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萝卜·颜子山大叔
作者:齐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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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萝卜 在农村插队时,我和铁平、志勇三人住房东大娘的西屋。铁平大我三岁,小伙子长得精神,就象《静静的顿河》里的葛里高里,但他的心眼儿多,我们三个他说话算。志勇比我大五岁,身体高大,女人味儿十足,比我和铁平成熟。下乡不到半年,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长得俊的他了如指掌。村里有一个叫大莲的姑娘是他盯了半年的目标。每天吃过晚饭,他点上一根烟就钻到了大莲家,一泡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大庄稼长到一人高,他俩还常钻进高粱地个把钟头不出来。 十八岁的大莲长的水灵,在村里的大姑娘中算头排人。家里条件好,父亲在城里上班,她穿戴的不比城里人差。但大莲心眼儿实,不会弯子转子,志勇说啥是啥,志勇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一针一针偷着织的,花样儿特别好看。 志勇的心思,大莲爹娘都看在了眼里。她娘同意,她爹说:“志勇这小子靠不住,迟早得飞回城里。”大莲不好提出,志勇又死皮赖脸的泡,两人就这样一天一天往下延续。 冬天,村里特别冷,我们住的屋子没有炉子,外屋穿堂的大灶早就拆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将一捆玉米秸塞进炕洞,点着了再用砖堵上,一捆柴也就把炕烧热了。但屋里还是特别冷,水缸里的水冻的结结实实。 志勇晚上去找大莲,回来特别晚,大冷的天,谁也不愿意下地给他开门。铁平警告过他多次,但志勇没记性,只要跟大莲一腻上就没时间了。 那年的冬天冷得出奇,雪下得也勤,三五天就一场。这场没化下一场又盖上了。村里村外,屋顶柴垛全是白的。 尽管天冻得嘎巴响,志勇和大莲却越来越热乎。 有一天夜里,天上又飘起了棉桃大雪。我借着油灯微弱的光看了一下上海牌儿手表,已经一点一刻了。 这时,穿堂里传来有力的脚步声,接着就是志勇轻轻的敲门声。铁平和我早就听到了,就是不给他开。后来,志勇在门外哀求、下保证,他的声音象房东大娘家的母猫闹春一样,声音特别惨。志勇在门外敲敲停停,持续了有一个小时,铁平大声吼道:“这是最后一次,下次你跟我俩叫爷也不行!” 我下地把门开开,志勇进了屋。在微黄的油灯照耀下,我看到了志勇的脸青一块、黄一块。他上炕连衣服都没脱就钻进了被窝。 等志勇暖和的差不多了,铁平一把掀开他的被子,“起来!到院外给我俩弄点吃的!”志勇不情愿的,但又感觉理亏,只好乖乖地到院里弄吃的去了。 院里西厢房上有晾晒的白薯干儿,西墙夏天下雨浇倒了,留下了阶梯形的墙头儿。志勇个子高,蹬着几个台阶就抓到了白薯干儿。 说来,该志勇别扭,刚要下来,队长的拐腿老婆半夜闹肚子,到墙豁子底下拉屎。志勇一看不好,趴在墙头儿,大气不敢出。队长的拐老婆在墙下吭哧了有十几分钟,才提着裤子回了屋。志勇冻得两手都麻了,身上一层雪溜回来。铁平见他啥也没弄来,问怎么回事儿。志勇断断续续说着队长老婆拉屎的经过,我和铁平咯咯直乐。 铁评说:“反正我俩也睡不了了,觉都让你给搅了。你到院外地主老娘子菜窖里看看,里边肯定有吃的。” 志勇这次回来的痛快,也就是两三分钟,他抱着一个大红萝卜进来了。他用干毛巾擦了擦,用刀切开十来块儿,我们仨趴在被窝啃萝卜。志勇啃了一块就呼噜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地主老娘子堵着屋门骂大街,招来了前后院的人。她一边骂一边分析大红萝卜被盗的过程和谁偷的。地主老娘子还领着人们看那一行大脚印,大伙就知道是谁偷吃了她的大红萝卜了。 地主老娘子堵着门口骂了一大早,我们仨谁也不敢出屋,张品队长知道了,披着那件志愿军棉袄,从西墙豁子绕过来,把地主老娘子狠狠地训了一顿,才平息了这件事。
我们生产队里的车把式颜子山,在四外八庄特别有名气。要说赶车的,没人知道,要说杀猪的,连大人小孩都知道。 从颜子山的长相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杀猪的。他大块头,大肚子,大嘴叉,一对大蛤蟆眼往外鼓着。就这副长相让人一看,马上就叫人想到《水浒》里屠夫郑关西。别看颜子山这么胖,他有严重的气管炎。他的嗓子里总象有把二胡在揉弦。他嗓子眼儿里的曲子,是地地道道的气管炎独奏曲。 我在农村赶牛车是跟颜子山学的。颜叔家住在村东头的一块大的土岗上,他家是独门独院。整个院子被一片树林掩盖着。 从北门进去,往屋里走,有三十多米深树丛。树木很杂,有桑树,有香椿树,有樱桃树,有苹果树,有栗子树还有核桃树。走在树林掩映的小土路上,真有点曲经通幽处的感觉。 从南门进去,有五十米长的用方砖铺的小路,小路的两边是高粱秸架的菜畦。 菜畦里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有嫩绿顶花戴刺的黄瓜,有鲜红的西红柿,有紫色的茄子,有成串的豆角,还有水灵灵碧绿的韭菜。菜畦的两侧是玉米秸编织的寨子,玉米秸上爬满了牵牛花,象老婆耳朵一样的挂豆角,许多蝈蝈就在寨子上唱着好听的村歌。走进这座典型的农家小院,真有点采摘东篱下,隐居雅静的农舍画意之美的感觉。 正房两侧是东西厢房,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正房东屋是颜子山和老伴的住屋。屋里摆的大柒家具,都是实木的,彰显出古香古色的质地。颜子山说,这些家具是土改时从地主家分来的。西屋是两个儿子的屋。 颜叔有三个闺女两个儿子,三个闺女都出嫁了。两个儿子都在生产队挣工分。家里的日子过得挺干净,挺油腻。一天三顿有肉吃。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肉就成了神仙了。而颜叔家算不了什么,其实颜叔就是主宰猪的命运的神仙。颜叔隔三差五帮人杀猪,这顿肉没吃完,下次杀猪的肉又送来了。 在我们村有个规矩,猪的下水和猪尾巴都给杀猪的。因此,颜叔家天天有肉吃。 我和颜叔学赶牛车时,经常到他家吃饭。每顿饭他总端上来清炖大肥肠,炖猪尾巴和猪心猪肝等凉菜。我发现每次吃猪心时,猪心上都有一个小口子。颜叔说,那是刀子尖扎的。颜叔的刀一下去,一刀准扎在猪的心上。那叫真本事。 我亲眼看过颜叔杀猪的场面。那场面特别壮观,特别精彩,也是颜叔最荣耀的时刻。 在农村过年过节必杀猪。再说农村节也多,从过了春节开始,就过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庙会。五月端午粽子节。八月中秋节,腊月二十三小年节,节一个挨着一个,颜叔显得比谁都忙。 全村八个生产队,从一队排到八队就得杀上十几天的猪。颜叔从这队杀到那队,又从这村杀到那村。颜叔杀猪不仅杀出了名气,而且也杀出了血腥。每次杀猪前,颜叔就数叨一大串顺口溜,“杀猪的刀,接血的盆,老爷庙的门,二丫头裤裆火烧云。”逗得大家一阵狂笑。 颜叔杀猪前,先用一根木棒把猪打懵。然后把四个蹄捆起来。打懵的猪斜躺在案板上象睡觉。颜叔从帆布兜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一尺多长的尖刀,在大腿上蹭了蹭,然后对准猪的心脏位置,一刀进去,鲜血象井喷一样,汩汩地喷涌出来,流在一个大盆里。颜叔的手,颜叔手里的刀子,颜叔的肚皮子和地下的大盆,全是红色的了。就差颜叔说的“四大红”里的老爷庙的门和二丫头的火烧云了。 猪的血放干后,四个小伙子把大锅的水已经烧得冒泡了,就等颜叔刮毛了。颜叔从猪的后腿上打开一个小口,用一根一尺多长的铁钎子,往打开的小口里一插,颜叔又找出一个竹管,一头插入猪腿的小口里,一头含在嘴里,用力吹。 颜叔的嘴巴鼓得象吹唢呐人的腮帮子一样鼓,一对眼睛瞪得更象蛤蟆眼了。 大约有十几分钟,颜叔将杀死的猪,吹得象黄河边鼓鼓的羊皮筏子。 等猪再也吹不进气了,颜叔用一根麻绳将猪腿系死,不让气泄漏出来,之后,四个小伙子将猪搭起来,放入冒泡的大锅里打几个滚儿,再搭在案板上,颜叔这时手上已经套好了手刮刀,他一手摁着猪,一手飞快地刮猪毛,也就是几分钟的空儿,一头黑白的杂毛猪,就被颜叔**了衣服。 颜叔先用大砍刀砍下猪的头,然后他象一个老练的**犯,迅速地把猪的胸膛打开。一层层地嫩肉浸出鲜血,一挂红下水,一挂白下水,轻易地被颜叔摘了出来。这两挂东西都是颜叔的。这是当地人的规矩。剩下两扇猪肉。不去骨不去皮,队里每人分一刀,大人小孩都有份。 剩下的猪肉为了好放,就炖熟了放入一个大缸里,留着工地的民工改善生活吃。 到了十冬腊月,我们馋了,就想到了生产队库房里那口大缸里的炖肉了。趁着夜深人静天寒地冻,我和大勇,阿平拿着两个洗脸盆,悄悄地摸到饲养处的库房。库房门是两扇的,门上面有一个环,下面有一轴,将门往上一端,门就下来了。我们仨悄悄进屋,摸黑找到了大缸。掀开缸盖,用手一摸是炖肉。就用洗脸盆舀,这盆舀满了,再用那盆舀,两盆都舀满了,将两个盆扣在一起,大勇端着就出来了。我和阿平小心翼翼地再把门对上。然后,我们仨鬼鬼祟祟地回到屋里。趁着夜深人静,我们仨先饱餐一顿。带冰茬儿的炖肉,吃起来特别香而且一点也不腻。 当我们把这两盆的肉吃光了,盆舔净了。队长才发现库房里的炖肉被人偷了,他再查,那炖肉早已变成大粪被我们排出体外。其实,队长根本就没打算查。队长心里早就有数,全村千八百口子,没有一个这么大胆子敢偷生产队的炖肉的。再说,村里的社员也没有干那不光彩事的。只有我们这群城里来的光秃小子,这么大胆子,敢干这种事。 有人叫队长查,说查出来好好整整我们。当时正是“文革后期”。队长说:“查啥,查个屁,孩子们从大老远来到咱们这儿,离开爹妈不说,这么大点一个人在外面苦不苦。肉吃了,就吃了。谁吃不是吃。整谁呀?” 我在旁边听了,不仅觉得心里热乎,而且脸上觉得烫得慌。我的眼泪在眼圈里直转圈儿,就是没有转出来,嘴里也没敢说出来。 201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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