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探讨】:精神和物质 接班人和劳动力
作者: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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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问题探讨】: 精神和物质 接班人和劳动力 “文革”中知识青年为什么会大规模地上山下乡?怎样评价这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怎么看待高大全、李想们当初豪情万丈,最后也落荒而逃的行为?为什么现在很多当年知青回忆起那段生活,更多的是苦涩?事过境迁,有些问题还困扰着当年的知青。 知识青年在“文革”中大规模地上山下乡,就像大潮起,风起云涌。“文革”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像大潮退去,满目疮痍。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文革”的副产品。 “文革”的理论基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认定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就要动员千百万青少年学生起来“造反”、夺权。权夺到手以后,还有个“继续革命”的问题,还要“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于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很有必要。当然,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更有必要,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思想肯定比小农先进,可是,当时中国经济状况不容乐观,所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避过不谈。然后呢,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基础知识不重要,“大学就是大家来学”,从学校毕业以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老人家给我们画出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路线图。再加上计划经济因素(必须包分配),就业安排因素,(1967年和1968年社会生产总值较上年分别下降了9.9%和4.7%,国民收入较上年分别下降了7.2%和6.5%。工矿企业因搞运动,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恢复起来尚需时日,无力吸纳这么多新生劳动力。大学停招新生。升学渠道关闭)再加上社会安定因素(当时社会上有几百万初、高中毕业生,在社会上逛荡,“革委会”成立以后,再逮谁就造谁反就成了一种破坏力量)合力促成了这一安排。 问题是,绝大多数知识青年下乡后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成为什么“接班人”。尽管他们也曾像高大全们一样辛苦劳作,他们只能是,而且永远只能是个农村劳动力。上大学的机会几乎没有,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单单就生存、生活来讲,农村、农场远远比不上他们从小就在那里生活的城市。人有向往美好生活的天性,他们从切身体验中厌恶了这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选择,他们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抗争,要求返城。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 贫穷不代表社会主义。在农村呆一辈子并不代表革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城市化。这一道理,人们已从这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达成共识。可是,在当时“左”的错误的理论的指引下,一部分激进青年把谬误当成了真理。“四人帮”之流,其实欣赏的并不是吃苦,而是能够为他所用。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这个棋盘上的棋子。 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存,是物质需求。享受,是更高的物质需求。当人长期生活在艰难困苦中,要求人们从精神上认同这种生活,大多数知青是不认可的。他们本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是动员、号召、一个运动把他们弄到这里来的。精神上他们就不认为这是自己唯一的最佳的选择。他们对加在他们身上(当然,有些青年当初是主动要求加在自己身上的)的这一物质生活条件感到反感。当初,有些青年热血沸腾,精神曲线达到峰顶。精神在数年的和物质的较量中慢慢消磨,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精神曲线从峰顶逐年下滑;想到可能要和物质鏖战一辈子,精神终于支撑不住,精神曲线就成了瀑布。 精神力量支撑着一个人或人一群人,这些人可以不计较生活条件的艰苦,顽强地生活和工作下去,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呢?有。比如两弹一星、比如驻守边疆、比如苦行僧。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这种艰苦生活的意义。他们看到他们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他们精神上愉悦,可以不计较物质生活的匮乏。可是知青们则不同。绝大多数知青精神上是贫乏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下乡受苦。在农村或边疆艰苦地生存和生活下去,就成了他们此行的唯一目的。为受苦而受苦成了实质。为革命、为防修、为成接班人而受苦,这些灌输进他们脑子里的思想可能支撑他们一时,却支撑不了一世。他们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体会到了这些说教的空洞和无力。 当年有些知青的精神支撑的力量要强一些,比如高大全、比如李想。他们以为他们真的是在为革命理想而吃苦,而且,随着地位的提升,他们也看到了成为接班人的希望。一将封侯万骨枯。他们成为“接班人”是以十倍、百倍他们的同龄人永远做他们的分母为条件而同时存在的。当这些做分母的小草们兵败如山倒地溃逃时,他们这些理想主义者也像那些战败的将军一样,换上了便装,混进了逃兵中。他们第一次发现,他们所谓的“革命理想”在现实面前竟也这样脆弱得不堪一击。 知青返城是社会的进步。知青返城是社会与那种“左”的理想主义思潮的决裂,是拨乱反正,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若冰们看来,与其去纪念下乡多少多少周年,不如去讴歌知青返城多少多少周年。这才是绝大多数知青不掺假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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