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七：“冲击主席台”的一次重演·改变命运的一跤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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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七：“冲击主席台”的一次重演·改变命运的一跤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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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七： “冲击主席台”的一次重演 我的1969日记选（7）“五七大军让公社干部头疼”中提到一次学习班上发生“冲击主席台”的插曲，是我下乡初期的生活中印象颇深的一件事。 在那个“大破大立”的年代，“大喊大叫”“大叫大嚷”也成了时髦用语，当年就有造反派的报纸、刊物这样堂而皇之地命名的。而“身体力行”的“大喊大叫”“大叫大嚷”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太深刻了。 最初是1966-8“大破四旧”的时候，街头出现许多“宣传台”，成天高分贝地诵读最高指示、高唱革命歌曲、广播社论文章；到1966-9北京红卫兵南下“煽风点火”时，“宣传台”成为“辩论台”，在我的母校大门外，淮海中路嵩山路拐角上就有一个，几个高音喇叭挂在树叶茂密的梧桐树上，扩音机等设备就在紧挨路边的学校图书室里（此时已经封存不得借阅），用已因“停课闹革命”而闲置的课桌搭成了一个大台子。北京红卫兵嘭腾嘭腾地大跳“造反舞”，哇啦哇啦地大唱“造反歌”，还声嘶力竭地宣传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续几晚引起激烈的街头大辩论，最后形成抢夺话筒“话语权”的“肢体冲突”……。尔后，到了“夺权斗争”阶段，各个单位里山头林立，能够不发生武斗已是上上大吉，在各种会议上冲击“主席台”、抢夺麦克风则是司空见惯。 类似这样的场面，原以为在下乡插队以后就可以不再看见，想不到，两个多月后居然还在远离文革中心城市的一个偏僻山乡里重演了一次！ 1969-1-22～26，全公社的五七大军（绝大部分是上海知青，大约三百人，还有为数很少的当地下放干部）集中在公社办学习班。按照当地的习惯，结束之前有电影放映或文艺演出。当时这一次办学习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请到放映队，也没有找到演出队，于是，只能“自娱自乐”，搞一次“各大队五七大军文艺汇演”，主题是“大歌大颂伟大领袖”。 “汇演”的场子是一个简陋的大礼堂，一端是一个兼作舞台的主席台，无遮无挡，只是高出地面大约几十厘米而已，两侧各有若干个台阶踏步。除此之外就是有一些长凳。而这样临时决定的“汇演”也确实用不到任何“后台”“化妆间”之类，因为大家都没有一点准备，也没有半点乐器，更无需任何化妆。所以，来自各大队的知青都是临时凑合凑合，难得有“小组清唱”，几乎都是“无伴奏的大合唱”，或按大队，或按生产队，或按两个月前离开上海时的班排编制，加上“清一色”的“自选”工作服、劳动装就是“演出阵容”了；用不到、也没有什么舞台监督指挥之类，找几个人在一起商量商量就开场了；万一冷场，就来一些“拉唱拉歌”以保持气氛，仿佛就像是当年电影里屡见不鲜的军营生活。于是，知青中一些文艺爱好者就成了显示各大队“实力”的主角。 我所在大队的知青里，有一个曾经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同学小潘，能歌善舞，边歌边舞，一曲《白毛女》里的《红头绳》，一首《抬头望见北斗星》，掌声不绝，迅即走红。“再来一个”的喊声接连不断，本大队的知青更成了“铁杆粉丝”。同样辛苦了两个月却在连续数日的学习中不断遭贬挨批评，郁闷至极，所以，此刻看到本大队的同学如此出彩，觉得大长志气，也就格外兴奋。或是高声叫好，或是尖声口哨，引得其他大队知青侧目相望，似乎有点出格了吧。的确，在当年看“革命演出”时是绝对没有如此“疯狂”举动的。 在这样的氛围中，小潘一再出场，继续奉献。几段当红的歌舞之后，小潘边歌边舞，开始了耳熟能详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全场肃静，这是好久没有听到的老歌了啊！歌停舞止，掌声雷动。小潘在“谢幕”之后，仍然欲罢不能，“再来一个！”震耳欲聋。于是，再一次回到舞台中央，“台湾岛啊，我的故乡”，哦，又是一首熟悉而喜爱的老歌！台下知青情不自禁地一起唱起来……！大家沉迷在歌声舞姿之中，这是下乡两个月来从来没有过的自娱自乐。 就在这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台下有人在向“主席台”前侧移动。突然，十余人跃上舞台，大声喝道：“停止！”全场愕然。有人冲“主席台”了！他们是××大队的五七大军，先进集体！这是怎么一回事？ 冲击者高声朗读最高指示，高声呼喊革命口号，慷慨激昂地宣布：刚才的演出是“封资修”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台下哗然。冲击者继续说，“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这样的歌曲没有反映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台湾岛啊，我的故乡”更是靡靡之音，没有打倒美帝和反动派的革命气概。所以，这些都是大毒草！ 话音未落，我们大队的知青有人高喊“我们要看演出！”“我们要看演出！”应声四起。冲击者针锋相对地大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有“横扫一切大毒草”的气魄。 口号战很快演变成口水战。台上台下激烈争论起来。“粉丝”们一口咬定：这几首歌没有明确为毒草，为什么不能唱？冲击者们坚定不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越是针尖对麦芒，火药味也就越来越浓烈。一方高呼“下来！我们要看演出！”另一方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口水又升级成“肢体冲突”了。台下的“粉丝”忍不住上台驱赶冲击者，冲击者手挽手坚决抵抗呈“宁死不屈”状。主席台上用绳子牵起来挂着照明用的几盏汽灯，在台上台下的冲突中摇晃不已，整个大礼堂里人影摇曳，人声鼎沸，或支持冲击，或反对操之过急，声音噪杂，莫衷一是，一派大乱的迹象！ “粉丝”一方原本以为可在“汇演”中抒解郁闷，不料遇到“先进集体”一方“高歌猛进”，冲击主席台，大有追穷寇的态势。因此，从争强好斗的暗中较劲，到脸红脖子粗的口水大战，到大眼瞪小眼的短兵相接，再到拳腿交加的全武行，甚至……。这样的逐步升级绝非不可能，在文革中是见得太多太多了。 公社干部数十人闻讯赶来，或呵斥，或劝解，双方终于“退避三舍”，脱离接触，一场“冲击”与“反冲击”的重演，总算平息。双方虽然偃旗息鼓，各自回营，但毕竟在心中留下了疙瘩。幸而公社方面富有经验，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从此以后，不再召开全公社的五七大军全体大会了！的确，自此以后，双方就再也没有过“狭路相逢”。
（一） 1973-5-7。至今整整37年了！ 正是在那个“五七指示”七周年的那一天，为了“五七大军”（江西对知青及下放干部等的统一称呼）建造住房，去砖瓦厂买砖，不慎从拖拉机上摔下，造成骨折，从此成为我的命运转折点。 虽然我们是1968-12-21“最高指示”发表之前就到了江西新干县云庄村插队落户，虽然我们知青被统一称呼为“五七大军”，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自己的栖居场所（参见《烟熏火燎的几十天到黑咕隆咚的五年》），国家下拨的知青安置费理所当然要盖知青住房的，但迟迟没有兑现。这是为什么？ “12-21指示”中“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倒是说出了真实情况——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下乡，并不是农民欢迎的！否则，还需要伟大领袖专门指出这一点吗？ 然而，纵然“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也还是能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换言之，这种以“对策”应对“政策”，绝非最近三十年的发明创造，而是早已有之，是某种体制的必然。 知青下乡固然是伟大领袖的巨手指挥，知青中也确有一时冲动高喊“扎根一辈子”，然而，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人和事——那位大队支部书记就是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公然大唱反调“毛主席让你们来，毛主席也会叫你们回去的。”那个偏僻山村，远离县城，不通公路，历来是安排下放干部的“首选之地”，然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下放干部一批批来了，但是又一次次走了，没有一次更没有一个人久留的！这就是基层干部和平民百姓从实际生活中学到的知识与道理。 纵然是把知青和下放干部“等量齐观”，合并在一起用最高指示冠名，称之为“五七大军”，似乎大大提高了知青的政治地位，但是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正好说明，知青与下放干部是一样的啊，早晚要离开这里的，不可能一辈子的！ 这样的认识来自基层，来自民众，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强词夺理，简单朴素，自然纯粹，言之有理，合情合理，理所当然，无可指摘。那位另类的书记更是实实在在地付诸实践。第一步，就是借用了六十余名知青合计两万多元的安置费，为大队购置了全县第一台归大队所有的拖拉机，创下了全县第一！此前，这类大型农业机械统归公社一级所有。 固然，这是违反政策的，但得到村民乃至知青的欢迎。因为有了拖拉机，偏居一隅的山民和知青可以有机会“以车代步”到山外办事了。真应验了一句古话，天高皇帝远。 然而，文革又的的确确是史无前例的。君不见，差不多同时进山的下放干部陆陆续续走了，符合二十年来的惯例，可是，知青的“出走”缓慢至极——到1972年底，已经下乡上山四年的三十余名知青只有两人正式上调进工厂！按照这样的速度，真的要“一辈子”了。 另类的支部书记终于沉不住气了，按兵不动四年之久的“知青住房工程”不得不在1972年秋收结束后启动了。由于规模大，工程量大，而资金缺口可能蛮大，偏偏村民的干劲不大，知青接二连三回沪探亲的劲头倒很大，所以，从1972-12月初开始挖墙基，一个冬季下来，到1973-3月底还在平地基。由于“一年之计”的春插开始了，“知青住房工程”就理所当然地宣布暂停。春插结束，工程再度开工。
1973-5-7，上午，生产队长安排我和刘随拖拉机去距离云庄村二十多里路的公社砖瓦厂装运砖头。那是一台手扶拖拉机，拖斗很低很小，但也顺便带了一些柴火，我们俩分坐拖斗的左右两侧。到达砖瓦厂附近，拖拉机手让我们下来，感觉是已经停了，我们就跳下。以往四年多的插队生活中，常常与丰收27型轮式拖拉机或解放牌汽车打交道，扒上跳下，已经“小菜一碟”了，所以对手扶拖拉机并不放在眼里，虽然它的拖斗太低，扒上去反而不容易，但跳下来是太简单了。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手扶拖拉机并没有停稳！仍有惯性前行着，我们俩都是两脚着地以后忍不住往前冲，双双倒在地上了。在拖拉机右侧的小刘是一个转身就站立起来了，而我忽然发觉自己的右手无力支撑自己，再试，仍然不行，只能翻向左侧。小刘觉得奇怪，过来问我怎么还没起来，又来帮我一把，我才站起来。再甩甩右臂，不能动弹了！小刘也觉得情况不妙，就招呼拖拉机手过来看看，他也觉得有问题。 正好有一个知青会议正在公社召开，拖拉机手立即把我和小刘送到开会的地方。那是各大队、生产队的知青班长会议，插友们闻讯围观，异口同声，“立即去新干县医院检查！”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是坐什么车到三十里路以外的县城的，只记得知青班长小程送我去就医。 在县医院经过X光拍片检查，明白无误地确定：右锁骨骨折！医生是极其爽快的：“你是上海知青吧？就回上海治疗吧！”我几乎惊呆了，就像是灭顶之灾！我春节探亲结束回村才四十多天，就遇到这样大的事情！我问医生：“我今天是穿着劳动的衣服出来的，所以想回村里换一下，至少要两三天才能回到上海，有没有问题？”答曰：“没问题。”我说：“我感觉很痛。”答曰：“我给你开点止痛片。”另外扯了一些纱布，帮我把右臂挂在胸前。 小程陪我走出医院，想赶回家的客车（其实，下车后离家还要步行十多里），已经来不及了，一天就这么一班。这就意味着明天才能回到村里，后天再出来，如果一切顺利，大后天晚上能回到上海。显然这是太理想的计划。因为天正下着雨，不知道何日放晴，而雨日对山区道路的影响无法预计。小程当机立断：“我送你立即回沪！”他带着在公社开会的知青班长们刚刚凑集的“紧急预备款”，用于回沪的费用是足够了。我想，也只有这么办了。 不记得是怎样坐车到了百里路外的樟树火车站，如果按正常的途径，新干县城到清江县城是有汽车的，而清江县城到樟树火车站则必须步行好几里路。 小程认识火车站的站长，他让我们在站办公室度过难熬的大半夜——回上海的广州—上海50次客车在下半夜的4点多钟（？）经停樟树。右肩骨折带来的疼痛，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使我毫无睡意，就利用桌上的蘸水笔，找到一本空白报告纸，平生第一次“左书”，写了一封委托插友办事的短信，又涂鸦了七八首打油诗。（没想到有“好事者”收藏了我的这份“左书”，次年（1974-4）我回江西后又“完璧归赵”！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位有心的“好事者”已经不幸英年早逝，我也淡忘了这份“左书”。2008年底“上山下乡40年纪念潮”中，我整理自己的收藏，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这份“左书”，热泪盈眶，不胜唏嘘！另见《我的的五七打油诗》） 我让小程在送我上火车后给我家里发一份电报，让他们到火车站接我。于是，我孑然一身“劳动装”，两手空空，一脸痛苦，充满倦容，于5-8晚上8点多出现在上海北站。爷爷和妈妈见到我，几乎哭出来……。旋即“打的”——当年三个轮子的出租车，俗称“癞蛤蟆”——直抵上海瑞金医院，急诊部。医生听完我主诉经过，见我白纱布悬着断臂，孤身一人回上海，感叹万分，医生对县医院这样的处置办法只有摇头叹气。再次拍X光，确认右锁骨骨折，立即上马甲状的石膏，三个月以后才能拆……。 1973-5-7，一个纪念日，特殊意义的纪念日。
五年后，我在大学宿舍里，与同学们谈起这件往事，无不感到，1973-5-7的这一跤是改变我命运的一跤。的确，它让我开始走出看不到插队前景的迷茫，找到了一个“跳农门”的方向——病退回城，又有幸赶上拨乱反正的恢复高考。详见《我的高考1977纪实》。 自此以后，我一直想写一些回忆文字，但始终没有时间。1990年开始涂鸦，也没有想到列入这个题目。1995年在与七零后的交往中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关于插队生涯的十篇“一字系列计划”予以“扩容”，就增加了“改变命运的一跤”这个题目。然而一晃就是十多年，计划仍然是计划。 最近看到网络上有识之士在收集“回家”的历史资料，的确，与四十年前上山下乡狂潮初起的“离家”相比，这是一个更不一般的话题，可以充分揭示那个时代平民百姓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如果说，“离家”多是“巨手一挥”，户口一迁，车轮一动，何其简单；那么，“回家”就是挖空心思，苦苦求索，“千姿百态”，何其困难，何其复杂！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抓紧时间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憾，正值“五七”，一气呵成，作为自己“回家”系列的起步。 （2010-5-7下午写完，37年前的此刻，正是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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