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八号】连载三：

二十一、

丁峰最爱上体育课。他的个儿要高我半头，一身疙瘩肉晒得油黑油黑的，骨头硬得像岩石，撞他一下就像撞到墙上，他纹丝不动，你却疼得龇牙咧嘴。那时兴玩骑马打仗，就是一人当马，另一人骑在当马者的脖子上，扮演冲锋陷阵的角色，与他人对打对撞，直到把对方冲垮撞倒。玩这种凭力气的游戏我本是弱者，可一旦骑在丁峰脖子上，我就变成无敌的好汉。丁峰这匹马太强悍，几乎无需我动手，他只要一头撞过去，对方立即滚落尘埃，我只须坐在他脖子上哈哈大笑，悠然自得好似闲庭信步。学校开运动会，本年级的各项金牌几乎非他莫属，在一些投掷项目上他甚至能赢高年级学生。体育老师对他宠爱有加，夸他天生是块当运动员的料。

可是在学习上丁峰却是个弱者，尤其是语文。他从小由奶奶带着，没上过幼儿园，没人教他背诗诵谣，或是学些警句成语。他一口老北京话，其实语言挺生动，只是用来造句、近而写作文却得不到老师认可。比如老师要我们用“完整”造句，我造的是“写文章要完整，不能虎头蛇尾；”丁峰看了照猫画虎，也写成“写文章要完整，”但后面不能再用“虎头蛇尾”了，再用就和我的一模一样了，凭老师的法眼，自然知道谁抄袭谁；于是他拽了一句北京土话上去：“写文章要完整，就是要全须全尾”。语文吕老师是我们班主任，看到丁峰的造句禁不住抿嘴笑。“丁峰，你把造句念念；”吕老师把丁峰叫了起来。丁峰倒不怯场，捧着作业本大声念到：

“写文章要完整，就是要全须全尾！”他把“尾”字念成“以儿”，全班轰堂大笑。我还以为他读白字了，在低下焦急地对他说：“是‘尾’，不是‘以儿’！”他莫名其妙地看看我，小声嘟囔着：“不念‘以儿’吗？我奶奶我爹我妈都这么念呀？”吕老师笑着让他坐下，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尾”字。她说：“‘尾’，既念‘wei’（三声），又念‘yi’（三声）。念‘尾’时，作‘尾巴’、‘末尾’和‘尾随’讲；念‘以’时，专指马尾巴上的毛或蟋蟀尾部的针状物”。她说到这，丁峰忍不住得意地喊起来：“瞧，我没念错吧？昨儿个我还逮了一只‘二以儿’呢！”全班又是一阵大笑。

吕老师笑着说，“没错，‘三以儿’是母的（蛐蛐），不能斗。把‘尾’念成‘以’，是老北京的念法儿，北京人说话带儿化音，所以把‘以’念成‘以儿’；但也要看用在哪，比如‘马尾（以）巴’就不能念成‘马以儿巴’。使用方言要看场合，像老舍先生的小说，大量使用老北京话，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老北京人。而我们现在推广的是普通话，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我们不可把普通话等同于北京话，这一点我们北京人特别要注意。所以造句或写作文时，要使用典范的成语或俗语，比如‘虎头蛇尾’就很好，而‘全须全尾’就不太好，如果不是老北京人，可能就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比如十八号的同学，很多可能就不明白，因为他们虽然生在北京，但他们的父母很多是南方人，家里没有这种语言环境。”吕老师说的很对，我就不明白什么是“全须全尾”。长大了才知道此话源于捉蛐蛐，蛐蛐头上有长长的探须，屁股后头有细针状的尾巴，逮蛐蛐讲究不能伤到前须后尾，伤了品像不好，斗蛐蛐时战斗力也会打折扣，所以老北京人在品评蛐蛐时要看它是否“全须全尾”，后来就用来形容“完美无缺”。二十年后在机关工作，有位同事夫人怀孕了，我们一起聊天说到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时，他冒出一句：“甭管男孩儿女孩儿，全须全尾就好”，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丁峰。

普通话不同于北京话，使得丁峰在语文方面吃了大亏，因为他弄不懂什么是普通话的“规范用语”，弄不懂在学校的语文大厦中，他的哪些词语是可用的砖瓦，哪些是不合格的废料。“奶奶的！”他时常挠着头向我发牢骚，“这不是妖蛾子么？虎头蛇尾就行，全须全尾就不行，一点准谱没有，我可是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化）！”丁峰打小帮奶奶卖冰棍儿，真是三句话不离冰棍儿。为了帮助丁峰，吕老师指定我与他一起做家庭作业。那会儿课少，下午上一节课就放学了，放学后是写作业时间，既然老师指派，我只能带丁峰上我家去，可一路心里就打鼓：“丁峰能进十八号的大门吗？”

二十二、

十八号有一圈高高的围墙。

我是在高墙之中长大的，我想我的同学们也都是。中国人对墙有种特殊的感觉，或者是有种特殊的偏好。“绿芜墙绕青苔院”，应是骚人墨客对墙的一种憧憬，他们一写到墙，就总有几分陶醉，像“墙头丹杏雨馀花，门外绿杨风后絮”；又总有几分留恋，像“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又总有几分哀愁，像“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又总有几分感叹，像“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小家有院墙，都市有城墙，甚至国家都有墙----我们的万里长城，就是国家的一道墙。

墙给人安全感，神秘感，威严感，秩序感。墙是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必须品，是坐天下时的产物。而打天下时是不需要墙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百万雄师，逐鹿中原；马背上的天子，怎能容忍一道道围墙将他阻拦？待得平定天下，问鼎中原，兔死狗烹，马放南山，才需要建起金銮殿，垒出道道宫墙，以示天下大安。而南征北战的将士们，也都府归府，院归院，各自筑起安乐窝，用围墙划定了自己的疆界。

墙是中国人的宠物，老外好像不太喜欢。这些年也算跑过些国家，都没看见过像中国有这么多的墙的，无论公家还是私宅。在落衫矶的富人区，一栋栋别墅安置于绿荫中，没有高墙拱卫，毫无深宅大院的感觉；去看普林斯顿和斯坦福，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入园区，没有三岗六哨，七查八问。一些单位或民宅即便有墙，也都是那种矮矮的，用花砖镂空的小墙，一点不遮挡视线，人在外边过，院内景色一目了然。北京争下奥运举办权后，曾对沿长安街的单位下达命令，一律“拆墙透绿”，这大概是想和国际“接轨”吧？我们单位虽直属国务院，不在市府管辖之内，但毕竟都是做学问的人，书生气比较足，率先响应号召，将临街一侧的院墙拆除了。结果大楼南侧成了公共人行道和停车场，每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更有一些推销商直接窜进楼内，满楼道乱转，害得保卫部门叫苦不迭。无奈之下，只好重新封闭。可见墙是不可乱拆的。

十八号和所有机关大院一样，有自己的一道高墙。我打小在这高墙中生活，墙也成为我童年的记忆。我对墙十分敬畏，因为它很高很高，我们根本甭想翻墙而过，想出大院，必须走门，而十八号的大门有持枪卫兵站岗，一年四季风雨晨昏，从不空缺。我胆儿小，看见卫兵总是很紧张，好像自己做了贼，进出门不敢抬头正眼看。老兵人都熟了，不会盘问；可警卫常常更换，新兵一来，每个人进门都要看证件。小孩子没证件，便要接受盘查，每每问得我心慌意乱，手足无措。那高墙，那卫兵，都给我一个威严的警示：十八号不许外人进入！如今我要带丁峰进去，这能行吗？

丁峰没有我的惶恐，他嘻嘻哈哈地跟着我，转眼来到西门，卫兵果然将我们拦下。

“你，谁家的？”卫兵认识我，不认识丁峰，径直问丁峰。在十八号，大人对孩子发问，准是这句话：“你是谁家的”？不问你姓是名谁，就问你是谁家的，这“谁家的”意谓“你爸是谁？”只要答得上来，且神情自若，便放你进去；我很怀疑卫兵是否真的知道我爸的名字？全院好几百口干部呢，他哪能都记住？丁峰让警卫问愣了，“什么谁家的？”他反问警卫。“就是你爸是谁？你是这院的？我怎么不认识？”警卫厉声喝问。我赶紧说：“他是我同学，是要到我家做作业的；”“外人不准进！”警卫答得干脆利落。“可是，他要到我家做作业呀，这是老师定的呀！”我央求警卫。“外人不准进！”警卫满脸严肃，像个门神。

我和丁峰大眼儿瞪小眼儿，没了主意。丁峰拉我离开西门，捋着院墙往南走，等出了警卫的视线范围，他一哈腰，手扶着墙对我说：“上！”“你要干嘛？”我问。“翻墙呀？大门不让进，不就得翻墙吗？”他哈着腰，扭过脸来示意我踩着他翻墙；“不行不行，我翻过去了你怎么办？”我直摇头。“你麻利儿上吧，这墙想拦住我？姥姥！”他满不在乎的样。“不行不行，墙上有铁丝网，铁丝网通着电呢！”我对他说。其实我也拿不准铁丝网是否真的通着电，只是想阻止丁峰翻墙，在我看来，翻墙简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墙是干嘛的？墙就是告诉你这里面不许进，明知不许进你偏要进，这不是要造反吗？

一听说铁丝网有电，丁峰不敢翻了。他疑惑地抬头望望墙头的铁网，自言自语到：“光听说监狱的铁丝网通电，赶情十八号院也这样，里头关着犯人呢？”他看看我，无可奈何地说：“得，咱也甭裹乱了，该干嘛干嘛去吧！”说完转身就走。“你上哪？”“回家呀？”“那我呢？”“你也回家呀？”“不行，吕老师让我帮你做作业呢！”“哪做呀？你家去不了，咱哼不能在这老玉米地里做吧？”“干嘛在这呀，去你家做不行吗？”一听去他家做作业，丁峰有些犹豫。

二十三、

“到我家？我家地方小呀？”丁峰挠着头说。“咳，就俩人，做个作业还要多大地儿？走吧。”我催着他。

丁峰无奈，带着我去他家。他家就在羊二小西边，叫北蜂窝，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当年这里定是荒草丛生。丁峰领我走进个大杂院，院落南西北三面是平房，东面是出口，整个院子是个凹字形。院里没有花草，只有几棵石榴树，一个自来水笼头前，几个大妈在排队接水。水哗哗四溅，弄得池边成了泥淖。家家屋檐下晒着衣服，苍蝇嗡嗡着落在上面，倏地又飞走了。空气中弥漫着大粪味，一辆大粪车停在公厕旁，一个壮汉正用吊桶掏粪。我捂着鼻子跟着丁峰跑进他家，进门黒黒的半天才看清东西。原来他家是西屋，门窗全朝东，到了下午就光线暗淡。屋子是个套间，里外间都不大，加起来大概也就二十多平米。这么一点空间住七口人，可想有多挤。

我东瞧西看，想找到桌子在哪，才发现屋里根本没桌子。一张特别宽大的双人床占了大半地盘，剩下的地方挤了一个破旧的板柜，一个大木箱。屋里的东西破破烂烂，没一样值钱的。“咱在哪写呀作业呀？”我问丁峰。他飞快地从床下面拉出两个小板凳，把褥子一掀，拍拍床板说：“就在这！”我惊讶地说：“你家没桌子？”“这就是桌子呀！晚上睡觉是床，白天写字是桌，何家姑娘嫁郑家，正合适（郑何氏）！”他的话把我逗乐了。我看看床铺，发现这床就是光秃秃一张大木板，两头架在条凳上，怪不得显得比双人床要宽些。“这床睡几个人呀？”“五个，我哥我姐我弟我还有我奶奶；”“啊？睡这么多人呀？”“这算啥？我们老家大炕能睡七八口子呢！”我们俩趴在床板上写作业。那时作业量不大，五个生字抄十遍，六个词组造句，不一会儿语文做完了，接着写数学。写着写着，忽然床板嘎吱嘎吱晃起来，我看看丁峰，他也抬头看我，“你晃悠床呢？”他问我。“没有呀，你晃悠啦？”我问他。“也没呀？”这时觉得不对劲，不光床在晃，连地都在晃，“地震啦！”我俩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不约而同地夺门而出。这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家都在喊地震了地震了！还好没有一间房子倒塌，我们只是惊出一身冷汗。晚上八点的新闻报道了，是邢台发生了6.8级地震。

正是因为这场地震，让我记住了在丁峰家做作业的情景。也正是到了丁峰家，让我知道原来这世上还有人这样的活法儿。我原以为世上都像十八号，有美丽的花草，有漂亮的别墅，有宽敞明亮的住房，有哨兵守卫站岗；现在才知道不是这样的；我还原以为世上的受苦人都在资本主义国家呢，吃不饱，穿不暖，受剥削，受压迫，等着我们去解放，去营救，现在也才知道不是这样的；赶情在皇城根，在天子脚下，在我们身边，就还有贫民窟呢！

丁峰家的确贫困，可也有富有之处。在他家屋檐下，挂着好几个鸟笼子，里面有各样鸟儿在雀跃，有的歌喉婉转，有的仪态雍容，看得我眼珠子都不会动了。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小鸟，窗外树梢是小鸟的舞台，我是最痴情的观众。春天的演员是黄莺和绣眼，夏天是红靛颏和蓝靛颏，秋天是太平鸟和老星儿，冬天是喜鹊和乌鸦。我特想拥有一只自己的鸟，能像安徒生童话中的夜莺，日日夜夜为我歌唱。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捕捉，鸟是天空中的精灵，即便落在树上，也是机警万分，想象捏蜻蜓一样抓住一只鸟，根本不可能。

“丁峰丁峰，你家哪来这么多鸟呀？”“逮的，我家有粘网，一到礼拜天我就和我爸去粘鸟。”鸟居然像鱼一样能用网来打？这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你蒙我吧？鸟怎么会让网粘住？难道网上抹了胶水？”丁峰被我的无知逗的哈哈笑。“抹啥胶水？根本不用！粘网是用很细很细的细丝编的，拉开来眼睛几乎看不见，把网支在树林边上，把鸟朝网那边轰。鸟一惊顾不上看路，一头扎到网上，羽毛就缠到细丝上了。越挣巴越缠得死，甭想逃。”“那你们去哪沾鸟呀？”“东树林，或者玉渊潭，远点儿就奔郊北边，西山那边鸟特多。”“一天能粘多少呀？”“没准。少时七八只，多时几十只，要看季儿。”“啊？能抓那么多！抓那么多干嘛？吃肉？”“天桥鸟市卖呀，要是捕到一只好的红靛颏，卖上个好价钱，能买个大猪头呢！”我听呆了。想不到鸟还能卖，更想不到一只小鸟能换回个大猪头来。后来看《红旗谱》，里面说到朱老忠的孩子捕到一只红靛颏，被地主看上了，竟要拿头牛来换，才知道这鸟果然珍贵。此刻丁峰的屋檐下正有一只红靛颏，奇妙的是这鸟并未关在笼中，只是在脖上套了个圈圈，用绳系在一要根横木上，横木两头吊着，像个平衡木，而那鸟儿就在这根平衡木上蹦来蹦去，腾挪辗转，苗条的身姿就像个芭蕾舞演员。它脖下那一片羽毛红似胭脂，尖尖的小嘴叽叽啾啾地唱着歌，嗓音真好听！我盯着瞅了半天，越看心里越痒痒，忍不住冒出一句：

“丁峰，送我一只好吗？”

二十四、

“你养过鸟吗？”丁峰问我。我迟疑了一下说：“我没养过红靛颏，但我养过麻雀。”丁峰乐了，一脸不屑的样。“麻雀也算鸟？你别怯勺了！麻雀连雁么虎（蝙蝠）都不如！跟你说，鸟里属红靛颏最难养，小性子，脾气躁，初抓来时笼子都得罩上，捂它三五天，去了火气才行。可要遇上刚烈的，宁死不屈，一个劲儿撞笼，撞得头破血流；还不吃不喝，得把着嘴，像填鸭一样把虫填进去，可难伺候啦！要不它怎么会那么金贵？跟你说，十只红靛颏，能出息一只，就算阿弥佗佛了！”“那给我只黄莺成不？”我央求他。

“你家有笼？”我摇摇头。“那你怎么养？黄莺可不像老犀子，有根棍拴着就行，黄莺淘气，上蹦下跳的，没笼可养不了。”“那----”，我本想说你再送我个鸟笼吧，可总觉得自己得寸进尺，一个鸟笼多少钱我也不清楚，万一很贵，怎么好意思朝丁峰要？临时改嘴说：“那你送我只好养的、便宜的、没笼也行的鸟，有吗？”丁峰见我如此固执，沉吟片刻，说：“那就送你只绣眼吧，绣眼没脾气，个头也小，容易养。”于是他找了个装蝈蝈的小竹笼，挑了一只小身量、羽色鲜丽的绣眼搁进去，还给我抓了把谷米，“匀着喂，别撑死了，”他叮嘱我。

我捧着小鸟像捧着世间最好的宝贝，一溜烟跑回家，进门就对妈妈喊：“妈妈，丁峰送我一只小鸟！”妈妈接过小笼端详，“啊，挺漂亮，可喂得活吗？”“没问题，丁峰说这鸟最好养！”那天晚上我激动得像中了大奖。我把小笼捧在手中，入迷地看着笼中的绣眼。它身上的羽毛嫩绿嫩绿的，肚皮是鹅黄色；最出彩的是它的眼圈，白里透粉，好像戴了个袖珍眼镜。它的眼珠黑亮黑亮的，头左偏右偏，好奇的和我对视着，不时发出轻微的叫声。我把小笼放在枕边，看着它朦胧睡去，梦中还在与它戏耍。

其后的几天我有些魂不守舍。身在教室里，心却飞到家中，只想着绣眼，怕它饿着渴着，怕它孤单寂寞。放学铃声一响，我就飞一样跑回家去，看到绣眼安然无恙，一颗心才落地。可对它太上心，反而害了它。我看那蝈蝈儿笼空间太小，绣眼在里面难以腾挪，又见它很老实很安静，从不乱飞乱叫，便贸然将它放出笼子，任它在屋里四处游荡。开头它还胆小，只在我桌上溜达；后来渐渐胆子大了，竟然逛遍全家，在客厅和卧室随意徜徉。结果，一天晚上我正在写作业，听见走廊里姐姐一声惊叫，和绣眼的一声惨叫，待我跑到走廊一看，绣眼已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原来姐姐不小心一脚踩着它。那一晚我的眼泪流得像大海。

我不敢把消息告诉丁峰，也不敢再向他讨要小鸟。以他对鸟儿的那份情感，倘若知道绣眼阵亡，定会冲我发火的。我只能借做作业的机会，在他家赏鸟，眼巴巴地看着那些笼中的精灵，做望梅止渴。

可是此后发生的事情连我赏鸟的机会也剥夺了。一段时间我身上莫名其妙地长出红包，像是蚊子叮的，也没在意。有一天，妈妈发现我的床单上有斑点血迹，又听我说身上老痒，引起注意。她仔细检查床铺，不禁大吃一惊：只见床板的缝隙中，竟爬满大大小小的臭虫！好在哥哥姐姐的床上还没有。妈妈立刻将我身上的衣服全都扒光，搁在锅里煮；同时把床板和床架抬到阳台爆晒，还在缝隙中洒满石灰。经过一翻严格消毒，总算把偷偷溜进我家的入侵者统统剿灭。然后便要寻根探源，找出臭虫的来历。

因为只在我床上发现了臭虫，我自然成为第一怀疑对像。经过对我每日活动范围的分析，妈妈推定肯定是丁峰家有臭虫，我去他家做作业时被臭虫“登陆”，带回家来。“以后不要去他家做作业了，”妈妈下了死命令。

“可是，是吕老师安排的呀，我不去怎么跟老师说呢？”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要是不去丁峰家，我就看不到那些美丽的小鸟了！

“我跟吕老师说”，妈妈斩钉截铁地回答。的确，臭虫是很让人讨厌的东西，白天它大多躲藏在床缝和墙缝里，到了夜间才爬到人身上吸血，不易发现，且繁殖迅速，彻底消灭很不容易。这次幸亏发现早，还没传给哥哥姐姐，若是在家里传开了，再想消灭就难了。

我不知道臭虫是否真是从丁峰家传上的，因为班上还有一些穿着邋遢、不常洗澡换衣的同学，也没准他们身上会有臭虫？但妈妈坚信，光在班上接触是不可能传上臭虫的，因为臭虫不像虱子会藏在衣服里。反正屎盆子是扣在了丁峰头上，而我再也不能在每天下午，有悠闲的空余，可以和丁峰一起玩逗那些在檐下悬挂的笼中的鸟儿，也不可能有机会，再向丁峰讨要一只鸟了，都是因为这该死的臭虫！

妈妈找了吕老师，于是吕老师让我和十八号的另一个同学，一位女生，一起写作业。这让丁峰大为不解，“她功课那么好，用你帮忙？”他对我说。我没敢对丁峰说其中的原由，现在想来有些后悔，如果丁峰家真有臭虫，而他家长没发现，那告诉他不是有助于他家消灭臭虫吗？可转念想想，或许他家压根就知道有臭虫，只不过懒得去理它，任它自生自灭罢了？

二十五、

如果说实验小学是北京城里的“贵族学校”，那么羊二小就是北京城外的“平民学校”，不光学生大多是平民家庭，就连老师也如此，我的班主任吕老师就是来自四季青公社的一个农民家庭。

刚上一年级时班主任不是吕老师，是个有些神经质、大概正处在更年期的妇女。班上淘气包较多，课堂纪律较差，常常把老师气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跑到校长那去哭诉。结果就换了吕老师来当班主任。算起来吕老师那时也就二十多岁，没结婚还是个大姑娘，说话慢条斯理儿，见人笑咪咪的，没有一点威严劲儿。班上的淘气包谁也没把这个农村姑娘放在眼里，丁峰一边扣着鼻涕妞一边不屑一顾地对我说：“切，黄毛丫头，能震住谁？”丁峰就是个淘气包，他对念书没一点兴趣，倒是热衷于花鸟鱼虫，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他不懂的。恰巧旁边一行坐的小五也是个玩家，两人一上课就聊大天，老师拿教鞭敲桌子都制止不住，常常搞得秩序大乱。让我和丁峰同桌就是想让我管他，可他根本不怕我，孩子圈里是拳头说了算，论打架，我根本不是个儿。

吕老师是语文老师。第一天来给我们上课，丁峰就和小五聊大天，聊的是鸽子。养鸽子是老北京人的一大嗜好，那时的天空，除了冬季因为家家烧煤而烟尘弥漫，其它季节大多天空蓝蓝的。蓝蓝的天空上，你常常能看见一群一群的鸽子自由自在地翱翔盘旋，响彻四野的鸽哨声也给古城带来勃勃生气。养鸽子大概是从八旗子弟那兴起来的，入关当了主子后，没仗可打了，又月月拿着银饷，有钱没地花，就都玩了乐了。要说旗人就是有本事，打仗行，玩也能玩出花样来，什么玩艺儿一玩起来，就玩出许多学问。就说这养鸽，品种、训法、器具、繁育，从窝的搭建，到食的选配，从病的医治，到购的行情，简直可以在大学开设一个专业课了。丁峰院里有个养鸽子的主儿，丁峰自小跟着他玩鸽子，也成了个训鸽专家，他和小五子聊起鸽子来，真叫眉飞色舞，吐沫星子乱溅。

“五子，昨个我们院的鸽子和西边九号楼的‘飞盘’了，别看西边鸽子多，可尽是雏，到底太嫩了点，让我们院的裹回三只来！”（“飞盘”是北京土话，指两群鸽子在空中为疆界争斗）

“真的？九号楼的鸽子不瓤呀？鸽头儿是只点子吧？挺老到的呀！怎么败给你们了？”“这叫一物降一物！他们那只点子一见我们院的凤头就打蔫儿，要不是九号楼那边紧着摇竿子，差点就叫他们全军覆灭，嗝屁着凉了！”丁峰和小五聊得云山雾罩，我一点听不懂。吕老师见他们俩不听课在那聊天，也不敲教鞭，一声不吭走到丁峰旁边，站着听。丁峰光顾扭头和小五聊天，没发现吕老师已站在他身旁，我可是吓得脸色发白，一个劲在底下使劲拽他的衣襟。“干嘛干嘛你拽我干嘛？”丁峰不耐烦地拨开我的手，冷不丁一抬头看见跟前的吕老师，也吓了一跳！

“你养鸽子？”吕老师笑咪咪地问。吕老师要是大声喝斥，我相信丁峰肯定不怕，因为他有心理准备；倒是这句话他心理一点没准备，反到有些怕起来。

“我没养，我家养不起，是我们院一个人养的。”丁峰低着头回答，听着底气不足，全不像平日对付老师的口吻。

“噢，不是你养的，不过看来你挺喜欢，你喜欢楼鸽还是喜欢凤头？”吕老师问。一听这话丁峰傻了，全班都傻了！没想到吕老师还懂鸽子的事！不过这话倒让丁峰兴奋起来，“我喜欢楼鸽，楼鸽耐力好，飞得远！”“你知道它为什么叫楼鸽吗？”吕老师一句话把丁峰问卡壳了，“楼鸽就是楼鸽呗，还有啥为什么？”丁峰没想到自己这个养鸽专家竟在吕老师面前露了窃。

吕老师回到讲台，在黑板上写了个“鸽”字，不过我们刚上一年级，这个字谁都不认识。吕老师慢条斯理儿地说：“北京的鸽子，一种是从老北京的野鸽子训化来的，羽毛黑灰或银灰色居多，因常栖息在城楼或殿堂的斗拱间，故叫楼鸽；还有一种是外来的，体形与楼鸽相似，但嘴较短，头顶有一撮短毛耸立，故叫凤头。凤头有五十多个品种，最常见的叫点子。鸽子是北京的一个特征，每逢劳动节国庆节游行，我们总要放飞大群鸽子，给节日增添喜庆的气氛。鸽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赶快举手并大声说：“我知道，叫和平鸽！”我家里有一幅和平鸽的宣传画，天天看。

吕老师点点头，又问：“你们知道鸽子为什么叫和平鸽吗？”这一问让全班卡了壳。

“我上学时，我的老师曾讲过两个故事，都与和平鸽有关。第一个故事说从前人间一度洪水汹涌，世间一切生物都被淹没，只有一位叫诺亚的人带着家人和各种动物，乘坐一艘方舟逃过一死。当洪水渐退，方舟停搁在一座山上。诺亚放出一只鸽子，但那鸽子很快飞回来了，因为找不到落脚休息的地方；过了七天，诺亚又把那只鸽子放出去。傍晚时分，鸽子噙着一个橄榄枝飞回来了，这意味着洪水消退大地已经露出了水面；再等了七天，挪亚又把鸽子放出去，这回鸽子没有飞回来，因为大地干了，洪水全退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把叼着橄榄枝的鸽子当成平安、和平的象征的原因。

第二个故事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天，西班牙籍著名画家毕加索正坐在画室里画画，邻居米什老伯突然闯进来，手捧着一只死去的鸽子。原来他的孙子正在和鸽子玩，被法西斯匪徒开枪活活打死了，鸽子也全被法西斯掐死了。老人向毕加索哭述，恳求他画只鸽子，纪念他那惨遭杀害的小孙子。”毕加索强忍悲愤挥动画笔，精心描绘了一只鸽子。1949年，毕加索将这幅取名为《和平鸽》的宣传画献给了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此后，人们就把鸽子当成了和平的象征，而洁白的鸽子就被人们称为和平鸽。”吕老师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们，课堂没有了喧闹和骚乱，连丁峰也都听得入了神。没想到一只小小的鸽子竟承载着这个多的历史和人文，没想到吕老师对鸽子的知识这样渊博。从此丁峰和其他淘气包们上语文课再不会捣乱，他们佩服她，而一旦他们佩服了谁，在谁面前他们就会乖乖的像只小绵羊。

二十六、

吕老师家在农村，但并不遥远，就在海淀的四季青公社。她常和我们聊她家，聊农村的生活。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在机关大院里生活的孩子，农村生活神秘而充满诱惑。得肝炎住院时看过一本小说叫《军队的女儿》，主人公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从湘江来到戈壁高原，艰苦创业，与疾病做斗争，把青春奉献给军垦事业。那小说把荒原戈壁写得如诗如画，大漠的壮观，丝绸之路的神秘，楼兰古城的梦幻，雪峰翠湖的异彩，看得我如醉如痴。若非不知去那里的路线，几乎就要离家出走一头奔西了。虽然去不成新疆，但北京郊区还是有可能去看看的，于是总缠着吕老师，让她带我们去农村玩。“找时间吧，总得家长同意才行，你们都是宝贝疙瘩，出点事我可兜不住！”吕老师这样说。

终于等来了机会。暑假到了，放假那天上午几个班委留下归置教室，活一会儿就干完了。我们又缠着吕老师要去农村玩，“那要和家长说好呀？”吕老师笑咪咪地说。“没问题，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就行。”很快大家都向家里打了招呼，于是吕老师带着我们上路了。

羊二小周边现在已成闹市，南有西客站，北有铁道大厦，东边西边也都是高楼林立。而我们上学那会儿，走出不远就全是庄稼地了。正值夏季，蝉鸣翠柳，蛙噪荷塘，远山黛绿，淡云如织。我们兴高采烈，蹦蹦跳跳，一路不像走倒像飞。吕老师看着我们的走姿，笑着说：“还是年纪小腿脚灵，连我都撵不上你们了！”我们哈哈笑着说：“老师您也不老呀，您还没结婚呢！”“还是现在的孩子有朝气！”老师感叹到。“你们没看过《红楼梦》，那里面有个林妹妹，六岁进荣国府，是轿子抬进去的。到了里面，要众婆子上来打开轿帘，她扶着婆子的手，下轿，款款走进垂花厅。”你们说，一个六岁的女娃娃，走路多大的派头！人们的脾气秉性，家庭环境，就从这走路的姿势就能看出来呢！”普普通通的走路，竟让吕老师讲出这么多道道来，我们打心眼里佩服。于是吕老师让我们说形容走路姿势的词语，我们便搜肠刮肚地想开了，有说“大步流星”，有说“健步如飞”，有说“横行霸道”，有说“踉踉跄跄”，有说“趔趔趄趄”，最后都想不出词儿来了，我忽然想起一句“步履唯艰”，老师大大喊了个“好”字。

大概走了有两个小时就到了老师家。印象中那是个极干净整洁的农家院落，老师的爸爸是个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的庄稼汉，声若铜钟，性格豪放，管我们叫小秀才，将我们每人高高举了一下，好像我们是他孙子孙女；老师的妈妈是个和蔼慈祥的奶奶，握着我们的小手一个劲端详，称赞城里孩子就是和农村孩子不一样，细皮嫩肉，个个长得都那么俊俏。

接下来的记忆已经模糊，只有两件事至今没忘。一是中午奶奶给我们做了顿香喷喷的农家饭，棒茬粥，枣馒头，西红柿炒鸡蛋。我们围坐在葡萄架下，吃得津津有味。突然一位女生惊声尖叫，吓了我们一大跳！忙问怎么了？却原来不过是一只飞蚂蚁落在她的粥碗里。就因为这只小蚂蚁，她竟死活不肯再喝这碗粥，奶奶急忙给她另盛了一碗，自己把她那碗粥喝个精光。这事让我很生气，心里说不就是只小蚂蚁吗？又不是毒药，又不是苍蝇，怎么就不能喝了？路上刚说林妹妹娇气，这就又冒出个林妹妹来！

还有一件事是睡午觉。那时小学生在学校都有午睡时间，吕老师怕我们走远路累，让我们吃完饭都睡个午觉，待太阳落落再回家。于是一溜大炕上睡着，秫秸皮编的炕席挺凉快。我打小觉少，从不睡午睡，别的同学都睡着了，我还在那眨巴眼望天，不知为何脑子里老有些诗意。吕老师看见我不睡觉，问我在想什么？我说在想诗，老师乐了，说看来你将来肯定要当诗人啦？我兴奋起来，问老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诗人？

“难道当诗人有什么窍门吗？”老师反问我。“如果你想写一首诗，那并不难，只需懂得押韵，懂得扬抑和节奏，铺排和比拟，当能写出像是诗的东西来。可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我以为必有天赋。我们感受不到的美丽和丑恶，他能感受；我们预见不到的洪福或灾难，他能预见；他有超越常人的思考，众人皆浊他独清，众人皆醉他独醒，所以真正永恒的诗人常常郁郁寡欢，终生独行。屈原投汨罗而死，李白杜甫落魄一生，但他们的诗却光照千古。你要当诗人，可要有受苦受难的思想准备哟！”“可是那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旧社会吗？现在是新社会了，诗人不会再受苦了吧？”我把解放前几千年的中国都归入了旧社会，这个说法把老师逗乐了。可她马上严肃了起来，“新社会的诗人就不会再受苦吗？”她像在问我，又像在问自己，眼神飘向了远方，不知看到些什么。

二十七、

老师的问话我不能理解，因为幼年的我，有很多事情不知道，知道也不明白。

我不知道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给党内斗争埋下导火索。而这场党内斗争，注定要波及文学艺术界和教育界。我不知道63年老人家曾对《戏剧报》两次批示，其中锋芒直指文化部。他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我不知道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老人家又对教育界大加指责，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书不一定读很多，读多了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老人家的话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颠覆，无疑是在教育界扔了一颗重磅炸弹。

这些我都不知道，而吕老师应该知道一些。她应该对即将在文学艺术界、教育界乃至全国各界刮起的飓风有所预感，所以才会对我幼稚的想法提出疑问。她的疑虑并非杞人忧天，不久之后一场大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不但诗人难逃一刧，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翻译家，以及辛勤的园丁们，均被卷入革命烈焰之中，烧得体无完肤。

我不知道老人家何时起了要搞一场翻天覆地的文革的念头。但重要起因显然是他与刘少奇的纠葛。要说刘少奇对老人家也算忠心耿耿，“毛泽东思想”就是延安时期刘少奇首先提出的。建国后的与高饶之争、反胡反右、与彭黄张周之争，刘少奇都坚定地站在老人家一边，立下汗马功劳。而老人家待刘也不薄，推刘做了国家主席，身居一线主持工作，而自己退居二线韬光养晦，刘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真应了老百姓“伴君如伴虎”的古训，七千人大会上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让老人家起了戒备。眼瞅刘主席羽翼渐非，国务院、北京市皆安排嫡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再看看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鞭尸之举，不由老人家不暗自提防。

世间事就怕不一心。一个心眼儿时，有事也不算是事，两个心眼儿时，没事也能找出事来。老人家和刘主席的矛盾，从七千人大会后，愈演愈烈。64年搞社教运动，12月政治局开会研究社教问题，老人家与刘主席当面冲突。刘讲社教的主要矛盾是地富反坏及蜕化变质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老人家则大谈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一个谈“四清四不清”，一个谈“当权派”，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而刘主席的“四清四不清”讲的是下面，老人家的“当权派”则刀锋向上；话不投机半句多，刘主席请老人家不要参会了，安心休养，老人家马上搬出党章宪法，说要捍卫自己的参会权发言权。两位武林高手挥刀较量，刘主席先输一着。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中，有一句话露出腾腾杀气：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此时老人家已经认定刘少奇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是睡在他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而刘主席对这句话的指向也应该心知肚明，他也曾奋力抗争，但无济于事。当他和其他党内高层领导一起把老人家抬上神龛后，再没有谁能左右老人家，因为神的旨意是不可抗拒的。会议结束那天，刘少奇主持通过了将葬他于死地的《二十三条》，这份文件已将他与老人家的分歧昭示天下，而任何与老人家对抗的举动，一定没有好下场，不知当时的刘主席是何心情？大概牙咬碎了也只能吞进肚中吧？

政坛上的风云变幻与我无关。我只是个小学生，正做着诗人梦。Y哥那首“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令我着魔，以为新中国的诗人都头戴桂冠，都是文坛上的宠儿，天之娇子。不但我在做梦，十八号的孩子们个个都有美好的梦想。“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是那时传唱天下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稍改一下，便可用来形容十八号孩子们的生活：“十八号的天是晴朗的天，十八号的孩子好喜欢，民主政府爱孩子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一个呀嗨，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就在政治领域山雨欲来风满楼时，文艺界诞生了里程碑式的作品----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周总理做总导演，三千五百人做演员，顶尖歌唱家舞蹈家汇聚一堂，将一部“盛世之作”演绎得灿烂炫目。65年这部史诗作品被拍成电影，红遍天下。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便激动的热血沸腾，以后看一次便沸腾一次。史诗最突出之处，就是对老人家的颂扬，由“东方红”的歌舞起，到才旦卓玛的“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止（后面虽还有《歌唱祖国》和《国际歌》，但那已是梁上余音，可有可无），对老人家的歌功颂德贯穿始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现在想来，文革中那场疯狂之极的个人崇拜当于此剧发端，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一贯谦虚谨慎的老人家忽然发现需要一些个人崇拜了，在他与刘主席的角逐中，个人崇拜是利用民心的法宝，有了它，老人家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说些题外话。粉碎四人帮后，新主政者想再现“盛世风采”，于84年建国35周年时又编演了一场效仿《东方红》的大型歌舞《中国革命之歌》。真可谓东施效颦，这台歌舞演出后反响寥寥，与《东方红》有天壤之别。主政者不知道，个人崇拜是有条件的，当老人家是神时，全国人民诚心诚意地崇拜他；而经过文革十年大乱，他已走下神坛，还原成“人”，再想让老百姓顶礼摩拜已不可能；连崇拜老人家都不再可能，让老百姓崇拜声威远在老人家之下的领导，可能吗？艺术的基础是“真”，虽然《东方红》中许多歌曲，于今看来有神化领袖或阿谀奉承之嫌，但当时确是群众发自肺腑之声，当时听着动人唱着感人，现在对我辈之人依然产生美感。但于80后90后之人，让他们再去欣赏“红色老歌”，恐怕不再会热血沸腾，失去了“真”情，也就没有了“善”和“美”。

二十八、

经历了第一次“整容术”后不久，十八号院又做了第二次“整容”。这次是盖宿舍楼，十八号问世十年，不断添丁，原有五栋楼已经住不下了，加盖宿舍楼是必然的。这次占的地面是西院南侧，近几年“梁山好汉”逐渐返回故乡，西院的外宾越来越少，许多别墅空闲了，院里一片幽静。但很快这幽静便被推土机的隆隆声打破，苍松翠柏伐倒在地，娇杨弱柳惨遭腰斩，野花野草连根拔除，原本的绿荫变成满地疮痍。蛐蛐和蚂蚱惊慌失措地逃之夭夭，蝉与蜻蜓也另择栖息之地，美丽的鸟儿失去了温暖的小窝，悲伤地带着雏儿飞走了。很快，两栋五层楼竖立起来，一百多户人口入住十八号，使宽畅的院落略显拥挤。

新楼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倒是妈妈出差使我的家庭生活发生一点小小变化。妈妈去参加“四清”，地点在湖北麻城，离北京很远。妈妈去了很久，使我们周日吃不上妈妈做的饭。那时平常多是在食堂打饭，只有星期天是妈妈做饭。大锅饭总不如小炒，虽说妈妈的厨艺并不算高超，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就足以让我们心满意足。妈妈走后，周日的改善泡了汤，我们不得不在周日也去食堂打饭。那时周日食堂是两顿饭，上午九点和下午四点半，而我们周日常因睡懒觉误了早饭，等十点多钟从床上爬起来，肚子已饿得咕咕叫了。

爸爸是从不下厨房的。他的嗜好全在书上，买书和看书是他余睱时的全部消遣。每个周日，他都要去西单旧书店“寻宝”，也就是寻觅中意的线装古书。他买的线装书已经装满了几大箱，我怀疑他一辈子也看不完，可购书的热情依旧不减。

“爸爸，你去西单时不能给我们买点好吃的吗？”肚子里的馋虫闹得实在利害，我只能向爸爸提出请求。爸爸挠挠头，想不出西单有什么好吃的，他在吃上面实在是个外行。忽然他想起来，在西单旧书店旁边，有个小饭馆，专卖红豆粥和炸糕，于是每次去西单，他都会带上个绿色帆布袋，从书店出来，顺道就在那个小店买上两斤炸糕。回到家，马粪纸包着的油汪汪的炸糕还冒着热气，我们四个孩子如狼似虎般将那炸糕一扫而净。等到我大些，不知为何也喜欢逛西单商场里面那家旧书店，不过我不看古书，而是寻觅外国名著。书店挨着那家卖炸糕的小店，还挨着一个做烤鸭的餐厅，阵阵香气扑鼻而来，不由得流口水。餐厅上面是个茶社，常有说书说相声的表演，据说候宝林也常去那里说相声。

妈妈不在家，我们全放了羊，爸爸从不过问我们的学习如何，作业完成的怎样，于是我们草草划拉了作业就跑出门去。那年夏天最走红的活动是游泳，自从老人家61年畅游长江后，游泳热潮在大江南北一浪高过一浪，谁不会游泳就好像不会骑自行车一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十八号大门外正有一条河，我是从小在这河边长大的，但我一直不知道这条河确切的名字；有人说它叫永定河，有人叫它运河，也有人叫它昆玉河，可十八号的孩子们只管它叫“河”。“你去哪玩了？”“去河边了”。“今天河水凉吗？游泳人多吗？”“今天水不凉，游泳的人可多呢！”对于十八号的孩子来说，“河”就是特指大门外那条弯弯曲曲，从頣和园流下来，经过玉渊潭和钓鱼台，途经木樨地和公安学院，向着白云观以及更远方流下去的河。据说这条河一直流到天津，天津对我来说是个很遥远的地方，我曾经突发奇想，要沿着河一直走下去，看看是否真的能走的天津，但这次勇敢的探秘只进行了两个小时，我便因为饥肠碌碌无功而返。

这条河的水不很深，且河西侧的坡很缓，底下是沙土，踩着不会硌脚，水草也少，很适合初学游泳者。那时家长对孩子不像现在对独生子女这样上心，只要有哥哥带着，即便不会游泳，到河里玩水也是可以的。我从七八岁就跟着哥哥下水扑腾，也没有教练教，完全是自己瞎划拉，慢慢有了些水性，会像蛤蟆踹腿了，顺着水能游一二十米；慢慢又学会从水中抬起头来换气了，还能直立身子像蹬三轮一样踩水了；再游一阵子，就能仰面朝天躺在水上，随波漂流，有些悠然自得。“你可以向对岸游了，”有一天哥哥对我说。能不能游到河对岸在十八号的孩子心目中等于会不会游泳，能游到对岸说明你学会游泳了，否则你就是在此岸顺流游下一百里，依然视为不会游泳。河对岸坡陡水深草密，河底尽是碎石头，踩上去很硌脚。游泳溺水的多是在东岸，所以水性不好的人是不敢轻易向东岸游的。

听到哥哥的肯定我很高兴，但让我向东岸游还真是发怵。“你一定跟着我呀，”我对哥哥说。“没问题，我跟着呢；”哥哥拍拍胸脯鼓励我。于是我壮着胆子向河对岸游去，那是个晚上，虽有月光但并不明亮。我游出几米就不见了哥哥的踪影，只听见周围游泳的人们的嬉戏声和河水的激荡声。我试着用脚够够地面，发现水深已没过我的头项，我吓得想往回游，但又怕伙伴们嘲笑。最终还是咬紧牙关向河对岸游去。那段距离似乎很漫长，我觉得已经精疲力竭，泳姿也有些乱了。正当心怀绝望，忍不住要大喊救命时，脚底忽然触到了地面，抬头才发现自己已经游到了岸边，站起身回头望去，看见哥哥正在西岸向我挥手，原来他并没有跟着我。奇怪的是，这时再看河的宽度，觉得它原来很窄，窄得像能一步跨过。

二十九、

66年在我的人生中是个转折点，那一年我升入三年级，被指派当了少先队大队委，并成为大队长的自然继任者。六一节在工体举行全市少先队员联欢大会，我成为羊二小两个名额中的一位，美滋滋地坐在宏大的体育馆里，听胡松华唱那优美的赞歌。如果生活平静地运转下去，相信我可能最终做一名田园诗人，为美好的生活唱着不尽的颂歌。但是66年风云突变，一场延续十年的动乱从那年发端，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我头脑中许多观念被颠覆，许多新名词闯入我的记忆中，而且被终生牢记。

第一个新鲜词是个人名，叫做海瑞。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刊登了一个叫姚文元的人写的长篇大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是在十八号的大孩子圈子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海瑞是不是清官？《海瑞罢官》究竟是不是毒草？66年的大孩子圈都已是高中生，正是康帕内拉初出茅庐时的年纪，他们也如康帕内拉舌战圣芳济会教士一样喜欢思辨和争论，个个都充满为真理献身的远大志向，因此关于海瑞问题的争辩在所难免，每每争论起来，那一张张清瘦的面颊便因激动变得苍白，每个人的眼睛都闪烁着必胜光芒。那年我还是个小屁孩儿，对政治一窍不通，大哥们的争论一点听不明白，但还是很喜欢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高谈阔论：

“海瑞是个清官！”A哥大声说。“他做官不贪不捞，死了连棺材钱都没有，这和那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人比起来，难道不是大大的清官吗？”“那要看他的阶级本质！”B哥也大声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效忠皇帝，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不管他自己贪没贪，他依然是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照你这样说，历史上就没有清官可言了！”C哥反驳说。“所有封建王朝的官吏都必然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毕竟还是有好坏之分，就是皇帝不也有区别吗？不是有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有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吗？”“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D哥不屑一顾的样子。“关键是《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作者要我们向海瑞学习，为什么不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学习，而要向一个封建官吏学习呢？这是立场问题！是政治问题！”伴随着海瑞的还有个人名，叫吴晗。从大哥们的辩论中，我知道了这个人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海瑞罢官》的作者。这让我大惑不解，北京市副市长不好好当官，怎么当起作家来了？写剧本干嘛不写工农兵，非要写几百年前的古人？写古人也行，你应该写太平天国、义和团，写陈胜吴广呀，干嘛要写个封建官僚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就我这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知道不该歌颂海瑞，堂堂一个大市长，怎么会如此幼稚？看来的确不是个好人！

直到文革结束，我才知道不是吴晗幼稚，实在是自己幼稚得狠！吴晗写《海瑞罢官》，原来竟是响应老人家的号召！59年初，老人家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对不敢讲实话、真话的不良作风提出批评，老人家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又说要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此后，一位领导把老人家的讲话精神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点文章。吴晗是历史学家，写历史人物自然得心应手，很快便写出一篇《海瑞骂皇帝》，后应马连良之约，写了剧本《海瑞》。稿本送给好友蔡希陶看，蔡认为剧本写的是海瑞一件事，并非一生，叫《海瑞》不妥，大笔一挥，改为《海瑞罢官》。谁曾想，这“罢官”二字，捅了老人家的心窝子。65年老人家与陈伯达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古人有句成语叫“叶公好龙”，老人家曾举此成语教育领导干部，不要学叶公，让人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又害怕，如临大敌。很可惜，老人家“以身作则”给大家树立的“叶公好龙”的样板：59年初号召学海瑞讲实话讲真话，可庐山会议上彭大将军讲了几句实话真话便龙颜大怒，弄出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61年吴晗编了《海瑞罢官》剧本，又成了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给彭陪绑问斩，再联系57年发动民主党派给党提意见又反过来打成右派的“阳谋”，说“叶公好龙”真是一点不冤枉。

其实，老人家也并非不知忠言逆耳，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很尖锐的意见，他都能泰然处之，关键是他对提意见者政治立场的判断：如果你是海瑞，虽然你敢骂皇帝但你依旧对皇帝忠心耿耿，那大可以人为镜，显示一下英明君主的宽广心胸；但如果你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或者是和赫鲁晓夫一根藤上的瓜，那你的任何一点意见都被视为反党阴谋，因为你是个妄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家。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家在辽沈战役中能够容忍林彪屡屡抗命，却不能容忍吴晗的一个其实与彭德怀毫无关系的剧本，因为吴是北京市委班子里的人，而北京市委听从刘主席的命令，被老人家看作“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因此不论吴晗写了海瑞什么，甚至不管他写没写海瑞，他注定是要倒霉的，因为北京市委注定是要倒霉的。

66年早春，天还是蓝蓝的，不像现在有那样多的沙尘暴；十八号院里，迎春和玉兰还是最先绽开了花苞，大门外的河流渐渐冰消雪融，大院里的草地也开始返青，一切自然界的生物都按照即定规律周而复始，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然而人间社会此刻却正孕育着一场疾风暴雨，这场风暴将席卷中国大地，同样，十八号也不能幸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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