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广东出现人类首例非典病例，到今天，所有娱乐场所都“暂时停业”了。非典已经取代萨达姆成为全世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当一种威胁全人类的未知疾病袭来时，任何群体的利益显然都将降低一个档次。

本人数日前飞了一次上海，深航的空姐在机门口发给一个纸口罩，使我领教了非典的魔力。接着又走了一趟广州、深圳、珠海，今天回到家。我不屑于戴任何口罩，因为我觉得如果它有用，非典也就没什么可怕。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信念，本人是几十年的老烟杠，每一个肺泡里都积郁了“多年陈酿”的尼古丁与焦油，我不信那些非典病毒能过这一关。不巧偏偏听见广东朋友的一个说法：没有一位非典殉难者是吸烟的。于是多了一点沾沾自喜，尽管这个说法似乎并没有证实。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俺认定非典是吃野味吃出来的！俺拒绝野味已经多年，没机会感染非典。这个念头却得了些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协作网已经查出，引起非典的冠状病毒至少有的来自乌龟、野鸟。于是我以为，如果把自然规律看作上帝的话，非典是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的惩罚。于是，非典首发于贪婪好吃野生动物的广东就不难理解。作为旁证，黄热病、埃博拉、艾滋病也都是从猿猴那里传过来的，至于那些非洲人是以何种方式染指了猴子，不得而知。  

许多人曾经推崇鲁迅的一个说法，以赞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过他们显然忽视了鲁迅紧接着的话：“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我以为还不止不好吃，一定吃下去会犯出什么毛病，于是才不吃它的。人类经历多少万年，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才有了人类共通的食谱来。偏有人吃得腻歪了，于是猎奇，专寻那些冷辟稀少的物件来吃，野生动物因此涂炭。上帝惩罚人类的唯一手段就是灾难，病疫正是灾难的最普遍现象。 

问题在于，大多数受害者却是无辜的人。那些始作俑者把瘟疫惹来，传染给无辜的人们，即使有幸逃脱的人，也免不了恐惧的痛苦。于是，人类常有的某种情况，个别人或少数人惹祸，全人类为之“抹屁股”。我为钟南山教授的精神感动，当某个权威机构宣布衣原体为罪魁祸首的时候、当更权威机构宣布非典已得到控制的时候，他都无所畏惧地宣布：不是！见到此，不觉热泪盈眶。钟教授的信念是尊重人们的知情权，同时也尊重自己的知情权。

可惜的是，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某种势力基于利益需要，强不知以为知的时候，人们的知情权便无足轻重了。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定式，假话便会成为习惯，而说真话反倒需要勇气。结果只有遭受惩罚，至少非典是不会理会谎言的。忽然想起列宁同志的教导：“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希特勒撒谎，灭亡了；萨达姆撒了更多的谎言，曾经激起许多人的希望，也灭亡了。靠谎言生活的人，迟早是会殊途同归的。 

钟教授代表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他首先谋求全世界的协助，丝毫也没有顾及所谓民族的、国家的甚至小团体的“荣誉”。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网上协作，更显示了全人类的力量。4月4日，海外医学科学的大协作，终于揭示了冠状病毒的端倪。虽然距离“控制”非典还路途遥远，正如“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华裔美国科学家何博士所言：完全控制非典，可能至少还需要两年。但我们丝毫不应该怀疑人类科学的能力。

如果一开始人们的知情权就获得尊重，如果一开始世界便得以协同研究，至少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被动局面。新闻自由的权利是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不应该被某些势力所剥夺。所谓舆论导向，本质上是对人民权利的蔑视，更直白地说，是害怕自己的权力丧失的恐惧。

毛泽东先生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上就有坦白的描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于是必须祭起我们的乏古人的至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就要隐瞒一部分真实，编造另一部分“真实”。

如果非典的危机可以开启新闻自由的铁闸，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契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