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知青》电视，说“知青”往事（二）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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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知青》电视，说“知青”往事（二）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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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知青》电视，说“知青”往事（二） （17）当年不仅仅是“割尾巴” 电视剧里突出了坡底村的知青带领农民发展副业，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其实，当年的主业又何尝获得正常的发展？ 素有粮仓之称的江西，在高喊“以粮为纲”的年代，是怎样发展粮食生产的呢？《军管年代——程世清在江西》（作者：胡平，网络上可见搜狐博圈“中国记忆”于2009-03-15发表）一文中有所介绍：程世清在全省农村强制推行“早、小、密、矮”四字规章，提出早稻播种越早越好，苗越小越好，插秧每亩要3万株以上，并一律要种矮杆品种。千百年来“鸡鸣早看天”，现在全省农民都看程政委的脸下地，他说：“种矮杆路线对，减了产不批评；种高杆路线错，增了产也不表扬。” 我在江西新干云庄村的那些年，对此深有体会。在1969-11-19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公社刘主任“还谈了今年冬季的任务是农业大跃进，口号是拼死拼活地干！其规模要大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见1969日记选《那一年再次号召“大跃进”》）在1970-6-2的日记里，我又有记录：昨晚干部会议上说，毛主席前些时候在江西。（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政委说，今年江西全部采用矮杆，是一种“冒险”，背水一战，胜败在此一举，死打硬拼，一定要把粮食产量打上去。专区王主任说，哪里没粮，饿死活该！（见1970日记选《死打硬拼把产量搞上去》） 当时的水稻矮杆品种，由于分蘖性能差，所以必须密植。而在1970年以前，没有强制矮杆化，也没有密植命令，所以插秧的行间距相当宽松，七、八寸是习以为常的，九寸到一尺的也不稀罕，更有达到一尺及以上的！以7×8寸的行间距为例，每亩田约1万株。但是，1970年省里下达命令，矮杆、密植，而且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惊人高度。如果行间距缩小到5×6寸，那么，每亩就要达到2万株，较之过去7×8寸时的工作量至少翻了一番！（详见1970年日记选《无可奈何的种稻“缺粮户”》）然而，如此成倍增加的劳动量，实际效果却是收成竟然与遭遇洪灾的1969年差不多。 可是到1970年冬天，竟然又进一步喊出了“特大跃进”的惊人口号，江西全省要达到亩产千斤，我们县也是千斤，我们大队所处山区则为900斤。看上去还是有所区别的，其实不然。1968年我们到云庄以后就知道，我们所在的云庄是有名的“老三百”，意为粮食亩产长期在300斤上下徘徊。换言之，1968年的亩产是300多斤。 我没有在日记里找到那些年的亩产量实际数据。不过，可以从侧面进行一些推算。因为当年云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水稻生产这项主业，而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水稻种植面积没有变化，所以，每年的工分值与亩产量应该呈同步变动的关系。1969年，遇到N年不遇的山洪暴发，实在是没有回天之力，代表全年实际收入的重要参数——“公社社员”最终实际到手的工分值（即10个工分折合的人民币）从1968年的1.22元骤然跌到0.88元，打了七折！那一年的亩产量也就可想而知了。1970年，工分值仍然只有0.88元！与大灾之年的1969年居然一致！表明“特大跃进”的1970年，产量并没有什么变化！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重提“亩产900斤”的豪迈口号。如果继续查找，发现1971年的工分值曾经恢复到1.20元，但以后又出现下滑——1972年1.12元，1973年（待查），1974年1.09元！所以，从那些年工分值的状况，可以反推得出定性的结论：那些年的亩产量一直没有摆脱“老三百”的尴尬境地。更别说1970年企图一步登天，实现亩产300斤到亩产900斤的“特大跃进”了。 这就是当年江西如此“死打硬拼”、实现“农业突破”的真实缩影！而“接受再教育”的我也真的领会了什么是“老黄牛”，不仅仅是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而且还必须做到“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电视剧里的女主角周萍在兵团七连时，不绝于耳的是“要执行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到了农村山东屯，喋喋不休的是“执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 记得我在1968-11到达插队的山村时还没有出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而在江西山村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名称时，是难以言表的愤懑——乍一听颇为“宽宏大量”，细一想不是“血统论”的再现吗？（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一度受到制止。）提出“可以教育好”，正好说明政策的制定者是从“他们原本是坏的”这个前提出发的！“黑N类”分子本身是“坏人”，他们的子女也是必须经过教育才有可能成为“好人”。所以这样的政策出台不是“血统论”改头换面的复活吗？偏偏那是得到伟人批准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现在有不少资料显示了那个政策的实际后果。1968-12-26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所划定的阶级敌人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名义上，“可以教育好”的帽子是肯定上述那些人的子女中现实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把他们自己和“反动父母”划清了界限，实则是假定他们有原罪（体内流淌着先天赋予的黑血），需要特别的法外施恩的宽大优待，实际上为其烙上了政治贱民子女的制度化标记。在执行中，更是“宁左勿右”的恣意泛滥，如果有谁要认真执行“给出路”政策，谁就要准备承担被指控为右倾的政治风险。就黑N类子女而言，他们中大多数人比同龄人更老实本分，说话做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此赎罪、避祸、度日、争取个人出路。怎样才算政治表现好，并无一定的标准，可以任掌握评审权的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关于这方面的史料，有一本《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回忆）》（林贤治著，花城出版社出版），网上见http://data.book.163.com/book/home/009200160009/0000SOHW.html。
电视剧里山东屯的支书梁喜喜真是苦口婆心，一心要把周萍培养成为“典型”，并且直言不讳：不仅是为周萍着想，也是为支书自己的工作争光。不由得想起了当年我所在大队的支书的另一番好心好意。 那是下乡刚满半年的时候，1969年初夏，一个女知青得了急性肾炎。限于当地医疗条件，知青们要求大队革委会批准她回沪治疗休养。可是大队干部不同意，说“如果她回去，关系到她的政治前途”。原来，支书曾对她说过，“你现在与我们已有90%相同了，还有不同的，是你要回上海。”她虽然是67届初中生，但在校期间已经是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卫兵团团长。所以，下乡以后就理所当然地被大队干部“看好”了。不过，当时知青们还是觉得治病要紧，经过持续两三天的据理力争，大队不得不同意了“一个月假期”……。 由此可见，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动辄就以“政治前途”逼迫就范。如果知青卷入其中，成为一种政治工具，是福是祸，不由自主。
随着剧情发展和时间推移，剧中人无论是兵团战士还是插队知青，越来越多的“情窦初开”，谈情说爱渐成风气，连队和生产队的领导都极力撮合。而赵曙光的父亲则强烈反对，理由是避开高攀之嫌。我倒是想起了当年在我们及家长中间流行的一句话：不要热昏！ 下乡两三年后，我们这些67届初中生都二十上下了。当地农村的同龄人早已谈婚论嫁，知青也开始走上婚恋之途。女知青的先行者陆续有人出嫁，对方多为下放干部；男知青则在女知青中寻找意中人，鲜有与当地人结为眷属的。知青中曾经有成双成对去县城玩耍，晚上在县招待所同宿一舍，被纠察查房逮了个正着，责令深刻检查。也有一男知青热衷于谈情说爱，而自己身体欠佳，遭到父母家人竭力反对，竟然在一次口角之后寻了短见。 所以，更多的知青考虑婚恋之事就更实际些——如此处境难以养活自己，还谈什么恋爱，更别说成家了。没有基本经济条件却考虑结婚，是头脑发热、热得发昏了吧？这样的话不胫而走，又渐渐“浓缩”成四个字“不要热昏”。 多数家长也赞成这样的想法，面对现实，先立业后成家。尤其是传言在农村结婚成家的知青，招工招生时不予考虑。记得1975年有一女知青的母亲，得知女儿在与男知青热恋，急不可耐地从上海赶到山村，决意拆散这对鸳鸯，轰动一时。不过，忠贞不渝的知青恋人终成眷属的也不少，但多是在“大回城”之后步入洞房，此时已到而立之年，是喜是悲？
电视剧里女排长方婉之与女战士们谈个人经历时提到了七连内部有人打“小报告”，下文如何，尚未揭晓。所谓“小报告”，是指怀着不正当的目的，背地里向领导反映情况或说人坏话。这种行为在那个“斗争哲学”泛滥无归的年代里是司空见惯的。我联想起我亲历的一次不寻常的报告。 我在1969-5-15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上午，帮老林誊写了一份材料，是云庄大队革委会给新干县军管小组“关于鸡峰公社云庄大队上海知识青年在再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罗列了十个问题。一、殴打贫下中农···。二、拦截拖拉机，殴打驾驶员···。三、持刀行凶打群架···。四、调戏妇女，企图强奸···。五、乱谈恋爱，骗取财物···。六、小偷小摸，一度成风···。七、不分男女，同住一房···。八、劳动不出勤，也要记工分···。九、生活散漫，不受组织纪律约束···。十、随便指责，对农村干部不够尊重···。老林三番五次叮嘱我不要外传。 四十多年来，我对此事未能忘怀，但又信守承诺而没有外传，就是在知青好友之间也守口如瓶。当然，那份报告对云庄大队知青后来十年的人生经历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日记中那位老林，是驻村的宣传队干部（文革初期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十分忌讳“工作队”这样的名称，普遍叫做“MZD思想宣传队”，但又容易与“文艺宣传队”混淆）。整理出那份以云庄大队革委会名义成文的“调查报告”呈送“县军管小组”，这个说法值得怀疑。估计不是临时执掌全县大权的军管小组，而是指县公检法系统的军管小组。因为当时“九大”已经召开，县一级也已经“实现一片红”（记得我看到过当时的井冈山地区所辖各县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给伟大领袖的致敬电的汇编本）。 到1969-5-20就是知青到达云庄半周年了，此时此刻写就并发送这样的报告，究竟缘何而起、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不得而知。报告中罗列的问题，不多不少正好十个，说明喜爱凑成十个整数的嗜好至少在1969年已经“蔚然成风”“深入基层”了。那十个问题涉及了云庄大队所辖四个自然村中的三个村五个知青班的四个，具体人物有十来个，占当时全大队61名知青的五分之一。从我在日记中记下的内容来看，不乏实有其人、确有其事的，也有吹毛求疵、捕风捉影的，幸好没有骇人听闻、无限上纲的。那个“调查报告”由生产大队革委会越过公社革委会而直接写给县军管小组，这在当时是属于“越级”还是正常，无从考证。假如真的呈送县级机关部门，又会不会作为政府档案保存下来呢？ 由此我又想到，就我目力所及，类似于那个“来自基层”的“调查报告”，在知青史研究中似乎没有人提到过！而逐级向上的公社、县、地区、省又有多少部门积累了多少涉及知青史的档案呢？当年1700万知青从被动员离开城市、被安置到广阔天地、以后又被批准回城，前前后后而十余年，涉及到的各级“乡办”“知青办”人员肯定数以万计，但是几乎没有看到他们有人出来回忆那些岁月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缺少了那些当事人的说法，同样也是对那段历史进行研究的一大缺失与遗憾。
山东海边蔡家庄的田齐等插队知青偷老乡的狗宰了吃了。这样的事情在我插队的村里没有发生过，倒是有过一起给狗喂药的趣事。1968-11到达云庄以后，知青集体户的食堂里常常发现有狗在夜间进来偷米吃。知青怒不可遏，从此看到有狗进来就挥起扁担棍子一阵痛打；可是，狗来偷吃米的事情还是发生，知青就“关门打狗”，甚至把一条狗打瘸了腿。村民说知青不懂道理，没有把米桶管好，却死命打狗，打狗也应该看看主人啊。此说也不无道理。常来集体户食堂的狗多半是周围村民家的，所以从长远计，还是要搞好“邻里关系”，知青注意了米桶的管理，“贼狗吃米”的现象也没有了，知青与邻居的紧张关系也缓解了。岂料，不久，旧景再现。知青又火了，但还是做好“亡羊补牢”的补救工作。想不到一个女知青想了一个怪招——在一个饭团里放入十几粒安眠药！第二天，村子里纷纷传言出了怪事，大队民兵连长家的一条狗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到晚无精打采，只知道睡觉。知青听了，只能暗暗发笑。后来，村民悟出来了，一定是“上海人”在搞鬼！说来也怪，从此以后就平安无事了。
看到电视剧里兵团战士到山东海边的农村筹集海带，摩拳擦掌要为生产队干活。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是如何接受有关农村公社体制下劳动力管理权限的“再教育”的。 那是1972年“双抢”已近尾声的时候。岭山村的上海知青受生产队长的委托，到云庄村找上海知青帮忙——征集6个人组成一个割禾小组，支援岭山村割禾。虽然我们已经在烈日下酷暑中连续奋战了一个多月，但是对兄弟队的知青、老乡还是有求必应。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很快就凑齐了，第二天就杀上了“战场”。挟带着在云庄村生产队持续奋战的余威，在岭山的山沟里割倒了大片的早稻，挑回了一担担稻谷……。岭山的老乡连连称赞，感谢不已。我们也就更加来劲了。从8月22日到24日，连续大干苦战三天。 大队的支部书记得知云庄村6个知青“擅离本职”，极为恼火，把岭山村生产队的干部狠狠批评了一顿，责令检查。因为当时各个生产队的劳动力是归各个生产队的，而跨队调动劳动力的权力则属于生产大队，所以，那个村的生产队干部是“越权”“犯规”了。但是，支书对知青是“网开一面”，未吭一声。据说，他没有责怪知青的“无知”。至于岭山方面，早有打算，不可能为外村6个知青记工3天，就赠给每人一付樟木箱板料，规格为2尺7，即90公分。这在当年是非常热门非常吃香的。我家里至今还用这只樟木箱储放衣物呢！
看到电视剧里描写山东蔡家庄的农民与插队知青一起干活的场面，想起了自己当年“苦中作乐”的往事。 根据当时的规定，插队知青的工分和当地农民一样，每年评定一次。下乡一两年以后，知青对各种农活都有所了解了，但是与农民的矛盾也在不断增加，最终都归结到经济上，具体表现在工分上。尤其是春插、双抢两次大忙，知青同样起早贪黑，完成的任务不亚于当地农民，但是工分却大打折扣，只有当地农民的六到七折。所以一到农忙，知青就愤怒一次。不过，当地对“大寨式评工记分”也在暗中不断调整，在“多劳多得”的合法口号下，出现了各种“按件计酬”，例如插秧按照面积记工分，割稻按照谷子重量记工分，等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突破了工分的限制。农忙时，生产队考虑体力强弱搭配等因素，编成若干个小组，每组七八个人十来个人不等。于是，知青要求在农忙时单独形成小组，从而在把小组工分报酬摊到个人时，就不再有“被剥削”的感觉了。 这种“知青独立”在1972年春插中首次获准。知青第一次觉得有扬眉吐气的感觉，持续半个多月的春插，知青的积极性持续高涨，近30个知青组成了三个小组，几乎每天晚上在当日红榜上会出现知青小组，甚至不止一个知青小组上榜。在春插高峰时，有一个知青小组在腰酸背痛难以忍耐的情况下，突发奇想，把组里各人的姓氏串联起来，因为该组有潘、张、桂、毛、黄、宋、郜等姓氏，取上海话里的谐音就成了“七言句”——“潘掌柜买黄松糕”。吃晚饭时在集体户的食堂一公布，大家听了哈哈大笑，乐不可支。第二天，我所在的知青小组边插秧边聊天（这是把注意力从腰酸背痛的难受分解到别处去的办法），把“七言句”进一步扩大到另外两个知青小组，记得有一个组是“××××城里走”，前四字想不起来了，后三字是“程、李、周”的谐音。另外一个组就更搞笑了，有两个姓王的，两个姓汤的，不太好串，琢磨了半天，串成了“晃荡晃荡前头遛”，实乃“王、汤、王、汤、徐、屠、刘”的上海话之谐音。此后几天里，三个知青小组在“大垅”（生产队稻田最为集中的一条大山沟）里真够热闹，“七言句”的呼唤是此起彼伏，嘻哈一片，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田间欢乐。 当然，老是呼唤“七言句”也太乏味，再说各个组也分散到诸多小山沟里，难以彼此呼应了。为了继续对付苦不堪言的腰酸背痛，知青又唱起了小调，例如“解放区的天”“打靶归来”这类广泛流传的简短又有呼号式的歌曲，还唱起了上海流行的方言小调：“六月里的癞痢真苦恼，苍蝇叮来蚊子咬，yang yang li qiang e，人民政府来号召，消灭四害顶重要，ei hei yo，癞痢听了哈哈笑。”知青唱到这里哄然大笑，小调真的成为有效的解闷取乐之曲，因为其中有表达知青心情的“真苦恼”那样的词语。但是，不懂上海话的当地人只听懂“癞痢”两个字，又正巧村里确有一户人家是“瘌痢头”（头癣），就认为知青在骂人。知青再三解释，也是徒然。大队干部出面制止知青的这种“苦中作乐”，田间的笑声沉寂了……。如今回味四十年前那两个农忙季节里的“知青独立”，真是百感交集。
电视剧里兵团战士在探家路上为了车票大打出手，使我想起了在1970-2-6日记里记下的探家路上一件丑事——今天是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午饭后不久，刘和徐来我家，……讲了一件挺气人的事。日前一天上午，刘等人在校门口，忽然看见了甲，叫住了甲。一问，原来他和乙刚刚从江西回来。刘等马上去乙家。……乙向刘有声有色地讲述：乙与甲在樟树火车站，看见一个小偷去扒一个身背小孩的妇女的钱包。他们俩互相碰了碰，各自暗示不要声张。等那扒手走到厕所里，他们也跟踪而出。甲问扒手“你刚才拿了人家什么东西？”扒手不得不承认自己扒窃到一个皮夹子。甲又盘问了扒手的身份。扒手又反问甲：“你是什么人？”甲答“我是插队落户的。”“你不回上海吗？”“我是来送同学的，我不回上海。”扒手马上从袋里掏出一张岳阳到上海的车票给甲，“我这里有一张到上海的车票，你拿去，回上海吧！”于是双方就成了一笔买卖！后来，甲胆小了，害怕在车上会被查出。此时，乙说“来，我与你换一下车票，出事由我负责！”乙回沪后还恬不知耻地广之于众。 当年，那两位插友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不过一年时间，就在公共场合干起了黑吃黑的勾当。如今还有一些人在鼓吹那个时代的纯洁无暇，犹如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至少是对历史的无知。揭丑不护短，无碍后人对知青史的了解。
戏中女主角周萍在探家路上留宿在小旅馆里，看见老板（且不说在那个时代实行这种管理方式的真实性）随手拿过一本书，要撕下来为屙屎的小孩子擦屁股，周萍急忙阻止，保住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这样一个短短的镜头不禁使我想起了当年的一桩不了了之的“政治事件”。 那是我们刚到江西云庄的时候，正逢冬季，上级派来的“MZD思想宣传队”在山村里大搞造神“红海洋”，除了地主富农家里以外，由生产队出钱，每家两大张白报纸，一个批判栏、一个献忠栏，实际上都是捉刀代笔，由知青代办。此等形式主义做法，并不是来自民众的心底与意愿，所以也就没有“群众基础”。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的“大破大立”，待到宣传队一离村，“两栏”就开始“下墙”了，每家两大张白报纸的碎片很快就出现在茅坑里——从来没有用过的上好手纸哇！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多次看到那干式茅坑里有“MZD选集”被一张张撕成为手纸的！恰恰就在这时候，大队部办公室主席像底下摆放的“雄文四卷”正好有一本失踪了。知青们面面相觑，低声议论：“是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活动？”可是，村里的干部、群众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我们当然也就不闻不问、不言不语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来“认真接受再教育”的。
电视剧里周萍看到豆浆引起众人奇怪的呕吐，从而说出了文革初期被学校红卫兵强灌豆浆的遭遇，正是那样的羞辱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参加建设兵团的愿望。这使我想起了自己作为“黑五类子女”的下乡愿望。 文革期间，老三届中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于1968年夏天。当时，伟大领袖的“12-21最新指示”尚未发表，所以分配原则还不是后来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片红”，而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主宰天下的那个年代里，“四个面向”是有相当明确的指向的，出身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家庭的“红五类子女”因为“根红苗正”，可以不必经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世界观”，故可直接进入“军工”或“普工”（指军事工业企业或普通工矿企业）；出身于职员、店员等“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可进入“普工”；而出身于“黑五类”（其实，文革期间早已把“阶级敌人”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扩展到资本家以及文革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家庭的，则必须进行艰苦的世界观改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因而毕业分配的去向理所当然地就是“郊农”（上海郊区农场）和“外农”（外地农村）。 当66届开始毕业分配时，我就为自己“算”了“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因为我属于“黑五类子女”！所以，1968-8，当66届毕业分配去向中有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时，我就报了名。结果是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直接面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屯垦戍边”。几个月后，67届毕业生中有全市首批去江西插队落户，我就“积极、自愿”报名了，岂知又一次遭到拒绝，理由是，首批插队的政审条件与去黑龙江差不多！我和全家人都茫然不知所措：“黑五类子女”既去不了建设兵团，又去不了插队，那么出路究竟何在？尤其是身负黑锅的爷爷爸爸更加觉得被政治“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们的“政治问题”已经明显影响到后代的出路了。 不可思议的是，就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后，我的“政治待遇”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政审不合格”成了“首选对象”！原因是，插队落户的指标只完成四分之三，1968-11-14晚上，区革会连夜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校动员凡曾报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去江西插队的任务……。于是，11-15夜里，我被“光荣批准”了，11-19“踏上征途”。 我们全家顿时觉得，我的“政治审查”被通过了，是一个可喜的信号，我的的爷爷爸爸更是急切地等待着学校里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来到我家，盼望着一张祝贺我被光荣批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大红喜报把大门上贴着的爷爷爸爸两张惨白色“认罪书”覆盖掉，从此可以在里弄里扬眉吐气。然而，我们全家失望了，因为这方面没有丝毫动静。爷爷爸爸几次自言自语“怎么还没有来贴喜报？”我虽然在那两三天去过学校，却没有胆量主动问及喜报一事。我至今还记得，直到我11-19清晨离家的时候，我还回头细看了那扇黑漆大门，仍然不见一缕红色，不禁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多少年以后我在“再教育”之下获得了诸多实际社会生活经验，才明白那是一个愚民时代！
电视剧里有感人一幕：在去陕北的车上，赵天亮的父亲把大衣借给了同车抱着孩子的小媳妇，走时忘记拿了，执着的小媳妇抱着大衣每天到车站等他们。诸如此类素昧平生的人们陌路相逢之时抱团取暖的事例在全剧中比比皆是，例如小饭店里、小旅馆里。就我个人而言，多次回家探亲的路途上，也不乏相互帮助的经历，例如《1971日记选（7）绕道恒湖返云庄》。 其实，在那个年代不光有如同前述（25）节里知青自身的龌龊举止，社会上又何曾干净得如同“世外桃源”？在我记忆中，1974年，我几次到100多里路之外的樟树火车站为插友送站或接站。有一次，在镇上一个小饭店里，插友们为一位插友送行（投奔在安徽的亲戚而“远走高飞”），难得有机会打牙祭、搓一顿，就“丧失警惕性”了，到酒足饭饱起身离开时，发现自己随手放在凳子上的一件上衣不翼而飞了。那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毛蓝布衣服，但是，它也要宝贵的布票和钞票啊，何况我穿上才几个月……。也许，在繁忙的浙赣铁路沿线，民风淳朴早已成为美好的回忆？
电视剧里冯晓兰由于“有个好爸爸”，离开了坡底村，当地农民和插队知青都依依不舍，痛哭流涕。不知道如此场面有多少代表性。我离开插队七年的地方时断无此等心情。 我在1968-11到江西新干云庄插队，最初信以为真的是“干一辈子革命”。但是，1969下半年就从安徽传来上调的消息。还没到下乡两周年，1970-9，云庄就有知青上调进厂了。从此，知青就开始“盼星星盼月亮”，望眼欲穿“跳农门”。1971年起，知青开始自寻出路，最初是通过亲朋好友直接进入工厂，后来是“曲线救国”——离开插队地，投亲靠友，到那里再伺机上调（就全社会而言，“走后门”从此一发不可收）。与此同时，1973年，“病退”政策出台，让知青多了一条“出路”。 我就是通过这条途径“跳农门”的。起因是，1973-5-7，我在插队地因工骨折，对参加生产劳动有影响，但是上海有关各级部门众口一词，称“唯一的办法是回到发生工伤的原地解决”。于是，1974春节后我结束了在沪九个半月的治疗回到江西新干云庄。但是当地又没有合适的办法和政策，直到1975-5，上海方面有所松动，通知我回沪复查。8月下旬，终于核准让我病退回沪。随后，我回到江西办理各种手续，期间不乏令人愤懑的折腾。1975-9-17，我最终结束了在云庄几近七年的“接受再教育”。 记得那天早上离开的时候，我坐在拖拉机拖斗里高高的柴堆上，忍不住“一步三回头”，望着渐行渐远的云庄消失在视野里。是不想离开?绝对不是。是想记住这里！虽然巴不得早点离开，但是真的到了离开时，又觉得很难忘，毕竟，这个地方有我一生中一段重要的经历，从十六岁到二十三岁，是在这里度过的。彼时彼刻，还没有“十六岁的花季”这样的连珠妙语，也没有“蹉跎岁月”这样的“反动言论”，更没有欣赏青山绿水的闲情逸致，惟愿早早回到家人身边，早早找到合适的工作，早早实现“自己养活自己”的夙愿……。 总之，三十七年前我“跳农门”之际，绝无电视剧里演示的那种情感和心态。虽然“病退”比不上招工招生招兵那么幸运那样光彩那样荣耀，毕竟是“跳农门”了，然而，当年一起下乡、休戚与共的插友，还有一半在企盼着何年何月能够变“无期”为“有期”……。直到三年后的“大逃亡”，他们才全部回家。 如果不是拨乱反正以后有幸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么，我也不可能在告别山村三十周年之际重返“第二故乡”，更不可能此时此刻在电脑上在屏幕前回顾人生。而更多的插友，谢绝重提往事，也不看《知青》……。
我曾经“激情大发”电视剧里，部队来人接冯晓兰离开陕北坡底村，冯晓兰则感觉自己像个逃兵。“逃兵”一词使我想起了自己在“病退”回到上海以后的一件事。 当时退回上海的知青不少，无法及时安排工作，“表现好”的才能优先考虑，不得已，我只能为街道和里弄尽我所能地“义务劳动”，主要内容是，为各种各样的“积代会”起草发言稿、总结报告等等。这样的“捉刀代笔”接连不断，脑子里也就被“梁效”“两报一刊”之流的主旋律塞满了，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办好向阳院，在街道里弄巩固无产阶级的阵地”（这是街道召开“向阳院”工作积代会）、什么“狠批拔根歪风，革命的知识青年要坚持农村的伟大胜利”（这是街道召开下乡知青革命家长代表大会）等等，不一而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赛诗会”，也要我为代为起草。我的文学细胞少得可怜，只能把一些大白话仿照唐诗宋词的格式凑出一些打油诗来交账。 有一次，街道要搞一次“歌颂新生事物”的“赛诗会”，要我起草有关上山下乡的颂歌。我冥思苦想，“激情大发”，居然把自己曾经插队的大队里上海知青成立独立核算的“青年队”的“事迹”凑成了“十六字令三首”。不少人直夸写得好：“没有下乡的经历是写不出来的”。冷不防有人问我：“既然这么好，你为什么回来了？做逃兵啊？”顿时，我觉得自己脸颊发烫，是啊，“青年队”的插友们还在“继续革命”，我充其量是“半截子革命”的“逃兵”，写这样的“颂歌”究竟算什么名堂？我连忙收回了那份草稿……。 从此以后，我对诸如此类的“捉刀代笔”开始有了清晰的概念，尽管无可奈何，迫不得已而为之，也还是应该掌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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