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狼对话——源于误译、流于演义的神话
作者:朱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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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狼对话 狼图腾——源于误译 前几年在网上留连,想找到更多关于蒙古民族的资料,不是为了著书立说,只是想解答自己的困惑。毕竟在草原生活过六个年头,喜爱草原,喜爱蒙古人,也因此关心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曾经对蒙古民族的原始图腾好奇,很想作些探究。限于条件,我的探索没有太多结果。草原广袤深奥,草原历史也一样,我探讨有关蒙古民族图腾问题的努力就像一棵草之于草原一样渺小,而困惑始终存在:被炒作得沸反盈天的狼,真的是蒙古民族的图腾吗?所谓苍狼白鹿的传说,真的能作为蒙古民族起源的依据吗?“蒙古民族崇拜狼图腾”,这一说法违背我亲身体验和经历的草原生活真实,也违背我知道的狼性真实。 在特·官布扎布等人翻译的《蒙古秘史》译者序言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 蒙古人来自哪里?他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关于这一点,一句明代译文似乎影响了人们几百年的认识。不知什么缘故,明代译者把本为:"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的句子译成了:"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由此,有人就把蒙古人与狼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又提出了:"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的荒唐(拷)考问。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二词的汉译对应词虽然为苍色狼和白色鹿,但是把它当作人名(本来就是人名)来理解的话,关于《苍狼白鹿》的蒙古人之起源传说,也就不再成为传说了。 这就是说:一、传说中,成吉思汗的根祖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是苍天降生的,不是狼降生的;二、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是人名,虽然赤那、阑勒的词意分别是狼和鹿,但绝不等同于使用这样名字的人就是狼和鹿;更不进一步等同于“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转述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是这样的:“大约距今二千年前,古昔即被称为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了纠纷,终于诉之战争……活下来的只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所有蒙古部落都起源于逃进额尔古涅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而孛儿帖赤那(意为苍色狼)则是那两个人后裔中一些部落的首领”。从这段文献可以知道,至少在中古波斯文献中,孛儿帖赤那是蒙古部落祖先的人名,这一点明确无误。 上述误译说明,明代的译者对于图腾与姓氏起源乃至民族起源的关系缺乏了解,因而对蒙古人祖的解释望文生义。 按照现代学者的研究,图腾名称与古姓氏密切相关,“最早的姓氏、人名、地名、官名都是在图腾名称基础上产生的”。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中原汉文化中,凤为风姓的图腾,羊为姜姓的图腾,偃、姬等十二古姓分别由鼠、麒麟等十二个图腾演化而来。而这种情况在上古民族姓氏起源中很常见,其他非中原民族中也是如此。如古夜郎人以竹为姓。满族姓氏中的古姓多为图腾,如“尼玛哈”是鱼,“钮钴禄”是狼,绰罗是桃子等。古彝族多无姓氏,以图腾为氏族名,如绿斑鸠族、白鸡族、猪槽族、鼠族、蜂族、鸟族等。这种现象在白族、纳西族、阿昌族等民族中都存在。先有图腾后有姓氏,是古姓名起源的一个普遍规律。了解了这一点,前文中关于元朝人祖之为苍狼白鹿之误译的荒谬就显而易见了:姓氏从图腾产生,不能等同于其氏族祖先从图腾产生。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按古人的姓氏,均依据其原始的图腾神话,由‘蛇身自环’的图腾而演为夏侯氏姒姓,由‘服象’的图腾而演变为有虞氏妫姓,由牧羊的图腾而演变为炎帝后姜姓,由凤鸟的图腾而演为大皞后风姓”。 上述史料还表明:上古时期的氏族和部落是多图腾的。可以说,有多少图腾名称,就有多少氏族和部落。从图腾与原始宗教信仰的关系这一性质看,多图腾现象正与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现象一致。匈奴人的一些氏族、部落也以图腾命名。据《晋书四夷传》“匈奴”条载,匈奴入居塞者,凡十九种,其中有“黑狼种”、“贺赖种”等。“贺赖”为突厥语斑马、野马的汉语音译。“凡十九种”应即具有不同名称的十九个氏族或部落,黑狼只是其中之一。即使以狼图腾的主张者所举之苍狼白鹿为例,也是多图腾的表现。白鹿为突厥人先祖的传说也很早,唐代文献中就已出现,且与狼图腾无关。《酉阳杂俎》记有突厥先人射摩与海神女交往中,海神女以白鹿迎射摩入海相会,以及命射摩射金角白鹿的故事。 在苍狼白鹿的传说中,两者的地位至少是可以等量齐观的。但是这一传说的本来面目在狼图腾的主张者那里被人为割裂了,白鹿的图腾被抽取掉,只剩下了苍狼,并被进一步演义为普适真理——狼图腾。
狼图腾——流于演义 “狼图腾”就是这样一个从上述错误的译文出发而进一步演义出来的、带有浓厚政治功利色彩的神话,其演义脉络清晰可见。 一是将局部扩大为全体,将多图腾偷换为单一图腾。在有关古乌孙孙人和古突厥人的文献中,确实有着以狼为图腾的记载,但同样确实的是还有着以鹰为图腾、以狗为图腾、以鹿为图腾的记载,其中,鹰又有白鹰、青鹰、鹫、猎鹰、隼等氏族图腾。还有人认为狮子、山羊也是他们的图腾。古羌人的图腾则有羊、虎、牦牛、白马、参狼、猕猴等。 而地名与图腾的关系也是图腾文化丛的遗留。我国北方以马为图腾、以虎为图腾、甚至以天鹅为图腾的地名也可举出很多实例。现今内蒙地区有“贺兰山”。何星亮认为:此山系因匈奴贺赖部居其地而得名,“贺赖”与“贺兰”为同音异译,意为“斑马”,故“贺兰山”即“斑马山”,是该地古代匈奴氏族斑马图腾崇拜的表现。今新疆巴里坤虎似为虎氏族居其地而得名,巴里坤为古突厥语“barsk?l”之译音,意为虎湖。哈萨克族崇拜天鹅,他们称巴尔喀什湖为哈孜湖,意即天鹅湖,其湖附近的城市为哈孜城,即天鹅城。曾服属于鲜卑的党项羌族内曾有“野狸族”。这些图腾文化的遗留说明,古代北方游牧地区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狼图腾现象。 一是偷换时间概念。在时间上,有关蒙古民族以狼为图腾的古代文献多为上古时期文献,中古以后的文献中就已经鲜见关于狼图腾的记载。这说明:随着文明的积累和演进,宗教信仰或其他思想体系、社会价值观念已经逐步取代了原始图腾崇拜,同时,经济、文化的进步使人逐步对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自信,从而摆脱了对原始图腾保护的心理倚赖需要。因此,蒙古民族对包括狼在内的原始图腾崇拜一直延续至今,是一个没有文化依据的、人为编造的神话故事。一二0六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根本之地”举行大聚会,建九脚白旄纛,即大汗位。旗帜图案应该是氏族信仰最鲜明的标志之一,九脚白旄纛的形制今已不可考,但几乎可以肯定与狼图腾无关。在这个大会上,进行上通天言表演和占卜吉凶的,是一个被称为“帖卜腾吉里”的萨满教巫师。这充分说明:至少在元朝建立时,蒙古草原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信仰是宗教,宗教在“忽里台”(大聚会)上已经享有很崇高的地位,以至铁木真即汗位时是通过萨满巫师来问天和祈祷吉祥的。宗教在蒙古草原上已经完全取代了原始的、分散的、多种类的、并非具有无可替代的表征作用的原始图腾。 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是同步的。蒙古帝国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权,在社会组织、军队建制、文字创制、法律制订、对外战争、地域扩充、文化交流、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至元朝的建立,则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和先进的国家。作为官用和上用贡品的元青花瓷器,其上的纹样是龙凤,且严格禁止民间使用这样的纹样,连色彩的使用都有严格的等级之分。这充分说明,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蒙古贵族政权早已经摆脱了原始蒙昧时期的图腾信仰,而转向了汉文化的龙凤图腾信仰。 一是偷换空间概念。前文所引文献可以清楚地说明:即使在图腾崇拜盛行的上古时期,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蒙古族狼图腾存在。这首先是因为那时没有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蒙古民族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唯一的蒙古族祖先,正如韩儒林《元朝史》所说:“要完全解决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的族属、族源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在蒙古民族形成以前,漠南北地区先后有匈奴、东胡、鲜卑、乌桓、柔然、高车、突厥、回纥、黠戛斯、契丹、室韦等民族的活动,前人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和语言资料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有些民族的族属问题至今仍有不同看法,如匈奴人的族属问题就是歧见最多的问题之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认为,蒙古族的直系祖先,是和鲜卑、契丹人属同一语系的室韦各部落,室韦部下重要的部落曾有克烈部、札拉亦儿部、篾尔乞部、斡亦剌部、八剌忽诸部、塔塔儿部、蒙古部、乃蛮部、汪古部等。其中蒙古部,据《元朝秘史》载,成吉思汗的八世祖篾年土敦有七个儿子,除长子一支外,其余六子的后裔成为十个姓氏。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瓦解了,有些分散了,有些成为别支贵族的属民了。崛起于七世纪的室韦—达怛人号称“三十姓达怛”,而与达怛人联合与突厥进行战争的乌护人则称“八姓乌护”。辽金时期漠北最强大的克烈部名称的由来,据拉施都丁的记载,是因为其国王及其八个儿子皮肤黝黑,因此被成为“克烈”,而其后诸子的子孙和其族系都各有自己的名称。公元十世纪左右居住在鄂尔浑上游、与辽作战的磨古斯部,据史籍记载,是信仰基督教的,磨古斯为基督教名。 原始图腾是以氏族为单位的,是区别氏族的重要标志,不同的氏族有不同的图腾,它是原始时代氏族区别的重要标志。蒙古草原历史上,这样多的民族和支系,这样复杂的历史上的民族变迁、交互和交流、战争和吞并、融合和分裂,这样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这样广阔的多民族生存空间、这样多样的民族文化形态和内容。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狼图腾的主张者告诉我们:有一个千古不变且一以贯之的原始狼图腾存在,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不仅是全体草原民族共同崇拜的图腾和战无不胜攻不克的的法宝,而且神通广大到这样的程度:它不仅是医治中国病的千金方和创可贴,还应该推广到世界去:大家都来做狼。 一是偷换文化内涵。较早期的研究认为,图腾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图腾禁忌和图腾外婚。法国学者倍松认为,图腾文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有某种有生物或无生物作为群体名称;二是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图腾,禁止杀害和食用;三是相信群体与图腾之间的关系为亲属关系。中国学者岑家梧认为图腾文化主要内容有四:其一是某群体以动植物为名,并相信其为群体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其二是群体成员必须崇拜图腾,不得损害、毁伤或杀害;其三是群体成员的身体装饰、日常用具、住所目的之装饰,均采用图腾样式;其四是男女达到规定年龄,必须举行图腾入社仪式。同一图腾群体的男女禁止结婚。何星亮根据世界各民族的图腾文化资料,提出“图腾文化丛”的概念,并认为主要由十二种文化元素组成:一、图腾观念。其中又分为图腾亲属观念、图腾祖先观念、图腾神观念。二、图腾名称;三、图腾标志;四、图腾禁忌;五、图腾外婚;六、图腾仪式;七、图腾生育信仰;八、图腾化身信仰;九、图腾圣物;十、图腾圣地;十一、图腾神话;十二、图腾艺术。何星亮认为,“以上十二种图腾文化元素仅仅是在图腾文化繁荣时期所必具。在近现代各民族所遗存的图腾文化中,大多仅保留若干图腾文化元素。而且,每一个民族所保留的都不完全相同,往往此民族保留某种元素多,而彼民族则遗存另一种元素较为丰富”。 对照以上学者著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狼图腾主张者鼓吹的草原狼图腾文化,是一个不具有大多数图腾文化元素的、或者可以称为发育不完全的早期图腾遗存,它不具有一个完整或相对完整的图腾文化丛特征或其应具备的最重要的一些元素。狼图腾作者所列举的古文献中关于崇狼的零星记载都早于蒙古帝国建立时期,它只是一些草原氏族和部落的狼图腾观念,它不是草原多民族的共同图腾。在蒙古帝国建立以后,如上所述,萨满教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从图腾名称看,草原各民族没有一个统一的狼图腾名称,赤那或赤那思只见于姓氏,且这样的姓氏没有贵族血统含义。从图腾标志看,草原各民族没有一个统一的狼图腾标志,连不统一的狼图腾标志也没有遗存下来,出土的文物中亦少见狼的形象描绘。从图腾禁忌看,草原民族从来未将打狼作为禁忌,连狼图腾主张者自己的故事都是从打狼开始的。毁伤和使用、食用图腾,这样的禁忌观念显然不存在。从图腾外婚看,草原民族的婚姻基本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婚姻,不存在图腾外婚传统和习俗。从图腾仪式看,草原民族没有有关狼的图腾仪式。草原上最盛大的喜庆仪式是那达慕,以赛马、叼羊、摔交为主要活动。最盛大的宗教仪式则是萨满祝巫。从图腾生育信仰看,上古时期有狼育婴儿的传说,但在后世的文献及现实生活中,草原民族从没有相信婴儿是狼转世或狼的灵魂进入母腹而致怀孕、希望生狼种的传说。从图腾化身信仰看,草原民族没有相信人和狼能互相转化的观念,或人死后有化身为狼的能力。草原民族信仰的生死观是腾格里——长生天,希望死后能魂归长生天。从图腾圣物看,草原民族没有用于狼的图腾仪式的狼圣物。从图腾圣地看,草原的图腾圣地是敖包,没有狼的图腾圣地。从图腾神话看,草原民族的祖先有狼的图腾神话,但那是早期神话,且没有普遍性,不为草原各民族共同信仰。从图腾艺术看,草原民族舞蹈如蒙古族的舞蹈,以鹰型、马型最多,没有狼型。蒙古民族文学史诗《江格尔》歌颂的是英雄人物,不是狼。蒙古民族音乐史诗《嘎达梅林》所歌颂的也是英雄人物。狼从来没有进入过蒙古民族代表性和经典性的文化和艺术。即使作为图腾装饰,蒙古民族也很少使用狼的纹样。 综上所述,狼在草原民族的历史上,只是在早期,具有一些图腾文化的雏形,也只表现为传说故事。狼作为图腾在其他必备要素方面几乎完全是缺失的,它不具备图腾特征。而到了狼图腾主张者最为推崇的强盛的蒙古帝国时期,狼作为图腾文化,其特征更是不可追寻和考证。因此,它不是草原民族的图腾。 这样一个狼图腾神话是演义出来的。它用狼故事作铺垫,用概念化生存的毕力格老人做话筒,传达的是狼图腾作者的政治主张——社会法西斯主义应该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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