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知青》电视，说“知青”往事（一）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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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知青》电视，说“知青”往事（一）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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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知青》电视，说“知青”往事（一） （1）闷罐子车与知青专列 闷罐子车，用上海的习惯说法是，棚车。的确曾经有过把棚车用于铁路客运的事情，不知起源于何时，记忆中是终止于八十年代。棚车运客用于春节、五一、十一等节日期间的短途客运，范围限于上海附近的苏南和杭甬一带。史无前例的是，1966-8-18“红八月”以后的“大串联”中，也有用棚车运送“革命师生”“红卫兵”，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上海到南京的棚车行程，详见《1966年这样游南京》。 不过，两年以后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不曾听说过知青乘着棚车去“修地球”。这是因为，不仅是前往千里迢迢之外的边疆、农村，而且是“热烈欢送”，甚至不时还有“倾城而出”的“热烈、隆重、浩大、壮观”的场面，怎么可能在千百名知青的数以万计的家长、亲友、老师、同学众目睽睽之下用装运货物的棚车运送知青呢？现在见到的知青回忆录里，都是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城市的，当时的硬座车厢每节100多个座位，一列“知青专列”在1000人左右。 与棚车（闷罐子车）恰恰相反的是，偶尔还有一节硬卧夹杂在“知青专列”里。我是1968-11-19离开上海的全市首批赴江西插队知青，有幸领略过“倾城而出”的欢送场面，还极其意外地有幸享受过硬卧！据说这样的硬卧车厢主要是为“护送团”配置的。
当年的兵团战士与插队知青在踏进“第二故乡”的那一刻，大概也是永生难忘的，当然，那个时刻不可能千篇一律、同一个模式。如今，网上不时可以看到，插队知青戏称自己是“散养”的，相形之下到兵团、农场的就是“圈养”的了。随着各种经历不断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插队知青与兵团战士之间、“散养”与“圈养”之间，存在许多重要差别，不容忽视。 我看到电视剧里来自各地的知青成排成连地安营扎寨，不由得想起自己当年第一次走向“第二故乡”时，四五百名知青是越走越散，散布到方圆几十里的几十个村子里。现在知道，上海到外省插队的，能够七八个十来个知青同在一个村里的是不多的，常常是一个村子二三个知青。因此“散养”一词是相当形象的描述。我所在的村子居然一次收纳31人实属罕见。 所以，当年兵团里有军事化的安排布置与军营式管理，插队知青的待遇则是一个村子一个模样，“千姿百态”。“圈养”和“散养”二者迥然相异。
第一次在连续剧《知青》里看到插队知青，就有惊讶不已的感觉——插队知青赵曙光在陕北坡底村真是治贫致富的带头人，村里的干部群众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真会让不明就里的人大惑不解：当年到底是谁在教育谁啊？！戏中的情节也许发生过，但估计是凤毛麟角。我不禁想起自己的插队经历中难以忘怀的一位支部书记。与戏中的支部书记，或许是两个极端吧。
从电视剧里得知，北大荒有晚上出门随身带一把镰刀的习惯，使我联想到当年在江西山区出门上山时随手带柴刀的往事。虽然我所在的山区算不得崇山峻岭，属于丘陵地带，但是当地农民都说要小心野兽，所以出门上山时，都要随手带一把柴刀，作为防身之用。有时间的话还可以顺便砍些柴带回家。如果不带柴刀，至少也要带一把茅镰，一种比柴刀轻巧的刀具，一般用于割茅草，也可以用来砍小树或灌木丛当柴火。但是，我印象颇深的是，这样的柴刀不仅仅是生活用具，而且是生产工具，因为当时生产队经常安排副业砍柴。然而，无论生产队还是县里有关部门，都不把插队知青的柴刀当一回事，下乡半年还无法人手一把。
收麦大忙时节，七连连长决定杀猪两头，获得知青欢呼。不由得又一次想起那些年在云庄插队时的吃肉经历。插队知青大多数在春节期间回上海，也是一年一度的“修生养息”，补充营养。三月份开始陆续回村，到四月下旬，春插大忙进入高潮，可以有一次吃肉。此后，就要到七月下旬，双抢大忙进入高峰时，望眼欲穿，盼来一次吃肉。之后，就要等到九十月间的中秋节。肉食如此贫乏，并不是没有条件养猪。当时允许农民家里可以养猪，但是不能随意宰杀，必须由生产队、大队来决定，其依据是生产队每年交售生猪的指标及其完成情况。换言之，完成指标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每年只能在春插、双抢、中秋、春节等几个节点上才能杀猪（据说同时还要缴纳屠宰税，具体情况待考），然后再按人头分到各户。每次“开宰吃肉”之前都要仔细掐算，对完成年度指标的影响如何？年初制定的落实到户的肉猪交售计划完成进度如何？至于村民们一年能吃多少肉是不会有如此明晰的计划的。唯一清晰的是，如果不完成指标就无权杀猪吃肉。平时，公社所在地的镇上，每逢三六九才有“当街”（赶集），但要在大清老早赶到二十多里外的集市上遇到偶尔有卖肉的，实在是近乎零的极小概率事件了。 当时就有知青埋怨道：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知道，旧社会里织布人没衣穿、造屋人没房住，现在是知道了养猪人没肉吃、种田人吃不饱……。这就是生动的另类“再教育”！ 说到养猪，当年我们插队知青集体三十人，也养过猪，因为集体户每个月约2000斤稻谷，碾米之后有几百斤米糠，这是上佳的精饲料。当然可以卖给村民，但“增值效应”太差，所以集体户决定养猪。但是一直喂以米糠，并非好事，这样喂养的猪骨架发不大，长得又很慢。而当地农民家庭养猪，辅以大量野草，即粗饲料，效果颇佳。这部分重要工作量是由在家的老人、小孩承担的，由他们上山打来大量野草。所以，当地农民既羡慕知青集体户有远远多于他们一家的米糠，又嘲笑我们饲养不了他们家里那么多的猪（当地村民家里一般可以养三四头猪，一年下来就是二三百元啦）。知青只能苦笑了之。知青何尝不想过好日子啊，可是在离乡背井、孤军奋斗的情况下，做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已经不错了。四十多年后，看到电视剧里的兵团战士收工回来有热饭热菜、头痛脑热有卫生员照顾呵护……，这正是当年插队知青可望而不可即的基本生活方式。
看到电视剧里七连党支部在麦收大忙时节仍然决定，从人性化角度来考虑，把家书分给知青们以缓和思乡之情。不由得想起当年的“思乡风波”。 我们在1968年11月到达江西插队，都是老三届初中生，一般是十七八岁，年龄最小16岁，个别大的也不到二十岁，清一色的没有出过远门，所以，到1969年8月底即双抢大忙结束以后，就有不少人提出“回家看看”的要求，遭到当地各级干部的非议与狙击，出现了知青与当地干部的对立。当时知青回沪要有生产大队出具的身份证明，以备路上住宿等不时之需。所以就有人籍领取邮政包裹单前到大队部盖章之机，设法把自己写好的身份证明也偷偷盖上红色大印，这就是所谓“伪造证明”引发的风波。偏偏恰在此时下达了加强战备的“8-28命令”，风波的重心转到了知青内部，凸显了知青集体中的不同想法、做法乃至矛盾、冲突，反映了那个激进、革命的时代大环境对青年人的影响。最终，还是有一些知青“擅自出走”回沪探亲。由于是插队落户的“新型农民”，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增加当地农村任何经济负担，相反，他们在一个月后陆续归队了。一场风波就不了了之。 一年后，1970年11月，当地抽调基层劳动力到外县参加“铁路大会战”。当这些民工出发时，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儿也在队伍中。支书极不放心，对女儿再三叮咛，老伴还忍不住掉泪。当时，支书的女儿也不过二十岁左右，与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年龄相仿。但是，来回几百里、为时一个月，就已经让她的父母放不下心来。亲眼目睹她们一家的离别情景，我们这些被号召“扎根一辈子”的插队知青又是什么心情？支书亲历了那样的一场离别，对插队知青的处境与心情多少有些理解了，铁石心肠毕竟是少数呀。虽然当地对农村人口外出须持大队证明的做法依旧不变，但是大队干部对知青要求开证明“回家看看”是宽松了许多。 人性化是这样炼成的。
电视剧里陕北坡底村的韩奶奶很喜欢插队知青冯晓兰，决定把针灸技术传给她。这样的故事情节也许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一般说来，绝活从来不会随便传给外人的。更何况，插队知青是来自千里迢迢之外的非亲非故的城里人。如果撇开这种世俗或偏见，也不说当年插队知青到底是不是与当地农民抢饭吃，有一点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太深太深。 虽然我们插队的山村处于离县城六十里的山沟沟里（至今仍要到三四里以外才会有每天一班的客车，当然，诸多山里人家里有了摩托车小货车），但是，山里人从一开始不不相信我们知青会长期待下去，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山里人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认为城里来的下放干部终究是干部，几个月、半年就会走的。所以，他们不相信知青会长时间呆下去，尤其是大队支部书记说：“毛主席叫你们来，毛主席也会叫你们回去的。”这位“农村的同志”担任大队书记十余年，不愧在农村基层领导岗位久经磨练，以至于对最高指示也有另类解读、独特见解！可想而知，当地农民怎么可能把秘技诀窍传授给外来的知青呢？所以，从我们的亲身经历中感到，电视剧里的韩奶奶真是“天外来客”了。
陕北坡底村的知青因为有窝藏禁书的嫌疑，引出了“警察进村”的一场戏。由此使我回想起一起真真实实的警察进村、查访知青的往事。 记得是1971年夏天，有一天我们在田里干活收工回村，听到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公安机关如临大敌似的，到我们公社、大队、生产队来了！对一位上海知青严加追查！我们知青十分惊讶，因为这位知青向来踏实勤恳，一直老实本分，会出什么事情呢？可是，偏偏还听说公安机关到上海“内查外调”……。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虚惊”——那位知青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一则广播，说是即将新开英语广播讲座，可以写信到某某地点联系购买教材，于是就“照此办理”，发信联络，以满足学习外语的渴望。谁知道，那个购买教材的联系点是“海外敌特机关的联络点”！公安机关早已对其严密监控……。幸好那位知青的家庭还算清白，没有招来灭顶之灾。 在我插队的七年里，这好像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电视剧里有一个很不起眼的镜头：赵天亮与张靖严讨论赵曙光在信中谈论的国是，赵天亮最终改变了认为那些是反动言论的看法，并且决定把信收藏起来。赵天亮撕开枕头，把信纸藏在里面，随即，张靖严拿过针线，把枕头重新缝好。这个几乎一闪而过的缝针镜头，使我想起了当年的针线活儿。 我是1958年开始上学的，小学一年级的劳动课上就有补袜子的内容，那是第一次学习“女红”，听老师讲完，我仍然不知所措，看到边上女同学“飞针走线”，我更加急不可耐。好不容易缝了两三针，却发现歪歪扭扭参差不齐丑陋不堪。我突发奇想，居然要把那几针“原路返回”。可想而知，只会是一团糟。正好老师巡回走过，不禁笑出声来，我则愈加急得要哭出来……。 从此以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口号在我脑海里深深扎根，在家里不仅看奶奶、妈妈做针线活，还受到爷爷“穿针走线”的熏陶。而社会风气也是“以旧为荣”，校园里到处可以看到打了补丁的衣服，偶尔穿上一件新衣服反而感到别扭。 及至1968-11到江西山村插队，知青穿的衣服上补丁常常比当地农民还要多。在领略了拿工分的艰难困苦之后，一方面渴望实现“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也懂得了“开源节流”。虽然听说过可以用橡皮膏补衣服的“捷径”，但那只是短时间下乡劳动时的应急措施。知青要长年累月地“修地球”，既没有医务室可以配到橡皮膏，更没有一分钱日常收入，哪来钱去买橡皮膏呢？所以，补衣服成了人人都学会做的针线活，男知青更是被“逼上梁山”穿针引线。 记得下乡后第一次“考验”就是洗被子，当年不像现在多用被套“一套而就”，而是被面、被里两两分开的，离不开针线活。每次洗被子都要先拆掉缝被子的线（通常还要保留着，在那个买线也要凭券供应的年代务必节约用线！），洗净晾干以后又有必不可少的缝被子工序。虽然女同学自告奋勇，愿意“换工”（让男同学帮忙干些体力活），我却很少“换工”，因为我还牢记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教导……。第一次缝被子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结果，“慢工出细活”，女同学见到了也说质量相当不错。 缝被子还不是太难学会和做好的，麻烦的是日常衣服的缝补。当时棉布供应十分紧张，每人每年的供应量只能满足更新一套衣服，所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真不是一句口号喊喊而已。而插队以后，各种体力劳动对衣服的磨损更加厉害，补衣服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在日记中多有记录，这两年陆续整理成博文以后，有一个细心的网友注意到，我的“日记选”里常常提及补衣服。待我把日记整理完毕以后真要做一次统计了。 当年的补衣服也是“与时俱进”，缝补的质量逐步提高，连一些当地妇女也不相信是我的针线活。经年累月的缝缝补补也摸索出一些诀窍，重要的一条是，补旧衣服时最佳的选择是选用半新不旧的零布。从何而来？在扔弃“退役”的破衣服时，剪下其中尚未彻底磨损的部位，如上衣的腋下部位。用这样的旧布补衣服，比用簇新的边角料补衣服更加服帖。至于大面积的“靶状”补丁，还是要在回沪期间用缝纫机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但是电视剧里太失真了，尽管有N次“一身泥巴”的镜头，可是剧中人的衣服整齐得没有一个补丁。无论是兵团战士还是插队知青，无论是老职工还是老农民，概莫能外。
看到电视剧里兵团战士喜笑颜开地领服装、插队知青充满羡慕之情，倒是真实显现了当年的心态差距。剧中还有一个情节，因为割麦而手上起了血泡，连队立即派人到几十里路外的县城买手套。这样的劳防用品与福利待遇，也是当年插队知青做梦也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看上去只是服装与劳防用品的有无，它们代表的却是重要差别。同龄人留城的与下乡的，恍若云壤之别，体现了城乡差别的延续和扩展；同样下乡的，又体现了工农差别（兵团与农场是农业工人，插队落户是“新一代”农民）的延伸和强化。所以，那场上山下乡运动越是持续，越是凸现城乡与工农的差距与对立，始作俑者描绘的美好蓝图更加成为笑柄，寿终正寝也就是必然的。
围绕着周萍你命运，引出了当年的重要政策之一即民族资本家政策。在绝大多数老百姓记忆中，有深刻印象的是“黑X类”，资本家是其中之一，除此而已岂有它哉。果真对“民族资本家”有过“网开一面”？ 我在网上查找有关信息，得知有一个1969年中发［69］20号文件，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毛主席批示：照办。”文件说，“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这一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现将这个材料发给你们参考。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及其他大、中城市结合具体情况，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将你们认真落实毛主席政策的试点经验报告中央。由此想起，文革期间赫赫有名的先进典型“六厂二校”中，其中就有北京市北郊木材厂。 重读那份经验介绍，全文长达五六千字。见http://www.xj71.com/2012/0409/614978.shtml。其要点在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一定要消灭他，但对这个阶级中分子是要改造它。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性。但他们大多数人是爱国的，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家中的大多数是能够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因此，对资本家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大多数资本家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对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坚决斗争，彻底批判，给予出路；对少数不够资本家的，则把他们划出来。对小手工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参加斗、批、改。 事实上，这样的政策在实际过程中远远不是这么一回事。人民网在“统战历史”栏目中《统战政策的全面落实》一文（见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5708/65722/4444594.html）就概括了拨乱反正以后落实对原工商业者政策的情况；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文献资料”或人民日报网站上，都有1979-1-22，在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的座谈会上，统战部张乌兰夫的讲话，长达七千多字（见http://rmrbw.net/read.php?tid=511577或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702/4495516.html）。 所以，现在如何真实反映文革过程中“落实民族资本家政策”是值得深思的。
看到电视剧里坡底村的插队知青掏钱为村里买一台废旧的手扶拖拉机，不禁联想到我们当年为生产大队买轮式拖拉机的往事。 那是在1968-11到达插队地不久，就听大队干部告诉我们，大队要买拖拉机了！这是全县第一个生产大队拥有自己购置的拖拉机！是这个大队特别富有吗？非也！是大队支部书记“理财有方”——全大队六十余名知青的安置费共约两万元，加上大队已有的一些积累，买“丰收-27”型轮式拖拉机就不差钱了！那位支书就是我在（二）之（7）里说到的那位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数月之后，1969-4-15，拖拉机开回来了。至今我还记得它的车牌号是“12-30572”，“12”代表江西省，“3”代表井冈山地区。 大队支书如此“胆大包天”挪用安置费，当时非但没有引起插队知青的愤怒，而是为能够用来买拖拉机“造福于众”而感到兴奋。当年拖拉机的最大功能是推动本村的副业生产，一是利用本村的山林资源增加收入，二是运输本身就是棵摇钱树。现在看来，前者对山林资源的破坏是不小的（幸亏当年山坡林地尚未到达破坏殆尽的境地，在拨乱反正以后经过休养生息而得到恢复），后者倒是因地制宜的生财之道，运出山区资源不仅仅自己大队得益，也使周围村庄获益多多。村民以及知青的直接得益是去几十里外的集市乃至县城可以省却徒步之苦了。虽然出山出村的时候坐在拖拉机拖斗装得满满的柴堆上，坑坑洼洼的道路使得“乘客”感觉如同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舢板，但毕竟能够省去往返的车票费用，还能当天回家。 众所周知，安置费主要用于建房。当初挪用安置费的出发点是知青“不会久留”、是“飞鸽牌”而不是“永久牌”。不料知青迟迟未走，而住宿困难造成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加上上级部门几次检查安置费的使用情况，1971年下半年终于开始“研究”建房了，磨磨蹭蹭到1972年初冬开始动工，1973年下半年终于竣工迁居。此时，知青插队已经是整整五周年了。
如今被戏称为“散养”的插队知青，似乎从一开始就相当“活跃”。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我在1968-11到江西插队，不久，12-21指示发表。不仅“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震耳欲聋，还出现了“一片红”“一锅端”。然而，在这样的极端化做法还在持续的时候，就有一股致命的“逆流”涌动了——1969-11，我插队所在的大队“五七大军”负责人（一位下放干部）就对知青说，“二三年后调工矿”“以后大家都会有调动的”！（详见《如此传言“动摇军心”》）如今无法知道当年这种传言的由来是什么。也许，它正代表了当时当地深入人心的“习惯性思维”，因为文革前的下放干部政策是“呆不长的”，下去若干时日必定调回工作岗位。 如果说，那只是江西局部地区的传言，那么，安徽就是货真价实的动真格——1970-1传来安徽阜阳毛纺厂招工的确切消息！（参见《难堪的重逢，无奈的困惑》）那些幸运儿是到淮北插队刚满一年的知青。然而，半年多以后，1970-9，江西也“活跃”了——虽然不清楚全省情况如何，但是我们村里是真真切切有一名知青上调进厂了。更没想到，一个月后，1970-10下旬，又一名知青上调了！如此频率，怎么能不打动知青的心呢？这种的“突如其来”必然在知青心灵上引发强烈的“地震”。 虽然在这以后上调似乎刹车了，还有无数次“学习班”宣传“先进典型”，继续号召“扎根”，但是毕竟从未有人宣布知青不再调动，所以企盼上调、离开农村的“心心之火”是无法扑灭了。拨动了的心弦是停不下来了。纵然可以像模像样地按照要求献忠心表决心，但是又有几个人认为那是真话？ 与此同时，当地农民愈加相信他们的“习惯想法”了，知青就像以前的下放干部，是不可能长期呆下去的。尽管最初也有大队干部有过自责，觉得没有把毛主席交给的再教育任务做好，但是知青上调开始以后，此等自责就荡然无存。其实，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期待着自己和后代“跳农门”呢？
剧中赵曙光等知青真是了得。赵曙光籍矿难之机结下的生死之交为坡底村找到了编草帘子的致富门路。而在他周围的知青，冯晓兰仅仅两个月就学会了韩奶奶的祖传针灸术，武红兵没用几天修好了手扶拖拉机，如此等等，不能不一步步赢得坡底村农民的信任，又是入党，又是培养为村里的接班人，充分展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美好景象。看电视，想当年，不禁扪心自问，我们当年就胸无大志吗？伴随过一代代青年人的表现欲、成就感、事业心又是怎样在我们身上淡化以至泯灭的呢？ 这恐怕不是三言二语能够说得明白的。先想到一点——不能忽视当年的高中生与初中生在文化知识上的差异，不可“一视同仁”。赵曙光等人是老三届高中生，即使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也掌握了丰富而广泛的知识，而老三届初中生以及名义上的中学生、实际上的小学生（特别是69、70届这样的在“文革”早期培养出来的“中学生”），不仅年幼，更加无知，不要说当年他们手中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知识读本，就是有了也看不懂，因为不具备基本的数理化基础知识。所以想要“大有作为”也难。这样的知青，也有“知识”，但充其量是“空头政治”，只知道高喊“学大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我亲历过一次“大有可为”的天赐良机。1970年春天，我突然被宣布为云庄村“科研小组”成员。最初我只是觉得自己对农业生产没有什么知识，却要我搞科研，实在令人不知所措，惶惶然，唯有勤勤恳恳地干活、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听指挥。继而发现组里谁都不知道“科研”是怎么回事，知青更是两眼一抹黑，刚刚知道一些基本农活而已，也没有恶补基本知识的机会与打算。所以夭折是必然的，仅仅十来天就无疾而终了。详见本节末的“链接”的三篇日记选（博文）。 真正的农民是讲究实在、实际、实效的。而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绝大多数不过是“识字青年”而已，农业方面一窍不通，更谈不上什么技术、本领、诀窍，又如何赢得农民的承认、信任、重用？加上当年极左路线下的长官意志瞎指挥，“年年有新花样”旗号下的乱折腾，农业生产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农民倒是实实在在的疲惫不堪，收入则是实实在在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插队知青的到来就更成了实实在在的抢饭吃！简言之，知青严重缺乏大有作为的基本条件，随着时间的推延，只能是“无所作为”。而1970年开始的知青上调产生的巨大冲击，从宏观上动摇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根基。 这个话题又使我想起一件九十年代初期的往事，当时云庄村的新一代干部与大回城已经十余年的知青联系，在信里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现在村里有许多高中生了，打算在村里搞一些小工厂，是没有问题的，缺少的是项目。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误区并提醒他们：文化知识是个基础，办好工厂还离不开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市场知识……，所以要培养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市场人才……。以上是我们这些知青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历以后发出的肺腑之言。嗣后，有关办厂的事情再未提起，倒是听说村里对凡是考上大学的，奖励600元。村里愈来愈多的青年人成了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生！虽然大学生纷纷飞离了山沟，但山沟里的日子也在慢慢好起来，农业生产的方式也在变化中。当年结识的同龄人感叹：如今的日子和以前不能比啊！而作为当年知青的我们不能不思索：这样的进步果真含有上山下乡的功劳吗？
电视剧里，在那个紧邻边境的地区即使是到一个生产队也要看“介绍信”，舍此休想进村。回想当年，我在江西插队时，虽然不曾遇到过此类麻烦，但是每次离村回沪探亲时真是“煞费苦心”。因为当时知青回沪要有生产大队出具的身份证明，以备路上住宿等不时之需。这一纸证明就成了回沪之行的“通行证”“护身符”。 这样的身份证明，有时候称为“证明”，有时候叫做“介绍信”，后者是生产大队按上级规定的格式油印的，比较正规。但是知青偏爱那种手写的“证明”，此乃“别有用心”之举。 由于几乎每次回沪探亲，知青都要为了那一纸证明与大队干部缠上好几天甚至十来天，知青在无奈之中发现这类“证明”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关键在于落款处的日期要写得“有技术”“有诀窍”，例如1970年1月份的“证明”，写的时候注意留有适当空间，到年底11或12月份就可以方便地加上1或2成为一份“新”的1970年11或12月出具的“证明”。而1971年以后的几年里，年份就特别容易涂改了，无论汉字还是阿拉伯数字，一二三这几个字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与时俱进”。这一“妙招”的“生命力”是因为有一个“管理漏洞”——可以让知青自己写“证明”。既然如此，知青就掌握了预留造假的主动权；而“管印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知青会做这样的手脚，留下“时间空间”。虽然这样的“预谋”持续了多年，真正派上用处的几乎一次也没有。因为插队的年头长了，当地干部对知青回家过年逐步习惯了，为难知青的也就少了。知青继续“图谋作弊”的目的只是留作应急之用。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又与当地干部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插队知青的“不得已而为之”。
电视剧里陕北坡底村干部一再叮咛村民们，编织草帘子要保证质量。稍前几集里，有兵团食堂用发了霉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做成“绿馒头”，兵团战士心情复杂地吞咽下肚。上述两个没有什么关联的情节，使我一再回忆起一件难以忘怀的往事——那一年，我懂得了产品质量概念，同时又把劣质稻谷卖给了粮管所！ 那是1974年夏天，双抢大忙遇到少有的连绵阴雨。如果不收割早稻，势必影响后季稻的插秧面积，而种植指标是蹲点督战的公社干部狠抓不放的重中之重。所以，不得不冒雨收割、脱粒，于是大量湿漉漉的湿谷堆满了仓库、记工房的空地，仓库保管员日以继夜地翻谷散热，严防发芽霉变。眼看“谷满为患”了，幸好霪雨停止了，盼来了毒辣的大太阳，可以突击晒谷了。可是，没有那么多晒垫（即专门用于晒谷的篾席），因为生产队只有满足正常情况下晒谷所需要的晒垫，富余量极少，也来不及临时编织晒垫。面对那么多急待晒干的湿谷怎么办？生产队干部决定，把晒场边上的一小块平坦泥地扫干净，作为“临时晒谷场”，把湿谷直接倒在地上晒干！可想而知，“临时晒谷场”地上不可避免有沙粒、碎石、小泥块混入谷堆，但是抢救、晒干存积多日的湿谷又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两难之中，仓库保管员得到指令，那些来自“临时晒谷场”的干谷一定不能进入本队自用谷子的谷仓里！言下之意，不言自明。 那年我是农忙季节的临时保管员之一。知青听我说了此中内幕，面面相觑。一个插友带着诡秘的笑容说：“这也很正常嘛，毛主席早就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自此以后，我在上海家里听到家人或邻居抱怨“最近买到的米里小石子好多啊，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不会再感到那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因为我有过亲历亲为。 那些日子的突击晒谷，总算没有损失已经到手的谷子，生产队仓库堆满了干谷，两米多高的谷堆差不多挨到了二楼楼板。万万没有想到，1974-8-16早上，保管员打开仓库大门，大吃一惊，六七万斤干谷几乎不见了！原来，仓库地板下的桁条被压断了，偌大的谷堆沉到一人多深的泥地上，偏偏那个仓库底下有一个汨汨冒水的小泉眼，所以那里就不是一般的潮湿了。 当天上午，公社粮管所破例同意我们生产队提前突击交粮。以往，十分干燥的稻谷由于烈日的暴晒而显得枯白，粮管所收购时往往因外观成色不佳而理所当然地压低收购级别。这一次遭遇不测的谷子非但没有超过含水量的指标，还因为微微受潮使谷子外壳变得金光灿灿，格外诱人，因而受到粮管所入库检验员的青睐，判为一等好谷！于是乎，生产队获得了意外的好收入，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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