没能保护好那只最懦弱的小鸡，这成为母亲晚年最主要的心病之一。
母亲与父亲反差极大。父亲对人异常冷淡，还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对有钱或有些势力的亲戚，他会克制住自己的一身冷气，竭力做出笑脸；而对穷亲戚与下人则看不起，甚至摆一副不屑的态度。母亲却对人异常热情，即使多年受父亲耳熏目染，也难改对人一视同仁的初衷。 她结婚刚到兰州时，家里有一名勤务兵，属于父亲的待遇，专管收拾屋子、跑腿，甚至倒痰盂之类。 母亲到了的第一件事就是抢着倒痰盂。勤务兵开初很是失落，认为这天经地义属于自己的职责，怎么太太要抢他的生意？他急赤白脸对母亲说，张太太，这一直是我的活路，不该你干的！ 母亲听到太太两个字，觉得格外刺耳。她回答说，哎呀，我不习惯人家叫我太太，还是叫先生吧！痰盂嘛，是应当我们自己倒的，怎么能麻烦别人！ 对勤务兵的态度，母亲与父亲截然不同。父亲像老爷对待下人，不是很坏，却总是居高临下地板着面孔，除了吩咐他干活，从不多说一句话，仿佛这人不存在似的。而母亲却把他当家人看待，经常嘘寒问暖，送他东西，问他老家的情形，塞给他零花钱，在学编织的过程中，甚至买来毛线，给他打了一套厚厚的毛衣毛裤。 勤务兵穿上了毛衣毛裤后，乐得好几天合不上嘴，逢人便夸，我们胡先生心眼儿好，对我可善呢！不像张主任那么严肃……他不敢说父亲拿他不当人，只敢说他严肃。 母亲确实心地善良，她自己在物质上没什么要求，对人却比父亲大方得多。在驻地，她曾看见一回族男人，常独自带两个孩子走来走去。往往大的闹小的哭，搞得他这男人极其狼狈。一天，她终于忍不住好奇心主动上前询问。原来，这人的老婆因受不得苦，跟别人跑回内地去了。说到伤心处，大人泪泪汪汪，小孩哭哭啼啼。她立刻动了恻隐之心，毫不犹豫地把手上的金戒指抹下来，让那男人卖了做盘缠，赶紧回老家去，还给了些零用钱，让给孩子买吃的。那枚戒指是娘家的陪嫁，带着精致的花纹与图章，非常大。父亲知道她不但给了人家零花钱，还把自己的戒指送给个不相干的人，很不高兴，骂她，她也只是笑笑。 搬入机关大院后，我已有了记忆。那时，家中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过得有些拮据。但比起那些做工友和单职工的家庭，特别是孩子比我家多的，我们还算好的。比如机关炊事员刘大爷家，就比我们困难许多。刘大爷尽管是机关挣钱最多的师傅，每月也不过五六十元。刘大妈过去是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后在街道工厂做工，月收入仅二三十块。总收入比我家低，却有六个孩子。因为生活拮据，孩子们个个都穿得破衣拉撒。 刘大妈与母亲同为四川人，老乡见老乡虽没两眼泪汪汪，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她可说是邻居中和母亲关系最好的工人阶级。由于邻居们都怕看父亲那张冷脸，平日很少来我家串门，刘大妈几乎是仅有的一位。与母亲东家长李家短的同时，母亲常给她几件小妹穿剩的旧衣物。 为此，父亲往往板起面孔训母亲，但过一段时间，她就会忘记父亲的训斥，照旧把旧衣物塞给刘大妈或其他工人的家属。 我一直有些讨嫌母亲嘴碎，更因为她打我比较多而不愿与她亲近。直到中年之后，我才重新认识她品质的可贵。忆及往事，特别是追忆起困难时期，她的克己待人历历在目。人的品质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愈加彰显。 岁数稍大的人都了解，困难时期始于1959年，终于1962年，具体开始于何时却说不大清。那是一场循序渐进的国难，定量与副食的减少是逐渐的。其时，只有正部级以上的高官有额外的肉、蛋、糖等特殊供应，十三级以上的高干多供应一点白糖、黄豆与香烟，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多发一斤黄豆。记忆中，普通老百姓一月每人最多二两肉，二两油，一家发一张点心票，大约供应半斤或一斤点心，另有二两麻酱和一点粉丝，其它副食就没有了。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每人二两肉也无法保证，只好被迫勒紧裤腰带，连素食主义者也做不成了。 父亲当时是十七级干部，每月有额外的一斤黄豆，母亲没有。好在她是中央机关的干部，银行在南口设有专门的农场。养猪、种菜到这时方显出巨大的优越性，可给机关食堂添肉加菜，多给每位干部每月二两肉的供应。为保证干部不从嘴里抠给家人，一律不许带回家去，只可在食堂装进肚内。也不是那么绝，有些额外待遇还是可以拿回家的，比如曾多次发过代食品。那是种甜腻腻类似锯末的东西，有没有营养不知道，吃着有点儿恶心，却也聊胜于无，起码可填饱空空的肚囊。别看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不是人头有份，母亲还是沾了在银行工作的光。 在只用票证才能买到食物与日用品的日子，人们尽管嘴里跟人拌嘴似的高叫着“社会主义好，就是好”，脑筋里却整天转着一个“吃”字，特别像我们这些成长中的孩子。 而我却不像许多同龄人，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1959年饿没饿着已记不清楚，60年升入中学后，由于劳逸结合而获得了相对自由，自由带来的光明仿佛将饥饿冲淡了不少。 并不只是孩子张大眼睛看着吃的，印象中父亲也变成了弱肉强食的动物。困难时期副食少得可怜，他又一直爱吃甜食，因此，他曾多次到附近的上海小吃店买点心。价钱是一毛一块，在当时不算便宜。就算高价也不是随便能够买到，往往需要排队。可排队买来的点心，大家都没有份，几乎都被他一人独食。不久，小吃店关门了，连这种高价点心也难买到，他便将点心票紧紧攥于手心。每月一发点心票，他会赶紧去副食点买回桃酥之类，然后心安理得一个人吃。 母亲对他吃独食不仅从无怨言，还一直取支持的态度。父亲那年五十有三，又一直身体不好，母亲于是格外强调，对他这个户主要特殊照顾，什么都该先尽着他。 和父亲刚好相反，她从没吃过一口点心，仿佛也没这种愿望，起码我看不出她嘴馋过。她却对我讲，小时侯她和我一样，常常为了嘴馋挨打。这让我简直像在听格林童话。当年的馋嘴猫一旦长大，有了丈夫和孩子，就能将自己忽略不计了？ 粮食限量后，母亲主动提出，叫我中午去银行吃饭，我所在的学校离银行不远。母亲食堂的饭菜比父亲机关强着许多。饭虽标明二两，每碗竟有一海碗大，当然，里面含的水分也多。当时实行双蒸饭，只比稠稀饭干一点。可这比二两只给一抠抠强了百倍，起码在精神上给人安慰，叫人也就忘了营养全随米汤跑掉。另外，那儿的炒菜油水也较多，不像别的食堂完全是大锅熬。还经常有荤有素，青菜上浮着几片油汪汪的猪肉。 每次我赶到食堂，饭菜都已打好，被扣在碗内。母亲有时站在门外，有时脸向着门，伸着脖子等我。我一坐下，她就将饭一分为二，我那一半多，她那一半少。我吃得快，她吃得慢。等我把自己那份吃完，她的饭菜还剩一多半。她会望着我贪婪的表情说，我吃够了，剩下的你吃吧！我呢，会一把抓过碗来，将剩下的饭菜几口就扒进嘴里。 过去，我一直认为母亲不怎么喜欢我。如今，我才明白，除非是变态，母亲对她所有的孩子都爱。很多时候，母爱是一种无言的温暖与不计回报的奉献。 回想起来，我确实太不懂事。为什么不坚持让母亲将饭平分为二？为什么不坚持让她把碗里的饭菜吃光？难道我没有发现她越来越瘦，一米五九的个子只剩七十斤了？后来，她又仿佛变胖，脸甚至发亮，腿也浮肿起来……这一切我竟视而不见。我的血脉里一定继承了父亲的冷酷，因此会像他一样，吃得心安理得。无怪乎我能将饥饿忘却得如此容易，原来，这容易是建筑在母亲天天挨饿的基础之上。 由于浮肿，又因为银行有农场且不愿让干部饿倒，领导终于决定，给浮肿的干部每月发一斤黄豆和白糖。可母亲的黄豆与白糖拿回家便充公，成为我们全家的食品，吃进她嘴里的微乎其微。 早晨，为保证在家的我和黑皮不空着肚子上学，她天一亮就爬起来，给我们做早点。为节省些粮食，她将机关发的代食品与面和在一起，为我们做烙饼。代食品单独吃让人恶心，与面和在一起烙饼还算香甜，这也是她从同事那里学来的好方法。 左近的邻居都是工人出身，家里孩子比我们多，女主人又都是家庭妇女，自然就更加吃不饱饭。当时厨房三家合用，当烙饼的香味蹿出来时，邻家的大人孩子常会忍不住走出家门，站在离饼铛不远的地方看，那眼光颇像饥饿的狼。她受不得这种眼光，会赶紧将烙好的饼递过去，嘴里说，我们南方人不会烙饼，你们也尝尝！ 大人还犹豫时，孩子们抓过来就往嘴里塞，真正的狼吞虎咽。她望着他们笑，自己却一口都舍不得吃。 1961年，她刚过四十三岁，终于支持不住了。导火索是去南口农场劳动，由于想表现自己的奋力改造，不顾已经浮肿的身体，竟然抢着干男人的活儿，颇为英勇地去挑洋灰。 那些年，义务劳动特别多，我也有幸赶上过几回。至于你身体是否舒服，没人会问，连自己也认为劳动光荣，惟有牺牲多壮志嘛！像母亲这种人，更得努力甚至拼命表现，一时一刻都不敢忘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所以，凡有义务劳动，不经别人提醒，她都要踊跃报名。 那天，她突然口角歪斜，不断流哈喇子，没多久，右半边身体竟毫无知觉。洋灰筐无法继续挑了，单位同事慌忙将她送往协和医院，她立刻被收治住院。经诊断为偏瘫症。年纪不大，为什么会偏瘫呢？那时没有CT，核磁共震更是闻所未闻。左查右检，普通的验血、照片子都查不出任何结果，既不是脑溢血，也不是脑栓塞。主治大夫最后决定，给她做气脑检查。打气脑也有一定危险性，如同做手术，是需要家属签字画押的。经检查，她的脑部有一陈旧性血肿，偏瘫由外伤引起。 从外婆和八姨陆续走后，母亲的班就上的特别辛苦。因为在大人下班之前，再没人照料小妹，只好将她从育儿站接出，改上银行托儿所。由于小妹年龄过小，早晚必须接回家来。这就苦了母亲。风雨无阻，她都要抱着小妹上下班。有时赶不上车，她甚至得抱着小妹，气喘吁吁走五里地，从家里赶到上班地点。有一次刮大风，她抱着小妹上班，走到天安门附近，跌跌撞撞站立不稳，竟撞到石柱子上，脑袋上磕出个大包。她没理会，也无暇理会，当时也并不觉得怎样，便继续匆忙赶路。第二天，她又去参加改造天安门的义务劳动。大约就是这次磕碰造成的后果，到了困难时期，身体极度亏损，又不自量力地去挑洋灰，旧伤复发来找后帐了。 好在年纪不大，她恢复得较快，只在协和住了一个月就能说话走路。出院后却一直没能彻底痊愈，舌头始终是歪的，右手与右腿全都乏力，更由于做气脑对脑部有一定损伤，落下了经常失眠与头疼的后遗症……总之，她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她了，成为名副其实的病号，再想拼命改造与表现都已力不从心。 母亲住院期间，我差不多天天去探望，犹如例行公事。若说一点孝心没有，也是昧心话，可我确实不记得自己有多焦急，只记住了医院的伙食不错。往医院跑得勤，吃的因素不可忽略。我和黑皮都是下学后去探视，往往就赶上病房的开饭时间。每次，她都说自己吃不下，将大半饭菜分给我们。我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直到吞下去后，才觉得饭菜特别香甜，接着便后悔，为什么不细嚼烂咽，细细品味一番饭菜的滋味？不知黑皮想没想过，母亲佯称吃不下，其实在心疼我们两个孩子。我确实从没往这上面想。看来，少年时代的我特别不懂事，甚至没心肝，这难道又是父亲的血在作怪？
人无完人。母亲尽管心地善良，性格热情活泼，嘴却不好，爱发离骚，喜欢数落人，背后说人坏话几乎是她的业余爱好。业余爱好的形成也有客观原因，由于出身不好，当面跟人过不去就有顾虑，自然在嘴的痛快上备受压抑，也只能在背后磨嘴皮子发泄。 母亲嘴的毛病，使她往往费力不讨好。几个孙辈逐渐长大，都曾得她不少照料。例如，我女儿珠珠曾在姥姥家上过三年幼儿园，母亲每日早晚接送，照料衣食。由于她异常顽皮，母亲常会骂，也曾动手打过几次，甚至发脾气时剪断过她的跳绳，这使孩子难以忘怀，一直与母亲有些疏远。而作为姥爷的父亲，从不曾对孩子操心，只知一味当动物似地宠爱，不加苛责，反而博得所有孙辈的好感，愿意与他亲近。 后来，母亲又因病残而心情烦躁，爱骂人的缺点更是发扬光大，不但经常指人不是，有时甚至诅咒得罪她的人。例如和她住在一起的弟妹，由于不时与她发生些小摩擦，她便多次咒人家死了才好。 我特别怕听咒人的话语。有一回，我甚至威吓母亲，说她的眼睛之所以会看不见，就由于骂人太多的缘故。她还信以为真了，点点头，沉吟着半天不说话。那大概是她沉默时间最久的一次。看她一时无言，我又心生怜悯。因为外公曾说过，如果老五还能说话，就证明没啥子事情，如果不说话，那她就活不成了。为人热情的负面便是爱宣泄。不让母亲骂人，特别是不叫她说话，对她简直如同酷刑。 过去，她脾气算是相当好的，虽然爱说别人坏话，不过是背后骂几句而已。除组织上让回南昌那次，她几乎从未正面顶撞过父亲，也从不跟外人吵架，总是一味克己忍让。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晚年的她脾气会变得如此糟糕。只为一点点小事，譬如弟妹关门时手重些，她就认为这是冲她来的。会一连数天紧蹙双眉，见人就控诉，嘴里大呼小叫地喊，我是个瞎子，我眼睛看不见，可我听得见！我生气，我生气啊…… 本来，母亲是个脸上没有老年斑，皮肤甚至透出些水灵的老太太，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属于相当罕见。可当她将脸皱成一团，怒气冲天的时候，立马就变为个呼天抢地的难看老太太了。 有一天，当她又跟我唠叨这些无聊话题时，我忍不住说，你瞧，你瞧，脸上的表情有多难看！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点好心情，非要天天生气？刚说完这话，我就后悔。因为，无论这张脸好看还是难看，她都永远不可能在镜子中瞧见自己，她已经失明三到四年。 她不但因青光眼视力尽失，还因股骨颈骨折走路困难，只能靠拐杖摸索着在屋内行走。生活质量如此之差，本该安享的晚年过得颇苦，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她拒绝做一切手术。 这方面她似乎受过刺激。第一个刺激发生于1955年，咪咪做扁桃体切除术不成功。小时候，咪咪动不动就扁桃体发炎，特别爱发高烧，最后不得不为她做了切除手术，不料却未去除干净。以后，发烧的频率只比过去稍好，胃又变得糟糕起来，仍旧是个病鸭子。母亲很后悔，不住叨唠，不该做这个手术，以后什么手术也不能做！ 后来，她自己突然瘫痪，在协和住院期间，曾经做过气脑检查。出院后，她的右手一直不好使唤。她不认为这是瘫痪后遗症，却觉得是打气脑所致。从此，她便极力反对一切手术，也不管该做不该做。 她股骨颈骨折时，我还上班。我家离娘家只五六分钟路程，找了个小时工搞卫生，家中无人便让母亲替我看家，她也很乐意。一次，她感冒了，带病来到我家，在床上睡了一觉。醒来时有些犯迷糊，而阿姨墩的地还没有干，她站立未稳在地上摔了一跤。这一摔，竟摔成股骨颈骨折。尽管我找过骨科老专家，曾爽快地答应给她做手术，她却没商量地一口回绝。 在她行动方便时，就已患了青光眼，却一直只愿用药物治疗。当治疗效果不理想，医生让她做手术时，她却偷偷从医院跑掉。她还有一点视力时，我曾带她到协和医院看过专家。专家急令她住院做手术，并批评我讳疾忌医。我竭力劝她住院，她却跳着脚说宁可瞎了，也决不手术。 父亲说，她年纪已经这样大了，行动又不方便，随她去吧！ 我妥协了，对她说，医生也说了，很快你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既然你做这种选择，到了那天，可别后悔！ 她说绝不后悔。最终，当眼前果真变为漆黑一片时，她突然感觉自己完全成为了废人，心中凄苦，也只有用抱怨来发泄命运对她的不公了。 她特别喜欢说话，而父亲性格内向，也与她没有共同语言；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家，没时间也不愿听她重复那些似乎永远不变的话题；阿姨更不耐烦听她没完没地罗嗦……有时，看不见的她只有自顾自说，甚至与墙和空气对话。 偶尔，回家看到她怨天尤人的样子，我会无名火起，忍不住训她，既然你当初做了这样的选择，就不要说这种话，后悔药吃不起！她仿佛知道自己错了，怯怯地不再开口。看她那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立刻感到自己说这话的残酷，心中不由充满悔意。我其实在生自己的气啊！当初，如果我肯再坚持一下，也许就能保住她那一点残存的视力了。可是，有不肯负责的父亲在，我也就不愿彻底尽做女儿的责任。 虽说人到中年变得懂事了些，知道了为子女的责任，在经济上曾长期照顾他们，有事招之即去，为他们办妥。但这样做更多出于理智，不是出于感情。母亲曾多次评价说，逍逍对这个家贡献最大。可我明白，她对我的态度实际是敬而远之。 我欠她的最多，最没资格训她。我也曾股骨颈骨折，因为没有错位，医生说可以保守治疗。躺在床上整三个月，是母亲烧汤做饭、端屎端尿，尽心照料才得痊愈。她的青光眼就是那时发病的，却顾不得认真去医院诊疗。以后，又是在我家摔成了骨折。尽管我出过钱，找了护工，也请过专家看病，但像母亲那样恪尽职守地亲自照料，我却没有做到，甚至没想过去做。 我无法与她亲近，无法与她做任何身体上的接触，甚至摸一下她的手，我都觉得不自在。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对她太过无情，可就是无法纠正。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或许这是一种病态？
2004年年末的一天早上，母亲终于再也起不来了。像被挤尽奶汁的母牛，竟连叫声也失去。那么爱叨唠的她，因为大面积脑梗，成为了植物人，整整昏睡了九个月。 我找遍京城这方面的名医，看过她的CT片子，全都摇头说无法可想。 我无奈地望着她，默默躺在病床，一动不动，再也不能张嘴，甚至对一切都毫无反应，只能靠鼻饲与导尿管维持着脆弱却顽强的生命。回天无力，仅剩下一个“熬”字。 那一段，美国正就植物人夏尔是否拔管讨论得如火如荼。面对没有知觉的生命，我也觉得拔管有理。可是，想到要让有着心跳与呼吸的母亲就这样走，我的心不由下沉，下沉……当然，这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不过只是一种想法而已，但我还是在半夜为自己有这样的念头而惊醒，不断在心中谴责自己，矛盾着，斗争着。我实在想不明白，何以上帝对母亲如此残酷？ 小妹曾反复问我，母亲又没做过坏事，为什么会这样？我无法回答。 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了，这其实是上帝给我的一次赎罪机会，让我学会跟她的皮肤接触，尽量多照料她几天。 刚开始，我还是不能与她的身体碰触。可这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啊，我怎么能如此无情！我终于下定决心，强迫自己与她的肌肤接触。从此，尽管有护工帮忙按摩，我还是天天到医院坚持为她按摩。同时，我几乎每天带着《圣经》到她的床头，大声为她诵读。 做这一切可能已没有任何意义，她听不到也感觉不到了。但愿像友人所说，植物人还是有知觉的。愿她的灵魂在守望我这不孝的女儿，我在这里赎自己的罪呢！ 2005年8月22日，母亲在天刚亮的时候走了。在护工的帮助下，我为她穿上玫瑰红的绣花缎子袄。记忆中，她从不穿红戴绿，一直不事修饰，就让她最后打扮一回上路吧！ 从此，我再也不用去医院。但每回走过那条必经的医院之路，心都会疼上一疼。闭上眼睛，年轻漂亮的母亲便在眼前晃动。人们看到她的相片，都说她比我们几个孩子漂亮。就连她无言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许多人都夸赞，这老太太当年一定长得很漂亮！可我竟从没意识到这点，印象中只有她匆匆的脚步和一双忙碌的手…… 记忆中，不记得她曾抱过我、亲过我，唯一亲昵的表示，就是偶尔让我趴在她的大腿上，给我掏耳朵。至今回忆起来，耳朵里仿佛还留有一丝软软的、柔柔的舒服……她有那么多的事要忙，革命工作不能落后，回家还要做诸多家务，累得终日满脸疲惫，满嘴牢骚，难得一见脸上有过笑容。 多年来，我们确实受到革命的过多熏染，革命的逻辑是为了天不老，还是无情好。我们这一代就在这种缺乏亲情的环境中长大，从而丧失了与亲人亲昵的功能。后人称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这话不无道理。或许，我们连野狼都不如？野狼还会眷顾自己的孩子与同类，我们却只懂得革命、阶级斗争，在生死场中拼命撕杀。亡者亡矣，活着或侥幸活下来的，每一个人的身心都多少带些无法痊愈的伤口。无情是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特点？我身上是否表现得格外突出？ 可我不能把一切归咎于时代来为自己开脱。我的无情某种程度继承自父亲，那是血液里流动的一股冷血。人越大越感觉遗传的力量有多可怕，那是一种你无法摆脱的宿命。然而，若躺在宿命上睡大觉，写这些话将毫无意义。人批判自己或许相对容易些，若想改正，特别是改正血液里带来的劣根性，不会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是一篇面对上帝与天堂的赎罪文字，仅以此文作为对母亲的深切怀念。 亲爱的母亲，挤尽奶汁的母牛，愿你在天堂的路走好！地上不孝的女儿在悔恨中怀念你！你在天堂等我：那天，我会扑过去紧紧拥抱你，大声地叫你妈妈，我的妈妈…… 201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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