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关于“后人评说” 作者:笨人


 

  童话

人永远也长不大,你信不?一把胡子了,做事比幼儿园还幼儿园,相信童话是真的。计划经济物资定量供应,文革时登峰造极。不过那时的人认为这没什么不正常。朝鲜前些天因为领袖生日,给居民分一点鱼吃,照片上营养不良的百姓拿着分得的鱼感激涕零,孩子一样流泪。现在我们笑话他们傻态可掬,岂不知三十多年前我们也这样呀。

文革时吃穿用住行,什么都要票,结婚凭票卖给你五斤水果糖块,月饼中秋节才给两块,女人生孩子给十五斤鸡蛋。我那时小,不知道女人月经是怎么回事,但我见过月经纸和月经带凭票定量,不够用,听说有的女人用马粪纸(一种黄色粗糙的纸)代替,或者将月经纸反复使用,你如果是女人,受得了吗?朝鲜现在就这样呀?说明能受得了。

这状况是怎么来的呢?是童话制造者带来的,是百姓把童话当真的结果呀。粮食亩产十万斤!十年赶上英国美国!十五年实现共产主义!呵呵,有一次一位外国经济学家问我,你们真发生过这种事吗?我当时脸都红了,当然我只能承认。他天真地瞪大眼睛问:怎么会相信粮产量那样高呢?会相信土堆的炉子能炼出钢呢?洋鬼子有时很讨厌,他们像天真的孩子,孩子就爱不顾别人面子打破沙锅问到底,往往让人很尴尬。但外国人有个优点,他们孩子气,却在大事上不做孩子事,不把童话当现实。中国人相反,一脸哲学相,却把童话当现实,而且不光自己做,还要强迫别人做,你不做,他哲学脸就变成武夫脸,你就要倒霉,黄万里先生就是这样倒的霉。毛泽东,外国人说他天真的像个孩子,可他强迫别人相信童话,那脸可就不像孩子了。朝鲜前不久说,朝鲜幸福指数全世界第一,韩国人活得水深火热,这话谁听谁笑,可文革时我们也这样说呀,当时可是不笑的呀。你再听听最近朝鲜要进行卫星发射,美国停止对它粮食援助时,它高呼的一句口号:“英勇的朝鲜人民坚决不答应美国停止援助!”这话够童话味儿吧?

辽宁是工业大省,文革时照样穷。彼时全国市民一般每月每人供应五两豆油或菜油,但辽宁当权者陈锡联决定在全国带头节约,每人供应三两。现在人讲健康,巴不得吃油越少越好,所以不大理解文革时三两油有什么不好。有一回一位年轻人问我:三两油不少啦,怎么还说生活困难呀?我说,只给你三两或半斤油,每月半公斤肉,饭店不能吃,因为粮票不够并且饭店也没有油水,商店货架上可怜的点心也不能吃,因为没有粮票买,鱼鸡鸭蛋更不要提,一年只给一两次。你受得了?年轻人似乎明白了,现家里吃油是少,但外面随便吃,哪个星期不得吃一两回饭店肯德基呀。回头再说辽宁,因为陈锡联在全国首创,受到毛主席表扬,但辽宁人恨不能把他千刀万剐,称他为“陈三两”。他还有个童话:辽宁是钢铁大省,毛泽东认为国家钢铁多就无往而不胜,生活就会好。毛不出国,不看外国书,他不知道许多富得流油的国家并不生产钢铁。于是陈锡联向毛发誓:辽宁钢产量三年不达到某某吨他立即跳进高炉!毛显然满意这种大跃进话语,于是陈将这句誓言层层传达到小学生,辽宁人都知道这句话,真心盼着钢产量达到那个数,生活真的会好起来。可是这话让我很恐怖,我知道高炉里很烫,人进去难受,虽然我讨厌他,但经文革后残存的一点善良还是让我不忍他跳炉,饥肠辘辘的我曾想过,他如果死了我们会吃五两油的吧?于是我盼望他不受罪地死去而不是跳炉。阿弥陀佛。

我和同学们相信穿军装的陈锡联老将军不会说童话,但没想到他讲的真是童话。三年过去了,钢产量离他承诺的数字差老远老远啦,他却再不提跳高炉的话,领袖也心疼他一片忠心,将他调到北京升官,直到领袖去世,他竟然一度位列国家第四位权臣,胖乎乎傻乎乎地坐在主席台上,终得善终。可能我是个书生,些许小事,我只要答应别人,都会做到位,有时实在做不到会脸红心跳不好意思。我每每想起陈锡联,一介武夫将军,他当年是怎么好意思面对领袖和百姓的呢?

陈三两晋京后,领袖派自己三十岁的侄子掌政辽宁,又是一个童话制造者。毛侄子最有名的童话就是制造出白卷先生张铁生,让学生们相信上大学不必有文化,只要革命就行。白卷先生后来被内定为教育部长侯选人,幸亏粉碎四人帮,不然这童话肯定赛过格林童话在世界的名气。毛侄子还制造了一个不是童话的事,下令枪杀张志新,并且临刑时割断张的喉管。他迄今不对自己的罪恶忏悔,现在据说成了高级工程师,回忆往事总是一副委屈状,唉,不知将来他的亡灵能否过得了耐何桥。与毛侄子有血亲的毛家唯一的将军毛新宇,去年对记者说,我爷爷发动文革是为了粉碎林彪,我真可怜这孩子,常想劝劝他,这童话太没水平了,可别再给爷爷丢脸啦。

江青女士也不错,文革时她听说中国的蓝排足三大球在世界排名不行,就自告奋勇分管这事儿,她的讲话传达到每一位百姓,我小学就听过三次传达。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她要求三五年内必须上到世界前列!三五年过去了,她不提原话,装聋作哑,死且不死,目除了睡觉也不并瞑。呵呵有点意思。

现在中国还有童话吗?中国人还信吗?有呀,重庆唱红,喊共同富裕,许多人不是疯狂迷信吗?重庆现在债台高筑,原来给百姓一点甜头是黄世仁的帐,早晚要百姓还的。就像大跃进时各家都把锅献给国家,因为不需要锅了呀,马上共产主义啦,全体吃食堂了呀,真的是天天吃肉大米饭,以后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多好呀。直到把库存吃光最后饿死几千万人才恍然明白,原来自已吃自己,没人替你买单,所谓共产主义不过是童话,哄孩子的玩艺儿。我上大学时因为食堂伙食不好,学生们常常罢课,一罢课校长就害怕,管后勤的校长亲自下厨,连续三天伙食都物超所值。此时有同学觉得校长很伟大,如同现在的重庆“共同富裕”。岂料三天过后伙食却加倍地坏下去,因为我们自己提前吃的钱早晚要我们自己还。一些为重庆叫好的人没想想,中国几千年来号称共同富裕的,哪朝哪代实现了?美国不这样喊,人家主张依法经营,保护个人财产,结果比我们好多了。

童话不好玩,我从不看童话,一看就难受。

                                                                              2012-04-29


 关于“后人评说”

中国人是讲历史的,就是家庭,也要讲家史,家谱就是重要的史料。家谱,过去只有书香门第或深宅大户人家才能修,一是有经济文化的实力,二是有耀祖光宗之必要。没有家谱,如同没有根,往上追几代,不知从何而来,不免若有所失,对下辈就不大好交待。我小时听说人是猴子变的,又看到邻居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又各自生出若干个儿子,跟大树分枝一样蓬蓬勃勃,便以为人的祖先起初只有两只猴子,一公一母,逐渐繁衍,才有了全世界的人。后来学到一点知识,才感觉自己可笑。再往后世事历多,常想,自己的前辈都姓字名谁?几个忠臣,几个奸佞?几个碌碌无为,几个功勋卓著?一较真不要紧,竟发现我只叫得出祖父姓名,再往上是一无所知;就是祖父,也仅知道中年以后的点滴经历,简直是不肖子孙了。

我敢肯定我家祖上,上溯到祖父的祖父的祖父,是穷得丁当响的农民,识的字绝超不过十个,家谱是没有的。否则我祖父识文断字,终生捧着书本,对家谱是不会放弃的。现在想来,幸亏解放得早,我家保住贫农成份,可以傲然向“地富”们指手划脚,不然,祖父已向资本家迈出一只脚,只是尚未落地罢了。此可证人生是无常的。

现在说说,为什么我对家族只知道祖父的姓名为止呢?其实也并不特殊,我问过周围的人,与我都差不多。先是我小时,祖父从未告诉过他的父祖辈的名字。这原因一是据父亲讲,太祖父是一寸土地都没有的雇农,他没福气赶上毛主席给分地就归了道山,祖父则背井离乡寻好日子。祖父虽是贫农,但阶级觉悟并不高,颇以父辈的贫穷为耻,绝口不提祖上,与我所谈都是他艰苦创业,带头“先富起来”的“过五关斩六将”。原因二是祖父觉得我小,谈祖辈对我无用处,我那时也并不觉得祖父的父亲与我有什么相干,不象祖父能教我认字,给我糖吃。所以我也从无打听祖辈的念头。可怜我就这样永远也不知道祖宗的名字了。

未有文字之前,历史靠口传,就搞不清。比如大禹治水,我们引以为骄傲,可大禹修了哪些工程、到过哪些地方,至今争论不休。甚至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还曾认为大禹根本不是个人,而是一条晰蜴,虽然鲁迅先生嘲笑他,但也拿不出证据驳。有文字以后,修史是皇家事,可记录往古可以,写当朝,则未必靠得住。比如宋太祖的死、雍正的继位就是千古之谜。从上世纪起进入现代,从那时起凡搞不清史实的,都是当事人装糊涂。待当事人死后,后代人想搞清历史就跟我想搞清祖上的名字一样不可能了。就说几十年前“大跃进”饿死的人,若想搞清准确数目甚至列出名单,已成妄想。论理,新中国是高度统一,层层管制严密无间,比如你外逃,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寸步难行,所以统计各类数字是小菜一碟。比如统计粮食产量、工人数量、固定资产额、土地亩数,新生儿数,那是又快又准。可“大跃进”饿死人这数字却成了谜,原因在于当权者不让统计,反正草民命不值钱,死就死了。四川那位政协主席就是因为向上报告饿死的人数,引得龙庭震怒,打他下了地狱。

现在,当年的知情者都死差不多了,就有人底气十足地叫板:说饿死人是造谣,谁能具体指出死的张三李四?这话响当当叫人语塞。当年未统计,当事人又都死光,上哪叫出姓名?不过大面积死亡,毕竟不会不留痕迹。四川恰好在“大跃进”前与后分别搞了人口统计,两厢比较,“大跃进”后少了一千万人,证明饿死人数不会小;甘肃一个有三千名“右派”的农场,饿死二千多人,幸亏杨显惠先生历经数年,走访百名当事人搞清了这数目,揭开掩藏了三十年的秘密;顾准也记载了张三李四的饿毙和吃人肉的事实。这些都证明饿死大量人口铁证如山,只是完整数目和张三李四因当年未统计而无法一一列出。“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因邓大人指示“宜粗不宜细”,就无人敢统计,成了无头案。但某高层说,抗日八年,我党高级将领只战死一个左权,而“文革”十年,折磨死的元帅、将军、副省级干部就达几十人!何论小娄罗们!

搞清数字有用吗?当然有用。事物的定性从来取决于定量。比如说某地发生水灾,那得有水的流量和水位数字,若达不到数量,不但不是灾,还是好事。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他们叫嚣请拿出三十万死人的名单?甭说名单,连幸存者都死差不多了,这真叫中国人哑巴亏吃得没商量。若证明杀害三十万平民,无疑可以堵日本人翻“侵略”案的嘴,你说重要不重要?有人说“大跃进”是好事,若饿死人数能搞清,谁能说它是好事?正因为搞不清,一些人才说“大跃进”和“文革”并没有那样坏,而改革才是坏事。

于是便有人立于“公理”之上说道:让后人评说才对!历史当然可以由后人评价,但前提是先把事实搞清,若留给后人的是一盘糊涂帐,后人如何评价?比如我从不知道我的太祖爷的所为,如何评价他对家族甚至民族做了贡献还是坏事?也并非历史都要后人评价,因为当事人并非白痴。如果说日军屠杀三十万中国平民和“文革”这样明白的事也只能由后人评价,那当年就得等后人评价日本是否是侵略再定能不能抗日;中国在一九七八年就不能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只好先继续“斗”着,等后人评价了再议。某些人假作宽厚公允,叫喊“后人评价”,他们从不敢提具体事实和数字,因为那会证明他们是歪曲或遮掩历史。这种人或多或少是有某些隐私或罪恶的,若挖开他们的历史,曲曲折折会寻出他们粉饰罪恶的原因来。他们的所为不足为奇,但他们能迷惑后人则是应当警惕的。

                                                                         201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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