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先师孔子已经被顶礼膜拜两千多年了。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孔子都要“加官进爵”，即使日本侵略者也不例外，因为日本也尊孔。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闹腾了一阵，但不是官方行为。官方行为只有文革时，“四人帮”在毛泽东支持下搞的“批林批孔”。关键是林彪抄了孔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句，据说这是他与叶群合谋反革命的暗号。兼之老毛也不知道文革还能干些什么，算是批封建吧。于是孔子终于倒了一次邪霉，连带着受了批判，虽然老百姓并没多大热情，也弄不懂那些之乎者也说的究竟是些啥。不过孔子毕竞树大根深，不是那麽容易撼得倒的。“四人帮”一倒台，孔子又正了名，有人要当儒商；还有一些人到处开学术会，祭孔会；甚至还有些著名学者发论文、作演讲，宣称下世纪将是儒学世纪。

我们拜了两千多年孔子，什么都拜到了，却唯独没拜他最伟大的一点，那就是他的创造性。试想，在人类脱离荒蛮不久，他就能学无常师地建立了如此博大精深的学问；还带出了那么多弟子，称之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名副其实的。但他还戴着政治家的头衔，则很有点牵强。他虽在鲁国从过政，并不得志。周游列国时频呼：“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终无人理会。因为他的政论基本上是臭馊的。一个劲地“克己复礼”，没人感兴趣。以其盛名及理论对中华民族和周边民族的影响之巨大，世界公认他是人类四大先哲之一也是合情合理的。

孔子自己整理了《诗》《书》等古代文献；删修的《春秋》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还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他的学说就是这些人传留下来的。我们不再赘叙孔学大成，但必须说孔子一生基本是在创造！他的创造无疑对奠定中华文明贡献巨大，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诚然，孔子并非凭空创造，在他那个时代的老子、苌弘、师襄、庄子、孙武、左丘明、鬼谷子、晏子等名家，更多的非名家，也都是在创造着的。这些学者或直接是孔子的老师，或间接给孔子以启迪，正是在一个百家争鸣的环境中，孔子才得以完成了他的事业。孔子死后三年，春秋时代结束，中国进入更繁荣的战国时代。只要看一看我们的成语中有多少来自春秋战国，就可想见那时的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继续造就文明进程，墨子、商鞅、孟子、屈原、荀子、吕不韦、韩非子等等，都在孔子之后。无论他们是尊孔还是反孔，显然都会受到他的启迪。

早期孔子的弟子们是继承了他的创造性的。孔子要求弟子们“学而不思则罔”、“温故而知新”都是要求创造性的。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创新是一种时尚，没有创新是吃不开的。正是创新时尚，才有诸子百家，也才有繁荣进步。如墨子就是学儒发展为反儒，自立学说与儒学并立，称为法家。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孟子是又一个突出代表，他除发展充实了儒学外，还创立了民本主义。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把孔子的仁政理论远远地抛到后边去了。孔子的仁政是对人民的恩赐，或施舍。而孟子则主张人民的权利，或地位。两千三百年前就有这种思想应属不易。我常想，如果孟子是“至圣”，而孔子是“亚圣”，中国会不会走另一条路？

无论孔子还是孟子，或其他先哲，建树只在于创造。这创造是在广纳百家的基础上，以自己独有的思维，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有了这种创造性，才有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社会才能快速发展。荀子“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表明了那个时代的风尚。春秋战国四百多年的历史进程，文明进步远不是其后两千多年可以相比的。其根源无非诸子百家各抒己见的繁荣局面没有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失去了创造性所导致。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如李斯所言“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冒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取泰皇五帝合称“皇帝”，还要世代不竭，称为“始皇帝”。专制主义统治了中国，诸侯异政被剿灭了，一切权力集于皇帝一人。统治权才是至高无尚的。为了这个权力，当那些方士儒生不识好歹地引经据典主张分权而治时，不惜以铁血手段焚书坑儒，诸子百家的学说也在禁止之列。烧掉了除《秦纪》外一切史书。活埋了在咸阳的卢生等460多名方士儒生。

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两千多年历史停滞不前，罪魁祸首，非秦始皇莫属。至于人们所说他实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法律，货币等等，对历史作出贡献。实在是站在专制主义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因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只是专制的需要，而这种专制制度扼杀了争鸣，窒息了创造，禁锢了思想。导至的是历史的停滞不前。这样的统一，于民族，于国家，于人民，都是利少弊多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专制的中央集权过早实现，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只是僵化木纳，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直至腐败挨打。假如孔子生在这时，就不会有孔学了，他也许早就被“坑”了。

秦政权的残暴，致使它很快便垮台了。但它的集权专制体制却为它的接替者所笑纳。汉高祖继承秦制，依秦律定汉律，剿灭了灭秦后项羽封的异姓诸侯王。迁六国大户于关中严加管制，又定下了非刘姓不得王的戒律，更阴险地除掉开国功臣。到汉武帝时，政治上设十三刺史强化集权。经济上采用桑弘羊建议，打击商贾，把冶铁，铸钱，煮盐，运输，贸易收归官营。此可称为最早的国有经济，只不过没有称“全民所有制”或“计划经济”罢了。对于专制主义者来说，只要人民的生存权被把握，统治权就会牢固。这就是专政的基础。

汉武帝也需要思想文化方面配合维护专制制度，于是下诏举贤良文学之士。有儒生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纳之，开尊孔之先河。孔学的僵死部分实际上变成了中国的国教。在诸子百家学说中选中孔子，是因为首先在于它博大，方方面面都有论述；其次儒家的宗法思想兼之以阴阳五行说，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对维护专制制度大有好处。汉武帝开创了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强行推演一种理论，并以之为原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而达到绞杀一切“百家异说”，实现舆论一律的目的。这事看上去有点滑稽，焚书坑儒一下子变成独尊儒术，却都是为了专制与独裁。秦始皇坑了儒却没有文化，终于混不了多久。汉武帝比他高明就在于此。

不仅如此，孔学还独霸教育。读书人从小就受到孔学教育，而且是经过扭曲、阉割了孔子的创造性的孔学。这种教育完全不是为被教育者、或国家民族的前途着想的。它的宗旨只是一个：扭曲人的心灵，使成为维护统治方式的工具。即，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所创立的太学就专司此事。董仲舒称之为“堤防”。汉朝还开创科第制，考核提拔官吏；发展到隋朝便成科举制；再往后，就成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把孔子捧为神圣，变成偶像。他的学说成为禁锢思想的戒律，填补了秦始皇文化专制的空白点，使政治专制成为完整的长久的制度。有趣的是，董仲舒还提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等等主张，无愧为中国最早的阶级斗争理论。

有了汉武帝这几招，奠定了封建专制的基础，禁锢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扼杀了一切言论乃致思想的自由。一切先进的思想理论，尚在萌芽时就被残酷地掐灭了，这对于统治者是好事，但对于国家和民族，则是灾难！更可悲的是，我们还把这当成国粹，当成民族的资本。历朝历代，只要遵循祖制便可，不用动脑。脑子就可以全用在争权夺利上了，正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创造与发展都不重要了，终于到了腐败挨打的地步。直到“五四”运动时，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悲愤不已的人们，才终于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与后来的“批林批孔”是有本质不同的。“孔家店”实质上是指神圣化了的孔学，也就是成为国教的、不容任何批评和不敬的孔子教条。而批林批孔则是一场闹剧，借题发挥罢了。前者是打破禁锢、崇尚自由的；后者恰恰相反，以反复辟为主题，限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前者有利于创造；后者扼杀创造，强制僵化。
鲁迅先生有言：“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夫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道出了孔学的真蒂。无论是“施仁政”"，也无论是斥责“苛政猛于虎”，都是居高临下的。人民百姓天赋的权利是不存在的，只有怀柔的大救星而已。

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简单的文字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并神圣不可侵犯。它有效地保护了创造性！这种保护就保证了那个国家长盛不衰，尽管列宁在几乎一个世纪前曾预言：它是腐朽的、垂死的。结果是人家越来越兴旺，倒反是他自己那个据说新兴的最先进的政权，却早早被人民唾弃了，因为失去了自由与创造。

一个主义，哪怕是孔子主义，如果堕落到需要靠法律和强权才能维持的地步，也就成了国教。它失去了任何创造性，也就没有了生命力。无论你给它戴上多少光环与桂冠，都是注定要完蛋的。人类总是要前进的，它不可能囿于任何个人的说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能是谎言。我们把孔子当成神圣，已经吃了大亏。难道还要祭上一个其他的什么子，继续禁锢我们的头脑、扼杀创造的自由么？（本文作于2000年5月） 

再谈孔子与创造性
我们议论孔子，议论他的创造性，目的只是想探讨一下：当国家的权力被用于宏扬某种理论，无论这种理论有多么正确，都只能是一种灾难！而一种无论多么正确的理论，一旦被当成不可非议的国教，这理论就只能是僵尸一具！ 
遗憾的是，中国的传统，自秦始皇开始杀灭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树立儒学为国教，这灾难就降临了。直到今天，主义、思想、理论乃至即将诞生的学说，依旧在禁锢人们的头脑；靠着强权的保护，它们依然是国教。
(2001.10.13发故乡.史海勾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