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知青》带来什么样的记忆？

作者：徐贲

原载：共识网

由著名作家梁晓声担纲编剧的《知青》放映后，引起了许多不同的批评，大多集中在“真实感”的问题上。有的批评比较简单，如“知青衣装怎可能整齐如新？”与此相比，来自知青观众的批评则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细节。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对青少年思想形成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具有特别清晰、深刻的记忆，以至于终身难忘。知青对自己上山下乡的生活细节便拥有这种性质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正是他们用以衡量《知青》中许多细节是否真实的实在对照。

网上有一篇《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的文章，作者耶子就是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细节来对照他在《知青》中看到的种种虚假。例如，“连队广场上竟然有成排的自来水，这也虚假得太离谱了吧”。耶子说，他以前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2团六连的是全团最大最好的连队，“也只有3口井，每口井都至少三、四十米深，水桶是用铁轱辘把摇上来的。老职工告诉我们冬天一定要戴手套，否则因为零下40多度太冷，铁轱辘把会把手掌的皮肤粘去。在新建连，为了挖这样的深的井，经常有知青在挖井时滑入井中摔死”。

耶子的劳动记忆更是苦不堪言，“麦收时常常48小时连续工作，期间最少时只能睡2、3小时。即便这样极度困乏疲劳，睡前还要读一下‘老三篇’‘雷打不动’（那时最常使用的词），这时每个人都躲在炕上的帐子里，帐子外成千上万的蚊子在吼叫（那呜呜的声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是蚊子的叫声）。在地里割麦子又被漫天飞舞的‘小咬’（一种北大荒特有的小虫子）叮咬得皮肤瘙痒和肿起来。”

与这样的艰苦生活和劳动条件相比，“文革”中的那种“思想革命化”更是给耶子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精神创伤，“早请示晚汇报是知青生活中绝对不可能没有的事，剧中怎么没有？”耶子所记忆的那些政治生活细节是绝大多数知青所极为熟悉的：“当时我们进食堂吃饭前都首先在食堂门口按照排、班排好队，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三遍后才能排队进食堂吃饭，每桌6个人，三男三女，站着吃饭，根本不可能有坐着吃饭的事。连里开大会如果是在晚上的话（因为经常有最高指示中央文件发布，就得什么时候到了连队什么时候就得开会传达，一刻不能延误），就搬上长条锯下的木头在食堂一排排横放好，每人就依照排班坐下开会，如果是白天开会，就在晒谷场席地而坐”。

知青的记忆是“文革”记忆的一部分，在“文革”记忆还有许多禁区的今天，知青记忆被美化，本不是一件太令人意外的事情。问题是，这种不真实的美化恰恰是以历史真实的面目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有人为《知青》辩护说，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主观的“观众接受”比客观的“历史真实”更为重要，“这部剧显然不是‘老三届’们的专属，不同时代的人看过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后感。有的老知青认为剧中表现的知青生活不够艰苦；有的90后观众则认为当年的激情岁月值得向往”。

如果《知青》仅仅是让像耶子这样的观众觉得虚假，那还至少能勾起他们的对知青生活和“文革”往事的一些真实回忆，这些刻骨铭心的创伤性记忆中其实已经包含了某种对“文革”政治疯狂的反思。但是，如果这个剧带给观众的不是这种反思（不管多么间接或模糊暧昧），而是对所谓“激情岁月”的“向往”，那就远远超出了一个故事的细节真实范围，使《知青》成为一部足以令人担忧的作品。

为了不至于营造“激情岁月”的虚幻景象，电视剧的编剧似乎有责任明确地告知观众，自己只是在“说故事”，而不是在“记忆”那一段被称之为“知青岁月”的“历史”。故事是在被称为“历史”的时间中进行的，但这个时间的背景并不能等同为记忆，这个历史背景与其说是编剧者可靠的知识源泉，还不如说是他自身残缺的象征，然而，它也反映了我们共同生存状态的种种不足，以及我们无法表达共同记忆的无奈。

 

附：耶子：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

我当年就是在《知青》里的北大荒——合江地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22团支边，当时团部在乌苏里江边的饶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有六个师，以“建、设、钢、铁、长、城”6个字为各个师的番号，我们的三师的番号就是“钢”字，写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钢字几团几连几排几班。三师是黑龙江建设兵团最大的师，据说前身是八五三农场。

《知青》虽然才看了几集就让我强烈地这样感觉：虚假得无以复加！

剧中人物服饰虚假——衣服的式样虚假，把改革开放后的服饰样式搬到了剧中，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在造假。刚去兵团发的军棉衣、棉裤、棉被（没有单军衣）以后都在工资中扣了。只发过这么一次。

剧中人物年龄虚假——事实我们当时的年纪远远比剧中人物形象的年纪小，本人当时就只有17虚岁，周岁只有15岁，连里知青最大年纪也不过23虚岁。

人物语言虚假——竟然有“担当”等这样一些改革开放后才有的词。

早请示晚汇报是知青生活中绝对不可能没有的事，剧中怎么没有？当时我们进食堂吃饭前都首先在食堂门口按照排、班排好队，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三遍后才能排队进食堂吃饭，每桌6个人，三男三女，站着吃饭，根本不可能有坐着吃饭的事。连里开大会如果是在晚上的话（因为经常有最高指示中央文件发布，就得什么时候到了连队什么时候就得开会传达，一刻不能延误），就搬上长条锯下的木头在食堂一排排横放好，每人就依照排班坐下开会，如果是白天开会，就在晒谷场席地而坐。

麦收时常常48小时连续工作，期间最少时只能睡2、3小时。即便这样极度困乏疲劳，睡前还要读一下“老三篇”“雷打不动”（那时最常使用的词），这时每个人都躲在炕上的帐子里，帐子外成千上万的蚊子在吼叫（那呜呜的声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是蚊子的叫声）。在地里割麦子又被漫天飞舞的“小咬”一种北大荒特有的小虫子叮咬得皮肤瘙痒和肿起来，后来学老职工样戴上帽子再用纱巾蒙住脸，反正不能让皮肤裸露，最好在帽子上插上一种点燃的特殊的草才能驱赶这种“小咬”。即便这样，早上的出操依然雷打不动。

麦收结束就是晒麦子，相对麦收赶时间要轻松一下，但又开始经常折腾——拉练。常常是半夜或凌晨3、4点钟，突然钟（一大截铁轨）被大敲，你就得被迫在极度困乏中翻身跃起，以最快速度出门排好队，被严肃告知有什么“敌情”（是假设的，当时因为珍宝岛事件与苏联正在打仗），然后走几个小时的沼泽地，绕来绕去回到连队已朝阳喷薄欲出了。几乎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得甚至早饭也不吃，合衣、鞋也不脱就一头栽倒炕上再睡一会。这时如果有下雨的征兆，也常常要在半夜三更被钟声叫起来以最快速度跑去麦场把晒的麦子堆起来再盖好。

最脏的活就是麦子脱粒扬场，然后就是装200斤一麻袋，上3级跳板倒入几层楼高的麦屯子中。那时男知青和女知青都这样扛，开始女知青扛不动，在老职工的鼓动下，慢慢我们这些在家连20斤米都扛不动的女孩子竟然也能抗200斤的麦子麻袋包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但由此也被压坏了。因为这时的知青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至少我的关节炎更严重了。我当时只有虚岁17岁，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超负荷的压迫，我现在不至于个子才1米65，因为我家没有当知青的妹妹们都在1米70。

体力活劳动强度最大的就是脱坯，即把粘土放在一个6块砖大小的木头模子里制作土砖，晒干造房子用。

工作一般都超过8小时。当时知青最渴望的就是能好好睡一觉。

剧中人物都是身体发育成熟的帅男靓女实在让人无法认同：——事实上是许多知青当时都是没有发育成熟和是正在发育的孩子，超乎人体承受能力的超强劳动摧残着知青多数人的身体，由此几乎人人都在几个月或一年或几年后疾病缠身，并且终身被知青期间留下疾病所折磨。

《知青》中道具再一次让人大跌眼镜，竟然有三人沙发和沙发背上的钩花白色花边桌布，那可是80年代中期的产物和时尚。

那本被撕去封面的《牛虻》封面图明确显示这是80年代出版的《牛虻》。（这个剧的导演是不是80后或90后啊？）细节和道具的真实对一个剧的重要性，作为导演和编剧应该懂得。但为什么明知故犯制作这样的虚假？

瞠目结舌的还有——

连队广场上竟然有成排的自来水，这也虚假得太离谱了吧。本人曾经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2团六连的，当时我所在的连队是全团最大最好的连队，也只有3口井，每口井都至少三、四十米深，水桶是用铁轱辘把摇上来的。老职工告诉我们冬天一定要戴手套，否则因为零下40多度太冷，铁轱辘把会把手掌的皮肤粘去。在新建连，为了挖这样的深的井，经常有知青在挖井时滑入井中摔死。

在新建连，吃水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先让拖拉机开一条一米宽的沟渠，等水渗漏多了就舀到空柴油铁桶中用明矾打一下，等脏东西沉淀了再作为饮用水，即便这样，那水的颜色也如加饭酒一般。

房子没有造好前男女睡一个大帐篷，中间用一块帆布隔离，脱坯、拉沙、伐木等造房子活必须赶在夏天完成，因为北大荒中秋节就下雪了。

兵团知青吃饭哪有坐着吃饭的，都是6人一桌站着吃，只有一盘包心菜，6个知青三口两口就没有了（于是拿上馒头回宿舍就着自己家邮来的包裹里的榨菜吃馒头，只有我们南方人才有这样的东西），再用自己的碗去一个大桶里舀萝卜丝汤，一勺下去能舀上十几根萝卜丝就是相当不错了。后来我被调到食堂工作，才知道，每次2个萝卜，半斤油三大桶水，供一百多知青吃，被知青戏称“顺气汤”。根本没有经常吃肉的事，如果狼不咬死猪，就只有过节才能吃到肉。每当夜晚听到猪圈传来猪的惨叫，我们就知道可以吃肉了，窃喜。可是以后连里派男青年持枪值夜班，以后就又吃不到肉了。但又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有男青年值夜班，还有猪圈被狼袭击的事，狼只吃五脏六腑，所以猪肉就是全连知青的口福了。

夜班最幸福的是有时候能吃上煎饼，但不管是馒头还是煎饼，下“饭”的就是“卜柳科”（一种酱大头菜）。

不是什么样的知青都能去兵团，这倒是真的——后来我被调到28团，当时有几个高大的北京青年经常来我工作的地方看望同事一位杭州男知青，以后从那位杭州男知青的口中知道，这几个北京青年中有一位就是薄一波的小儿子，他本来是被分配去内蒙古插队的，为了来兵团，与自己的父亲脱离关系、划清界限才被容许来了兵团28团。

《知青》北大荒的场景不真实，马车行驶的小路不真实，马路都非常宽，路的两旁是树林或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和黑土地，即便有树林，也肯定有桦树，但《知青》中竟然看不到，奇怪了。

马车不可能被知青所驾驶，我们连队的马车都是老职工驾驶，马都是从内蒙古退役的军马。夏天马由于被无数牛虻叮咬有时就会受不了突然发狂带着马车疯跑，本人就曾经被这样惊了的马从马车上甩下来，浑身疼得躺了一天，又咬牙第二天坚持干活。

食堂的东西绝对不可能由知青农工去买，绝对只能是司务长去采购，这样的情节杜撰得太失真了。

我们的连队排长以上都是由老职工担任，只有一位个子又矮长得又丑的北京女知青担任了副连长，这是个非常极端的对知青极其严厉的极左分子。

团部才有现役军人，是属于沈阳军区的。老职工都是原来开赴北大荒后转地方的军垦人。

知青的宿舍里是左右两排炕，每个炕上睡6个知青，根本就没有桌子，炕上自己的铺位就是桌子。吃饭、写信、看书等等，除了洗漱全在炕上进行。（《知青》中的周围场景让人怀疑是不是今天的度假村啊？）

在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些强奸女知青的师、团、营的领导最终被法办——被不容许戴军帽，被撕下领章，被反绑双手，站在军卡车的两侧，游每一个连队接受审判……记得当时有2辆军车拉着这些混蛋到我们连对他们进行审判。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得知一位北京知青在火车上就被接知青的团部领导奸污了，后这个女知青没有下连队，直接在团部当了打字员（一次去团部办事还见过她），以方便这个领导的发泄。

我永远记着当时这些禽兽的狼狈模样！

 

 什么是《知青》“激情岁月”的激情？

作者：徐贲

原载：共识网

电视剧《知青》再次引起了“文革”期间“激情岁月”的话题，有评论说，“这部剧显然不是‘老三届’们的专属，不同时代的人看过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后感。有的老知青认为剧中表现的知青生活不够艰苦；有的90后观众则认为当年的激情岁月值得向往”。需要追问的是，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激情岁月”。

知识青年在“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不同于在这之前的少数毕业生因成分不好而被送到农场的“就业安置”，“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以“青年运动”的形式来裹挾几乎全体青少年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这种青年运动只有在“文革”的极权制度中才有可能。“上山下乡”不是去就业，而是去革命，去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革命的乌托邦。在那时，作为共产主义未来一部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许多青年人以革命狂热去追求的“天堂之梦”。在“文革”的环境下，任何人都必须至少在表面上装作相信这样的天堂之梦。

米兰·昆德拉写道，“极权主义不仅是人间地狱，还是天堂之梦”，没有这样的天堂之梦。统治权力就没有办法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中建立起它的全面有效控制。对天堂之梦的追随者来说，这一梦想使得他们选择无视罪恶和苦难，满眼都是光明和幻想。“文革”的时候，《知青》的作者梁晓声如果曾经如此，那本不足为奇，但在“文革”过去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而且要以此来影响他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革中”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还有十三四岁的。这是一个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即使没有任何别的燥动，他们也有心理和生理上的激情。“文革”所利用的正是年轻人这种心理和生理燥动的激情，给予它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渲泄渠道。在短暂的亢奋之后（可以大致以“林彪事件”为分界线），随之而来的是知青们普遍的彷徨、迷茫、失落和绝望。失落和绝望，那才是激情表象后面的真实景象，写知青，如果写不到这一层，那就顶多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而已。

如果没有知青们用自己亲身痛苦体验换来的普遍失落和绝望，如果所谓的“激情岁月”一直在维持，那么，后来当回城的闸门打开之时，又怎么会有几乎所有知青奔涌而至的返迁大潮？这就像“文革”时期，人人表忠心，个个激情昂扬，高喊“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后来，“文革”与毛本人一同寿终正寝，没有见谁出来誓死捍卫的。这就是极权统治下那种典型的“热烈的浅层支持”，它会几乎在一瞬间令人难堪，出人意外地突然崩溃。在“誓死捍卫”的表象后面隐藏着难以察觉的失望、怀疑和伪装，即便大多数都是下意识的，也足以让人怀疑，是否能把“文革”说成是一个中国人忠于领袖，坚持革命信仰的“激情岁月”。

真正的“激情”是一种人的自由意志的激发，而“文革”时期的人是不具备这种自由意志的。“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看起来轰轰烈烈，响应号召者看起来个个摩拳擦掌、欢欣鼓舞，其实，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都知道，许多下乡的青年都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罢了。他们对上山下乡，同样是一种“热烈的浅层支持”，而并非什么持久的激情。当时，因为病残而能够留城的极少数学生，不知成为多少人羡慕的对象；而高喊和积极表现“扎根农村”的，恰恰是为了争表现，好早日有机会离开农村。

当然，大多数的青年学生确实是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对于处于生理激情期的青少年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上山下乡是一场由“革命”意识形态主导的群众运动，被称作为“上山下乡干革命”。确切地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群众运动中的一场亚运动，运动的主体对象是“老三届”的青年学生（至少开始时是如此）。这一青年运动与其他一些青年运动非常类似。

意识形态对青年人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与他们特殊生理期的心理、情绪和认知特点有关。吴潮和赵晓兰在《纳粹运动与德国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层的主体都处于平凡状态，但比其他年龄层却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和向往轰轰烈烈的心境，“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压抑，追求着失意中的奋起。在当时，德国青年人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枪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和约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在思想上他们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这是当时德国青年整体精神状态的画面。凡尔赛和约的某些条款以及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和教育影响，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终于首先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使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

青年运动的原则是打动他们的人心，唤起他们的激情和热烈情绪。上山下乡的宣传非常能够投合年轻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弱点，焕发他们的热情。青年人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他们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浪漫，他们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在群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互相支撑与感染的力量。这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哪怕是非常严酷的纪律和命令，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强制性的团体之中。青年人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要加入组织和团体，要大轰大嗡激荡人心的行动，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采取行动和显示自己的力量。参加“建设兵团”、成为准军事化编制中的一员、身着军装制服、遵循仪式化的生活常规，这些组织形式对青年人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神奇的吸引力。

这种充满着激情和戏剧性，激荡着表演冲动的场景与行为大量出现在《知青》中，成为它所展现的“激情岁月”的基调和主色。好的知青故事应该让读者看清它的虚幻，而不是对它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向往。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人的经验增长和政治判断力的成熟，这样的“激情岁月”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虚幻实质。如何认识这种“激情”，把它理解为一种迷幻，还是一种真实，考验每一个知青文学或文革文学作家的政治、道义、人性判断。如何看待《知青》中的“激情”展现，把它理解为一种觉悟，还是一种愚蠢，是自由选择，还是被迫洗脑的结果，同样也是每一个观众自己必须仔细加以思考和辨别的。对这一点，不需要有一个所有人一致的结论（这本不是争论的目的），但它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共同的机会，让我们有理由再次想一想，“文革”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