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八号】连载二：幼年的梦总是甜蜜的，十八号用他的红墙伴着我……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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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八号】连载二：幼年的梦总是甜蜜的，十八号用他的红墙伴着我……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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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八号】连载二： 十一、 大概是在六五年，十八号第一次动了“整容术”。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十八号问世之时，很漂亮，很健康，很安逸。美丽的自然生态，你一进大门就能感受到。一大片挺拔而茂盛的白杨树和松柏树林，环绕着一座乌龟驮石碑，虽经风沐雨上百年，那汉白玉仍然晶莹润洁，碑文清晰可辨，一半汉文，另一半文字像蝌蚪，不知是蒙是满是藏？。汉文是文言文，我一句读不懂，听说记述的是一位公主的生平。我有些怀疑，公主千金之尊，怎么会埋在这荒郊野外？可又一想，再往西不是有个公主坟吗？既然西边能埋公主，这里大概也是可以埋的。汉白玉性阴，夏天摸上去也是凉嗖嗖的，于是这个驮着石碑的乌龟就成了孩子们夏天纳凉的宝贝。我很喜欢趴在它的背上，全身紧贴清凉的玉石，想象着那个长眠地下的公主该是何等的美丽。 十八号出世时，院里的大人不算多。国家让他与各国共产党打交道，应该说五十年代他比较忙。那时苏联还是老大哥，东欧还有一帮社会主义小兄弟，再加上周边的梁山好汉，需要联络的事情真不少。到了六十年代，和老大哥闹掰了，东欧一帮小兄弟跟着老大哥走了，就剩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几盏“明灯”，按说十八号应该清闲些吧？可反而人越来越多了，原来的办公楼装不下了，必须要盖新大楼了，而新大楼的选址，就在一进大门的那片杨树林。 开工时我不在，住院了。那年流行甲肝，据说是吃伊拉克蜜枣传染的。伊拉兄是穷朋友，要求中国提供援助，援助方式之一就是买他的东西。买点啥呀？伊拉克产蜜枣，就进口他的蜜枣吧。这到好，把肝炎给带进来了。我家头一个得肝炎的是二哥，在澡堂洗澡头昏摔了一跤，去医务室瞧大夫，大夫说你的眼球怎么这么黄呀？赶紧去医院验个血吧！到医院一查，急性黄疸性肝炎，立马收进传染病医院。于是全家都去验血，结果一出来，我的转胺酶六百多，得了甲肝自己还不知道呢。家里一下子病了俩，妈妈可慌了手脚。想把我送北京儿童医院，医院说得甲肝的孩子太多，医院都住满了，没床位，这咋办？要是呆在家里，再把三哥和姐姐传上怎么得了？幸亏妈妈一位同事的爱人在西城区卫生局当局长，帮助联系住进了西城区的一家儿童医院。 至今还记得那个小小的医院，是一片平房四合院。屋子很大，卧室能摆下一二十张小床，活动室也和幼儿园的活动室大小差不多。因为是隔离区，一进去就从头到脚换上病号服，再不许迈出小院半步。那时正是春天，小院中丁香盛开，白杨树的毛毛一条一条垂下来，微风一吹便飘落地上。我趴在窗口望着树荫分割的蓝天，想着院里的小伙伴，空虚和寂寞。肝炎没什么特效药，治疗就是静养和吃糖，据说吃糖对肝有好处。每个家长来探视时都会送来各色糖果，红虾酥大白兔酸三色，高级点的还有巧克力，我们从早吃到晚，结果肝炎好了却一口虫牙。 空间小，没事干，对于欢蹦乱跳的孩子们来说日子真难熬。为了给孩子们排遣寂寞，家长们探视时还会带来许多书，而孩子出院时这些书是不能带出去的，因为书不能蒸煮消毒。时间一长，病房里攒出好几大柜子书，从四大名著，到古希腊神话，古今中外应有尽有。我是小学二年级，按说没认识多少字，可不知怎么的，拿起字书竟能凑和着看下来。头一本看的是《小布头奇遇记》，恨五个坏老鼠恨得咬牙切齿，现在还记得书里的一首打油诗：“鼠老五，鼠老五，溜出洞来散散步。最好找块甜点心，外加一个烤白薯。”我一下对看书入了迷，整天躺在床上捧着书啃，一连啃了三个月，等到转胺酶降到一百多可以出院了，几大柜子书也让我啃的差不多了，结果除了满口虫牙又搭上了近视眼。 出院那天是妈妈来接的我。到木犀地下了公共汽车，我兴高采烈奔进十八号，却突然愣住了。大门里那片杨树林没有了，突兀在眼前的是个大深坑，挖土机轰鸣着，在坑底一铲一铲掘着黑油油的泥土，我仿佛听见无数蝼蚁和蚯蚓在泥土中呻吟。乌龟驮石碑不见了，我焦急地四处张望，发现它被遗弃在北墙下一片烂泥中，高高的石碑已不在乌龟背上，它躺在泥地上有气无力，满身裹着尘土。“妈妈这是在干什么？”我惊慌地问，妈妈笑咪咪地告诉我，在盖新的办公大楼。“那公主呢？”我问；“什么公主？”妈妈不解。“就是地下埋着的公主呀，把她搬哪去了？”“哪有什么公主？棺材倒是挖出来一个，里面光剩骷髅了。”几个月后那座六层的办公大楼矗立起来，楼前修了平坦的广场，我们叫它“大广场”。从此这个大广场成了我们嬉戏的新场所，在这里发生了许多值得回忆的事情，像前一节写的篮球架的战斗，还有后面会写到的其它往事。它的出现使十八号改变了风格，由自然转向人文，由活泼转向稳重，由轻松转向庄严。当你沿着河岸穿过银杏树林，迈进十八号，映入眼帘的是那座标志性的横平竖直的办公楼，和那片开阔平坦的广场；此时你的内心会感到莫名的压抑和紧张，仿佛自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仿佛自己变得如沙砾般渺小。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皇帝要造一个天安门，权威大概就是这样树立起来，你身处高大宽阔的建筑之中，禁不住便要顶礼膜拜。而十八号已不再像我们，他不再是个孩子，他走向了大人。让我恋恋不舍的是那座乌龟驮石碑，多少年她一直身首分离地躺在北墙边，阅尽沧桑，向人们述说着古老的故事。
我与十八号做伴走过幼年。幼年的梦总是甜蜜的，十八号用他的红墙伴着我，用他的绿树伴着我，用他的花花草草伴着我，用他奇妙的动物世界伴着我。头顶总是蔚蓝色的天空，充满神秘与柔情的白云，响着哨音匆匆掠过的鸽子，和啄木鸟叮叮咚咚的击树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浑然不觉红墙外那自五七年开始的一场场疾风骤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国际共运动荡分化的危机中步履艰难，形势一波三折；先是“风窄起，吹皱一池春水”，接着便“山雨欲来风满楼”，进而成了“黑云压城城欲摧”。 五七年是丰收年。这一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年景之一”。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老人家心情舒畅，于是政治上的“大鸣大放”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欣然出台。欢迎民主人士给党提意见，号召学术研究要百花齐放，让自由讨论蔚然成风，一篇篇社论一个个讲话，字字句句说到知识分子的心坎上。多么伟岸的胸襟，多么宽广的气魄，一代英主如此礼贤下士，怎能不让知识分子们感激涕零，怎能不让学究书生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是他们忘记了伟人也是人，人终归是爱听好话，提意见要有分寸，物极必反千古不废。如果说，开头一段时间老人家看着各大报纸刊登的各方面给党提出的意见，还能镇定自如，还能隐忍不发，还能从善如流，还能以人为镜，那么，当张奚若的发言出现在他的案头，那上面“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四句话刺入他的眼帘时，老人家终于忍无可忍。“大”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主旋律，是老人家竭毕生之力要做的事情，中国国土大，人口大，历史大，心气大，这么多的“大”，不“大”行吗？老人家气愤填膺地说：“我们就是要好六万万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风云突变，《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击的号角。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大大小小的书生们，凡是提过大大小小的意见的，或者根本没提过意见只是和领导有点磨擦的，后来几乎都荣幸地戴上一项“右派”的帽子。据说全国有五十五万余人。秦始皇焚书坑儒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与五十五万相比算小巫见大巫。虽说没有“坑”一个，脑袋都还保留在脖子上，但头上罩着个紧箍咒，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唐僧念得满地打滚，也是生不如死。 异己扫清，险阻打通，五八年全党全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迈开大步奔小康，确切点说是奔大康----奔共产主义的大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几年超英，几年赶美，全民都是炼钢者，公社食堂随便吃，家家电灯电话热炕头，共产主义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于是十八号后花园里蹦出了小高炉，五八年出生的孩子一大堆叫超英超美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底下人号清了老人家的脉管，您说食堂好，俺就家家户户砸锅摔碗全去吃食堂；您说粮食要高产，俺就整出个亩产万斤万万斤，您说要为生产一千万吨钢而奋斗，俺就让小高炉遍地开花。郑州会议有人递交一份报告，上说某县有望“五年进入共产主义”，明明马老先生说过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一地实现，必须是世界大同；可老人家一高兴，把祖训丢在脑后，大笔一挥：“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老人家发烧，全国跟着烧，没发烧的也三缄其口。 五八年发高烧的恶果，五九年开始显露。老人家也冷静下来，觉得步子走得似乎是快了些。于是越上葱茏四百旋，于夏日炎炎中在庐山召开神仙会，本想是让大家都冷静冷静，降降温，不曾想蹦出个彭老总，搭上个张闻天，一武一文；前者给老人家万言书，后者在小组会上发言三小时，二人重蹈章伯钧罗隆基们的覆辙，提意见没分寸，专戳老人家的心窝子。龙颜大怒，纠左急刹车，扭过头来反右，整出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神仙会变成了批斗会。老人家千古文章烂熟于心，讲话妙语连珠：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我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断子绝孙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最恶毒的诅咒，联想到岸英在抗美援朝前线，正是牺牲在彭老总的总司令部里，不由得老彭不惊出一身冷汗！ 建国仅仅十年，在党内和人民内部已经“运动”了四次：党内的高饶和彭黄张周，党外的胡风和反右。难怪有人说新中国的政治运行机制是以“运动”为动力的，也难怪老人家后来说“运动”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有那么多的“反党”分子，不运动行吗？ 前两天一位学者在她的博客中谈到“反党”一词，我偶尔转到她的园中，看到这篇博文，觉得发人深省，这里且将她博文中的一段话引述于后： “多年前，看到一个在中国教书的法国人回去写的见闻录，说了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一个说法，因为当年看了很意外，没想到。他说：在中国，反党是一个罪名。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反党不是罪名。我一想，还真是这样，以前还真没注意到。比如说，在美国，反对共和党不是罪名，反对民主党也不是罪名；在英国，反对保守党不是罪名，反对工党也不是罪名；在台湾，反对民进党不是罪名，反对国民党也不是罪名。当然，在台湾是前些年才开始的，过去，李敖反对国民党就要坐牢。”我也一想，也还真是这样，也是以前还真没注意到。但是，反党怎么能够不是罪呢？打我出生那年，胡风不就是因为反党而获罪了吗？接着往后捋，章伯钧罗隆基、彭黄张周、吴邓廖、刘邓陶、王关戚、杨余付、林陈黄吴叶李秋、王张江姚，不全是因为反党而治的罪吗？虽说后来有平反的，那是因为发现他其实压根儿没反党；而没平反的，也正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是反党的，总之反党就是有罪的呀？但往国外边想想，好像反党也真不是罪，没听说哪个美国佬因为喊了一句打倒民主党或共和党而给毙了的；不过咱没在那边生活过，反对民主党共和党会不会让FBI偷偷干掉也未可知？看美国大片里经常有特工杀人于无形，但其码没有公开治罪的吧？ 中国有中国特色，国外不是的，中国未必不是，国外是的，中国也未必一定就是。但是与不是，不能凭哪一个人上嘴皮碰下嘴皮，一个人说了算不行，要民主集中制，要写入宪法和相关法。说了归齐，是要以法治国不要以人治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大孩子圈里，我最喜欢Y哥。Y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大我不少；我才小学二年级，他已经是高中生了。按说差了这么多岁数，根本说不到一块，我们在大哥哥眼里还都乳臭未干呢！可Y哥例外，他是大孩子圈子里唯一能和我们聊天，和我们讨论问题，给我们讲故事的人。Y哥是个阳光男孩儿，说不上英俊但很有气质，总爱放声大笑，声音洪亮而富有磁性，思维敏捷且具探索精神。他弟弟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我们常去他家找他弟弟玩，和Y哥也就熟悉了。他很会讲故事，我们常常因听他讲故事而忘了回家吃饭。 肝炎让我几乎一个学期缺课，等到痊愈上学时，已经到了期末考试。班主任吕老师疑惑地问我：“你还考吗？”在她看来，一个学期没上课，考试不可能通过的。我临阵磨枪，考前一个月在家把课本啃了一遍，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参加了考试，谁知成绩出来，语文数学都考了六十多分，虽不高，好歹及格了。这下轻松了，不用准备补考，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一个暑假了。 暑假到了。大孩子们约了去游云水洞，那时云水洞还是野洞，里面没有照明，靠手电或火把，岔道又很多，一旦走失很危险，所以岁数小的孩子是不准去的。Y哥本要去，谁知头天打篮球崴了脚，走不了路，只能留在家里。这下我们高兴了，又可以听Y哥讲故事了。 那天吃了早饭我们就跑去Y哥家，缠着他给我们讲故事。“讲什么呢？《四签名》？《血字研究》？你们都听过了呀？《金银岛》？《基督山伯爵》？不行，太长了，要讲好几天呢；《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也有些复杂，地名太多了不好记；要不，讲个中国的吧？《古峡迷雾》听过吗？”我们相互瞅瞅，有些犹豫，听故事多了有时就串了，拿不准哪个是哪个了。“那就讲这个吧”，Y哥清清嗓子，用他那宽厚的男中音铺排开来：“很久以前，长江边有一个古国名叫巴国。那是个秋天的夜晚，一轮明月缓缓地从山冈后面升起，江州城锯齿形的雉堞和高耸的望楼从朦胧的山影中显现出来了。这座建筑在长江旁边高高的陡岩上的城市就是巴国的首都……..。”听到这，我们几个小伙伴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啊，这个故事听过了！是在长江的悬崖峭壁上，每到打雷下雨就有战场厮杀声，后来发现悬崖上有个洞，洞中有很多尸骨……；”的确，这个故事Y哥给我们讲过了，这是一个科幻故事，写得很精彩。Y哥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真的么？哈，什么时候讲的？我都忘了！那么，还能有什么故事适合你们呢？”他思索着，我看见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封页上印着名字《康帕内拉》，还有一幅肖像画，是个中年人，额头宽大，神情忧郁。我指着书问：“Y哥，这本书是小说吗？好看吗？能讲吗？”Y哥看看桌上的书，笑了，他说：“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非常精彩，非常感人，不过它不是探险或破案，也不是科幻，它是政治和宗教的故事，你们可能不感兴趣的。”“那你先讲个开头，要是不好听，再换呗！”我们被Y哥的“非常精彩和感人”的评语打动了，央求他讲讲看，y哥拗不过我们，便从头讲起，想不到我们一下就被这个开头吸引住了。 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在一个遥远的年代（公元1585年），在一个遥远的国度（意大利），在一个名叫科森萨的城市，到处贴满手写的广告：几天后，本地圣芳济会的教士将与来自圣乔治的著名学者进行一场哲学辩论会。这个消息让全城人兴奋不已，就像中国的武林听说两大门派要在华山论剑一样。预定的日子到了，教堂里坐满了人。人们等候着从圣乔治来的那位老学者，他却姗姗来迟。 正当与会者等得不耐烦时，一个身穿白色会衣的高大青年匆匆走进教堂，他走向前台，向辩论会组织者致意后说，他的老师忽然染病在床，不能来了。人们听了哈哈大笑，他们嘲笑那位老者以生病为托辞，不过是因为胆怯而不敢赴会罢了！青年愤怒地看了看人群，激动地说他的老师派他来代表发言。顿时听众爆发一阵更高的笑声。“你叫什么？”“托马斯.康帕内拉”；“你多大岁数？”“快满十七岁了；”这时听众几乎要笑破了肚子，一个自以为是的毛孩子也想参加繁难的哲学辩论？这可笑的程度，大概就像武当与少林华山论剑，张三丰没来，却派来个扫地的小书童。人们哀叹布道兄弟会中真是后继乏人，竟把一个刚从圣水盘里抱出来的婴儿打发来参加哲学辩论！ 那个青年体态匀称，面颊清瘦，脸色因为激动变得苍白，黑色的眼睛闪烁着愤怒的光芒，他无所畏惧地向着全场听众说： “笑将属于胜利者！”Y哥讲到这里时，不禁扬手一挥，高傲的头颅潇洒的一抬，目光炯炯向我们一扫，我们便似过电般颤抖起来，仿佛那位蔑视群雄的年轻人就站在我们面前，那句“笑将属于胜利者”好似惊雷般炸响在我们耳边，我们焦急地等待下文，急于知道那个舌战群儒的青年是否成为胜者？
Y哥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场辩论会的情景，一位筹踌躇满志的圣芳济会教士登上讲坛，他在教会中最博学多识而又善于雄辩，满场的圣芳济会教士无不相信那个名叫康帕内拉的年轻人定会一败涂地。虽说战胜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并不光彩，但既然他要代表多米尼克修道会发言，既然他们挑不出更合适的人选，那就让他们蒙受彻底失败的耻辱吧。 上台的教士选了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最难的地方，想给年轻人来个下马威。他处处搬弄名人权威的言论作为自己理论的根据，并竭力把这一段引文套上那一段引文，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的论据既多又广，对方必须有非凡的记忆力才能记住他那全部论据的线索。最后，经验丰富的雄辩家信心十足地结束了发言。 康帕内拉登上讲台。他一开口就引起听众哄堂大笑。他激动的嗓音都变了，就连那些最初还钦佩他的勇敢的人，这时也对他不满了：他竟敢和那么著名的辩论家进行争辩。康帕内拉忽然沉默了，只是顾盼四周。他在想什么？想逃跑吗？ Y哥的讲述让我们闭住呼吸，我们对康帕内拉充满同情，因为他是个年轻人，因为他此时是弱者。我们紧盯着Y哥，竖起耳朵听着下文。Y哥此刻也融入情景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位年轻人。康帕内拉两手紧紧地按住讲坛，竭力压制住激动，开始发言。他用简练、准确的词句逐项列举了对方的论据，语言朴实无华。人们渐渐安静下来，他们都为康帕内拉能够那么准确地重述别人的论据感到惊讶。他面前没有任何底稿，他只是一直望着大厅里的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复述了那个圣芳济会教士的长篇大论的发言。仅仅因为这个年轻的修士有非凡记忆力就值得仔细听听他的发言。 康帕内拉声音响亮，教堂最远的角落都能听清楚。圣芳济会教士的发言完全建筑在引用名人权威的言论上，然而他的每一引证都被康帕内拉用圣经、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及其注释者的著作、奥古斯丁、伟人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中的一些道理所驳倒。他流利地背诵出最冗长的的拉丁经文和希腊经文，也没有忘记在必要的地方指出对方所引用的某句话不正确，或是把哪段经文故意删略了，或是添了多余的词句。傲慢的教士变得严肃起来，他显然感到坐立不安了，那个青年的论据比他自己的论据要有力得多，因此从听众席上发出的赞扬的呼声愈来愈多了。康帕内拉在结束发言时被掌声和欢呼声淹没了。 圣芳济会教士并不甘心失败，承认输给一个毛孩子就等于让整个修道会蒙受耻辱。他天花乱坠地论述信仰和认识的相互关系，没有信仰就不可能认识任何事物。他知道康帕内拉的记忆力的确非凡，不过对信仰问题未必知道得那么清楚。圣济芳会教士坚持名人权威的言论，不容置疑。他断言说，教父的著作里没有也不可能有错误的原则。康帕内拉打断他的话说：这么说，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因为已经升天的奥古斯丁曾经否定新大陆的存在。听众一下紧张起来，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敢在教堂的辩论会上这样大胆地发言。坐在第一排列的一位老人钦佩地注视着康帕内拉，并对身旁的人说：“这个青年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补充说：“如果不是很快就被处以火刑的话……”。 两人争论正酣。圣芳济会教士巧妙地抓住康帕内拉提到奥古斯丁的言论这一点。“这么说，既然教父的著作不是真理的标准，那么什么是真理的标准呢？”教士狡猾地把问题引向圈套。“自然是真理的标准；”康帕内拉说。自然？康帕内拉的思想开始发出异教学说的气息，听众凝神注意起来了。“请问康帕内拉修士看过特列佐的作品吗？”康帕内拉敏锐地觉察到这句问话里有圈套。特列佐？这似乎是某个被贬黜的哲学家。他回答说，他没有看过特列佐的书籍。“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没学过的东西呢？…… 那天晚上的辩论最终还是康帕内拉获胜。但是蒙受失败耻辱的圣芳济会教士提出的那个居心险恶的问题，却像幽灵缠上了这个年轻人。几年后，宗教裁判所的神父也用这句话问过康帕内拉：你怎么会知道你从来没学过的东西呢？辩论结束的那天晚上，整个科森萨的人们都在谈论这场出人意料的辩论。许多人重复着那位老者所说的话：“康帕内拉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如果不是很快就被处以火刑的话……”。 康帕内拉的故事，Y哥用了三天才讲完，因为这位伟人的一生历经坎坷。他23岁即遭宗教裁判所逮捕，此后的一生几乎就是在监禁、越狱、再逮捕、再监禁、再越狱当中度过，他被监禁了33年，但始终坚持信仰，并在狱中撰写了伟大的空想共产主义著作《太阳城》，直到老年，他还积极策划起义企图推翻西班牙的统治，他以不屈不挠的斗志，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的伟大理想。 当Y哥讲完了康帕内拉的故事后，他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世上什么事情是最幸福的？什么事情是最痛苦的？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该怎样回答。Y哥笑着说，很简单，世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思考。思想是上帝赋予人类最公平的享受，思想与生俱来，人人皆有，而思想的最大乐趣，就在于她的参差百态。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人云亦云，没有随大流。能够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更容易发现真理，康帕内拉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那么说，不能独立思考，一定是世上最痛苦的事情啦？”我们喊起来。 “正相反，世上最痛苦的事情，也是独立思考。”Y哥的话让我们如堕雾里。“独立思考是很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当你的思考危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时，你可能要掉脑袋。布鲁诺因为坚持日心学说被烧死，康帕内拉因为赞同伽利略的学说几乎终生被监禁。一种新生的理论在一开始几乎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像康帕内拉胆敢否认教父的著作是真理的标准，而提出自然是真理的标准，仅凭这句话，宗教裁判所完全可以对他施以火刑。所以，当你想享受世上最大的乐趣，那你就独立思考吧！当你想以生命来换取这乐趣，那你就独立思考吧！ 多少年后，我还记着Y哥这句话。当时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段话的哲理是多么深刻，直到文革结束，当我知道了张志新、遇罗克等烈士的事迹时，我才领悟到独立思考的份量有多重。当文革后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时，我想起康帕内拉的那句话：“自然是真理的标准！”这个四百年前从一个青年口中喊出的口号，似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文革中我们把老人家的思想当作真理标准，不是和那位圣芳济会教士把教父著作当作真理标准如出一辙吗？比宗教裁判所更加残暴的是，康帕内拉对教父提出疑义没有掉脑袋，而张志新对老人家打倒刘少奇的举动提出疑义，却不但掉了脑袋，而且还先被割了喉管！
Y哥的一个故事，教我一生享受思维的乐趣；而他的一次朗诵，教我一生与诗歌为伴。 那时北京的天空，除了冬天被煤烟遮蔽，其它季节还很清爽。春天的风虽会卷起些黄沙，但很少“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景色。Y哥的家在三号楼最西边单元四层，因把着西墙，客厅就开了个朝西的阳台，还有很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坐在客厅里，能一直望到西山。 那是个春天的傍晚，院里的香椿正吐着嫩芽，黄莺在槐树枝头歌喉婉转，蹦来跳去地啄着槐花。辛劳了一天的太阳慢慢踱下山去，军事博物馆的金色尖顶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云彩缓缓向西飘去，渐渐染成红色。我们坐在Y哥家的客厅中，听他侃诗。我坐的沙发正好朝西，透过落地玻璃窗恰好将外面旖旎风光尽收眼底。西院的绿荫下一栋栋别墅露出红墙青瓦，越过院墙是玉渊潭公社的庄稼地，冬小麦正返青，小苗儿对温馨的风摇动娇躯，欣喜不已；八一湖似玉镜银屏，映照着湖边岸柳鹅黄的嫩芽，长安街边笔直挺拔的白杨树像威武的哨兵，一个挨一个地站到了天边，天尽头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晚霞将她们的脸颊涂得像新娘子，落日像身后的花轿，要将新娘接进夜的花苑。在风景如画中听Y哥侃诗，仿佛眼前的一切都是诗。 “文学艺术最早的是歌，“Y哥对我们说。“鲁迅说最早的诗是‘吭唷吭唷’派，其实那应该是歌。歌之后才是诗，之后是散文，之后是小说。你们说什么是诗？”Y哥问我们。我们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回答。从记事起就背诗，至今肚子里总装了有几十首吧？可什么是诗却不知道。“诗是押韵的话，”一个伙伴回答；“对，诗要押韵，但押韵的话并不一定就是诗：‘你吃了吗？我吃啦！’这话押韵吧？但它不是诗。诗是节奏与韵律相结合、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文学体裁。简单说，诗是心与形相融合的语言。‘心’是内容，‘形’是节奏和音律。在文学体裁中，反映心声是共同处，不管你是写诗还是散文还是小说，你都要表达心中所想眼中所见之事；而‘形’正是区分文体的独特之处：诗的节奏音律最强，散文次之，小说则最不讲究韵律和节奏。”Y哥侃侃而谈，我们却都发呆，他说的理论很抽象，我们还理解不了。 Y哥看出我们的困惑。他随口念了两句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问我们：“这两句诗是不是很好听？”我们拼命点头。“为什么它好听？”我们使劲摇头。“因为它的节奏和韵律很美。古体诗讲平仄，一声二声为平，三声四声为仄，这两句诗的平仄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你们看，上句是平声字，下句相同位置就用仄声字，同一句中又平仄相间，这就产生了抑扬的音调；而每句诗都是三个两字词加一个单字，读来的断句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节奏感很强吧？‘间、还、山’尾韵都是an”是同韵字。由于有抑制顿挫和声韵，读起来就有了美感，有点像唱歌。”听了Y哥的讲解，我有些明白了，原来诗有这么多讲究；过去只知道诗要押韵，不知道还有什么平仄抑扬，还有什么节奏顿挫，写诗还真难呀！“可是，Y哥，现在很多诗并不是这样整齐的呀？有的上句一两个字，下句七八个字，平仄好像很乱的。”我问Y哥。他赞许地点点头，“看来你很细心。现在的诗往大了说分两种：古体诗和新体诗。古体诗从《诗经》算起，到宋词止，格律基本定型，律诗有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词有各种格式，沁园春、满江红，不同词牌有不同的句数和格律，但基本还是从律诗脱胎而来的。古体诗的优点是短小精干，格律匀称读来朗朗上口，像刚才念的那两句一样，但因严格遵律又使内容表达受到限制。而新诗是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它的特点是不拘一格，不讲平仄，不讲字数，不严格按韵，像说白话一样，所以又称白话诗。据说写第一首白话诗的是胡适，他在1916年写了这样一首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不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我们听了都笑起来，这不是个顺口溜吗？这样的诗我们也会做的。Y哥也笑了，他说：“这诗很像一首打油诗，但别忘了，它是第一首完全脱离了古人格律的诗，第一首用白话写的诗。它就是要告诉老百姓，诗并非只是书香门弟官宦人家的专利，老百姓一样可以写诗的！其实新体诗也产生了很多佳作，毛主席也说年轻人还是应该写新诗，古诗容易束缚思想。”“Y哥，那你给我们朗诵一首新诗吧！”我们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小巴掌拍得呱呱响。 Y哥嗓子好，满腹诗书，看看外边春色夕阳，动听的诗句似泉水流淌出来： “我是如此殷切地思念北京，像白云眷恋着山岫，清泉向往海洋，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 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随着美妙的诗句，北京那动人的景色一一从眼前闪现：知春亭的柳烟，西苑的牡丹，钓鱼台里的睡莲，谐趣园中的浮萍，十八盘上下的枫叶，陶然亭清芬的月桂，天坛傲岸的松柏，白塔早春的红梅……原来诗是这样的神奇，她像把火点燃我心中的诗情，诗情的火焰将热血烧得沸腾了！啊，我要写诗，我一定要写诗！在那个春天里萌发的心愿，从此日日夜夜伴随我，再不曾枯萎。
十八号是共和国的宠儿。他一诞生就招来母亲喜悦的目光，虽然兄弟姐妹有一大堆，但丝毫不影响祖国母亲对他的溺爱。母亲降生他在一片肥沃的土壤上，用最丰美的乳汁喂养他；母亲还送一条昆玉河与他做伴，让威严的卫兵为他站岗巡逻；寒冬，母亲把屋里的暖器烧得滚烫，暑夏，母亲将西山的凉风与他送爽，总之在京城的无数个大院中，我觉得十八号肯定受到了特殊的偏爱。 与他相比，我的出世就没那么幸运。正如前面说的，我冒然闯入这个世界，一定给爸爸增添了许多烦恼；更要命的，是也给妈妈添了不少乱----不但给她精神上的烦恼，而且给她肉体上的苦痛。 从我的生日推算，我的胚芽闯进妈妈的生命之宫应该是在二月，那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当妈妈突然接到我来临的信号，感到畏冷饥饿或软弱无力头脑发晕时，我已经一点不讲道理地强行躺在妈妈的肚中，开始攫取妈妈的营养。此时妈妈身边，还躺着刚刚八个月的三哥，和不满两岁的姐姐；二哥也还在上幼儿园。我是在妈妈为哺育哥哥姐姐已经耗尽精力和养料时冒出来的，在最不合适的时间，用最不恰当的方式，顽固占领了妈妈的血肉之躯，眼巴巴地守着这片已经十分贫瘠的土地，盼望能长成一株绿油油的小苗。说难听点，像个恐怖分子，将妈妈劫持为人质，逼迫她为我做出奉献。 我知道怀孕会给女性带来怎样的痛苦。当月亮执掌的生命之潮暂时终止，女人就像被抛入大海，在巨浪中颠簸，晕得天旋地转，晕得心虚气短。接着，嘴巴变得麻木，寡淡的口水不停地涌出来，心慌意乱得不知该做些什么。接着鼻子忽然异常敏感，到处能嗅出不祥的气味，住了多少年的家忽然充满油烟气，坐在屋中竟闻到了一里地以外的猪圈的泔水，朝夕相处的丈夫身上也莫名其妙地冒出汗酸气。接着胃口倒了，美味佳肴都成了催吐剂，吃两口吐三口，脚软得像在空气中飘浮，只能在口中含一颗青梅，只能不停地喝水，可又时时跑向厕所。接着人变成了一块火炭，大汗淋漓，似乎全身都在为新生命而燃烧。一想到我的来临让妈妈遭受了怎样的折磨，我就觉得自己犯了大罪。 更不可饶恕的是，当最初的孕期反映过去后，当女人终于有了胃口，可以狼呑虎咽大块朵颐时，当我开始在母腹中躁动时，我并没给妈妈带来做母亲的喜悦。原本这喜悦是对刚刚经历痛苦的最大补偿。单位中那些做了妈妈的年轻姑娘，整天悄声细语地和腹中的宝宝说话，当宝宝的小拳头小脚丫在肚皮上凸地滑过时，她们会惊喜地喊着：“啊，我的小宝宝在打我呢踢我呢！”那种欢天喜地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毕竟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壮苗。我注定生来羸弱，要饱受疾病侵扰。一次感冒发烧，躺在床上，邢阿姨来看我。“咳，当初要是依了你妈就对了！”她摸着我滚汤的脑门，苦笑着说。“依了我妈就怎么对了？”我虽然发着烧，但脑子还算清醒，不明白邢阿姨的话是什么意思。“当初你妈怀你时，反映特大，老吐，你妈就不想要了，就要做流产。后来我劝你妈妈，罪已经受了，挺挺就过来了，好歹是条小生命，干嘛做掉呢？现在看来，真应该做掉算了，省得你受罪你妈也受罪！”我不知道什么是“流产”，只朦胧感觉“做掉”就是结束生命；于是感到很奇怪，难道一条生命是可以随便“做掉”吗？我拼命想“做掉”的后果，心想大概妈妈“做掉”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了；那么我应该在哪呢？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我就没有任何痛苦，不再会生病，自由自在呢？我问邢阿姨，她笑了，说那个世界没人能说明白，因为那里只有去没有回。于是我马上觉得我没有被“做掉”真是太英明了，因为一旦被“做掉”就要去那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世界，若那里是美丽的花园还好，可万一、万一那里冰天雪地呢？万一那里虎狼成群呢？万一那里有妖魔鬼怪呢？活在这个世上，虽然我体弱多病，但毕竟有十八号和我做伴，我已万分满足。于是我伸出枯瘦的小手，握住邢阿姨胖胖的大手，郑重其事地说：“阿姨，要依了妈妈就坏了，就没有我了，没有了我，你会多难过呀！”
不管妈妈快乐不快乐，我还是和十八号前后脚来了，而且“幸运”地成为家中的老疙瘩。在我之后，母亲坚决不再要孩子了，哪怕授予“英雄母亲”也不再生了，因为妈妈知道在“英雄母亲”的背后是无边无际的啰嗦事，现在家中已经有四张小嘴巴天天在叫食儿，还有四个小脑袋瓜需要饲以精神食粮，能把这四个小淘气拉扯大就很不容易，赶紧“截住”吧！ 三年自然灾害，点心和奶糖很难买到了。那会儿萝卜便宜，一毛钱撮一堆。心儿里美，绿皮红心儿，又脆又甜。吃萝卜要削皮，妈妈把皮洗净放在大玻璃瓶里，放点盐、白糖、辣椒和花椒，腌上个把礼拜，吃起来酸甜可口。每天放学回家，饥肠碌碌的我们直奔萝卜皮，用竹夹子夹出来，嘎吱嘎吱吃得真香。一大瓶萝卜皮，转眼被扫荡一空。妈妈哭笑不得，“小祖宗啊，要腌多少才够你们吃呀？”萝卜皮毕竟赶不上点心糖果，吃多了就没了滋味。后来发现一个解馋的好办法。那时家里很少自己做饭，都是去食堂打。打饭排队很烦人，买主食排一次，打菜再排一次，如果还想买点小菜，又要排一次。谁都不愿意干，最后还是派给了我。起初我也不愿干，后来发现小卖部有茶鸡蛋和小香肠，一毛钱一个，每次打饭就偷偷买一个，一路走一路吃，到家前消灭干净，于是打饭有了动力。那时食堂用的是就餐本，像副食本大小，每页上印着一行一行方格格，一格相当于五分钱，打饭时炊事员拿笔划格格。开头我偷嘴多花的钱妈妈没发现，可一个月下来比过去多花好几块钱，妈妈就注意了。终于在路上吃香肠时让妈妈抓着个现行，以后再打饭，就加了三哥，互相监督，杜绝偷嘴。 家里三居室，妈妈安排二哥三哥住一屋，姐姐住一屋，让我和爸妈住一屋。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和哥哥们住一屋，那屋有十八平米，住三个孩子没问题。可能是怕我小受欺负？还是怕我淘气要管着我？总之这个安排让我很不自由，一举一动都在父母眼皮底下。 小学一年级时，认了些汉字，就喜欢看小人书了。那时有成套的小人书，《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都是最喜欢看的。路边书摊有租着看的，租一本几分钱，坐在书摊旁边看。我看小人书入了迷，可又没钱租，妈妈平时很少给我们零花钱。欲望太强烈就容易出轨，为了得到小人书，便在夜深人静，父母都已入睡后，悄悄爬起来去掏妈妈口袋，拿了五块钱藏在身上。第二天到书店买了一套《三国》，装在书包里偷偷带回家。搁哪呢？左右找不着合适的地方，自作聪明地把书码在褥子下面，以为很保险。妈妈第二天发现口袋里少了钱，拿不准是丢了还是被我们偷了，把孩子们叫到一起问，哥哥姐姐全都襟怀坦白，镇静自若；唯独我心中有鬼不敢正眼看妈妈。妈妈一眼就看出破绽，顺着我的眼神走到床前，一把掀开褥子，六十本小人书全躺在那，真是家贼难防呀！ 妈妈狠狠批评一顿，“下次再撒谎，就关禁闭！爱撒谎的孩子是坏孩子，我可不要！”
六二年一月，大哥从老家到北京来开会，这是我生来第一次见到大哥。 大哥要参加的会在中国当代史上很有名气，叫做七千人大会。当时我才六岁多，在幼儿园上大班，对大哥参加的这个会当然一无所知。直到成人后，学习党史，才知道那次大会对于新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单从规模来说，恐怕便是空前甚至绝后：全国每个县来两人，地委来三人，省市来四人，算上中央各部委，加在一起有七千人；可以说全国县以上领导齐聚人民大会堂，这样大规模的领导干部集会以后再没有过。会议起因，是制定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当时陶铸提出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会；刘少奇、邓小平均赞成；报到老人家那里，老人家气魄更大，当即拍板把县委书记以上干部都召来，开个七千人大会。 粮食为何调不上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在这三年中，由于大跃进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的瞎折腾，使得工农业严重减产，农村饥民遍野，尸骨累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千万条生命换来的教训就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民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再没有五八年那种“放火箭”、“放卫星”的狂热，他们知道一旦手中无粮，老天爷也救不了他们；五八年他们玩命地报高产，六一年翻了个个，全都学会了哭穷。老人家知道底下怨声载道，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气可鼓不可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老人家在听取江苏省委汇报工作时这样说。 于是七千人会聚北京，人民大会堂灯光灿烂。老人家一向举重若轻，“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于是大哥有了闲功夫，可以时不时地溜回家来。 如今回头去看七千人大会，才知道文革的火种其实那时已经埋下。刘少奇在大会上要做工作报告，稿子三修五改，吸收各方意见，最终确定。本来若是照本宣科，应是天下太平；谁曾想老人家建议刘少奇不念报告稿，而是对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些说明；谁又曾想刘少奇在作口头说明时，竟将三年灾害归究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话一出，老人家屁股下面如坐针毡，老一家一贯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如今刘主席弄出个倒三七，“七分人祸”指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老人家先定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调子，现在若勃然大怒，将刘主席拉下马来，有些显得量小非君子。只能隐忍不发。 历史舞台上总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刘少奇头天报告给老人家添堵，林彪第二天讲话就给老人家宽了心。林帅将老人家好大喜功的心理揣摸得极透彻，在大会上一个劲吹喇叭：“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此话一出，老人家当即表态：“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褒林贬刘之情，跃然而出。 老人家后来和外宾说，从四清开始他就想要打倒刘少奇；依我看，恐怕还要往前提到七千人大会。 政坛交锋离我很遥远，我还是个小娃娃，只知道大哥自远方的老家来。他满身烟草味，身强力壮是条汉子，很喜欢把我举起来，让我骑在他脖子上玩耍。他从老家带来了比鸡肉还香的鸡枞，极辣的豆豉和腐乳。他给自己准备了一竹篮辣椒，来家吃饭时，在煤炉台上转遭码上一圈，那辣椒在炉火烘烤中滋滋冒油，散发出又香又辣的气味，别说吃，就是闻一下，也让我泪如泉涌。而大哥却拿起烤熟的辣椒，像吃烤串儿一样美美地嚼着，一顿饭便能把一炉台辣椒消灭干净。 大哥给我讲老家的山山水水，还给我一撮美丽的羽毛。不知道那是什么鸟的羽毛，竟是那样的五光十色，绚丽夺目。大哥说这鸟老家多得很，叫声比夜莺还好听。那时有个纪录片叫《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里面有神秘的原始森林，野象出没，猴子成群，让我心驰神往。我对大哥说，“你回老家时把我带上吧？”大哥笑允。我兴高采烈地问妈妈：“大哥要带我去老家呢，能去吗？”妈妈也笑允。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大哥赶紧散会。 七千人大会终于结束了，大哥终于要走了。临行头一天，我对幼儿园的老师与小朋友道别说：“明天我要和大哥回老家了，我就不回来了！”老师笑着摸摸我的头，小朋友们则都报以羡慕的目光。那一夜激动得尽做美梦。第二天妈妈带着我和大哥一起去了北京火车站，当我满怀好奇之心在车厢里东瞧西望时，大哥已经放好行李和妈妈告别。“走吧”，妈妈拉住我的手，“去哪呀？”我莫名其妙；“回家啦”，妈妈把我抱起来向车下走去。我一下懵了，难道不带我回老家了？难道说话不算数了？我可是向老师和小朋友都告别过了呀！我愤怒地嚎啕大哭起来，连踢带踹要留在车上，可终究还是被拽下车去。我一路痛哭，从车站哭到家，从白天哭到夜晚，直到躺在床上睡着了还在哭，那是我有生以来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不知不觉中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十八号周边的小学不算少，最近的一个、也是最牛的一个是铁路五小，因为隶属铁路系统，收的孩子都是铁道部或北京铁路局的职工子弟。那时行业收入贫富不均，铁路在行业中收入最高，号称铁老大，有铁路是金饭碗、电力是银饭碗，邮电是铜饭碗之说。钱多好办事，每年铁路给五小的投资想必很多，所以五小的教学楼最漂亮，操场也最大，尤其鼓号队最气派，鼓新号亮不说，单那身行头就华丽得让人垂涎。每年羊坊店地区的小学举行鼓号队比赛，冠军非铁路五小莫属。可惜它只收铁路子弟，十八号孩子只能“望铁兴叹”。 除了铁路五小，稍远些还有羊坊店中心小学和羊坊店第二小学，羊中心比羊二小似乎要好一些，因为它的名字里有“中心”两字。“中心”是现代汉语单词中比较唬人的一个，和“复兴大路十八号”中那个“大”字一样，挂上它就显得地位很重要。一个地名若与“中心”沾上边，就会在所有地名中鹤立鸡群；比如“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天安门是北京城的中心”，几个“中心”连下来，天安门就君临天下，站在天安门城头上，就有了放眼世界胸怀五洲、天下舍我其谁的大气魄。所以“羊中心”在我心目中，不知不觉就压了“羊二小”一头。 既然铁五小进不去，羊中心应该是上小学的首选。可半路上杀出个“实验二小”来，给十八号下了帖子，欢迎十八号的孩子前去报名。实验二小离家很远，在西城的手帕胡同。那时老北京的城墙还在，西城墙的位置现在是西二环，那时一出西便门就算出城了，往西还要经过礼士路、工会大楼，才到木樨地，而手帕胡同已靠近西单，距木樨地在当时就算挺远的了。如果上实验二小，就要住校，所以我一点也不想上实验，可妈妈一定要带我去报名考试，“这可是实验小学呀，比羊中心和羊二小要好很多呢？”妈妈告诉我。 实验二小为何好？我觉得就是沾了“实验”两字的光。“实验”这个词儿在现代汉语中也很有魔力，与“中心”不相上下。无论什么事物，若是名字里面有了“实验”二字，就意味着它在分蛋糕中能吃大快的。一个学校挂上“实验”二字，意味着它将获得更多的经费和优惠政策；一个班挂上“实验”二字，意味着它将得到最好的老师和生源；甚至连种地都一样，一块田地挂上了“实验”二字，就意味着它会获得更多的肥料和灌溉；甚至连区域都一样，一个省市挂上了“实验”二字（如经济特区），就意味着它可以少纳税而且不用老听婆婆的管教；甚至连工程都一样，一个工程挂上了“实验”二字，就意味着它可以打破常规“大干快上”。 在十八号西边的铁道部宿舍区中，有一栋“实验楼”，我们都叫它“跃进楼”。它是在大跃进那年盖的，从破土到竣工只用了五天，这不是我瞎说，在它的楼门上边清清楚楚镌刻着建造的时间：五八年某月某日动工，五八年某月某日完成，确实只用了五天。楼有四层，大概三个或四个单元。五天盖成一栋四层的楼房，这个“实验工程”的确创造了奇迹。我每次从它身边走过时都有些战战惊惊，不知道它何时会轰然倒下；可它从五八年一直站立着，经受了邢台地震和唐山地震的考验，居然没倒。可惜去年铁道部翻盖宿舍，把那一片老楼全扒了，否则值得为它去联合国申请一项世界建筑文化遗产名录，我不知道联合国有没有这样的名录，反正我觉得这栋楼本应载入建筑史策的。 不管愿不愿上，妈妈还是带我去实验二小报名面试。面试要试什么谁也不知道，没啥复习大纲和指导手册，只是背了几首唐诗和顺口溜，就跟着妈妈在一个阳光很毒的夏日走进实验二小。面试的过程已不能完全记住，印象中是有很多个平房的教室，每个教室里测试着不同的科目。没有做算数题，也没背诗，考的内容稀奇古怪，有些像现在的脑筋急转弯。 我记得有一项测试，老师让我们几个孩子围站桌前，桌上有个笸箩，用布盖着。老师迅速把布掀开，让我们看那笸箩里面的东西，大概过了十秒钟，笸箩又被盖上，老师让我们说出里面都有什么。显然这是在测试孩子们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如果我事先知道老师要问什么，十秒钟内我完全可以把笸箩里的东西记的一清二楚。可惜我不知道，不知道就容易跑偏，当老师掀开布的一刹那，我先看到了笸箩里有一把剪刀和一轴丝线，于是我开始朝缝纫方面想象，是不是要问剪刀的用途？是不是要我们用丝线干点啥？还没等念头转完时间已经到了，结果除了剪刀丝线，我说不出笸箩里还有啥，成绩自然很差。 折腾了半天，结果是没录取，起初我以为是自己笨，后来看到多数十八号的孩子都没被录取，才知道笨的不只我一个。又想到如果去羊中心或羊二小上学，是不是也要这样考？不禁有些心虚，赶紧找个笸箩练习记东西。没两天，羊二小一位老师来到幼儿园，我想她一定是来测试我们的吧？心里还挺紧张。没想到幼儿园老师只是让我们给她跳了个水兵舞，她便微笑着说欢迎我们去二小上学。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羊二小的校长；又知道别看十八号的孩子考实验不行，搁在羊二小差不多全是尖子生。所以我们去那上学，对羊二小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忘了为什么，那年羊中心没来招生，我们一拨大班孩子全进了羊二小，正是因为进了羊二小，我才知道原来在十八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穷人的世界，我对社会底层的了解，正是从羊二小开始。
羊二小离十八号院大概有三四里路。那个地方叫北蜂窝。老北京的地名都有渊源可寻，像会城门，是当年辽国在京建都时的一个城门，而羊坊店，我想当年一定是个卖牛羊肉的集市；那么北蜂窝呢？大概当年这一带马蜂窝特别多吧？反正一听名字就知道这里过去准是个穷乡僻壤，荒草丛生之地。去羊二小要走十八号西门，出门就是一片庄稼地，通常种的都是老玉米。走过庄稼地，有条小商业街，一家百货商场，一家餐馆，一家照相馆。然后有条小河沟，过了小河就是铁路五小，后面是大片大片的陈旧的平房小院，在这些杂乱无章的院落之间的小胡同里穿行，不一会儿就到了羊中心，再往南走不远，就是羊二小了。 羊二小的教室全是平房，而且布局有些杂乱无章。全校只有一个厕所，就是老北京胡同里那种千篇一律的公厕的模样。一侧是小便池，另一侧是大便池，全是蹲坑，且全都没有隔断墙。孩子们蹲一排在茅坑上，一边方便一边逗嘴。开头我上这种厕所有些不习惯，因为家里的厕所都是坐式的，且只有一个人上，不像这样杂乱。不过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工作后有一次接待一位日本学者，聊天聊到北京的厕所，他说北京的“哈啰”厕所外国人很难接受，我不明白他说的“哈啰”厕所是什么，一问才知，他说的厕所就是指北京胡同里的公厕，因为上厕所的人一个挨一个蹲着，谁都看得见谁，难免要打声招呼，于是起了个绰号叫“哈啰”厕所。我哈哈大笑，对他说，要研究北京，首先就要学会上哈啰厕所，因为在那里你可以听到平民百姓的家长里短，而且绝无半点虚假！ 我的同桌叫丁峰，父亲是电信局的工人，母亲好像没工作，家里有四个孩子，还有个老奶奶。七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况且工资不高，一个月大概只有五六十元，这点钱要上养老下养下，根本不够。她奶奶每天出去卖冰棍，母亲靠做点零活挣点钱，一家人勉强糊口。 初见丁峰，给我感觉就像个叫花子。那时我们的衣服多少也会打几个补丁，因为大孩子穿完小孩子穿，一件衣服总要穿个五六年，小孩穿衣又费，膝盖胳膊肘儿难免会磨出窟窿，总会打个补丁。可丁峰的衣服不是一两个补丁，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简直是件百纳衣。还油吃麻花的，一股汗酸味。里面那件挎篮背心更特殊，大眼儿套小眼儿，手指头一杵就一个窟窿。他背的书包和我们的也不一样，我们都是商店里买的新书包，里面新的铅笔盒，新的作业本，新课本整整齐齐包着书皮；他的书包不是背着的那种，是类似现在买菜的那种布口袋，得提着，作业本也是旧的，大概是捡哥哥姐姐用过的，把没用完的钉在一起，课本竟也是旧的，肯定也是捡哥姐的接着用。他穿的鞋也寒碜，破矮腰球鞋前头已破了个大洞，大脚趾头总是肆无忌惮地探出头来，将臭脚丫的气味弥漫在教室里。 “丁峰，你为什么不穿袜子？”我有些奇怪。“穿了祙子脚不就不臭了吗？”“你以为？”丁峰一脸不屑地看着我，“不是吗？穿了袜子臭气就包在袜子里了，就不会那么大味儿了”。我自以为是的说我。 于是丁峰第二天真的穿了双袜子。可是秋老虎的天气，正热着呢，他却穿了双厚厚的布袜，捂在臭胶鞋里，那味道更让人不可忍受。 “你没有薄点的祙子？丝祙什么的？”我问他。“没有，这还是捡我哥穿剩的呢，穿丝祙？一双丝祙要卖多少根冰棍才挣得出来呢！”丁峰一边说一边搓着脚丫上的泥巴。大概是因为奶奶是卖冰棍的原故，丁峰对价格的计算总是以冰棍作为基准：我买块橡皮，他就叹息着说：“要卖十根冰棍呢”；那时冰棍就两种，红果三分，小豆和奶油五分，卖一根大概挣几厘钱。我不知道买一套《三国》的小人书，要卖出多少冰棍才能把钱湊够，我想一定是天文数字吧，所以丁峰从来不看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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