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有泪（1973年12月7日，一个女孩死了，她叫胡秀清……）
作者：丁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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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有泪（1973年12月7日，一个女孩死了，她叫胡秀清……）
作者：丁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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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有泪 1973年12月7日，一个女孩死了，她叫胡秀清，是四川省荥经县宝峰公社杏家大队的成都下乡知青。她的死因简单，死状惨烈：因修建那条，被叫做“百里堰”的山间水渠，从高崖上跌落而死。事件的发生地，是荥经县的糟包岩。几天后，她被埋在了荥经县车站后的打锣坪，享受了今人难得的土葬。 时年，她20岁。 她的死，在那段戡乱浑浊的时代河流中，仅仅是曾经翻卷起来的一朵悲戚的水花，很快就平息了，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涟漪一圈圈的散去，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她离开这个喧闹的尘世，孤寂地躺在异乡的泥土中，就快要四十年了。 同为知青，1972年早春，我们来到了荥经，这个盛产砂罐、竹笋和天麻的小县。这个川西南山区的农业小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数量惊人，在四川省名列前茅，庄户里自然就留下许多“死绝户”的遗屋，我们便住了进去。 1970年，河南的林县，因开凿的“红旗渠”，被拍成了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而名噪中华。四川的荥经县，好像被电麻针猛锔了一下，受到了强刺激，自是不甘瞠乎其后，改天换地的年代，头脑发热也是要攀比一下热度的。荥经，举全县之力，打造一条盘桓于山间，堪比天河的“百里堰”工程，就此上马。山岭沟壑间，轰轰隆隆的开山炮声，频仍密集，不绝于耳。回想起来，当时的县境，就有如前些日子，炮声不断的利比亚。 工程所到之处，原来的青山便改变了模样，拦腰一刀，上半截青色依旧，下半截被砾石所埋，便换成了土黄色。那山，就好像是人被扒去了裤子，下身便赤裸着，看着竟令人汗颜。 为修筑百里堰，全县乡民出工出力，流血流汗，劈山放炮，凿沟打洞地干了好几年，浩大的水利工程好歹完工了。令人沮丧的是，四川的“红旗渠”却没有“红”起来，更没有被拍成纪录片。据说，由于水利勘测设计上的原因，源头的活水，根本灌不满整个渠道，更流不到渠尾，部分堰沟成了旱沟，改天换地的宏愿，化成了的泡影。经济被计划的年代，百里长堰的“生意打倒”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输了个精光，没人为此埋单，竟一笔勾销了。 真是大手笔、大气魄，你不服都不行。 百里堰如今已被人们遗忘得差不多了，即便是在万能的“百度”里，也只留下点滴不着痛痒的零星文字。只是那山山岭岭被糟践的植被，由老天爷自我修复起来，恐怕还需要些时日罢了。 对于这种鸡飞蛋打、劳民伤财的决策失误，我们“伟、光、正”的执政者，往往就是一句干瘪话——权当是交了学费。 但是，对于正值花季的胡秀清来说，“学费”，就是她永远也不可能讨要回来的生命；对于含辛茹苦一手把她拉扯大的父亲来说，“学费”，就是他初长成人的，一个活生生的女儿！ 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叫做“糟包岩”的山嘴。那个突出的山嘴，乖张险恶，且丑陋无比。兀自凸出的巨大山石，形成了一个隘口，隘口之下，仅有两个与脚掌般大，可以踏步的石阶，行人至此，必须做一个急转身的动作，双脚准确地踏落在那两个石阶上，方可以绕过那块巨石。巨石之下，便是数十丈深的山崖，山崖的底部乱石嶙峋，犬牙交错，整个山势从上往下看，就是一张恶狠狠的大口。这就是我们修筑百里堰时，每日施工必须四次经过的“鬼门关”。就是这张“大口”，吞噬了胡秀清；这一次，鬼门关，她没有迈过。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公社的王书记，来百里堰工地巡查，中午便和知青们打成了一片，在工棚里皱着眉头，和我们一道，吃了顿一成不变的，用砂罐熬煮的豆渣、青菜为菜肴的午饭。饭后，胡秀清和另外一个女知青，便各自抱着一包硝铵炸药，朝山上走去。我们跟随其后，大约相距三四十米，隔着灌丛，看不到她们的身影，马上就要到糟包岩了。 突然，凄厉的喊叫声从山上传了下来：“王书记，王书记，胡秀清掉下去了，她掉下去了啊！”哇地一声哀哭，在山谷间诱发了一阵阵的回响。那哭喊声，撼人心魄，叫人捏拿不住灵魂。那一刻，山色仿佛都黯淡了下来！ 短暂的怔忪之后，我们知道出大事了，人命关天！大家急忙从糟包岩的侧翼向山下冲去。顾不得身旁灌丛藤条上棘刺的牵绊拉扯，脸上、手上被挂出一道道的血口子，本来就破旧不堪的棉袄，也被挂得白絮翻飞。最先冲到谷底的是陈怡平、巫朝礼，我和王振国，单援朝、单援助兄弟随即赶到。先到者已经发现了仰卧于乱石堆上的胡秀清，我们赶到时，她尚未断气，伴随着“噗噗噗”的呼气声，鲜血泛着泡沫，从她的嘴里汩汩涌出，那血殷红得让人发怵，还散发着淡淡的热气，一个女孩的青春之血，就这样一股一股地流进了异乡的泥土中！她的两眼直瞪瞪地望着苍天！无奈的悬望中，又满是委屈与叩问。这竟让我们不敢直视。陈怡平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了她的头上…… 实在的说，对于死人，我没有什么恐惧感，这不是因为我太冷血，太心硬，而是因为看得太多。文革武斗的时候，我家所在的学院，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老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的总部。派系斗争中，“红成”派在武斗中被打死的“烈士”，都会在此间集合。原来的陈列馆大厅，变成了巨大的停尸间。一排排戴着红袖标的，年纪轻轻的“烈士”，龇牙咧嘴、动作夸张地横陈在一块块的冰砖上，供人观瞻。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尸水和着冰水流得满地都是……“烈士”们个个死相都很难看，且大多瞪着双眼，直视着惨白的天花板，惨淡的目光里，似乎只有对敌人的仇恨，没有对人世的留恋。 可是，此时眼前的胡秀清就不同了，她与世无争，与人无怨，老老实实的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广阔天地”竟容不得她，一步踏空竟成了千古冤魂。大家都是知青，物伤其类，谁知道下一个踏空的人，是不是自己？下一个遗恨的主角，是不是由自己来扮演？更何况，她成都家里的亲人得知噩耗，怎么承受得起，人同此心啊。 山上不时有碎石落下，此地太危险了，得赶快把她从这里抬出去才行。我们试着抬了一下，不行，她的四肢已经瘫软得支撑不起躯体了，我拉起她的手臂，都能感觉到骨头嘁嘁嚓嚓的断响——她整个人、全身的骨头都摔碎了！ 只有背，才能把她从这里移出去。陈怡平毅然半蹲了下来，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抬放到陈的背上。就在陈怡平缓缓地站起身来，我们帮扶着刚走了几步的时候，一个声音从我们的身后传来，“不行了，不行了，人死了，真的死了！尿都流出来了，没得救了。”我看到一片水渍，在陈怡平的腰部漫漶开来，又滴落在地上。说话的，是一个姓黄的“现行反革命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加入了救人的队伍。他曾在大牢里待过，出狱后又被生产队发配到百里堰，继续改造。年逾四十的他，阅历自然比我们丰富得多。 应该说，胡秀清最后是死在陈怡平背上的。一个背井离乡的知青，匍匐在另一个知青的背上，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她的遗憾和痛苦，或许多少也会减轻一些——生命最后的一刻，她好歹感受到了家山故园的体温！ 天国里应该没有了糟包岩，也不用去修百里堰了——我想。 踩着满地尖利的石块，我们终于把她背出了山坳，轻轻地放在农家的菜畦旁。菜畦边长着一笼竹子，老黄用别在腰上的弯刀，砍下几根，扎成了一副简易的担架，我们分成四人一组，另外两人作为替换，抬着胡秀清，朝山下的公路走去。那山路陡峭弯曲，坑坑洼洼的，我们一脚深一脚浅，艰难地行走着。天上下起了小雨，路面更加湿滑泥泞。 担架扛在肩头上，吱吱嘎嘎地作响，胡秀清血糊糊的头，就在我面前晃动，我能闻到那种带着铁锈味的血腥之气，我青春的鼻息，第一次距离同龄异性如此的近，但是情景竟是这般的不堪。想到我们号为“知识青年”，而生命竟是如此的卑微，几为贱民！汗水、雨水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十几里山路，我们竟用了两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完。此时，我们才失望地发现，从始自终，我们都没有看见党的化身——王书记的身影。而身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老黄，却一直陪伴左右，默默无言。 公路上拉煤的货车来来往往，看见山匪一般的我们和那一具遗体，都不愿或不敢停下车来。天色渐晚，无奈的我们把遗体横放在路中央，在遗体旁站成一排，硬生生地挡下一辆货车，把遗体抬上了车，径直往荥经城驶去。我们把胡秀清的遗体直接拉到了县医院，医生例行公事地“检查”了一番，即宣告死亡，遗体被送往停尸房，停放在一个半米高的水泥台子上。 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中午的豆渣饭早已消耗殆尽，大家又累、又饿、又冷，饥寒交迫，就要瘫软在地了。县里已经知道百里堰摔死知青的事，便派人安排我们到县招待所，先把饭吃了再说。招待所的阿姨，看到这一群人不人鬼不鬼的知青，竟也落下了几许清泪来，忙不迭地给我们舀饭。交谈中，我才知道，她的孩子也在百里堰的工地上。县商业局还慷慨给我们拿来了两条香烟，一条金沙江，一条春城，这突然让我们感到了党和政府，“春城”一般的暖意。 不知是谁说的，那刚死去的人，如果有猫、狗、老鼠等动物从旁边经过，就会“诈尸”，那死人便会一惊而起的。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请，就是对死者和丧家的大不敬。于是，有人提议，晚上到停尸房守尸，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我们在招待所借来被子和草席，又回到了停尸房。此时，我看见胡秀清的遗体已经肿胀得变形了，与生前的她，已判若两人。 大家把停尸房的地面，草草地打扫了一下，撒了些生石灰，就算是消了毒。铺开草席，躺了下来，裹上棉被就和衣而眠了。停尸房的灯光雪亮，直刺得人睁不开眼睛，但是我们实在是太疲惫，不一会儿鼾声就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就这样，在初冬时节淅沥的雨夜中，在荥经县停尸房里，竟然响起了打鼾的声音——六个男人和一具女尸，共同度过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夜晚。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百里堰竣工了，堰沟里的水哗哗地流着，流着，流着，那水便泛起了无数的泡沫，水竟慢慢地变红了，变成了鲜血，鲜血从堰沟里漫溢出来，把天地都染成了猩红的一团！人们都聚在堰沟边，一杯杯地喝着堰沟里的鲜血，觥筹交错，狂笑不止，他们全都疯了。 后来的日子里，类似的梦，我做过好些次，每一次都让我大汗淋漓，从床上惊坐起来，侧耳静听四周有无狂笑的余音。 早上醒来，我才看到自己的头边，有一大团死人留下的毛发，抬脚踢得老远。我们裹着棉被，从停尸房的后门出来透气。停尸房外就是县运动场，看到几个白花花的动物，从停尸房里拱了出来，一些正在晨练的人哇地惊呼起来，他们仿佛在晨光下看到了六个厉鬼，竟炸锅一般，吓得一哄而散。 人被误以为了鬼，我们相视无言，苦笑作罢——这个浑浊不堪的世界，本来就人鬼不分了。 为了不让死者的亲人，看到胡秀清那惨不忍睹的模样，我们请了个入殓师来给她妆扮遗容。入殓师是个四五十岁的酒徒，鼻子红得都沁出了血，早上到停尸房来，已经是浑身的酒气。他用含混不清的口齿对我说，去打一斤酒来。我问他，打酒来干啥？他说要给遗体喷些酒，这是规矩。酒打来了，我们看见那酒徒入殓师，端起盛酒的海碗，扎扎实实地喝了一口在嘴里，我们以为他就要喷了，哪成想，喉结骨碌一动，他小子竟然把酒吞了下去，另外端起了茶缸子，含一口茶喷了出来。入殓师偷梁换柱的勾当，一下子就把大家激怒了，六七个人，十几个拳头，一齐向他砸去，打得那家伙鬼哭狼嚎，跪地认错。 那几拳头，真是纾解了久久压在心头，又无处宣泄的郁闷之气，倒霉蛋的入殓师成了可怜巴巴的替罪羊。打完了入殓师，我看见有的同伴，自己却蹲在一边，抽抽嗒嗒地哭了，哭得很伤心，那哭声的声音不大，但却是发自心底的，令人难以承受。同伴肩头在一下一下的抽搐，我的心里的弦丝也越绷越紧，我觉得自己就快要崩溃了。 几天来，在县城里民众当中，“成都知青”、“百里堰”、“搭死”（摔死）、“造孽”，这些词汇使用的频率相当的高。身穿破袄，腰系草绳，浑身戾气的我们，走在街上，不时就有大婶、大娘拉到你的手，嘴皮一怒一怒的，话还没有出口，泪自先流了下来…… 胡秀清的家人终于来了，就三个人：父亲、妹妹和姑妈。 从医院的大门到停尸房，还有一小段的路，胡的家人，被男男女女的知青和县里的干部，簇拥着来瞻仰遗容，我们几个在停尸房外等候。老远，就听见他们一路哀哭着过来了。到了停尸房的门口，胡的父亲，已经悲痛得走不动路了，被人架着，只听到他“秀清——”一声长长的嘶吼之后，便没有了声息，竟昏了过去。胡的姑妈、妹妹，被人架着进去，又架着出来，满脸的泪水，嘴皮抖动着，声音都哭哑了，倒是旁边人的哭声还要大些。 瞻仰遗容草草结束。 胡秀清的父亲，是成都大学一个老实巴交的校工，生离死别的惨痛已经把他击倒了。胡秀清的姑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给我们哭诉，她嫂子死得早，胡秀清两姊妹，都是她哥哥一人，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到头来，女儿却凄惨的先他而去…… 听了姑妈的哭诉，再看看胡秀清爸爸，这个鬓发斑白泪水长流的长辈，一些知青拉着他的手，结结巴巴的说：“胡叔叔，秀清不在了，我们就是你的儿子、女儿，我们一定会给你养老送终的。”可是，这样的承诺，谁又能真正兑现呢？近四十年的光阴过去了，大家各自为生计而劳碌奔波，有的“插友”甚至已先行一步，自己也化为了飘尘，有谁还顾及得到身着劳动布工装，脚穿军用胶鞋的他？ 这，给了我“绝不轻易承诺！”的终身警示。 那时，口口相传的“肉电话”，比现在的“群呼”还快。得知成都女知青修堰摔死的消息，全县的成都知青几乎都涌到县城来了。县招待所摆起了“流水席”，那几天，成都知青在招待所吃饭是不要钱的。县城里的知青越聚越多。 可能县领导也感受到了压力。那时，又正值福建的李庆霖刚刚为自己当知青的儿子，向最高统帅告了御状，领到了三百块“聊补无米之炊”赏钱的敏感时期，这个时政背景，足令各级政府加强对知青动态的观察与重视，这关乎仕途平安和大局的安稳，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 知青们也推举出了自己的代表，就胡秀清死亡的事件、知青在农村的待遇等等问题，向县里提出了好些具体解决的请求。大多都记不起来了，但是，“在县城给她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并由县里出面告知上级知青办，胡秀清的妹妹将不再下乡，由他父亲所在单位安排工作。”这两条，我记忆犹新。 县里成立了“胡秀清同志治丧委员会”，县里的两位常委竟也名列其中！这个我们倒真没想到。 我和单援朝等人，草拟了追悼会的悼词，其它的话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毛泽东转引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样面对死者的时代热词，肯定是要用的。 我们无力摆脱时代的窠臼。 追悼大会在县大礼堂举行。不大的大礼堂，里里外外全是人，连街道两旁也挤满了人。各个单位送来的花圈层层叠叠，摆满了会场，无数花花绿绿的祭幛，或挂在墙上，或被人用竹竿高高地挑起。出殡的时候，鼓乐、灵柩在前，其后，花圈、祭幛、人流充盈满街，缓缓而行。全城的百姓都拥到了街道上，一些人含泪说，这阵势在荥经县是从未见过的，先前给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红军送葬的时候，场面那都不能与之相比。人们的嘴里都发出了啧啧之声，惊叹空前的盛况。 只是，再大的阵势和排场，也不可能唤回那条年轻的生命了。 胡秀清的墓地，选在了荥经县车站后的打锣坪上，随着盖在她坟头上最后一锹泥土的落下，哀乐声戛然而止。荥经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丧火”就此打住。短暂的停顿之后，轰轰烈烈的进行曲又开始了。 据文所载，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来，全国有大约1700万懵懂青年，从城镇奔赴农村和边疆，成为了“知青”。他们当中，有51380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这场运动中不幸夭亡。五万多条鲜活年轻的生命，化作了孤魂野鬼，在异乡久久地徘徊游曳，许多人的名字和容貌，已经被我们淡淡地遗忘。 然而，五万多个逝者的亲人，尤其是逝者的那五万多对父母，却为此背负了一世的哀痛。多年以来，看着自己子女的同龄人，或为人父母，甚或已为人祖父母了的时候，我想，这一定会勾起他们对自己子女的无尽思念。思念铸就了哀痛的十字架，而这副十字架的重量，只会不断的叠加。他们老了，或许已经老得记不起自己的年岁，这重量已经背负不起了。十字架最终会将他们压垮，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去和他们依然黑发的儿女们见面！。 年轻的胡秀清们本不该死，该死的，是催促着他们无端英年早逝的，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胡秀清死后第三年，随着天朝闹剧的谢幕，那个罪恶的年代，终结了，只不过这癫狂乱世的死，似乎来得晚了一些。 昔年有泪，于今未干！ 故事发生的这一年，阴历癸丑，属相为牛。 2012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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