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进步可喜，仍任重道远

按：2012年6月7日是高考的第一天。上午，915万考生走进考场，参加作文考试。同一天，博主也参加了一场由报社编辑命题的作文考试。博主的作文答卷已经发表于6月11日的《光明日报》（可点击打开：http://edu.gmw.cn/2012-06/11/content_4319366.htm）。

在考试内容的改革方面，在从“考查知识记忆”转向“考查能力”方面，20多年来，高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以往相比，今天的高考已经很不同。在注重考查能力的考试中，不是要考出考生“不会什么”，而是要考出考生“会什么”。不是让考生在考场上“出丑”，而是让考生在考场上“出彩”。

高考年年有新闻。2012年高考第一天，恰好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国家元首给考生让路，将会议推迟半小时。这成为高考历史上的又一新纪录。

2012年有915万人参加高考，虽然比人数最多的2008年减少了100多万人，虽然全国的整体录取比例已经达到75%，对于每个走进考场的考生，仍然是一场关联命运的战斗，仍然牵动着无数的父母和家庭。

凭借ipod、iphone和ipad，苹果公司的股价已经从2009年的每股90美元涨到今天的600美元，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几乎每一个苹果“i系列”产品的玩家，都会被其产品所包含的想象力所折服。苹果公司靠什么赚得盆满钵满？显然，靠的是想象力。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iphone和ipad是在中国组装的。中国在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N连跳”的代价之后，分到的利润却微乎其微。

为什么？由于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足。中国有13亿人，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哪里去了呢？从童年时代就被“应试教育”摧残了，吞食了。

新中国成立已经62年。62年来，不知多少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才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毕业。至今，这些毕业生中尚没有产生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

今天，中国对人类在科技和文化艺术方面的贡献，与得到世界公认的中国人的“聪明与勤劳”，并不相称。虽然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不能说与“学以应考、教以应考”的“应试教育”没有关系。这种“应试教育”，从童年起就挫伤了中国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影响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影响到我国的国民素质，摧残着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

高考的负面效应，早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高考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热门话题和公共话题。

湖北孝感一中的高三学生，边静脉注射氨基酸，边备考。

在高考改革方面，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考试内容的改革，一个是大学招生方式的改革。

考试内容的改革，主要是要加强能力考查的比重，降低对特定知识“死记硬背”的比重。

在心理学中，能力和知识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能力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对于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古人早就做出了非常清楚的回答：“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送给别人一些鱼，不如教给别人一些打鱼的方法。鱼，就是知识；渔，就是能力。知识性考试，就是看一个人篓子里有多少鱼；能力性考试，就是让人打两网鱼看看，看其渔之高下。

“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首先，二者的影响面不同。知识仅仅影响到一个人在有限领域中的活动，例如，光学知识仅仅影响一个人解决有关光学方面的问题，对他在其他方面的活动影响并不大；能力则影响到人在较广领域中的活动，例如，逻辑推理能力影响到一个人的多种活动，影响到一个人治学、经商、从政等许多方面的活动。其次，二者的变化速度不同。相对来说，知识是一种“快变量”，既可能通过强化训练而获得，也可能由于遗忘而失去。能力则是一种“慢变量”，能力的形成过程恰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第三，二者的变化方向不同。能力的变化基本是单向的，只增长，不减少。在衰老之前，能力呈单向增长的变化趋势。知识则不同，可能增加，也可能由于遗忘而减少。

孔乙己就是一个“知识积累未形成能力”的文学形象。茴香豆的“茴”字，他掌握了4种写法。今天，能掌握4种写法的人也并不多，但是，他不能算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能力考试与知识考试也是有区别的。能力性考试主要考察那些影响活动较广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知识性考试主要考察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内容，如字词知识、光学知识，等等。能力考试的主要特点包括：首先，不容易受到强化辅导的影响，几乎是无法突击准备的。其次，对记忆力的要求较低，侧重考查言语运用能力、计算能力、判断推理能力等。第三，不与某一特定教材挂钩。

孔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教一知一，教二知二，就是掌握了知识。从一可知二，从二可知三，就是具备了能力。

考试内容的改革方面，20多年来，高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20年前的高考相比，今天的高考已经很不同。考查对特定知识机械记忆的题目，已经被压缩到很小的比例。与特定教材相挂钩的内容，也已经被压缩到很小的比例。许多题目都注重考查对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例如，现在的试卷中包含相当比例的选择题。这些选择题，主要考查考生的判断能力，而不是记忆能力。又如，现在的语文试卷包含很大比重的“阅读理解”题目。这些题目，与教科书的内容基本没有直接联系。再如，现在的作文，大多采用“给材料作文”，而不是20年前的“命题作文”。这种考题，为学生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这种注重考查能力的考试，不是要考出考生“不会什么”，而是要考出考生“会什么”。不是要考生在考场上“出丑”，而是让考生在考场上“出彩”。

许多省单独命题，试卷的命题水平尚参差不齐。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命制的“全国卷”，以及北京卷和上海卷，在从“考查知识记忆”转向“考查能力”方面，进展是非常明显的。

大学招生方式的改革，主要是要降低笔试的比重，给已经教了学生3年甚至6年的高中老师一定的发言权，因为他们最清楚哪些学生具有发展潜力；给将要教学生的大学老师一定的发言权，因为他们最清楚什么样的学生教起来最顺手。

现行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在学生评价方面最具有发言权的高中教师没有任何发言权。作为一个心理测量学者，我深知，即使仅就能力评价而言，再好的考试也不如教师对学生的长期观察更准确，更不用说非智力方面的评价。今天的情况是，对学生最了解的中学教师对大学的招生决策没有任何发言权。相反，招生决策几乎完全依据在评价学生能力的有效性方面颇值怀疑的标准化考试。要知道，比我国高考科学化程度高很多的SAT（美国高考），在美国大学招生考虑中所占比重也不过30%左右。

日前，教育部考试中心评价处的章建石博士围绕美国的大学招生问题采访了7个人，包括主持SAT考试的大学理事会专家，大学校长，州教育局长，教育咨询专家，高中校长，家长和在校大学生。7个人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在大学招生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应该是高中成绩（GPA）而不是标准化考试SAT。

其次，将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大学老师的发言权也微乎其微，一般只能在具有同挡分数的考生中进行选择。由于人的复杂性，在高等教育界存在不同的教育理念是很正常的。“语文水平对于研究物理是否重要？”对于这个问题，物理学家们的看法相去甚远。有人认为“很重要”，有人则认为“无所谓”。“英语水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是否重要？”对于这个问题，古汉语专家们的看法也相去甚远。有人认为“很重要”，有人则认为“无所谓”。对于这一类问题很难得到结论性的共识。今天，在大学新生的选拔中，校长和教师的教育理念基本不能得到体现。

第三，一些具有潜力的“专才”被拒之于高等学校之外。“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今天，一些在某一方面表现出强烈兴趣和潜能但发展不够全面的学生，很容易由于分数未“上线”而被拒之于大学或一流大学之外。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是矛盾的。“世界冠军”大多发展不够全面。哪位真正关心自己学校发展的校长不希望自己的学校中多出几个“世界冠军”呢？今天，多少校长有权力将这样一些潜在的、不够全面的“世界冠军”招进自己的学校呢？

这种不合理甚至荒谬的现象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由于在很长时间中并没有人真正关心大学生的质量。学生是大学的“原料”，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家不会轻易将原料的采购权交给企业以外的人，因为原料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产品质量。但是，在许多年中，我国的大学校长们对这种基本放弃招生权力的状况却泰然处之。“原料”的好坏，“产品”的好坏，与校长的利益没有多大的关系。多数大学校长们的境遇是：既没有多大权力，没有多大责任和利益。没有聘用、解聘的用人权，没有奖罚的财权，也没有“采购原料”的招生权。因此，也基本不承担什么责任，只要不出政治问题和作风问题，就可以继续当校长。大学校长合法的利益微乎其微，廉洁的大学校长几乎算不上“中产阶级”。

可喜的是，伴随“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出现，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校长已经感到了压力。为了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关注“原料采购”，需要改变这种“原料采购”大权旁落的现象。校长们的这种变化使大学招生制度改革获得了原动力，使招生制度改革成为可能。

于是，自主招生出现了。于是，“抢生源”的现象出现了。于是，“华约”、“北约”和“卓越联盟”出现了。于是，大学招生中开始采用“面试”了。于是，“高中校长实名推荐”出现了。于是，北京大学11名教授联名致信校长周其凤，建议进一步打破“唯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于是，云南省教育厅在任厅长罗崇敏2012年5月4日在西南大学的演讲中公开亮出自己的主张：彻底改革高考体制，取消现在的高考方式。于是，2012年6月6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对记者公开宣布：南方科大的理想是不通过高考招人才。于是，“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自主招生”、“多次选择”、“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等重要的概念被写入国务院2011年7月29日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于是，“大学招生100%靠笔试成绩”的局面开始受到冲击。于是，岿然不动的高考开始松动。

经过近30年的努力，今天，我们在高考内容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招生方式的改革方面，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坚冰虽然已经开裂，前程仍然任重道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高考改革就已经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当时，教育领域头号学术刊物《教育研究》杂志曾经长期开辟专栏讨论“如何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当时有一个广泛应用的简称是“克服片追”。30年过去了，尽管我们已经在高考改革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应试教育”的局面非但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而且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和学前教育延伸，向上延伸到本科教育，向下延伸到幼儿园。

今天，对于高考改革的努力仍然存在种种非议，存在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作为一个长期研究高考问题的职业教育测量学者，我希望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不受干扰，不为所动，坚定而谨慎地继续推进高考改革。

 防止考试作弊需要标本兼治

2012年高考今日举行。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国家元首给考生让路，上合组织元首峰会推迟半小时举行。昨天，6月6日，《光明日报》刊出了一篇记者刘茜关于考试安全问题的采访。博主在接受采访时说，防止考试作弊需要标本兼治。

近年来，考试作弊表现为两个重要趋势。一个趋势是集团化，一些人在考试开始后通过隐性摄像机将试题传出，事前聘请的解题高手立即答题，再将正确答案传进考场。整个过程，多人合作，组织严密，环环相扣。这些，不是靠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一些考试辅导机构参与了作弊组织工作。另一个趋势是高科技，隐形摄像机，抗屏蔽无线传输，隐形高灵敏度接收器等，都包含高科技手段。

今天，有关考试安全的法律尚不健全，我国尚没有一部《考试法》，一些具体的违法违纪行为应如何处罚，如有异议如何仲裁，尚缺少法律依据。

为了防止作弊现象，需要完善法律，建设健全的考试制度，加强管理。这些“治标”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同时，还需要在“治本”上下功夫。

孩子究竟为什么而学习？是为了应付考试？是为了获得知识？是为了发展生存能力？是为了形成独立的人格并成为有尊严的人？在高考指挥棒的误导下，一些重要的学习意义迷失了。重复枯燥的应试练习，让孩子们习惯于接受“正确答案”。对分数和功利的追求，使学生的人格发展几乎完全被忽视。这些，才是我国成为作弊大国的“本”。

为了从“本”上保证考试安全，需要改变我们过分依赖标准化考试的评价方式，需要在评价中降低笔试的比重，需要改变招生几乎100%依靠笔试的局面。

天气预报，时有不准确。对有生命的人进行预测，要比对没有生命的天气和地震的预测更困难。作为考试研究者，博主清楚地知道考试的局限性。任何一个科学合理的考试，必定是“标准的”，必须以相同的题目按照相同的程序测试所有的考生，必须按相同的规则给所有考生打分。但是，没有一个考生是“标准的”，每个考生都是惟一的，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生活环境、教育经历，每个考生都具有能动性和选择性。以“标准的”考试来考“不标准的”人，这是考试最根本的局限性。

作为职业的考试研究者，博主研究考试已经30年。多年来，博主不断呼吁降低高考笔试在招生决策中的比重。高考中，关于绝大部分考生的招生决策几乎100%根据笔试成绩做出，这是很不合理的。以美国为例，在大学或研究生的招生中，通常要考虑来自三个方面的评价信息：笔试，平时成绩，社会活动、推荐信等证据材料。三者各占1/3。对一个考生来说，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评价。其他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伴随高校法人地位的逐渐明确，伴随我国社会信誉系统的逐渐完善，我们需要逐渐降低笔试成绩的比重，更多地对考生进行过程性评价，逐步降低招生决策中总结性评价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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