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中的“那个时代”
作者：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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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中的“那个时代”
作者：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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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中的“那个时代” 以泱泱大国第一大台拿出黄金频道隆重推出的规格论，《知青》当属官方眼里弘扬主旋律的力作。以创作和推广者团队此前此后对媒体所作的自评论，《知青》是部“全景式”的“史诗”。以当年那些东南西北的知青们看后的观感论，《知青》似乎在未能赢得这个群体普遍的认同。以编剧梁晓声的心中定位论，《知青》所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未出面的“那个时代”。以井民人个的粗略感受论，《知青》恰恰因欠批判、反思和深度，模糊了导致“知青”这一独特历史现象出现的“那个时代”。 不妨可以这么说，《知青》可能收视率不错，却因骨子里的肤浅和不真，注定成不了什么“史诗”，也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力作”。 《知青》的不幸，恰是因为当年的知青大多还健在。他们一眼就看出《知青》人物穿着打扮过新、过干净、过整洁，以及长得过丰满、过营养。他们说，当年的知青，大多缺乏营养，发育不良，而且年龄从十六七岁到二十来岁，高高矮矮，参差不齐，屁股上补疤，膝盖上有洞，袖口上有毛边。或许，下放或插队到兵团的知青例外。可是下到兵团，严格讲就不是什么“插队”，不是插队，也就不是严格的知青——他们不过是兵团战士。尽管那战士本质上是农民，但比起当时国中几乎所有的农民，他们还是各方面条件要好得多的战士。 更关键的，是如今健在的知青，无论当时是分派到兵团，还是插队到农户，他们大多都依然能刻骨铭心，正是最高领袖的号召或命令，他们当时只要是年满十六岁、不是家里的独生子，其城市户口就会被强行迁到农村。换言之，下不下乡，插不插队，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更不是“无悔”的选择。甚至，下乡下到哪里，插队插到何处，也不是他们能够的挑选。以当年的实际情况论，能下到“兵团”的，算是“命”好的了。那些只能下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零星落户到山寨的插队知青，境遇就更惨。 不妨可以认为，这部作为全景式、史诗式的表现“知青”的作品，因事实上只有北方知青，甚至主要是兵团知青，根本就担当不了它的标题，更撑不起它的主题。 知青们当时多半不知，那些叫自己不能再在城里待着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只知道理由很宏大，很强大，宏大和强大到不能怀疑，也不敢怀疑。“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一辈子”，是革命得不能再革命的口号，也是充足得不能再充足的理由，就这么简单的口号和理由，就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走向，与无情分离了他们的父母亲情。十六七岁，还是孩子，还是未成年人，就无条件地在规定时间、从规定地点出发、乘坐规定的运输工具，前往遥远的异乡独自生存。 固然，当时也有个别年龄稍长一些、懂事稍早一些的知青，心里犯过嘀咕：最高领袖既然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咋又要我们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呢？工人阶级不是最先进吗？为什么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但当时是不可能再往下深想的。最可能想到的层次，就是自己比农民更该受教育，或教育自己的问题比教育农民的问题更严重。如此反躬自省的结论，就是自己虽然书只读到初中或高中，但已经是个标准的必须改造的臭知识分子了。 直到今天，历史才最终告知了真相：之所以将两千万学生当作知青，那是因为此前政府的政治、经济失误，使得他们已经无书可读、无业可就，呆在城里政府又养他们不起，只好把他们放到相对养人容易的农村去。可是，当时广大农民的日子也过得极其艰难，他们从心底未必真正想要知青下来抢饭碗，未成年或刚刚成年的知青们，也未必真正想离开生养自己的城市和父母，政府只好来硬的，既强迫知青下乡，又强迫农村接纳。也就是说，人数高达两千万的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就这样以牺牲自己的读书和深造机会、人生理想和宝贵青春为代价，为高层的决策失误和社会的发展滞后买单。本质上，他们与此前被迫遣返回乡的2600万城镇人口一样，如同毛爷爷的赞赏：“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与此同时，数量一点儿也不亚于此的农村青少年，也因同样的原因被迫早早地回到自己的农家，美其名曰“回乡知青”，以区别那些城里来的“下乡知青”。在西部许多地方同，前者被叫做“土知青”，后者被叫做“洋知青”。 可悲是，此前用过的经济“调结构”理由不能再用，又必须为两个并非心甘情愿的人群寻找充足的理由，就只好把知青下乡和返乡的意义，夸大到教育和改造一代人的地步。当然也有人个别知青是“自愿”，但那自愿要么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要么是自己看到势头不对，不得已下自己提出了要求。只有极个别，是早在文革前就纯粹出于“革命理想”，而自愿下去并从此坚决不肯再上来的。但后者绝对是极其的特殊。 正是这个如今已经揭秘的“那个时代”，才是今天所有知青题材作品的最真实背景。一切偏离这个背景的作品，无论其故事怎样精彩，人物怎样生动，情节怎样抓心，画面怎样抢眼，本质上都很难避免浅薄或浮泛，虚假或不真。也正是因为上述背景，作品中所反应的知青们的整体“无悔”，才无法真正得到心灵的赞同。哪里是“无悔”？悔得肠子都青了！只不过当时无法抗命、无法选择罢了。这才是真正的“那个时代”，一个个人完全没有择业自由、迁徙自由、定居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时代。那样的时代，纵然知青下放处，贫下中农或兵团官兵们也“欢迎”，也帮助，也教育，但他们的青春到底是得到恰如其分的安放，还是完全错位的安排，就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了。 不能否认大难对某些人是大福。那些靠“表现好”被提拔的，靠“背景硬”被招工的，靠“走后门”被推荐的，并不能直接把自己命运的改变归于当初的下乡。因为下乡对他们来说，事实上属于“锻炼”甚至是“镀金”。只有个别那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于天下人都不读书、都视读书愈多愈反动的时代，仍然悄悄苦读和默默深思者，文革结束后成为恢复高考的末班车乘客，以及后来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等等，才大可属于在“知青”岁月里所得比所失更多者。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是后来的城市内退、病退、下岗等弱势群体的主要构成。对他们来说，任何有意无意美化“那时代”的作品，效果都好比巴金晚年听到样板戏。 不过，知青题材作品的难拿捏还在于，如果把知青们在农村，尤其是兵团以外条件更恶劣的西部边远农村的生活还原，则又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知青苦，毕竟还只是短暂的、刚刚的、这辈人的，而那些教育他们的农民的苦，则是长久的、世代的、重复的。要想把如此惨烈的社会背景和苦难现实都表现出来，则又必得涉及更大力度和深度的历史把握。这需要勇气，需要时间，需要思想，更需要环境。要达到那个高度，不对“那个时代”及此前的历史有个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整体的把握与透视，而是像包括《知青》在内的多数同类作品那样虚化或模糊化“那个时代”，那就注定收不到坚实的现实背景和支撑的作用。 一些8090后学子看《知青》，尽管也觉得那时的生活条件是比今天坚苦，但却觉得那时的生活好玩，内中展示出的文革背景及人物言行好笑，这真是令人不得不将此与某地前阵的“只缘文革又重来”联系起来。赵天亮、周萍们的“奋斗”、“理想”、“青春”、“热情”等等，也就因为不可理喻而失去激励，不被认可而失去震撼。 尽管如此，8090后学子们是无可指责的。倒是过来人不禁悲哀地想到，当年的知青尚且整体健在，对当年的认知就已虚化和模糊如此，再过些年月，当社会完全由8090后的小鬼们当家时，缺乏文革及此前深刻反思与批判的文化基础和认知基调，还能产生出真正真实、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么？——描写知青的，描写文革的，以及描写“那个时代”的。 201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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