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970年,知识青年在农村

（一）

1968年11月13日，大卡车把我们这些知青送到了寿县堰口区，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致了欢迎词，随后把大家分成许多股，我们这一股被分配到“陶家小店公社”。步行18里到了“陶家小店”，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又致了欢迎词，又把大家分成许多股，然后由应邀而来的各个生产大队的书记带到农村去。我们这一股被分配到王墙大队，走了七、八里到了大队部。接下来，各个生产队队长应邀而来，大队书记对他们宣布了一个队可以认领两名知青的原则。生产队队长们开始挑选我们，他们就象买牲口，毫无避讳地说肥道瘦，直面评论对我们这些知青的第一印象。直到天黑，最后的分配才算了结。

一个比我大两岁、姓王的知青始终跟我在一起，我们被一个名叫王西山的中年汉子认领下来，他是柴拐队队长。那天没有月亮，我们跟着王西山，磕磕绊绊又走了两、三里黑路，好不容易才到了他家。我们放下背了一天的铺盖卷，坐在煤油灯下等着吃饭。门里门外，全村的男男女女都来了，大家简直就象在看耍猴的，感到希奇而有意思。

继这种新鲜感之后是刨根摸底。插队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与村民一起劳动。村民们不分任何场合直接打听我们多大了？有对象没有？父母在城里是干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在城里住什么房子？在城里吃什么、穿什么？

小王的父亲新当上某个煤矿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我的父亲却因为“反动军官”的历史刚刚遭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某些个场合下，他把这一切泄露无余，而且他还对村民们解释说：所谓“反动军官”，跟你们农村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一样的。我在村民的心目中的价值因此而一落千丈，一个说我长的英俊、死活要认我作弟弟的少妇不再用正眼看我，一个弱智的地主的儿子直接对我说：“什么鸟家伙‘下放学生’？原来是跟我一样的坏蛋！”国家给我们的安置费是250元，早先已被各个关口，一层层以各种理由扣去了65元。村里利用旧房基给我们搭建了两间稻草房，加上置办生活用物、农具，偿付村民劳务费等等、等等，这些钱便被迅速扣光。

1969年春天，下放知青缺钱缺粮，进入了第一个青黄不接的年头。我们淮南市的知青比较老实、规矩，江苏、上海来的则不是这样。有人开始偷盗生产队的粮食，继而偷盗农户家里的鸡鸭、小狗、小猫。先是少数人，后来大家传授“经验”，互相鼓动，逐渐形成了恶劣、无耻的风气，让极度贫困的农村老百姓深恶痛绝。不仅如此，区域不同的知青还相互打架，淮南人最能战斗，打击的目标多是上海“小瘪三”。并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大家总是看对方不顺眼。

有人写了一首<知青之歌>被判重刑.有人秘密建立了“反动组织”，破获以后，两个首领被枪毙在寿县窑口集大桥下。

女知青较之当时的农村女性显得细皮嫩肉，农村里的一些青皮流氓开始打他们的主意。有一男一女两知青，本来是同学加恋人，相约下放在一个村。村里有人为占有这个女的，竟杀害了男知青。更甚者，淮南市东部淮丰公社的一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利用权力，拿女知青当妓女，做无偿嫖宿，有案可查的达二十多人。案发后，淮南市的知青家庭群情激愤，此人被游街示众，然后枪毙。

父亲是“革命委员会”大官的招牌只闪光不管饿。小王身体很瘦弱，手无缚鸡之力，很多劳动他都无法从事。村里人讥笑他，每天都有人传诵他如何无能、如何窝囊的事例，还按他习惯耸背的形象给他起了一个“老虾”的绰号。“老虾”家里兄弟姐妹六七个，母亲无业，所以家境也不是太好。“老虾”找我，要求我陪他到上面诉苦、讨救济。我与他跑到公社，跑到堰口区，听那些混账的土包子干部说了许多的混账话，最终还是两手空空。没有别的办法，“老虾”哭了一场又一场，几次说要自杀。

我是当过煤矿临时工的人，不怕劳动。在1969年至1970年的两年时间里，割麦、插秧、挑担子、耕地耘田、推独轮车，全都学会了。由于少年时期爱好武术，一直练功，体格比农村青年优越，因此有的力气活儿比他们做的还好。生产队给了每个知青半厘土地，人家的长荒草，我的却种了蔬菜。在农村，我用不着象“老虾”那样经常哭哭啼啼，因为我基本上可以自食其力，能够勉强维持下去。我与本村的小青年们很能玩到一块。玩文的，和他们一起唱歌、讲《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玩武的，打拳、摔跤、翻石磙、到大湾里撵野兔。我的“文治武功”征服了人心，换取了尊重。村里的人，渐渐忘记了我的“反动军官”的家庭出身，把我当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大队搞评选活动，我被推选到堰口区，给予了“优秀知青”、“学大寨红旗手”的称号。

有的知青比我混得更好。到1970年年末，有男知青被当地人招为女婿，有女知青做了农村人的媳妇。有的人则入了党，当上了农村干部。

（二）

知识青年到农村以后，类似小王那样没做过工、什么都干不了的人有的是，类似我这样没有别的指望，只好拼命干的人也有的是。

还有一种人更加有的是：平时不干农活，冬天穿件小破袄（当时农村人穿的棉袄很大，知青与之形成反差，凡见到穿小破袄的，农民离半里路远都可断定此人是知青），夏天穿件煤矿工人的工作服（多是从父亲那里要来的）。三五成群，今天到这个村子找知青吃一顿，明天到那个村子找知青吃一顿，都吃遍了，回淮南吃老爸老妈的。家里口粮定量，父母受不了，弟弟妹妹忍无可忍了，再回到农村，再找着吃。

有的甚至偷鸡摸狗，让农村人不厌其烦。农村老太太养几只母鸡，是为了卖鸡蛋买油盐、换针头线脑，被“下放学生”偷去吃掉了，等于断了财路，当然气不过，有的就在知青门口骂，骂的嘴角都是白沫。

在1959、1960、1961年饱尝过“共产风”滋味的农村群众最善于斤斤两两的计较。“上山下乡”时节，生产队坚决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制，对任何人都不客气。大家劳动，平时按个人劳动能力制定工分待遇，一个劳动日最高给十个工分，以下九分、八分、七分不等，最低三分。最低分一般是针对十一、二岁的小孩。

生产队给我九分八厘的待遇，没给满分的理由是我不会撒种子——在粮食紧缺的年月，这是农村最过硬的技术活儿。小王给七分五厘，队里还说照顾他了，否则，按实际能力算，只能给他三分。有的知青分数比他还要低，我们邻村只给那里的两个知青每人六分。1969年年底结账，我挣了2100分，小王挣了800分（别的知青最高的挣了2200分，最低的甚至连100分没有）。

按劳分配制度的原则当然是按工分分红。类如我这样的工分等级，分到了近400斤稻子，总计100多斤其他杂粮，还有200多斤山芋和20多元钱。一般来说，如果不浪费，平时计划好一些，在以后的1970年一年间我不会挨饿。然而，小王就不行了，他得到的粮食不及我的一半，有的知青比他更少。邻大队有个知青总共只分了小半口袋粮食，当时扛在肩上很轻松地一蹦一跳地在路上走，大家一起哄笑，顺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半口袋”，好心的人则为之担忧道：以后这一年的日子怎么过呀！

1970年，是我们这些下放到寿县地区的淮南知青最艰难的一年。缺粮是最为普遍、最为严重的问题。家境好的可以依靠父母接济，不好的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声。到了这时候大家才明白，所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实就是离开了父母的翼护、被剥夺了享受市民定量口粮的一帮人，现在必须劳动，必须自己来挣口粮养活自己了。有的境况过于艰难的女知青只好选择了嫁给当地人的这条路，可是男知青却没人肯要。愁苦、郁闷的气息笼罩着大多数人，有的情绪低落，有的归咎于当政者，开始“思想反动”。

对于知青们的窘境，农村群众有人同情也有人讥笑。我们这个村有个乡痞叫薛宜芳，出去见过世面，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他最早在农村群众中散布说：“什么‘下放学生’、毛主席派他们来的？还不是因为前两年他们造共产党的反、在城里闹事，现在共产党找他们算账了，罚他们到农村来受罪，饿饿他们。这帮家伙，不知死的鬼！”假如说地狱有十八层，我当时可能处在最底一层。虽然我努力劳动，可以自食其力，但是家里已经难以维持。父亲仍被“专政”，他已经六十多岁，成天在河堤上和一些“走资派”、“牛鬼蛇神”抬土垫堤，被传染了肝炎病，且被扣减了工资。家里钱少，甚至买不起口粮，母亲、弟弟、妹妹在饥饿、绝望中挣扎。

因为“九大”闭幕，刘少奇终于被彻底整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最最伟大的胜利”，淮南市要放焰火庆祝。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下放中的知青们欢呼雀跃，纷纷相约返城。我被几个朋友挟裹着回到淮南，到了家里一看情况，脑袋当时就麻木了。我只好拿出了自己身上的二十元钱交给母亲，叫她赶快去买口粮。这钱，我一直宝贝似地藏在身上，准备买几件衣服、鞋子的。

有一个好心的“走资派”把父亲生病的事反映给了有关方面，有关方面下了“特赦令”，于是“专政队”放回了父亲。父亲对我说：“‘九大’开过了，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可能就要好一点了。”我家的世交马士友前来看望父亲，给我传达了一个好消息：下一步，下放知青都要返城参加“抓革命、促生产”。

我根本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我只希望不要再把好好的人分成“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希望这个时代由某种人特意制造的人与人之间的残酷迫害、无情压榨早早结束，给劳苦大众一个太平世界。

回到农村以后，不久果然传出了招工的消息。这次招工的名额比例是15%，由大队推荐。条件是：只要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全优就行。实际上，这次招工目标全是“红五类”，根本不论下放期间的表现，只要父母现在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或是其他吃得开的人群就行。“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家庭条件好的知青与其父母都兴奋起来，城里跑，农村跑，能跑到的一定跑，一时间乡里城里都在轰动这次招工的事情。

一向以无能著称的小王却有一个正在吃香的爸爸。他的父母来到农村，上上下下打点了一番，于是他被招走了。至于我，当然是想都不要想，因为我的父亲是“反动军官”，小王早已帮助公开，大队没有办法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为我考虑。待到九月份，第二次招工又开始了，这次是60%，条件依然与第一次相同。这一次，生产队以我的插队以后的杰出表现百分九十以上的村民推荐了我，大队又积极地向公社推荐了我。

体检，我每一项都合格，政审，我规规矩矩地填下了父亲的“问题”。十月份，通知下来，我被刷掉了，理由是：政治条件不够。

在我来说，当时的感觉除了极度黑暗，别的什么都没有。我在黑暗中离开农村，在黑暗中步行七十华里，在黑暗中敲开家门。我对于光明已经绝望，准备看一看生我养我的父母，然后决然地离开这黑暗的世界。我不想如此耻辱地活下来，继续做黑暗的点缀，做它的陪衬，被它愚弄了。

就在这时，父亲的“问题”有了转机。“工人毛泽东宣传队”进驻单位，对我父亲进行调查。结果证实，我的父亲是个抗日英雄、爱国军人。他曾经和自己的部队血战古北口、激战太原，与日本强盗拼过大刀片；在内战刚刚兴起的时候，为了民族大义，毅然随部起义，避免了伤亡。工宣队给了一个结论，把父亲定性为“旧军官”，“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结论拯救了已经决意自杀的我。单位出了一纸证明，证明我不属于“黑五类”子弟。我拿着这份证明找到招工组，招工组立即把我补上了应招名额。当时还有另外八个人，情况与我一样，也一一补上了。冬天，我们打点好行装，怀着有生以来最最欢悦的心情踏上了返城之路。

农村还留下了近30 %的同期下放的知青，他们大都是因为“黑五类”家庭牵连。1975年，我到省会精神病医院去看望一个女知青，她因为父亲是“右派”而一直没能返城。她疯了，天天哭呀、骂呀，骂歧视她的人、欺负她的人，也骂她自己的父亲。她父亲除了流泪，别无他策。当我离开她的时候，她突然指着天骂道：“我日你十八代祖宗，当初动员下放的时候，为什么不强调家庭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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