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的历史】：四个“现行反革命”；魏地主与童地主；“红卫军”事件始末；“清理阶级队伍”
作者：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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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的历史】：四个“现行反革命”；魏地主与童地主；“红卫军”事件始末；“清理阶级队伍”
作者：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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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的历史】： 四个“现行反革命” 时间：1969年春夏交替的时候。 地点：寿县堰口集街口。 场面：临时用黄土垫起一个约有两尺高，三、四十平方米这么大的土台子。用竹竿搭了一个门脸架子，左右白纸黑字写着：“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革命群众时刻提高警惕！”横幅写着“高举MZD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土台下摆放着的一块一米见方的的牌子，上面画着一个红鼻头、大门牙、白头发的人物半身像，标注的是“叛徒、内奸、工贼、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S奇”有几十个人全被死刑犯一般地反剪双臂五花大绑，跪在“刘S奇”两边，各人胸前挂着一个白纸黑字的大牌子，写着他们的罪名，不外乎“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三反分子”、“流氓”、“现行反革命”等等。 宣布开会了，劣质麦克风由于音量调节不当而时时发出尖锐的噪音，刺得人脑袋发炸。“主席台”上的“领导”站立起来，把“红宝书”捧在胸口，先领头作了一番时下风行的“四个首先”，无非是先念一通“敬祝我们最最亲爱、无限敬仰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类的祷告词，再念诵几段有所指向的“最高指示”，接下来便是义愤填膺地痛骂一通刘少奇，又联系到现时现地“阶段斗争”的新动向，把台下跪着的“牛鬼蛇神”再骂一遍。 “大批斗”开始，跪着的人受到的指责不外乎“抗拒改造”、“蠢蠢欲动”、“妄图变天”以及“人还在，心不死”，犹如挂在屋檐下的洋葱一般。批判者说这些人不仅是刘少奇的小爪牙，而且还是蒋介石的狗腿子、“苏修”的内奸，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叫“广大贫下中农”与他们坚决划清界线，只管斗争批判，绝不手软、绝不容情。他们还宣称一定血战到底，不获全胜誓不收兵，还大喊口号“打倒四类分子！”、“消灭牛鬼蛇神！”、“坚决镇压反革命！”“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按当地农事，在麦熟之前，本当是整理水田，莳秧插稻的大忙季节，可是为了贯彻执行MZD“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成立不久的公社“革委会”还是召集了各个大队的“代表”前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站在台下做看客的“代表”们说，今天挨斗的，其实大多数人都熟悉，从“解放”以后每次搞运动，都是他们挨绑、罚跪、挨斗，都是“老运动员”了。只是四个“现行反革命”倒显新鲜。 “现行反革命”甲：堰口集西头的一个生产队长。罪由是，为了给生产队布置“毛泽东思想大课堂”，到街上花一块多钱买了一个毛的瓷像，居然用一根绳子系住毛的脖子，拎在手里大模大样地在街上走，没走两分钟就被“革命群众”抓住了，扭送到了“革委会”。 “现行反革命”乙：堰口集南头的一个老社员，到街上花一毛多钱买了一张毛的画像。卷好了放在一个马头篮子，然后擓了篮子在大街上走。有人发现，他的篮子里还有一把新尿壶！把“红太阳”和夜壶放在一起，这不是侮辱毛主席么？于是，被“革命群众”抓住了，扭送到了“革委会”。 “现行反革命”丁：乃是我插队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农妇，她把一根缝衣针扎到了她家“毛泽东思想大课堂”毛的画像上面。被“革命群众”发现了、抓住了，扭送到了“革委会”。 四个“现行反革命”当然是这次批斗会的重点，四个人在“坦白交代”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话。 “现行反革命”甲说：“我当时混了蛋了，确确实实没在意，我罪该万死，我请罪……”“现行反革命”乙说：“俺不是故意的，俺不识字，没有文化……”“现行反革命”丙说：“要杀要刮随便吧，我反正是活够了，请你们现在就给我一枪……”“现行反革命”丁说：“俺娘婆二家都是三代贫农啊……”台下，观众们总是为四个“现行反革命”笨拙的语言发出一阵阵哄笑。
少年时节我家所在地方是商业区，叫“小街一组”。巷子里一共住了13家，都是小市民，每家的户主、主妇大致都在饭店、商店、合作社门市部、理发店工作。有一大半户主超过了40岁，大家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所以“文革”的时候，大家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都被挂上了黑牌子，戴上了高帽子、白袖章，被拉去游街示众，反复“批斗”，被罚到淮河大堤上“劳动改造”。 其中有两个“地主”，一个姓魏，一个姓童。 “批斗”会上，40来岁的魏地主挨了很多打，然后“造反派”令他交代他是如何像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那样欺压、残害广大贫下中农的。魏地主哭成了一个肉坨坨，他说：他从小8岁跟家里的老长工一起放牛，15岁跟父亲学着犁田耙地，没享过一天福，没过过一天“地主”的日子，一辈子别说欺压、迫害过什么人，就连牛都没有打过。他家有120亩地，父亲死，弟兄四人平均分了30亩。三个哥哥都在外面，委托他帮助打理田亩。“解放”以后，土改工作队把120亩土地都算在他一个人身上，结果他被打成了“地主分子”。 魏地主是淮南本地人，他说的情况很多人都知道。 童地主是山东人，已经81岁，老人身体特别好，因此照样挨了打。童地主交待：他家里原来有40亩土地，算是祖产老坟地，出租给一个表亲耕作，每年由表亲自愿，送来两、三千斤五谷杂粮，留作全家饮食，算是交租。他从12岁就在城里跟父亲赶马车，长大以后自己开了马车店。三、五年攒了积蓄，就回家买地，让表亲的儿子们继续租种，到临近“解放”的时候，他总计买了100多亩地。打淮海战役，他把自己经营了50多年的马车队连车带骡马全部捐给了“解放军”，得了“开明绅士”的嘉奖，然后回家准备自己种地安度晚年。土改的时候，他把所有“剥削”所得的土地、房产都缴公了，只带了12块大洋到淮南来做小生意糊口。 “造反派”同样要他交待如何像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那样欺压、残害广大贫下中农的，童地主像背家谱似地背出了很多名字，说：这些人都曾经是他家的佣工，现在都在淮南地区当工人或者做其他行当，如果他们有一个人说我欺压、残害过任何一个穷人，我情愿担当千刀万剐之刑！ 一个十八、九岁的“造反派”大骂老人胡说八道、欺骗群众，夺了老人的手杖，对老人劈头盖脸一顿狠打，喝令老人“老实交代”。老人因久经阳光暴晒而紫黑发红的面容爆裂多处，一时血流如注，白胡子被染成了红胡子，围观的群众不可自制地露出了恻隐的表情，“批斗”会主持人自己也觉得场面难以继续，只好叫被抓来陪斗的老人的孙子们把老人弄去包扎一下再说。 那个十八、九岁的“造反派”并不算完，冲着老人的背影喊道：“不老实交代，下一次给你灌辣椒水、上老虎凳！”接着，他又和其他几个年轻人背起了《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还唱起了《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此后，在我们的巷子里，大家再也没有见到童地主和他的裹小脚的“地主婆”。一个多月以后，老人的一个孙子来处理老人的房产和家具，大家问他情况，他告诉我们：爷爷性格刚烈，吃老鼠药死了，60多岁的奶奶哭的两眼流血，七天七夜没吃一口饭，也死了。
1966年秋冬之际，造反派组织遍地开花。一些退伍军人成立了所谓的“红卫军”，由伤残军人张家祥充“总司令”。据说张家祥打过仗，因伤残退伍，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退伍后在淮南市东部做鞋匠，给人补鞋子。 “红卫军”起于淮南，迅速扩展到全省，接着扩展到全国，成为全国退伍军人专一、统一的造反组织，起名叫“23省红卫军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还把年逾花甲的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于得水拉了进来。于得水是个“老革命”，1931年参加农民协会，1935年参加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胶东农民武装暴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当过军分区司令员、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个典型《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式的英雄人物。 1967年初，中央文革突然宣布“红卫军”为“反动组织”，张家祥、于得水等人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身有严重伤残的于得水被游街示众，被“批斗”，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受到8次提审和逼供。强迫他承认自己有“篡党篡政”的图谋，强迫他招认要“建立大别山反革命根据地”的所谓罪行。1967年2月26日，于得水死于狱中。整死于得水人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他们向死者家属封锁消息，向社会封锁消息，把于得水埋葬在合肥小蜀山劳改犯墓地。在社会上，一些造反派组织不知其人已死，继续用大字报攻击、诬蔑、谩骂于得水，继续叫嚣要抓于得水游街示众、开批斗会。后来得到了消息，10月27日上午，100多名“造反派”跑到于得水的坟墓上，蹦跳叫骂，随后用石头砸烂墓护，撬开棺木，浇上汽油，点火焚尸。 1967年春夏之际，全国各地进入全面武斗时期，张家祥得以脱身，重新建立造反组织，并与祁胖子等人拉起武斗队伍。祁胖子也是退伍军人。退伍后在谢家集区与一些战友筹办了“光荣饭店”，他自己当经理，生意做的很好。当是时，人人参加“组织”，人人革命造反，年轻气盛的祁胖子不可能站在局外。 张家祥的组织成了专业武斗队伍，多次寻找对立的一派打仗，在淮南市极有名气。小伙子打赌，往往会说，“谁要是不凭良心，叫他出门碰上张家祥！”后来，张家祥疯狂到甚过土匪，火烧高皇寺，杀害无辜农民，震惊整个淮南地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67年10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造反派必须大联合的通告，接着就命令武斗组织缴枪。祁胖子没有把问题看的有多么严重。有一天他站在光荣饭店门口，抱着冲锋枪往天上开火，打光一梭子再换一梭子，直到把所有子弹全部打光，然后把空枪王肩上一撂，对着看热闹的熟人们说：“走喽，俺们缴枪去了——缴枪不杀！”张家祥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自知罪孽深重，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不肯缴枪。不肯缴枪就来硬的，由解放军、武装民兵组织抓捕队前去抓他。张家祥的队伍都是当地的工人、市民，乌合之众，一看形势不妙，大家都走散了或是投降了。晾得张家祥孑然一身，束手就擒。 很快传出祁胖子也在逮捕之列的消息。初冬的一天晚上，他跑到了我的邻居宋某的家里，他们以前是酒肉朋友。祁胖子也认识我，把我找过去给了两块钱，叫我帮他买酒。喝酒的时候，祁胖子哭了，哭的很伤心。他说他也杀了人，身上背了两条人命债，这回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可逃的地方，非挨枪毙不可了。他说，他一个堂堂的退伍军人，堂堂的饭店经理，吃香的喝辣的，哪个地方不快活？尻他妈的“文化大革命”，硬是被这个运动给害了。可惜老婆那么年轻，孩子那么小…… 宋某的老婆是个“积极分子”，不露声色出去报了案，“临时公检法”的人赶过来，把醉的不省人事的祁胖子捆起来逮走了。 1968年的“劳动节”前夕，淮南市枪毙了一批“罪大恶极”的造反派“坏头头”，其中就有张家祥和祁胖子。
如果说1966年是自上而下舆论煽动，由北大、清华等首都高校领头全面制造混乱、破坏全部社会秩序和一切基础建设的年份。那么，1967年就是全国夺权年。这一年，由上海的小瘪三王洪文等人领头，造反派们在相同的旗帜下，在共同的领袖指导下，打倒了所有的“走资派”，捣毁了所有的党、政机关，砸烂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 大战之后要瓜分“胜利果实”，接着，在“桃子该谁摘”的问题上，造反组织之间产生了分歧，开始争吵、争执。“文化大革命”实际操作者的妖妇江青一个“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出笼后，造反派们立即乱成了一锅粥，纷纷占据点、修碉堡、筑工事，明火执仗，彼此机枪、小炮地大打特打起来，于是，这一年又变成了全国武斗年。 当然，如此长期的混乱下去共和国是承受不住的。于是手握乾坤、口含天宪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操纵者又来了一个《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个指示一旦发表，当时就有“作曲家”为之谱了曲，一时间唱遍大江南北，响彻北自漠河南至海南岛，东自延边西至伊犁。但是唱归唱，各方造反派们都以为自己是正统，是M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忠实执行者，没有人自觉亮出“我们都是一个战线的战友”的姿态，没有人以“大家都是M主席的红卫兵”而原谅对方，武斗依然继续进行。 这个时候，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起了作用，他号召军队以所向披靡的强大武力强迫造反派们停止战斗，并收缴他们的武器，而后由“军代表”强制实现大联合。 “G”、“P”两派握手、拥抱的宣传画贴上了街头，誓决生死、不共戴天的敌对双方终于又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大联合”以后，MZD发布了“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于是，省、市、县、区、人民公社以及企、事业单位彻底推翻、抛开了“解放”初期党所建立的所有的政府机关，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所有的“革命委员会”都由军代表主持，个别反刘运动中“转弯子”转的快、转的好的老干部被“结合”，表现突出的造反派头头由此也开始参政。然而，造反派们为数太多，当然不能全部参政。于是，神武、睿智、英明的领袖MZD又给他们分派了一个新的任务：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6月间，“群众专政队”宣告成立。大家基本上都是往日的造反分子，一律身着工装，头戴柳条帽，手持一根长约一米半的木棍。木棍中间漆成白色，两头漆成红色。 白天，“专政队”扛着木棍在街上穿梭巡逻，见到“有问题”的人当即拿下、殴打、抓走，之后便是专门夜间抓人。“专政队员”用木棍砸门，用脚踹门。破门而入后，把要抓的对象几棍打倒，喝令跪好，同时喝令此人家中的老人、女人、小孩在一边不许哭叫，或是叫他们统统跪下。有忍不住哭叫的，当即殴打，无论老幼病残。而后，“专政队员”将被抓对象用麻绳紧紧捆绑，揪着头发，一路拖拽、殴打着扬长而去。 那个时候，中国人看不到反映欧洲二战的记录片、电影片，因此没人知道“群众专政队”的组织形式与具体做法与当年希特勒的“冲锋队”如出一辙。“全世界人民最最敬爱的领袖”M主席以及他的老婆江青享有无上的特权，他们都可以随便看那些“内部电影”，想必一定是看到了“冲锋队”在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治时的特殊作用，受到启发，才如法炮制了中国毛式“冲锋队”。基于中国特色，名之曰：群众专政队。 1968年7月1日，“伟大、光荣、正确”的党47岁的生日刚刚过罢，淮南市谢家集区“群众专政指挥部”突然采取了大规模行动。一夜之间，“专政队员”在街区里总共抓走了200多人，全部关在谢家集区工商联合会的会议室里。在被抓的人里面，首先是“走资派”，区委第二书记曹建华也在其中。其次是便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有国民党官员、军官等旧身份的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还有被打过“右派”的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现行反革命”、在武斗中杀过人的打、砸、抢分子。 叫人感到极端荒唐的是，被抓的人里面还有一种人被叫做“三开分子”。这种人成分、出身、个人历史都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有一技之长，在日本占领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一直都受重用。因为江青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有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吃得开，在国民党时期吃得开，在共产党时期还吃得开？”所以就确立增加了一个迫害名目：三开分子。 所有被抓的人一律罚跪在水泥地上，不给吃，不给喝，禁止家人探视。“专政队员”提着木棍或握着皮带在他们中间溜达，看谁跪的不好，或是看谁不顺眼就狠狠殴打。每一个人都遭到毒打，有的人被毒打数次。当时我的父亲已经60整岁，但是还有比我父亲年纪更大的人。一个70来岁的老人倒毙了，“专政队员”说他装熊，殴打数下没有动静，发现真的死了，这才通知所在单位来人将尸体抬走。 两天两夜以后，经过一番“甄别”，一部分人被宣布执行“群众专政”----这是最宽大的，允许所在单位领回去游街批斗，我的父亲也在其中。另一部分则升了级，押送到正式监狱，或集中到蔡家岗第一小学去了。很多人膝盖肿胀发紫，根本无法站立，我的父亲是由我和弟弟把他背回来的。到了家里，我们给父亲喂水喂饭，给父亲用热毛巾敷膝盖。三天后，父亲才说话：“过去说地狱有十八层，我这回经历了十九层，有的人还在我下面！”抓捕仍在继续，整个街区十有三户、四户都被抓了人。土产商店的女工刘某因为说某某参加红卫兵接见，看到了M主席，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立即以现行反革命重罪被抓；摆剃头摊的蒋某喝醉了酒，说解放军战士手中的冲锋枪不如烧火棍，不敢对他开枪，他家是八代老贫农，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抓。最后，连张家茶馆的张永乐（我的小学同学，17岁，犯过小偷的毛病（目前健在）、印染厂的傻子（18岁，坏脾气，总爱找人挑衅）都被抓了起来。 从1968年夏天开始，谢家集街区成了异常热闹的世界。每天从早晨到晚上，总是一批又一批的人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颈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有的人还被画了大花脸。锁厂的一个批斗对象被指为保皇狗，游街的时候嘴里衔着稻草，肩上抗着一根大铁棍，意为“铁杆保皇狗”。修锁匠黄某被批斗，他的儿子不服，干脆拉过来一起批斗。说书的段立山为了保护儿子，竟让儿子在批斗会上痛骂自己，以显“划清界线”。 谢家集第一小学六年级学生尹忠心（目前健在），上厕所用报纸擦屁股，因上面有领袖像，被判十五年徒刑。谢家集第二小学教师刘化文（目前健在），一时意气用事，推打了一个军代表，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五味斋饭店的经理黄家其在闹派性的时候与人结了仇，逃跑避仇，抓回来被判无期徒刑。 很多人自杀，藉此躲开难以承受的精神迫害和肉体摧残。但是死了也不能干净，还要被指责为“自绝于人民”、“抗拒改造”、“仇视无产阶级专政”。 我家同院邻居张风林，40多岁，以前饭店小伙计出身，一向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只因为说了一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样的民间俗语，便被抓了起来。当天夜里，因为害怕遭受非人的折磨，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在蔡一小用铁丝上吊死了。此后，单位为他开了三天死后批判会，让他的老婆孩子到场代受批斗。 残酷的批斗一直延续到年底，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历了上百场。 隆冬到来之际，所有的“专政对象”都被押送到淮河大堤上做苦役，在“专政队员”的监督下抬土垫堤，所谓“打坝子”。他们大多都是40多岁到60多岁的人，被强迫男女杂处，住在临时搭起的草棚子里，不脱外衣睡觉。这样的草棚子不遮风、不挡雨，任凭雪拥冰冻。没有人过问“专政对象”们吃饭喝水的事，全部由他们的家人一天往返几十里路给他们送饭送水。我的13岁的弟弟在大雪天给父亲送饭，陷入雪下的水塘，幸亏应家台的农民发现，救了他。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批斗活动依然不会停顿。每天早上出工前，做完了“四个首先”以后，“专政对象”被排成列，专政队员喝令他们一个一个出来认罪、交待。每次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区委第二书记曹建华，随着专政队员的一声声喝令，这位四十多岁的昔日的女革命家，主动给自己戴上大牌子、高帽子，打开《红宝书》念上一些段子，然后交代自己的种种“罪行”，并一再指责、痛骂自己。有时候，赶上专政队员不高兴，叫她跪下交待，她必须当即跪下。接下来，便是其他的“牛、鬼、蛇、神”一个一个地“过关”。 非人的凌辱与沉重的苦役摧毁了很多人，有人摔倒下去，再也没有爬得起来。人死了，专政队员通知死者亲属抬回尸体，并严厉规定不许在现场啼哭。 1969年春夏之季，毛氏夫妇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私家店铺开张了整整三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刘少奇，一个始终没有招架之力，却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的可怜虫，连同他的一切势力都被彻底摧毁了。所有因为他而连带遭受冲击的人们，或被整死，或已自杀，一息尚存的一些人早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垂垂待毙。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人再对M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构成任何一丁点儿“威胁”了，但是残酷的迫害仍然没有休止。 被愚弄的人民群众热烈而近似疯狂地庆祝过“九大”胜利闭幕之后，所有在河堤上做苦役的“专政对象”都回到了所在单位。 在单位里，他们被强迫着在胸口前别上一块白色的布标，上面用黑墨写着自己的身份、罪名，或者是戴上一个白袖章，上面同样写着自己的身份、罪名。“专政队”方面严令：无论是上班、回家、聚会亲友，必须这样时时刻刻佩戴着，绝对不许取下！！！ 这方法并非我们伟大的领袖和他的夫人新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对待德国和占领区的犹太人就曾经使用过。 “专政对象”们每天要提前上班，把一切脏活做完。其他“革命群众”来齐以后，先做“四个首先”，即向主席像鞠躬、念“万寿无疆”、念“永远健康”、背诵《最高指示》，然后让“专政对象”挂上牌子，开批斗会。大家把“专政”对象痛斥、痛骂一阵子，再后才去各做各的工作。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的下半年。这个时候，战无不胜的MZD尚未与“亲密战友”、“九大”党章既定的接班人反目，依然沉浸在倒刘成功的欢悦中。一个内部文件下来，终于对所有的“专政对象”们开始了实际意义上的清理。当时，“工人MZD思想宣传队”是各单位的钦差大臣，由他们对“专政对象”进行审问、调查、核实、甄别。至本年年末，一部分人被宣布“解放”，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我的父亲也在其中。另一部分人则依然定性为“敌我矛盾”，仍须继续“改造”和接受批判。 无论怎样，地狱的深化工作至此停止，总算不再向十九层以下延伸了。即便是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这些人，也被开恩从此摘下了白胸标、白袖章。“专政队”的作用逐渐被“工人MZD思想宣传队”抵消，再没有人召开批斗会，再没有人强迫别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 随着“九·一三”事件发生，“‘九大’是胜利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的欺骗宣传完全曝了光，丢了人、现了眼。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英明着、伟大着的领袖毛泽东可能感到了懊恼、羞愧、不好“向全国人民交代”，因此而中了风。由此，类似“清理阶级队伍”这样伟大的、“千秋万代”的事业再也没有人能够挑头领导了。所幸幸甚，这样的历史悲剧自此再也没有重演、再也不会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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