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典,野味,知情权 作者:Wenjunq


2002年11月,广东出现人类首例非典病例,到今天,所有娱乐场所都“暂时停业”了。非典已经取代萨达姆成为全世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当一种威胁全人类的未知疾病袭来时,任何群体的利益显然都将降低一个档次。

本人数日前飞了一次上海,深航的空姐在机门口发给一个纸口罩,使我领教了非典的魔力。接着又走了一趟广州、深圳、珠海,今天回到家。我不屑于戴任何口罩,因为我觉得如果它有用,非典也就没什么可怕。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信念,本人是几十年的老烟杠,每一个肺泡里都积郁了“多年陈酿”的尼古丁与焦油,我不信那些非典病毒能过这一关。不巧偏偏听见广东朋友的一个说法:没有一位非典殉难者是吸烟的。于是多了一点沾沾自喜,尽管这个说法似乎并没有证实。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俺认定非典是吃野味吃出来的!俺拒绝野味已经多年,没机会感染非典。这个念头却得了些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协作网已经查出,引起非典的冠状病毒至少有的来自乌龟、野鸟。于是我以为,如果把自然规律看作上帝的话,非典是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的惩罚。于是,非典首发于贪婪好吃野生动物的广东就不难理解。作为旁证,黄热病、埃博拉、艾滋病也都是从猿猴那里传过来的,至于那些非洲人是以何种方式染指了猴子,不得而知。  

许多人曾经推崇鲁迅的一个说法,以赞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过他们显然忽视了鲁迅紧接着的话:“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我以为还不止不好吃,一定吃下去会犯出什么毛病,于是才不吃它的。人类经历多少万年,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才有了人类共通的食谱来。偏有人吃得腻歪了,于是猎奇,专寻那些冷辟稀少的物件来吃,野生动物因此涂炭。上帝惩罚人类的唯一手段就是灾难,病疫正是灾难的最普遍现象。 

问题在于,大多数受害者却是无辜的人。那些始作俑者把瘟疫惹来,传染给无辜的人们,即使有幸逃脱的人,也免不了恐惧的痛苦。于是,人类常有的某种情况,个别人或少数人惹祸,全人类为之“抹屁股”。我为钟南山教授的精神感动,当某个权威机构宣布衣原体为罪魁祸首的时候、当更权威机构宣布非典已得到控制的时候,他都无所畏惧地宣布:不是!见到此,不觉热泪盈眶。钟教授的信念是尊重人们的知情权,同时也尊重自己的知情权。

可惜的是,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某种势力基于利益需要,强不知以为知的时候,人们的知情权便无足轻重了。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定式,假话便会成为习惯,而说真话反倒需要勇气。结果只有遭受惩罚,至少非典是不会理会谎言的。忽然想起列宁同志的教导:“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希特勒撒谎,灭亡了;萨达姆撒了更多的谎言,曾经激起许多人的希望,也灭亡了。靠谎言生活的人,迟早是会殊途同归的。 

钟教授代表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他首先谋求全世界的协助,丝毫也没有顾及所谓民族的、国家的甚至小团体的“荣誉”。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网上协作,更显示了全人类的力量。4月4日,海外医学科学的大协作,终于揭示了冠状病毒的端倪。虽然距离“控制”非典还路途遥远,正如“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华裔美国科学家何博士所言:完全控制非典,可能至少还需要两年。但我们丝毫不应该怀疑人类科学的能力。

如果一开始人们的知情权就获得尊重,如果一开始世界便得以协同研究,至少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被动局面。新闻自由的权利是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不应该被某些势力所剥夺。所谓舆论导向,本质上是对人民权利的蔑视,更直白地说,是害怕自己的权力丧失的恐惧。

毛泽东先生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上就有坦白的描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于是必须祭起我们的乏古人的至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就要隐瞒一部分真实,编造另一部分“真实”。

如果非典的危机可以开启新闻自由的铁闸,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契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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