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北大的说明不北大·周校长的胆量·矛盾的纪校长其实不矛盾化
作者：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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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北大的说明不北大·周校长的胆量·矛盾的纪校长其实不矛盾化
作者：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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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北大的说明不北大 近日媒体盛传：北大有校长助理11人，比中国任何一所同级大学都多。甚至，比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多。随后间或有人写文章，感叹，挖苦，痛心，联想等等。言论自由，不足为怪。 沉默了几日，北大官网发出正式说明，全文如下： 该说明的要旨，是向社会澄清：自家那差一个就一打的校长助理，不是官，更不是政府官，是“兼职服务”，不占“专门的行政资源和岗位级别”。说明没有说，既然有那么多个“不”，为何偏偏又“要”，而且还“要”那么多。以及助理们，是否拿津贴，是否给待遇等。只是说，助理们是“兼职协助分管校长处理相关事务”，且“这在北大是常态”。言下之意是，对此质疑和媒体与公众，是少见多怪。证据是最后那句提醒：“希望有关媒体能够遵守新闻规律，如实进行报道”。 可是，再回头看报道此事的媒体，竟没有一个是报错的。自然也没有不实报道，更没有违反新闻规律。证据是：媒体称“北大有11个校长助理”，没错；北大的校长助理是“校级领导”，也没错。 请看北大官网上至今仍在的内容： 第一，是北大自己把校长助理算在“领导机构”中，媒体不过是偶然发现罢了。如果此发现有错，也错不在媒体。 第二，是北大自己把11个校长助理与校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并列，媒体不过是顺着北大的划分逻辑往下走罢了。如果媒体是误读，那么也是因北大误导。 第三，是北大自己不把非校长助理的其他院长、处长、主任等等列进“领导机构”、算进“领导成员”，媒体才把那些助理看成“校极领导”的。 第四，是北大自己在通常也算“领导成员”的党委常委上面划道线，进而更加彰显或突出那11个助理的“领导地位”的。由此看来，媒体关于北大有11个校长助理级的领导的报道，不仅没有理解出错，甚至还是领悟与理解聪明。 至于北大设11个校长助理，是否就证明北大“行政化”严重，以及是否就当批评或改正，井民觉得并不重要。借北大上述说明的话，那是北大的“常态”。井民只是觉得，如此重要的事情，如此严肃的话题，相较于北大的“说明”与“设置”之间的不合拍，媒体反倒是质疑得合理、正常、公正与应该。 看来，北大管官网的人，不那么北大。同理，北大拟“说明”的人，也不那么北大。 2012-07-05
现今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学排名榜，位列前十甚至前百的，都多为美国大学；近几十年每届诺贝尔各种奖项尤其是科学奖的得主，总能见到美国人的身影；美国的创新和创造仍然在强劲地引领着世界，“微软”、“苹果”等，只要用电脑就不可能不知晓；美国的科技、军事实力远超各国，地球上绝大多数地方都能见到他们的软硬实力…… 然而这些，在北大校长周其凤眼里，都不算是其“教育成功”的证明，或者都可以视而不见。这个至今深陷“钱学林之问”泥淖中的中国大学校长，不仅不自省，不自责，不脸红，反倒恶评“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是需要胆量的，那就是得不怕天下人“睁开眼睛说瞎话”的唾骂。同样，在这个世界上，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是很难找到证明的，因为所有的证明恰恰都把结论引向相反。 由此看来，周校长的胆量是足够了。只是不知他的胆量从何而来。 那么他的理由呢？据《潇湘晨报》记者胡力丰报道，他的理由是“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周校长是院士，学贯中西，想必知晓美国“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把自己意愿强加于人的恶习的事例。可井民之流孤陋寡闻者听说，美国大学多为私立，尤其是哈佛等世界最顶尖大学是私立，而私立的大学，以美国所行政治制度和大学治理制度，总统个人似乎意愿再强大，也无法“强加”到他们头上去。就算是他们的公立大学，按他们的政治制度和大学治理制度，总统似乎也“强加”不进多少自己的愿意。 至于周校长所说的“不尊重人”，就不知具体例子是啥了。尤其是“每一届总统”都这么糟糕，就更不知可曾留下多少臭名昭著的案例，更不知他们的屁股为何还能坐得那么稳当。 当然，北大校长或中国的牛大学校长，不是不可以说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关键是现在就说，恐怕实在是太早了点。等到再过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北大等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办学实力，从现在的大约世界排行二百左右，挺进到前几十甚至前几名，等到隔三差五也有教授拿下诺贝尔各奖项，等到足以把哈佛、耶鲁、麻省、普林斯顿等踩在脚下时，再说那话，恐怕才不会被人疑为脑子出了问题或故作惊诧之论。 有意思的是，被周校长批评为“一塌糊涂”的美国教育，尤其是直陈其“祸因”的“每一届总统”，近年倒是在各种场合夸奖中国教育。不过，很遗憾，那基本是夸中国的普通教育。至于偶尔提及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仅限于个别学科。比如奥巴马去年9月27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在公共教育领域的表现已经胜过美国……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重点学科”。然后他讲了清除不合格的教师、延长学生学习时间、倡导尊师重教等，全是中印普通教育中的举措。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警告，“（中国等新兴国家）今天在教育上战胜我们，明天就能在经济上战胜我们。” 这样说罢，美国总统，比如奥巴马，确实对中国教育说了几句好话，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可以认定成表扬了中国教育。但，第一，那主要是用以激励自家；第二，主要涉及中印等国的普通教育；第三，涉及高等教育也主要是个别学科。得不出自认“一塌糊涂”的哈，“一塌糊涂”这个低得不能再低的评价，人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哈。 据称，周校长发此惊世骇俗之论的场合，是与自己家乡“四大名校中学生”见面。会上说自己少，说北大多，说北大好，说美国大学差。为北大做广告的嫌疑巨大，连在场的师生和记者都有感觉。就突然觉得，彼时的周校长，已经不是校长和院士，而是卖瓜的王婆。能指望王婆嘴里说出什么客观、公正？ 末了，还是想问周校长：美国“每一届总统”是怎样不尊重人、怎样“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的？请千万不要拿他们的“反恐双重标准”、“干涉别国内政”之类来举例。因为你说的是美国总统那些恶习之于美国教育，我们也严格限定他们那些恶习怎样使得美国教育一塌糊涂。 2011-12-25
去年的3月2日，人大校长纪宝成（以下尊称纪校长）在与《新京报》记者对话时放豪言：“我们人大、北大这种学校在乎这个副部级吗？”言下之意是，“那些二三流学校才在乎”。稍后，纪校长又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慷慨讨伐大学行政化，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最热烈的掌声。 今年的3月6日，纪校长再与《新京报》记者对话，同一个话题，却语出惊人：“大学行政化只是社会行政级别体系的部分体现，但是不应该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混淆或者互化”，“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不是我非要有级别，而是别人怎么看待我的问题，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这个是不一样的”，“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个努力的方向，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大学的行政级别有时让人感到很尴尬。比如人民大学的经济学院、法学院那么大的学院，那么多知识分子聚集，只是个处级，而外面一个人数少得多的研究所、一个普通的杂志却是厅局级”等等。 纪校长的意思是，大学的行政级别不等于行政化；大学的行政级别既不能单独取消也不能先取消；大学的社会地位与其行政级别挂钩紧密；某些大学（如人大）现有的行政级别未必高了可能还低了（如纪校长说的他们学校的经济学院、法学院级别）；大学校长有较高的行政级别才能办相应的事情。 对此，余人月的反应是：“先生所困者，地位名节也；所忧者，房车之供也；所虑者，江湖秩序也，所患者，削藩不公也；所望者，一视同仁也。”下嘴虽狠，但击中要害。不过，鉴于年届66的纪校长即将退居二线，届时即使不能若行政官员样高跳半级至享受正部级待遇，以现在的副部级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也还是地位名节、房车之供无碍，仍是举国数千大学校长中为数极少的成功人士之一。因此，纪校长的高调反对，不是或主要不是出于自身的考虑。其所忧者，是不设行政级别后的大学，必然鱼目混珠，高下难分，以及让其他事业单位独享不该有的优待。换言之，纪校长是担心大学在失去行政级别后被人小瞧，更担忧自己的牛校一旦没有了副部级，就与那些没有了副厅级（这是中国眼下大学行政级别的最低，专属专科学校）的野鸡大学坐同一条板凳。 只是官至副部级的校长，纪的担忧似乎又不仅多余，且不小心暴露出内心的官本位与不自信。不用说，大学分副部级、正厅级和副厅级，在官本位的中国已经分出了江湖秩序以及藩属领地。这对三十几所副部级大学来说，等于是先天高人一等，咋可能愿意弯下尊贵的腰杆来？等于是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咋可能轻易地吐出来？可悲的是，纪校长露出的“级别低了不好办事”的担忧，则分明透露出如今的中国大学，“办事”（应当主要是“办”办学之“事”吧？），主要是靠行政级别和行政手段。这哪里是办大学，分明就是办机关么！只是按这样的逻辑，要把中国大学的事办好，就不仅不应取消行政级别，还应当提高行政级别，如清、北、人、师之类牛校，升成正部级恐怕都还嫌不够高。相应地，以下各级，也当调高一级，最好是级别超过属地政府，令政府听大学的，而不是相反。 至于说到不自信，说起来也委实替纪校长难过甚至难堪，一个堂堂一流大学的校长，一个高级别（不是专业技术一级，也是专业技术二级）的教授，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文化学者（国学专家）和知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办起事来不是靠自己的学术影响、文化魅力而是仰仗头上的行官帽，学术真的就那么不值钱？文化真的就那么疲软？官衔真的就那么管用？ 而他那个“大学行政化只是社会行政级别体系的部分体现”的见解，似乎有努力把“大学行政化”与“行政级别”区分开来、从而在努力保住大学行政级别的前提下反对大学行政化的用意。这就不禁有点“搞”了。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这犹如在保住官员任意挥霍公款用于吃喝玩乐的权力前提下，反对官员的腐败。斗胆说一句，包括纪校长所在的人大，所有违反办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成果产出规律的倾向与弊端，有几个与学术本身有关？又有几个与行政化无关？而那些行政化的现象背后，又有几个不与行政级别相关？大学里最牛不是教授，而是“长”；当了教授，还要当个“长”。“长”可以决定教授的命运，教授却不能影响“长”的功名。有了“长”，学术就迅速见“长”；只有教授，水平可能就愈教愈“瘦”。“行政化”这个“行政级别”的“部分体现”，“体现”得也够触目惊心的，以至今年2月27日，温家宝人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也专门说到：“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不知忧国忧民忧天倾的纪校长，在为眼下不能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找出那么多理由或借口时，是否认真考虑过温总理这个观点。 有个事实似乎应当提到：大约在10年前，我国大学还没有“副部级”一说。那时社会的官本位观念至少不比今天弱。比方“和尚也有正处级”之类，那时就已成为社会的热议。按纪校长的逻辑，不知那时的大学及校长是咋办事的。后来大约三十来所牛校升成副部级（当然只是校长、书记两个独享，其余副校长、副书记以及下设的学院院长、书记们，是不能搭顺风车的），按纪校长的逻辑，此时的事情就好办了，至少是对那三十多所副部级大学来说。然而遗憾得很，这十多年，恰恰是包括这些副部级大学在内的中国大学，大学精神加速迷失，办学质量遭人诟病，学术腐败空前泛滥，原创成果离世界更远的时期。不知努力替后继者保护着行政级别的纪校长，面对如上惨烈的事实心头是否曾剧烈震荡过。 201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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