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新闻的来龙去脉
作者：为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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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新闻的来龙去脉
作者：为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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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新闻的来龙去脉 前几天有这么一则新闻： 新快报讯（记者徐绍娜报道） 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年之际，作家出版社于近日推出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一书。书中汇集从1943年出版的讲话稿包括汉文、少数民族文字到外文等数十个珍贵版本的影印样，被认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据介绍，全书由版本、首版、重录、手抄稿四个部分组成，由100位当代文学家艺术家联袂抄录。书中影印了部分“讲话”版本的封面样，汇集从1943年出版的首版——延安解放社版本，各解放区版本及国统区的版本、香港1946年版本；包括汉文、少数民族文字到外文等数十个珍贵版本的影印样。其次是影印的1943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讲话”的第一个单行本全部资料。“这是一本32开40页的铅印本，当时用两种纸印造，土纸的单面印刷，有光纸的双面印刷，合页装订。封面题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署"毛泽东同志"，下署"解放社出版"，三行均用红色黑体字，集中在封面左半，大方别致。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足以让人震撼！”出版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次的手抄本依1991年人民出版社的版本进行了重录，并以此作为百位文学艺术家抄录的底本。 而100位抄录者，有延安时期即参加革命、经历过学习和贯彻“讲话”精神的老同志周巍峙、郭汉城、白刃、贺敬之、于蓝、王昆等，也有文艺界的名家陈忠实、铁凝、王蒙、贾平凹、莫言、冯骥才等，其中八九十岁的老一辈名家就有30余位。“他们的热情很高，有些人现在仍对"讲话"原文记忆犹新，有些可以大段地背诵、默写"讲话"段落内容。抄写也一丝不苟，充满了情感。”出版方称，这一“讲话”全新版本的诞生，不仅再现广大文学艺术家的热情，也汇集了不少名人名家的手迹签名。 网络爆料这100人姓甚名谁： 我当然不会去读这样一本书——如果这样的东西也可以称为“书”的话。我也毫不介意这中间的大多数人做了这件事。因为我压根儿不会关心这类“文学艺术家”的举动，甚至不会留意他们是否存在。但有那么十来个参与此事的人，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何苦如此？ 有此感觉的人显然不止我一个，有网友在骂人。且看参与者之一、叶圣陶先生之孙、作家叶兆言先生的三则微博： “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块现金，要没头没脑抄一段。选择一，把钱用了，不理它。选择二，去邮局退钱，这事太麻烦。第三，不就是抄一段吗。你会如何选择呢，让网友一骂，有些后悔。不是把这事当回事，是太不当回事。 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 确实有些丢人，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我勉强接受他的解释，希望他不要再干蠢事。 我更在意的是我所敬重的学者周国平先生也参与其中。今天在《共识网》上看到周先生的文字，全文如下： 昨天读到一位好友的信，对我参与手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事严词责问，向我要一个解释。接着，其他朋友的同样责问纷纷来到，一律表示疑惑和震惊。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一件多么糊涂的事。 我几乎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两三个月前，收到作家出版社的信函，约请我手抄《讲话》中的一页，专用的稿纸也一并寄达。当时略觉诧异，直觉告诉我，此事不该我做。但是，遗憾的是，这次我没有听从我的直觉，而是顾及了情面。我想，该社的人我熟识，手抄一页书也说明不了什么，让抄就抄吧。我还想，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有纪念《讲话》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长岁月里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我找出了我在北大上学时的诗歌习作册，扉页上抄录的正是《讲话》中的一段文字：“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当时的感觉是，这段话简直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真面目，所列举的情绪，从“小资产阶级的”开始，我几乎占全了。事实上，那个诗歌册之前，我还写过许多诗，但大多销毁了，只把自己觉得在创作情绪上还算“健康”的保留下来，誊抄在了这个本子上。那已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决心按照毛的教导来破坏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创作情绪。 不过，我内心仍十分矛盾。一方面，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知识分子改造是不容置疑的律令，而当我发现我有如此多的不“健康”情绪时，便深感我的改造之必要和艰难。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使我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毕竟比周围许多同学心灵丰富。《讲话》中还有一句话是我当时经常重温的：“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强烈感觉到这句话也是在说我，击中了我的要害，同时又因此充满了忧虑和疑惑：如果我的灵魂深处没有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 也许正因为《讲话》触到了我的痛处，其实也是触到了一般文艺知识分子的痛处，在全部毛选中，这篇文章是我反复阅读因而读得最多的。现在我当然已经明白，当年我在读《讲话》时发生的内心斗争，实际上是我的被压抑的精神本能寻求突围的曲折表现。我在2004年出版的《岁月与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毫无疑问，这里说的“多少人”首先包括我自己。 如此看来，在纪念《讲话》时，我纪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那么，通过参与手抄活动能否表达我的纪念呢？显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这就是我的糊涂之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向人们说明，此纪念非彼纪念，现在我对《讲话》的认识以我的反思为准。 周国平 我自认也是个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过斗争的人，完全理解周先生的叙述，甚至很有同感，但过去的思想历程与感触和现在的此次举动是两回事。既然抄写了，发表了，就是附和，就是认同，覆水难收啊！我对周先生的解释并不满意。 我拜读过周先生的不少作品，当然是有共识的。但通过此事，我想周先生心灵深处是否还有些过去的阴暗角落没有清理到？这话也许过重，望先生三思。 201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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