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照惯例，我们学校高中部要到农村劳动，为期一周。此时正是秋收割晚稻的季节。于是行军，走到离校20多公里的太阳村公社。
　　那时，我是校学生会的生活部部长。又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标兵，还是学雷锋积极分子。一句话，是一个标准、地道的“圣人蛋”。
　　到了村里，我带着几名积极争取入团的同学，搭伙在全村最穷的人家。大队书记介绍说，他叫廖火生，绝对的雇农，解放时，全村的人都逃到山上，只有他一个人留在村里迎接解放军。还把大地主家的全部钥匙交给了解放军。后来成为这一带第一任贫协主席，但没文化也就如此而已。大队一开始并不希望我们到他家搭伙，说哪一家都比他家强。但我坚持要体验一下，何况还能接受老雇农的阶级教育，大队就同意了。
　　廖火生家只有一间房，还是借着生产队队屋一面墙盖的。既矮小，又黑暗。他的妻子是别人撮合的、一个讨饭路过的瞎子。大儿子约十三、四岁，小的还在吃奶。那张床，只能叫个土台，被子只是一床棉絮，且到处都是窟窿。灶台就砌在床边，大儿子的床实际上是柴草堆边的一个草窝。
　　说老实话，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见到如此破败的“家”。
　　按规定，我进门就把我们五人的六天伙食费、粮票交给他。每人每天五角钱、一斤粮票。这时我看到，破门后边是一堆红薯、芋头。看来，我们得吃几天了。
　　头一个中餐，进门就看见一筐煮熟了的红薯、芋头，我也觉得饿了，就招呼他们几位：“开饭，吃红薯，平时还难吃到咧。”谁知廖火生却叫：“别吃那个，那是喂猪的。”我已经咬进嘴里一口芋头，欲吐不能，只得吞下去。道：“没关系，可以吃的。”廖火生也笑了。端出铁锅，又端出菜。我这才发现，那五只碗和五双筷子，都是新的。一碗猪肉，另一碗青菜。铁锅里热腾腾的大米饭，香极了。我们在城里吃的都是陈米，这可是新米。我招呼他一起来吃，但无论怎么招呼，他一家都不吃，廖火生说他们吃过了，而那个大儿子竟不见了。
　　吃完饭，到下田时，从他家不远处走过。我看见他一家都蹲在门口，象是在吃那些“喂猪的”红薯、芋头。在田里向社员一打听，他根本就没养猪。小队长还说，他把好的给你们吃，自己吃红薯。我想，这些伙食费，决不够吃六天的。可我竟怀疑他会给我们吃红薯、芋头，把钱和粮票收起来。这才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
　　可他如此之穷，又拿什么来贴呢？晚饭时我们就明白了，原来他的大儿子并不上学，给生产队放鸭子。于是抓了些鱼、虾之类，代替了肉。这比我们平时的伙食还好。但我要求同学们，他家不吃我们决不吃。这样他家人才与我们一起吃饭，而我们也要吃那些红薯、芋头，相互间也融洽得多了。
　　第四天晚上，按照上边的布置，要访贫问苦，让房东讲解放前的苦难生活，进行阶级教育。于是廖火生便是最佳人选，我们这家也就多了几个同学，几乎这间小屋都满了。开场白之后廖火生就是不开口，我怎么劝都没用。其他同学只坐冷板凳。我急中生智，来个“启发式教育”，问他问题，引导他说。
　　“廖伯，旧社会你帮地主做长工吗？”“做的。”看来有效果了。
　　“地主打你吗？”“没有打过。”我吃了一惊。
　　“吃得饱吗？”“饱，怎么会不饱。”他话还多起来。
　　“地主吃肉，你得吃吗？”“得，经常得吃。”“那，你受过苦吗？比如讲，吃不饱的时候。”“有，六零年就苦，苦得很。”同学中居然有人笑起来。
　　“这么讲，地主对你还好了？”“是啊，他们家对我蛮好。”我开始觉得不对劲，就带点质问：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家的钥匙交给解放军？还带解放军开他家的粮仓？”“那他们拿枪对着我，我敢不听？！”全乱套了，同学们也交头接耳议论起来。我只好叫暂停，然后叫我们班的班长主持一下，我自己出门去找校团委吴书记。吴书记也觉得问题严重，便和我一起去到大队书记家，把他叫出来。大队书记听完我的汇报，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神态，一言不发。吴书记问他，这个廖火生是不是漏网地主份子？
　　大队书记盯着吴书记的脸，许久才说话：
　　“我正式告诉你，你的乱猜完全错了。廖火生是我们大队，甚至是我们公社，最穷的一个。解放前是，现在也是。他从来没有讲过假话，至于合不合适你们，我不晓得。要是不合适，你们可以不听他的，我明天帮你们另外安排一家。要是讲他是漏网地主，全大队贫下中农都不同意的。四清工作队也不同意的。”说完，转身走了。
　　我和吴书记站了一会，他说：“这样，你把同学们叫出来。回住地，自由活动。”这件事，使得我们的同学都吃惊不小。同以前上的政治课正好相反，大家议论纷纷。也使我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想了很多。几天来在他家的每一个细节都出现了，完全是老贫农的应有的举止，怎么会这样说话？当然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不过我至少感觉到，不要什么问题都联系阶级斗争，这样会把好人也想坏去的。直到以后，类似的话听多了，特别是插队以后，才知道廖老伯并没有撒谎。
　　直到今天，那场景还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