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迷信曾这样诞生
作者：李勉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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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迷信曾这样诞生
作者：李勉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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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曾是这样诞生 作者：资中筠 访谈撰稿人：陈辉（《北京晨报》记者） 来源：共识网 前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与资中筠先生面对面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惭愧：与老人家相比，我们是多么的粗鄙。 已经习惯了与世沉浮，习惯了身上的尘埃，习惯了在大是大非面前默默无语。因为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它让人麻木，让人不愿再向往明天，不愿再提起灵魂。 对于装睡的人，怎样的呐喊都是沉寂，对于不愿迈出的双脚，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区。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弃？ 81岁了，资先生依然那样睿智与优雅，翻开刚刚出版的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有如醍醐灌顶。不论岁月如何匆匆，不论世事如何纷纭，在这世界上，总有人不愿后退，总有人在坚守着文明。这，是怎样的一种温暖？让我们坚信：再遥远的长路，也将过去，再艰难的地峡，也将穿越，历史的大潮，终将奔流到海，一往无前。 所以等吧，我们等得起。 百年中国人的自强梦，百年的苦难与坚持，擎着启蒙这面旗，我们唯有顽强地走下去，才能不愧对前贤，不愧对他们的奋斗、思索与牺牲。 于迷惘处，聆听资先生的教诲，堪称平生幸事，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100年后的孩子们，必然会翻开今天的细节，他们会看到的，至少还有痛苦是真诚的，至少我们没有沉沦。
北京晨报：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过程，您当年是如何觉醒的呢？ 资中筠：这分三个阶段，我们当初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着“五四”精神，东西方内容都有，当时并没觉得冲突，也没有西化不西化之说。解放后，随着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让人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是全人类的潮流。这本身并无大错。只是这种理想为掌权者所歪曲利用，实施包括思想领域的全面专政，加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所谓迷信，就是强迫加自愿，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有人觉悟早一点，“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点，改革开放后才转过弯来。至于我个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为什么集体缄默北京晨报：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 资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特别是开始，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旧观念。当时没有用“启蒙”这个词，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种新的“主义”的启蒙。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后来，一次次的运动，渐渐挤压着空间。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紧几天松几天，松的时候好过一点，这样一拨一拨，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自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到后来越来越难，“反右”时幸亏我在国外，回来一看吓一跳，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国内，可能就成右派了。几次运动下来，心里甚至都感觉不到恐惧了，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全都牢牢地记住了。“文革”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时最害怕，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
北京晨报：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资中筠：是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养不活自己，真下去了，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对我来说，不怕脏确实是一关，突破起来不容易。 北京晨报：当时没想过回来？ 资中筠：真不想，因为觉得不可能回来。当时想的是赶快把脑袋中的知识忘掉，刚开始干校在京郊，每两周能回一次家，后来“一号战备”下来，各单位自己去找地方，我们集体迁到河南，在一个空出来的劳改农场办干校，整整两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们非常努力认真，加上科学种田，所以我们麦子的亩产量比当地老乡要多一倍。 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是这样吗？ 资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北京晨报：可那时的人不是很朴素吗？ 资中筠：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不愿被介绍为首长翻译北京晨报：很多媒体上说，您曾给毛主席做过口译，您似乎不愿意提这件事？ 资中筠：我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的履历”，收在《士人风骨》中。媒体还是喜欢这么提这个，说明我们诵颂圣文化的传统依然深厚。仿佛曾经为大人物服务过你就如何如何，其实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种头衔。个人的水平不因服务对象改变而改变，我翻译过巴尔扎克，媒体怎么就不说了？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无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特别难翻译的话，因为他不参加具体问题的谈判。后来“文革”中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把首长翻译看作“身边人员”，我更加要特别声明我从来不是。这次关于首发式的报道，有人告诉我网上有的报道干脆就把我说成“毛泽东的翻译”，其他都不存在了。实在令我无可奈何，不知那记者是怎么想的。 北京晨报：您和周总理接触更多，对他的印象如何？ 资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记性非常好，脑子仿佛是一个资料库，见过的人他都记得，所有服务员都能叫出名字，能记住她们的某个特点，他很周到，能让所有人都有亲切感，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识面很广，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意见，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
北京晨报：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 资中筠：在外交系统，最好的工作是所谓“一线”，即在“部里”和大使馆，其次是我当时工作的“对外友协”之类，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在“对外友协”，需按口径说话，事务性工作多，那时我快50岁，忽然就想独立了，不想再事事听命。更何况，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资料最丰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 北京晨报：对这个选择，陈乐民先生同意吗？ 资中筠：听说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惊，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陈乐民生怕我答应，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闭塞且人事关系复杂，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陈乐民更厌恶官场，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的那句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对于当今网上戾气很重的现象，资中筠认为，戾气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识到的人，才可能去改变，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即回归理性思考，而非情绪宣泄。
北京晨报：老一代学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风骨与操守，为什么后一代学人就没能传承下来呢？ 资中筠：我们大学毕业时，因为历史相对简单，可以到外事一线工作，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业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只是暂时被信任。领导说现在还用你们，是因为工农子弟还没成长起来，如果不加紧改造自己，等“我们自己的子弟”进来时，你们就要被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出身大多符合“红五类”标准。我们已经下乡了，我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更多接触，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参差不齐，有的是造反派骨干，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乡，甚至进监狱。其中高干子弟的命运和他们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有些人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尝到了民间的疾苦，也就想通了：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报：今天读书人的修养确实有很大的滑坡。 资中筠：修养需要几代人慢慢熏陶出来，今天启蒙说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贬义词，这也没办法，启蒙关键是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我在小学时有公民教育课，一开始就教孩子们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讲礼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级有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原则，一个人讲公德，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学校公民课没有了，改成“修身”课，学四书五经，讲忠孝节义，这是件有趣的事。从历史上看，异族统治者往往尊孔，这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需要。
北京晨报：我们从小老师也教导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可为什么没起到良好的效果呢？ 资中筠：解放后，宣传个人道德，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个人完全“无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没做好榜样。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搞“阶级斗争为纲”，常识中的道德标准服从政治，一个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说了错话，那么什么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个人政治正确，哪怕他男盗女娼，也没人管他。许多劳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范，可后来说成是保守派、修正主义，是“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一样挨整。总之，只要跟对人、站对队，就可以无所不为。当年的乡绅，做了那么多慈善事业，反而成了他们的罪名，说明他们虚伪、麻醉人民的斗志，好事干得越多，罪过也就越大，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德环境自然会受到伤害。“文革”结束后，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又使我们的道德基础进一步滑坡。 我们输出什么文化北京晨报：在今天，输出文化成了热词，但在自身问题没解决好的前提下，这是否会带来负面问题？ 资中筠：有可能，输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输出腐败文化。在有些国家，确实有不少中国企业家把国内的做法搬到了国外，贿赂当地官员，搞权钱结合，造成了不良影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出现过类似如何处理与某些新独立国家做生意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多，贿赂成风。美国面临要不要“入乡随俗”的问题。最终经国会讨论，达成共识：如果听任这种行为泛滥，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将崩溃，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书面承诺，不行贿，并接受调查。这时与中国还没有关系。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受《海外反腐败法》约束，但是中国生意大，如果因为反腐败而在竞争中失利，损失太大。他们又经过讨论，还是坚持反腐败法的原则，但稍有放松，比如为了催一个批件，请客吃饭不算是腐败，外企中很多是中国本土员工，他们会想一些办法。总部虽然年年照例查，但对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几年有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被自己国家查出，金额达200万，可我们只承认2万，也许是双方标准不同，也许是我们不愿深究。凡此种种。我们输出什么文化呢？抬出孔夫子来救不了我们。
北京晨报：面对这样的情况，启蒙是不是解决之道？ 资中筠：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启蒙也白搭。许多人比喻这种心态是“皇帝的新衣”，我认为这个比喻不太准确，我看更像是一个长了疮疤的人，穿了件华美的衣服，他以为这就可以掩盖问题，可对于医生来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谁说他有病，他就搞掉谁，越是胃痛，越不让人提“胃”痛，其实医生说出来，不是为了出他丑，而是告诉他：赶快去医院吧。但他不愿意听。 北京晨报：今天不少年轻人都有困惑，我们该何去何从？ 资中筠：不要问“我们”该怎么办，要问“我”该怎么办，这可能更实际一些，每个人都有底线，在任何环境中，一个人凭着诚实的劳动，总可以生活下去，不一定非要走邪门歪道不可。不过需要有一定的理念和韧性。就看每个人的修养了。 北京晨报：可坚守底线，并不那么容易。 资中筠：坚持底线，不同流合污，确实不容易，因为环境的诱惑相当大，所以我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奶粉厂工作，你又明知老板在往里面加三聚氰胺，你如何办呢？假如你的房子要还贷，需要这份工作，如果你拒绝就会失业（至少是暂时）；如果举报，风险更大；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帮凶，如何面对那些受害的娃娃？你会如何呢？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走过去了，就是海阔天空。每个人守住底线，社会才会好。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才能、机遇不一样。
北京晨报：今天的网上，一些网友戾气很重，这该怎么办？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戾气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识到的人，才可能去改变，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即回归理性思考，而非情绪宣泄。 北京晨报：换言之，解决这个问题，依然需要启蒙运动？ 资中筠：启蒙就可以了，不要运动，启蒙是照亮自己的心灵，它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社会的戾气，可能更取决于执政者，而非普通老百姓，所谓戾气，大多是在出现不平时，而又没有正常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集聚起来，对此应认真思考。在社会转型期，大家都希望平稳过渡而不要暴力动荡，但是纵观历史，走哪条路的决定性因素在上，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民反”都是官逼出来的。 北京晨报：先生一直在为启蒙而奔走呼号，是不是您这一代人对此更有紧张感？ 资中筠：80多岁的人中，关心时事的也不太多，你看那些在公园跳舞唱歌的老人，他们绝大多数并不大关心，只有做过一些事的人才会关心这些。当然，80多岁的人更敢说话，因为负担少一点，得失少一点，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经历了这么多事，自以为看透了。其实，今天年轻人也有看得很清楚的，总之，童言无忌，老言也无忌。
北京晨报：“占领华尔街”的活动影响巨大，您怎么看？ 资中筠：很正常，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依然在制度框架之内。美国代议制民主框架分几层，当体制内层面的调整机制不够时，群众运动便会起来加以补充，这是自发的。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老百姓早该上街了。肯尼迪当年曾利用“向华盛顿进军”向国会施压，从而通过了保障黑人的法案，上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左翼风潮，也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改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其实美国人并不太在乎贫富差距，但是他们对失业率更敏感，因为失业率事关尊严，一个下岗白领领救济，这很丢面子。特别是感到竞争规则越来越不公平。美国资产者从全球化中受益很大，却没有惠及老百姓，因为资本可以流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而削弱了本国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再加上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投机，受损失的都是普通平民，大家当然不满意。至于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否会推出必要的改革，还有待观察。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运动，就证明我们制度优越，不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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