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赞美苦难是一种虚妄 / 田沈生:知青:一个苍凉的名词
作者:我很较真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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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苦难是一种虚妄 作者:景凯旋 来源:南都周刊 2012-07-01 电视剧《知青》在央视播放后,引起许多年轻人的兴趣,同时也引来了许多当年知青的质疑,认为这部剧的许多情节和细节不真实,美化了当时的生活,有人甚至对编剧说出“我们还活着”的激奋言辞。 这部剧采用全景式的视角,通过几个知青的劳动与爱情生活,将黑龙江建设兵团、内蒙古建设兵团、陕北农村和山东渔村串在一起,因此它叙述的不是个人记忆,而是集体记忆。同一时代的个人记忆是有差异的,但集体记忆却与整个时代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点上,这部剧表现出的记忆成为遗忘的另一种形式。 更深刻地说,对“真实”的质疑涉及到对那个时代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影视作品就已描写过知青的经历,这也包括编剧者本人在内。然而,三十多年过去,编剧对这段沉重的历史似乎没有任何新的认识,仍然将它置于人民与“四人帮”斗争的框架下,在艰难的诗意中表现革命理想主义。编剧想要在苦难记忆中“传递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农民全是纯朴善良,知青全是战友情深,只有两三个极左人物,还受到所有人的抵制。 在编剧看来,这段沉重的历史已经一去不返,其意义只在革命、青春与爱情,于是就像昆德拉所说:“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能去谴责吗?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清,哪怕是断头台。”剧中那茫茫的雪原、逶迤的山岭、辽阔的田野、长长的边境,知青们挥汗劳动的场景,情侣们交换的眼色,带给观众的是一种浪漫的激情,而不是深切的反思,无怪有些未曾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会心向往之了。 这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蒙昧。无论个别知青今天是怎样怀旧,都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即知青史属于“文革”史的一部分。除了疯狂与荒诞,这里谈不上任何积极的价值。认识这段历史,人们必须思考:知青给农村带去了什么?知青生活又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如果像电视剧所表现的,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化和脱贫的思路,这是对历史的美化。农村贫困面貌的改变恰恰是由于“文革”的结束,同时也是知青运动的结束。至于知青生活是否浪漫,人们应当还记得1979年知青大返城,许多下乡知青跪在各级官员面前苦苦哀求的情景。 在对知青的记忆中,“艰难玉成”是最为扭曲的。这种认识违背生活的目的,与人的常识相抵触。事实上,大多数知青因为上山下乡而失去了求学、就业机会,好不容易回城当了工人,很快又在改革大潮中下岗,如今他们已步入老年,靠着微薄的社保生活。也许他们有许多怀旧,但青春在他们毕竟是一种被劫掠,这才是真实的原生态。 编剧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将知青史视为青春的成长历练,而不是社会的自我摧毁,所以他才想表现“一大批单纯的年轻人怀着一种理想化的信念在生活、思考”。剧中描写了一位干部子弟在家信中对现实的思考,还有知青们悄悄读禁书,并在书页上写下“中国病了”的字句。这样的情节在现实中是有的,当年许多北京知青,尤其是一些干部子弟,很早就能读到内部出版的黄皮书,在思考方面走在所有知青的前面。这些知青中许多人后来登上高位,或者成为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高考制度恢复后,全国更有许多知青考上了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青春无悔”是因为个人的成功,但即便如此,所谓“艰难玉成”也是一种不公平的认识。知青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成功而设置的上天考验,千百万知青更不是为了他们的成功而付出的脚下垫背。如果编剧今天的思考仅仅源于这一体验,他们将会满足于等级秩序,而不是平等。 就像二十世纪初一位保加利亚诗人写下的寓言:一位年轻人看到人民的苦难,他不禁悲叹:“人民是多么不幸!”他决心帮助他们,但为此他必须向魔鬼行贿来登上顶端。他先是出卖了自己的耳朵,然后是眼睛,最后是记忆。当他登上顶端时,他听到人民的哀叹变成了欢呼,看到人民的裸体穿上了美丽的衣裳。他不禁赞叹:“人民是多么幸福!”可实际上,许多基本的事物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他个人的处境。
作者:田沈生 来源:博客网http://leexmay.bokee.com/viewdiary.15973435.html 前不久,本地报纸上一则报导,在澳洲的一个知青组织的联谊会上,在载歌载舞,欢乐的气氛中,有人即兴发言,声称知青在中国曾是一个响亮的名称。言外之意,这是一个Positive的名词。听此议论,不禁摇头。作为一名曾经是百万上山下乡洪流中的一员,在陕北窑洞蜗居三年半的我,实在不敢苟同。 三十多年过去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见到知青两个字,便会立刻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说起来,那贫瘠的黄土高原,那繁重的体力劳动,那缺油少盐的艰苦生活,并没有使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它面前退缩半步。然而,消息闭塞,资讯短缺的荒原村落,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恍如与世隔绝的单调生活,日复一日,使人感到乏味与窒息。午夜梦迥,对前途命运的忧虑,常常使才二十出头的我展转难眠。在内心深处,不甘心一辈子做为一个简单的劳动力而苟活於世。面对现实,却又无能为力。矛盾与失落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那时,在寂静的夜晚,我常常独自一人,徘徊在窑洞顶上。眼望群星皎月,发出阵阵轻叹。 说来也怪了,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些年月里,对知识的渴求,对课堂的响往竟是前所未有地强烈。以致把所有能找到的书,无论类别,几乎全部一字不落地读上一遍.连十万个为什么、安徒生童话还你争我夺,顺序排队呢。更不要说文.革初期被列为毒草的那一类书了。象红楼梦、儒林外史、七侠五义、唐诗宋词、悲惨世界、茶花女等甚至被翻来复去地看上几遍,还不肯轻易放手.那年头儿,一本好书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传来传去是常事。我至今记得,曾经花过一天功夫,一壶凉水,几块干馍,跑了六十里山路,就为了乔万尼奥里写的那本斯巴达克思。当我捧着它往回走的时候,疲乏和饥饿被压抑不住的兴奋驱赶得无影无踪。说来可怜,无论什么时代,文化的禁忌和封锁对处在求知年龄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可怕的精神折磨。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耽心,只要你搞得到,看什么也不会有人来禁止。所以三年多的时间,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也算是一生之中难得的机会。 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内心没有一丝自豪与骄傲的感觉,却总是时不时咀嚼出一些无奈的苦涩与哀伤。它使我想起这不幸的一代人,在那荒诞的岁月所经历的苦难与困惑。满腔的热血与激情,美好的青春与年华,无端葬送在一场人为制造的权力斗争的旋涡之中。逝去的十年光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那本应是努力,是奋进,是求知,是为远大理想抱负奠定坚实基础的十年。怎知却白白虚耗在心态扭曲的狂热之中。谁人能不为之惋惜呢?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当年这是响彻全国的伟大号召,人们坚信不移,沿着伟大领袖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句多么滑稽的口号。当政治对手被彻底击垮,大权在握的领袖回过头来,才发觉这场革命使工农业生产几近瘫痪,国库日渐空虚,国计民生危在旦夕。如何解决这批以食为天的百姓,着实令人煞费苦心。然而领袖毕竟非常人能比,英明决策,一言九鼎。全国的大中小城市实行空城计,党政机关、大学教职员工下放五七干校开荒种田。但凭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呼声开始从京城频频传出。至于曾经废寝忘食,不遗余力,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几百万大中学生统统发配边疆,自食其力,屯垦戌边。据说这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向伟大领袖进献的良计妙策。既减轻了城市的经济负担与压力,又杜绝了这批无书可读,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的年轻人给城市社会治安可能带来的无穷隐患。正所谓:飞乌尽,良弓藏。 去吧!中国农村再贫穷,广阔天地也可以消化掉这些城市过剩人口。至少可以暂时缓解一下因为全国闹革命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再者,到了闭塞的农村边疆,任你再怎么折腾,也与大局无关痛痒了。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知青这个名词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家喻户晓了。 那年头儿,谁家有知青,谁家发愁。十几岁在的城市长大的孩子,面向黄土背朝天,一年干到头,还要伸手向家里要饭钱要路费。即使父母兄弟姐妹不说什么,可十几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也总觉颜面无光。人穷志短,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逢年过节,乘火车回城不买票,又理直气壮的大多是这群知青。实不相瞒,我也有过从西安登上火车,直达北京一分钱也不掏的经历。即使这样,在晃晃当当的车厢里,还是不停地摇头轻叹:这样的日子到哪里算一站呢? 应该感谢上天的眷顾,我於一九七二年第一个接到回北京的调令,在周围几个小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记得临行前夜,三年多来,朝夕相处的伙伴们在窑洞里摆宴,为我饯行。在昏暗晃忽的煤油灯下,人人酒碗高举,个个相顾无言。那夜,我们睡的大通炕上,长吁短叹之声,此起彼伏,令我至今难忘。 前不久,我在图书馆借到一本名为“苍凉青春”的书。讲述的是至今遗留在陕北高原,为数不多的北京知青的现状。此时此地读此书,令人感慨万分。作者满怀同情,三赴陕北,跟踪采访了几位年逾不惑的“知青”。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早已“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北京人,都曾有过在艰难困苦里挣扎,与习惯势力顽强抗争的经历。失败、痛苦与绝望使一些人过早地麻木了。没有奢望,没有追求,听天由命,安於现状。或许也算一种最好的解脱。然而,年轻时代的激情早巳不再。京城的繁华,大都市的文明,也早已象逝去的青春理想一样,成为遥远遥远的梦幻。尤其令人唏嘘的是,他们所寄望的下一代,由于条件所限,无论在生活和教育等方面都与城里孩子有很大的差距。相比我们那些在澳洲优越环境里长大的子女,更是天壤之别。 当我合上书的时候,思绪万千:不可否认,人的一生,命运和机遇不会绝对平等。每个时代都有幸运和不幸的一族。在澳洲的老知青们可以携儿带女,请来领事馆的官员共同欢庆,载歌载舞地“忆甜思苦”(袁伟语录。见新时代报第67期)。你能想象,如果那些夫妻双双下岗的回城老知青们和这几位历尽几十年风霜,至今生活在陕北高原窑洞里的朋友相聚。他们会有邀请当地领导的雅兴吗?.相信也不会有高歌漫舞的心境。知青在他们遥远的记忆里,恐怕只是一个苍凉的名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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