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倡导的精神价值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30年《30人30年》序

一篇未能按编辑计划刊出的《序》说明：

2008年9月底，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磊先生来信，说：“今年是研究生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与几位同道（包括孟凡礼君）采访了三十位优秀校友，记录其学术成就，并与之讨论改革三十年相关故事，书定名《三十年三十人》，（具体人物名单及相关访谈主题介绍详见附件之全部导读）。此书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由于您曾担任研究生院重要职务，又是改革三十年的重要见证人，所以十分希望您能为本书作序。”我与唐先生并不熟，承蒙厚爱，在阅读了寄来的书稿后，即遵嘱写出了以下的文字，于10月9日奉上。12月13日收到唐先生来信，说出于难以言说的原因，“只好忍痛将您的序另外抽出，发表于吴敬琏先生主持的《比较》杂志（也是该编辑部主办的杂志）上。对于这种失礼和冒昧的做法，对您表示最深切的歉意。”显然，编辑计划的改变并非出于唐先生本人的意愿。

感谢唐磊先生和相关编辑人员，已经将拙文以《需要倡导的精神价值》为题发表在于2008年12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比较》第39辑。发表时略有删节，这里是原稿。

从1979年到1989年，我曾两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曾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创建和编辑工作，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研究生院主持工作。对于社会科学院，我是有感情的。能够在此工作，是我人生的一件幸事。

我感到非常幸运，自己在社科院工作时期，遇到非常好的学者型领导。我第一次到社科院工作的时候，在社科院主持工作的是马洪同志。我第二次到社科院工作的时候，在社科院主持工作的是胡绳同志。调我到研究生院主持工作，主要是胡绳同志的意见。温济泽同志为研究生院的创建付出了巨大辛劳，功标史册。马洪、胡绳和温济泽同志不仅是勤奋、严肃的学者，不仅是具有探索精神的思想者和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者，不仅是为国家强盛、人民富足而奉献毕生的奋斗者，而且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包容各家各派的观点，能够容忍一些自己并不赞同的看法，造就了那个时代社科院兼容并蓄的气象风范。在他们的推动下，不仅社科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足迹。在此纪念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之际，我深深缅怀马洪、胡绳和温济泽同志，向他们表示自己的敬意和感激。

我感到非常幸运，自己在社科院工作时期，也遇到非常好的同事和研究生导师。钱钟书、于光远、丁伟志、任继愈、夏鼐、唐弢、黎澍、李新、赵复三、朱绍文、董辅礽、吴敬琏、杜敬、何方、陆学艺、孔繁、资中筠、胡厚宣、苏绍智、李泽厚、刘再复……举不胜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社科院是一个大师荟萃的地方，是一个群星璀璨的舞台。本书作者们的导师，大多是当年社科院的优秀学者。那真是一些让人尊敬、让人仰慕的学者，那真是一段值得怀念、值得追忆的时间。钱钟书虽然姓“钱”，却不以“钱”为意，这曾经被传为佳话。在社科院，潜心治学而淡泊名利的学者，又何止钱先生一人呢？今天，我在为我们的国家取得巨大经济成就而高兴的同时，也对官场和商界的习气向中国学术界的渗透心怀忧虑，对弥漫于学术界的追名逐利的气氛感到陌生。面对一些徒有大师之声名显赫而并无大师之道德文章者，我不禁感到惶惑。在此纪念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之际，我深深怀念那个“谈笑皆鸿儒”（句出刘禹锡《陋室铭》）的社会科学院，深深怀念那些曾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句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一代名流。

我感到非常幸运，自己在社科院工作时期，更遇到一群非常出色的青年才俊。他们大多经历过社会实践的磨练，大多有过“上过山、下过乡、扛过枪”的经历。他们怀抱理想，朝气蓬勃，学习勤奋，脚踏实地。他们对国家的发展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了解中国的国情，能够体察中国普通百姓的疾苦，具有国际视野和现代精神，不迷信权威，善于独立思考。本书主要是他们对社科院学习经历的回忆，真实地记录了棵棵小树成长为栋梁之材的年轮。黄江南、张少杰、华生、汪晖、樊纲、冯仑、王逸舟、郑秉文、蔡眆、熊晓鸽、肖微、徐友渔、钱满素……，在30年中国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他们难以磨灭的足迹，在让世界瞠目结舌的“中国奇迹”中，包含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今天，看到他们在各个领域的重要岗位上发挥着作用，看到他们支撑起现代中华文明的大厦，创造着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在研究生院主持工作期间，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确立了“加强基础、发展交叉、联系实际、占领前沿、德业双优”的20字办学方针。加强基础，就是要加强中文、外语、哲学、科学、历史等方面的核心能力培养，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好基础；发展交叉，就是要拓展学术视野，扩大研究领域，争取在边缘学科领域取得突破；联系实际，就是要直面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努力去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努力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将象牙塔中的系统学理运用于社会进步，而不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占领前沿，就是要关注各个领域当下的最新发展，紧紧盯住各个领域中所讨论的前沿问题。鼓励研究生们持续地取得新的经验，而不是把已经取得的经验持续地使用；德业双优，就是不仅要培养各个方面学识渊博的一流专家，更要培养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志士仁人。当我将这些想法向胡绳同志汇报时，得到了他的肯定，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之际，当我们在为研究生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研究生院建设成为一座真正神圣的学术殿堂，仍然是任重道远。大学是什么？研究生院是什么？这是近年来经常被谈论的话题。显然，大学不应是一个行政机关，而应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应是一个思想的摇篮，应是一个探索者的乐园。大学的品性是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今天仍然是需要倡导的精神价值，仍然是研究生院的师生们需要继续追求的目标。

通过这些曾经年轻、今天也已经不再年轻的学者的言谈，我们可以感受到多数人心中曾经涌动、今天仍涌动着的激情。具有对国家民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这些中年学者的共同特点。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理想主义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嘲笑对象。今天，许多读书人的物质欲望被极大地刺激起来，风声、雨声、读书声，不再声声入耳；国事、天下事，不再事事关心，“家事“成为他们注意的中心，别墅、轿车成为一些年青学者的兴奋点。我希望今天大学校园中的青年学生能够听一听这本书中的言说，看看这30个人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想一想自己的路应该怎样走，想一想值得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究竟是什么。

从本书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对于许多问题，诸如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民主化进程、效率与公平、改革与稳定、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改造，等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殷切地期望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们可以避免恶性互斗，实现良性互动。实现左右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只有通过良性互动，才能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能在中国逐步实现以民主宪政为目标的和平演变。为了实现良性互动，需要认识到，现代学术探讨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不轻易质疑思想对手或政治对手的良知。当我们进行思想交锋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谋求福祉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建设一个民主、宪政、和谐、富强的中国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在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作用是我们共同的荣耀。我们之间虽然存在思想分歧，但我们彼此不是敌人。虽然我们可能处于不同的视角，但我们仰望着同一片星空。

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越办越好。

                                                             二〇〇八年十月九日

 

 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

                     ——怀念谢韬先生

作者：王思睿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26期

2010年8月25日，谢韬先生走完了他璀璨而又坎坷的一生，享年88岁。在这一刻，我正在撰写与顾准、李慎之等有关的一篇文章，而且恰好在写有关谢韬的一段，甚至可能正在写“谢韬”这两个字。这或许是我与谢伯伯之间的一种心灵感应吧。

顾准（1915－1974）、李慎之（1923－2003）、谢韬（1922－2010）这几个名字，是何家栋先生所说的“‘一二·九’一代”的骄傲。他们都曾受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在“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中接受了新民主主义，先后成为新中国创建者队伍中的一员。然而，他们又陆续被自己参与创建的新中国所抛弃。

最早是顾准，落难于1952年的“三反运动”；其次是谢韬，落难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随后是李慎之，落难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由于他们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以及由此引起的深刻反思，他们最终都告别了青少年时代的乌托邦理想，并在思想上脱离了自己曾经的归属。

在上述几位长者中，谢韬先生是唯一一位与我有私谊的长辈。在谢韬先生因病丧失思维能力前，我也是有机会聆听他最后“政治遗言”的一人。我认为，谢韬先生的一生，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代表。

学生时代，深受新民主主义影响谢韬先生在《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一文中写道──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民主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慎之看的是《公民》课本，一开头就讲宪法，讲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撕掉封皮给慎之看，还有巴金的小说。

他(慎之)还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

谢韬、李慎之他们读书的时代，是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国民党统治当局虽然想要推行“党化教育”，但他们做得并不到位和有效。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影响没有压倒新民主主义的影响？或者用李慎之的话说，为什么“革命压倒民主”，这是一个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谢韬、李慎之等过来人的回忆，是特别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谢韬先生说——

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有一部分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总体上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作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家在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眼见亲历当局的蛮横腐败，日益苦闷彷徨。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应有的一切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

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

当时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流行着一句话：“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一代人。

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引自谢韬《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谢韬当时跟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与现今大学生为了报考公务员参加共产党是不一样的。谢韬参加地下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为了躲避特务，从成都躲到自贡，又从自贡躲到重庆，最后，不得不随着共产党机关撤退到延安，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名“革命干部”。

秦城坐监，大彻大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著名作家胡风撰写长诗，为之欢呼雀跃。李慎之在《风雨苍黄50年》中写道——

“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5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主席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

但是，不论是胡风，还是包括谢韬在内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还是李慎之，都没有料想到，接下来的会是以饥馑、苦难为标识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各阶层民众，历史上空前的寡廉鲜耻、丧失天良、“不说假话没法活”的日子开始了。

1949年进入北京以后，谢韬先是在华北大学然后是在由前者改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教“马列”课，1952年起担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负责人，1954年12月被评定为教授。当时“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大都是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的，我也成了这个研究班的教授”。30岁刚出头的谢韬，俨然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权威教授了。

他的老朋友李慎之当时也“是个走红的干部”。李慎之的正式工作是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分工管《参考数据》和《参考消息》。《参考数据》一天要出3大本，而且一定得在08：00、13：00、19：00送到中南海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动向的了解，主要通过这个渠道。

谢韬先生说——

这样“一日三参”，工作繁重。甚至周末和假日都难得休息。我们(与李慎之)相见的时间少了，但直到1955年我失去行动自由之前，仍然一有机会就相聚交流思想，议论时事。当时我们议论了些什么？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

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作为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仅仅过了3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1953年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阻碍生产发展、阻碍民主生活的东西还那么多，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样快“蹦”进社会主义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引自谢韬《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很快，让谢韬更不能理解的事情来了——

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我心里明白，在毛泽东生前，老人家是不可能承认错误的，我若能苟且偷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可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只能付诸东流之水了。[引自谢韬《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但即使是在这个时候，谢韬仍然没有放弃他在青年时代的信仰。1960年，谢韬被公安部安排在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国民党被俘将领关在一起，负责给他们讲解马列主义。

谢韬的“大彻大悟”，可能要比顾准、李慎之等人略晚。因为在“大饥荒”期间，顾、李是在基层，亲身体会到挨饿的滋味和由此所导致的道德沦丧，而谢韬这时恰好是在享受特殊待遇的秦城监狱，对于毛泽东“大跃进”政策的严重危害，了解得比较少一些和迟一些。

创华夏研究院，开民间智库之先毛泽东走后，谢韬获得平反，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等职务。

我与谢韬先生相识，是在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室主任期间。当时，我的朋友闵琦也在哲学编辑室。1980年，杂志社按照上面的部署组织全体编辑讨论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声明可以畅所欲言，“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闵琦发言不赞成《决议》中关于反右运动的表述，认为对“右派”应该“平反”而不是“改正”。

闵琦的发言被一名前“右派”汇报了上去，中央书记处因此发下红头文件，要求杂志社将其清除，送到工厂劳动。当时闵琦的顶头上司谢韬与总编辑黎澍等人，认为这不符合“三不”的承诺，一致反对这样做，顶着极大的压力把闵琦保了下来。

由此，我得以了解到谢韬先生的高风亮节。

谢韬先生去世后，我与夫人送的挽联是——

上联：创建华夏研究院，开民间智库之先河下联：倡民主社会主义，树党内异议之大旗下联所说的事，大家都知道，上联所说的事，了解的人则比较少。在我看来，这是谢韬先生在1980年代所做的一件具有开拓性的大事。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中国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受到严重摧残，社会学等一批学科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取缔。谢韬复出后，在他先后担任的几个职务上，为恢复、重建和繁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即将离休的时候，又着手创建一个大型“民间智库”。

谢韬联系了张友渔、钱学森、陈野苹、李锐、曾志、马洪、于光远、钱三强、钱伟长、王惠德、曾德林、石西民、胡绩伟、谢冰心、傅继泽、黎澍、廖沫沙、千家驹、温济泽、杨守正、杨显东、卢良恕、张黎群、刘顺元、王子波、陈沂、张岱年等200多位老干部、老将军、老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华夏研究院，谢韬自己担任院长。在1987年1月9日的成立大会上，谢韬先生说——

我们华夏研究院的特点，简括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民间性；第二、开放性；第三、综合性；第四、高智力型；第五、柔性、轻型的结构。

其所谓民间性，指的是民间的、自愿结合的学术研究组织，是国家科学文化教育的补充。发挥民间办科学的积极性，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为国家发现、培养更多人才。

所谓开放性，是指接收研究人员除各类在校学生外，不论学科、年龄、学历、职业、职称、性别、民族，只要有开创性见解和一定的成果，都可申请为本院的研究员。

该院拟实行基金会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聘请顾问指导本院决策，设学术委员会领导本院学术活动，设院务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院的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谢韬还发起筹建华夏实验大学。

该大学的性质“是民间集资筹办的高等综合性大学，是国家高等教育的补充形式”。

其办学方针“系所与专业设置以横断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为主，建立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多领域的学科群的新型教育体制。重点在于填补国内大学教学与科研中的空白与薄弱环节”。

然而，华夏研究院生不逢时，它成立之际，正是胡耀邦下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刮十二级台风之时。谢韬想要办的基金会没有获得批准，他已经开办的研究机构大多也没有能够坚持下来。

矢志不渝的“救国派”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倡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大陆的政界和思想界，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07年，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先在网上披露，然后又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为题在《炎黄春秋》的2007年2月号上发表，引起社会的轰动与争论。对于此文，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这里不再重复。我想指出的是，谢韬文章的功绩是将一种思潮公之于众，而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已经蛰伏了很长时间。

海外有些人把谢韬等人称为“救党派”，这种说法是源于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谢韬一代人的思想演变过程。从青少年时代起，谢韬就是“救国派”，他们加入中共地下党是为了救国，救国是目的，入党是手段。当谢韬人到中年乃至进入晚年，当他经过反复的实践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过去信奉的那些乌托邦理论是误国、祸国的理论，他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它们。许多谢韬的同辈人指出：谢韬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为他们从青年时代就投身其中的政党指出了一条自我更新的生路，而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祖国的长治久安和不断进步。谢韬在他那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抛弃旧理论，提倡新学说，是为了一生孜孜以求的——“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