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奕：悲歌长泣——心灵深处的记忆
作者：冷明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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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悲歌长泣——心灵深处的记忆
作者：冷明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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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长泣——心灵深处的记忆 作者：王奕 来源：光明网http://bbs.gmw.cn/home.php?mod=space&uid=75605&do=blog&id=421308 今天是“五·一六”，它曾是中国的特殊的日子。1966年的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会。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由此中华民族进入灾难深重的内乱。 在世界近代史上有过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吗？而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难以和它同日而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如同一曲悲歌长久盘旋在共和国的上空，令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们每每想起就长泣不已。四十多年过去了，"文革"那些人和事还如刀刻斧凿永远留在我心里。那些苦涩、黑色，那些草菅人命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忘却而且还经常在脑海里浮现......
1968年"文革"进行到了"深挖"阶段，全国到处抓"5?16分子"，我所生活的那个矿山也不例外。父母都是矿山子弟校的教师，和"走资派"并无瓜葛。但父亲学过日语，便成了"日特"嫌疑。那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年代，只要造反派对你有怀疑，就可以把你抓起来进行惨无人道的审查。 当时我家住的是板夹锯末子房子，一幢房子有五户人家住。右边的邻居男主人我管他叫田叔，左边的邻居男主人我管他叫王叔。父亲被"看管审查"期间，我家的右边邻居田某向造反派检举揭发说我父亲在家中地窖（当时我们矿山人都在住宅里挖个地窖，储存过冬的白菜、萝卜、土豆等）里藏着一部电台，他听见我父亲给日本人拍电报的声音了。那年我12岁，在我记忆里造反派来我家进行了搜查，但是他们并没有找着电台，只是将我父亲的包括《史记》、《三国志》、《唐诗三白首》《燕山夜话》等在内的一大批书掠走，其中还有十分珍贵的石拓本、线装本书。（"文革"结束后，矿山的主管局给父亲平了反并给了200元的经济赔偿）。邻居田某的所作所为当时我并不知道。1970年4月的一个晚上父亲被"解放"，第二天便被宣布去农村"插队"。母亲在矿山是一个被人们很尊重的教师，并且是学校唯一的领导：教导主任（校长由矿长兼任）。她待人处事温文尔雅，与邻居相处的更是非常融洽。可是当晚在家门口母亲却哭泣着不指名叫骂。我家的左边邻居王叔过来进行好言相劝并和大人们聊了很长时间。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知道我家的右邻男主人，我一直称为田叔叔的人是一个政治上卑鄙无耻的人，他为了显示他的"积极革命"精神不惜搞栽赃陷害，丧失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良心。此人后来当上了矿山人事科长，因弄权勒卡被撤过职，被当领导的亲戚给复职后又用手中的权力奸污女学生，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父亲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人，书读得甚至到了迂腐的地步。王叔叔当年曾说，父亲要是特务，矿山得有多少人是特务，父亲是个书呆子他想当特务，特务也不会要他。 这一段往事真切地验证了"文革"的荒唐以及对人性的极其残酷的折磨和摧残，它把人的心灵扭曲到了用言语无以诉说的地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老百姓也叫它“深挖运动”。某边疆省的一个边境小县把阶级敌人分为9种，原有5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新添了4种：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臭老九（知识分子）”。以上这九种人加上他们的子女还不够，好要顺滕摸瓜，查家谱几代，查亲戚朋友关系，一片红色恐怖。全县各单位、各村屯都可以设监狱似的东西叫“小号儿”。 据该县1983年版县志记载，为深挖“三特（苏修特务、美蒋特务、日本特务）一叛（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全县被触及的人多达2345人，立案2022起，看管（关“小号”）1545人，自缢、跳井、投江、服毒非正常死亡的有65人。经过各种非正常手段甚至动用了惨无人道的手段，全县不到10万人口，抓出特务463人，阶级敌人834人。全县光特务据点就有162处，平均每600多人中就有一个。该县一个边境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在下乡的路途中，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信号弹，于是便被当作特嫌抓了起来。一个边境公社学校的姓王的老师曾当过邻县的邮政局长，“深挖”时受不了折磨，自杀不成，他承认杀过本局17个人，但求速死。其实那时候邮政局连他本人在内才7个人。 这是一个经过怎样苦难的民族？这是一个怎样的残无人道的运动？文革中谁家的亲戚朋友没有受到牵连？有多少人不是急于要和自己被“打成特务”的亲人划清界线？文革的“深挖”运动给中国多少个家庭带来了炼狱般的磨难，使我们这个民族蒙上了无尽的羞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几件时髦的事，如门上挂红五星、窗上喷“忠”、“公”字、吃饭时“三敬三祝”、跳“忠”字舞、学唱京剧革命“样板戏”。还有我在这里要说的举办“学习班”。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当老师，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逼自杀。他父亲死后，他被叫去参加一个叫做“知情不举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意思是他们参加学习班的8种阶级敌人的子女不够“反革命分子”资格，又都有一点文化，可以讨论研究。军代表（军队派来支持造反派的）当班长。有一个姓王的小子是农民，有一天他问军代表：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实现？军代表给他们这些“黑鬼”子女讲了好半天。中心意思是共产主义无限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阶级，没有党派，无产阶级解放了全人类，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姓王的小子接着说，他爹在日本占领时是劳工的工头，苏联红军把他抓住要处死。后来他爹逃了出去保了一条命。土改时阶级成份是“恶霸把头”他问军代表：“我吃我爹的饭，也算是把头阶级了，可怜我那小女儿（他用手比划着）才这么长，，她把的是哪头呢？”军代表眨巴眨巴眼睛一时无话可答。他顺势又问：“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共产主义了吧？”军代表回答他说：“这次不能，毛主席说得二三十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多少年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主席说了，牛鬼蛇神七八年就跳出一次，我们就打倒一次。那么这样算来，共产主义大约在二百一十年后实现。”这些学员接着就胡扯起来。有个人说：“你要解放全人类，可人家外国就不让你解放，怎么整？”军代表生气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好的，百分之五左右的阶级敌人消灭他们就行了，就像你们几个这道号的！”另一个学员说：“一次打倒百分之五，，三十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百个人打倒一百五十个，全中国人民还不够打倒的，还解放什么全人类呢，拉倒吧！” 今天人们可以把它当做黑色幽默来看，但它却是那个荒唐时代的一个真实缩影。文化大革命已经没有文化的影子了，它已成了至今人们还在研究却仍然研究不清的一个政治谜团，现在为它作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宏大的运动，完全借鉴了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愚弄民众，残害忠良，大兴“文字狱”，株连千百万无辜群众。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且写入了党章，也由此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笑柄。 按说，选党的领袖接班人不是一般人所能议论的，更何况在文革的特定环境下。然而在我居住的边疆偏僻的矿山，就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议论之并广而告之。此人和我家居住在一幢平房，我管他叫任大爷，当时是50多岁的工人。党的九大开过一段时间后，任老汉做了一个梦，有一个仙人告诉他，林彪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接班人在矿山的红砖房子里还没有出生。做了一个如此恐怖的梦，一般人早就被吓破胆了，哪里还敢张扬！可任老汉却逢人就说这件事，他说梦里的仙人告诉他必须说出来。 他向所在的工段的工人宣讲了这个梦。结果必然是被公安局抓捕，被送进一个民兵战备执勤点严加看管。也许该天不绝他的生命之路，抑或林彪真就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命丧黄泉不久，任老汉被放了出来。结论是，抓的对，放的也对，不存在错抓平反的问题。这在当地成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私下闲谈话资。 无独有偶。一九七六年矿山又出现了一起类似事件。由于“四人帮”倒行逆施，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全国各地流传着有关江青《红都女皇》一书的种种逸闻，一九七六年周恩来逝世后民间广泛流传着《周总理遗言》。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之后，“四人帮”开始追查这些所谓的谣言，全国各地抓人。我们矿山有一个上海知青叫倪鑫鑫，当时在矿山的“七二一”大学上学。一九七六年春节他从上海回来讲了当时上海私下流传有关“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负面消息。“四人帮”下令追查“谣言”后，倪鑫鑫的同学和老师开始争先恐后地揭发他。于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大约十一点左右）住在职工宿舍的倪鑫鑫被县城公安局来人抓走了，他的同学和老师也有的因此“火线”加入党组织。然而“四人帮”好景不长，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就被抓起来了。又过了几个月，到了一九七七年四、五月份，倪鑫鑫才被放出来。结论依然是：抓的对，放得也对，因为他不可能从政治上识别“四人帮”是坏人。又过了很长时间终于给倪鑫鑫平反了。 一个苦难的民族在一场荒唐的闹剧中充满了苦涩的童话，人的本性开始发生了异变，梦话也能击破辉煌的现实；良心也能变卖成“忠诚”。往事如昨。我祈祷着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我的同事、我本人，更重要的是我的民族永远抑或在十年、二十年里警诫自己——我和我 的 民族曾经历过一个缺失人性的黑色童话。
文革1970年后，全国开始实行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1970年4月我的父母都被宣布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插队落户。 我家插队的山村叫二站公社三站生产队。这个小地方当时很是热闹一番的。有驻军，有当地知识青年，有上海知识青年，有当地插队干部，有上海插队干部，驻军和当地农民还联合搞了一个“红医村”。当地插队干部全家落户的一共有7家，还有几个单人来的，上海插队干部普遍是单人来的。三站这个小地方竟然有幸迎来了上海知识青年、干部插队的总带队人x x。当时我听大人们说，x x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曾当过周恩来的秘书，是行政六、七级的干部。传说周恩来曾说过，斗争x x大会我不参加，批判x x大会我参加。保x x的心情可见一斑。 x x来三站了，县革委会主任自然也来了，地区革委会主任刘某自然也少不了要前来拜访。x x也真是官大谱大，官阶不同待遇不同，在这里我是第一次领教了，也知道了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官民平等的事，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或文革后。x x插队带来的有医生、厨师、警卫、小轿车，当然少不了司机。他在三站插队一年多，我只有幸见过这位党的高级干部一面，根本没有见过他的夫人。他的姑娘在公社中学上学，据说很傲气。我见过最多的是他的儿子x小坚，因为他当村里的“赤脚医生”经常到各家看病去。有一段时间他天天给我家的人针灸，我感觉他人很好，态度和蔼，一点也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x x来三站是他自己要求的，村民们传说他要求到黑龙江省最艰苦的农村插队。然而领导毕竟是领导，面子做足了，也该走人了。于是他又要到上海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农场去了。 x xx走了，又来了一个同济大学桥梁建筑系党总支书记。此人姓张，百姓管他叫“张好好”。他人长得慈眉善目，圆圆的肚子，一副和事老的样子。据他自己跟村里人说，他是山东人。解放前是一个教书先生，后来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当了队长，解放军南下时跟着大军到了上海。因为当过教师，便被派去管理大学了。 有时从人的貌相上是看不出什么的。“张好好”自从接替x x管事后，在村里天天都能看到他。白天吃完饭，他就村东头、村西头满街遛，东看看、西瞧瞧，然后再睡上一觉。晚饭后，“张好好”来了精神头——召开全村社员大会，今天割资本主义尾巴，明天批判“四类”分子，后天教育批判知识青年的“错误思想”。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吃饭、睡觉、开批判会。至于春种、夏锄、秋收、冬储，对不起，一律和他无关系，他只认革命，从不认生产。当时生产队一天劳动最高工分是10分，只值1角多钱。当时的情景真真印证了“四人帮”极力倡导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回过头看，当年大城市知识青年，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其中不泛党的高级干部插队过的农村，有不少至今还很贫穷，和小康生活水准相差甚远，极个别的农村还停留在文革时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那场具有轰轰烈烈的冲击力的插队运动的深远意义，干部带去的不是现代化的建设本领和科学知识，而是极“左”的整人意识，高高在上的官僚意识，根深蒂固的对资本厌恶的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农村要想富强起来，还得从那些人早已走了，可依然存在的霉变的意识里千方百计地挣脱出来，走出文革中乃至文革前和改革初的思维定式。
许多人的生命“文革”中被彻底摧毁了，这不仅表现在生命的肉体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生命的灵魂——思想和精神上。 父亲在“文革”中受尽了肉体上的折磨，但这还不是最痛苦的。给妻子、孩子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和政治上的压力，这是他最心痛不已的。妻子不准当干部，孩子不能当正式工人，不能入党、参军、保送上大学。周围别的人家门上贴着红五星，我家不能贴；周围别的人家在门前立一个杆子上面可以挂一个带小红旗的木头飞机，我家不能挂。父亲工资70多元，当时只给12元生活费，母亲每天为生活发愁。亲属之间不敢往来，朋友避而远之，一家人常常泣而叹之。 1970年4月，父亲终于被“解放”了，可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有重大历史问题，内控使用。”随后就被宣布到当地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去当“插队干部”了。几年后，我家搬到了当地的县城。 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无处可去，我又回到矿山当知青了，在矿山的后勤工段当长期临时工。有一段时间我参加基建劳动，具体负责领几个矿工家属和水泥沙子灰。当时矿工生活都很拮据，很多东西都舍不得花钱买，更何况手中也没有钱。比如北方人睡火炕，很多人买不起炕席，就用旧报纸、牛皮纸糊。当时我们一起干活的有个妇女，是带三个孩子的寡妇，且有些笨拙，生活得极其艰难，她家收拾炕面子正需要牛皮纸糊炕。我们和灰时必须用洋灰（水泥），而洋灰袋子都是用牛皮纸做的，把它完整的拆开就可以糊炕。于是每次和灰时我都把洋灰袋子拆好交给她。有一次不巧被我们工段的邵段副长看见了，只见他从工棚里掠过铁锹照着洋灰袋子就拼命地铲下去，直到把洋灰袋子彻底铲碎，然后教训我说这么做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占公家的便宜。他愤愤地表示宁肯把洋灰袋子整碎，也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得逞。这之后他还不甘心，又到矿革委会主任那里告状，说我没有“阶级立场”，不能当团支部书记了（在我家插队农村上中学时，因为学习好，我终于得以挤进了团组织。矿山后勤段青年人少，我就矮子拔大个当上了团支书）。同时又检举我不愿割“资本主义尾巴”。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班有一个师傅比我大10多岁，人爱闹，姓侯，我们大家都管他叫“猴子”。侯哥爱动，上班之余常到周边山上采些木耳、榛子、蘑菇等山货。而当时的政策是职工业余时间不准搞副业，谁搞了，就要割谁的“资本主义尾巴”。侯哥等人采山货的事被矿里知道了，矿领导就把他们当作“坏典型”进行大会批判。哪个工段有“坏典型”哪个工段就得出人写批判稿并到大会上发言。我们段因为工人文化都不高，我刚从学校毕业不长时间，所以这类的事都推给我。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段里和班里的工人师傅对我都很好，劳动、生活都照顾我。尤其侯哥经常叫我到他家吃饭。现在叫我批判他，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就跟郭段长说了我不去发言。郭段长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他劝我政治前途重要，要积极表现。侯哥知道我的想法后，乐呵呵地对我说：“兄弟，你写发言稿批判我，我给你炖鸡吃。”为了我个人的所谓前途，我不得不昧着良心去批判我的工人兄弟为了养家糊口而做的事。侯哥真就没有食言，果然给我炖鸡吃了。 平心而论，邵副段长并不是十分坏的人，“文革”中比他坏的人多去了。问题就在于，像他这样并不太坏的人，都变成了这样惨无人性，你想，那坏人的心不得和狼心一样吗？那场“文革”鼓励人们揭发检举，启发人们随时发现阶级敌人和沾染了资产阶级坏思想的人，只讲阶级性，不能也不准讲人性。邪恶的人开始有了用武之地，品德不端的人失去了道德的限制而开始演变成了坏人，诚实善良的人开始抛弃了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良心。而我自己不也是做不到洁身自好吗？谁不愿意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谁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文革期间，一个国家给毛泽东送了几个芒果。毛泽东把这几个芒果送给了当时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上的新闻联播播发了了这个重大新闻，全国各地立即举行了庆祝活动。 我所在的矿山的工人属于产业工人，在当时是最“吃香”的。于是，很快上级就通知要把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芒果拿到矿山来巡回展出。整个矿山都沸腾了。我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好几辆军用卡车开进了矿山，汽车停在了矿山俱乐部门前，只见四名解放军战士手持钢枪护卫一名手捧玻璃罩的解放军战士走进了俱乐部。这个玻璃罩外面用红绸子蒙着，玻璃罩里面用红绸子衬着两个光鲜鲜的芒果，煞是使人垂涎欲滴！全矿人都是第一次看见芒果，何况又是毛主席送来的，心情那高兴地自不用说了。许多人一遍又一遍上台朝拜那圣果，一些人高兴得流出了幸福的泪水。矿山当时抽出了不少人到各地当工宣队员，还有人当了地区革委会委员、县革委会值班委员，后来还有人到北京参加了国庆20周年观礼，亲自向毛泽东敬了酒。此时的矿山除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和像我这样的子女外，全都沉浸在巨大的欢乐和幸福之中。一位工宣队员代表上台发言表态说，毛主席真看得起咱工人阶级，咱们一定要把斗、批、改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芒果到矿山给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享受，虽然谁也没有吃上一口芒果，但每个人都好像吃上了一筐芒果似的。 终于有一天，梦幻般的幸福感在矿山人心中破灭了——原来那送来巡展的芒果是用蜡做的。大多数人有种被愚弄的感觉，但他们是万万不敢吱声的。一个假芒果曾给他们无限美好的遐想，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主人。然而这个假芒果也误导了他们，认为当上产业工人，就是当上了领导阶级，他们的子女基本不爱学习，有许多人小学毕业就到矿山家属队劳动了，文革后基本上也没有人考上大学。假的冒充美好的东西，人的心灵也被扭曲了。文革后期，矿山逼死了好几个人。 历史在前进，可矿山却在倒退，它被时代抛在了后边。矿山资源枯竭了，矿山破产了。职工开始忍受着生活的艰难，产业工人的风采荡然无存了。那个年代说假话、办假事在矿山就蔚然成风，文革结束后要承担苦果那是必然的。现在想来，一个小小的芒果都可以拿来骗人、作弄人，那个年代，还有什么事不可以作假呢？一个民族的风气开始在这种环境里偏离了它应该有的轨道。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长篇编者按语。《人民日报》12月28日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再加了编者按语：“xx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于是上行下效，我工作过的一个当时叫东方红的县级中学也紧跟着出现了一个“反潮流”小将冬某。我为何不称他为“红卫兵”小将？因为他当时还不是红卫兵，也正因如此，他要向他的班主任江老师反潮流而借此加入红卫兵。1974年学校寒假，江老师正在外地老家过春节时，接到了丈夫的电话，要她立即回来。她刚一下长途客车，就看见丈夫手里拿着一卷写好的大字报和朋友正在等她，她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朦朦懵懵就和他们坐车直接奔东方红中学去了。 等到了学校把大字报贴在墙上，江老师才明白是怎么事。原来她班的学生冬某要加入红卫兵，但没有被批准，此时正赶上《人民日报》12月28日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在编者按中号召人们“反潮流”，于是便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说班主任压制他加入红卫兵，《人民日报》在"报屁股"选登了二百多字。这短短二百多字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冬某即成了"反潮流"英雄。江老师的家人连夜代她以大字报的形式写好了检讨书。冬某当时是九年制学校里的七年级的学生，也就十五、六岁，当地人普遍认为那封信是他当过记者的爸爸代笔的。经过这种政治上的打击，江老师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我1979年到学校后，江老师就没有给学生上过课，只在学校做一些行政工作。 “四人帮”垮台了，“反潮流”学生冬某噩运也接踵而至了。他毕业到了当地机关办的农场下乡。1977年年底他报名参军，不知是有人告状还是政审不合格，军装都穿在身上了又被扒了下来。第二年他考大学已经够了本科分数线，却没有任何学校录取他。第三年他接着考，终于被当地师范学校高师班录取了。但是据说在学校他还是个刺头，不太招老师待见。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地一个机关的业余职工学校。工作几年后他有病住院，不知什么原因他从三楼跳下去了，栽在用水泥砌的花坛上不幸身亡。 文革它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完全彻底演变成了阶级斗争关系，把人们在工作、学习中出现的对事物的不同看法给强制扭曲成路线斗争。成年人的心灵备受折磨已经是国家、民族的悲哀了，而孩子们也被当成了互相整人的工具，更是悲哀中的大悲哀了。
文革到了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城镇百万高中、初中毕业生（也有一些还没有毕业的）满怀革命豪情积极响应（也有无可奈何不去不行的），很快全国形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了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就业之路。 黑河地区革委会所在地与苏联只有一江之隔，当时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时有枪炮声在耳边回响，知识青年把这里看作是神奇的土地，全国十几个省市总数21万多人落户于黑河地区的农场、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漫长过程中，知识青年在黑河这块土地上涌现了一批英雄人物，其中一些人永远长眠在了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上。 1970年1月13日下午，嫩江山河农场一分场二队修配所发生火灾，上海知青蒋美华带病赶到现场，不顾危险冲进火场抢救里面的拖拉机.在抢救最后一辆拖拉机时，屋顶被大火烧塌，她扛起燃烧的房架，掩护在大火中搏斗的同伴，最后昏倒在火海中被烧成重伤。 1976年3月13日，德都县境内的襄河种马场四分场附近的小狼山北侧发生山火，火头在八级大风中凶猛地向农场扑去。知青杨淑云和同伴立刻投入了扑火的战斗中。粮食保住了，可是杨淑云和其他6名女青年永远长眠在了黑土地上。 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5月25日，金训华和一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前往黑龙江省农村插队落户，他被分配到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8月15日，双河村爆发特大山洪，两岸一片汪洋。下午四时许，金训华正带着民兵修坝防洪，生产队长忽然跑来说：“堆在河沿在一百五十根电柱被水泡上了，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金训华说：“保护电柱要紧，这任务交给我！”说着，他就带领五个民兵前去抢救。刚跑到河边，金训华就看到两根电柱已被急流卷走。面对着每秒七、八米流速的洪水，金训华为抢救两根电线杆子被洪水冲走，不幸遇难，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事迹上了当时的《红旗》杂志，在全国轰动挺大。据说当时张春桥力主推出他为知青榜样，不知是否真的。 那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在黑河这块沃土上英雄一个接着一个。要做缩小三大差别促进派的军人、高干子女林宏到了逊克；“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副连长安徽人张兴华主动要求落户爱辉县农村。但是英雄亦分种类。林宏、张兴华这类英雄，连我这个新闻人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离开了黑河这个让他们成名的热土。来时轰轰烈烈，走时鸦雀无声。经历那个时代人都知道，他们是赶“潮流”来的。然而天公不作美，“四人帮”在骤然间就垮台了，它的理论也遭到了清算。他们的英雄梦无奈地破灭了，只好走人了。 而金训华、杨淑云这样的英雄，是让我们心痛的英雄。他们真诚地听了毛泽东的话，来到农村、农场，要踏踏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为建设新农村的栋梁之才。可是那是一个人不算财富的时代，国家的一根木头都比人重要。他们毅然接受了这个观念，并毫不犹豫地实行之。他们为了坚信不疑的信念，决然地献出火红的青春，谱写出那个年代人生最辉煌的壮丽篇章。以现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看，人永远比财产更重要，切不可为了财产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但是金训华、杨淑云们那种对信仰的执著的追求（且不论对错）对我来说，是永远值得敬仰的，在我心目中他们是永远的英雄！苦难风流，铸就了一批生不逢时的悲剧英雄，共和国的英雄纪念碑上应该庄重地书写上他们的名字。 也许我们的祖国在他们的注视下，会成为他们心仪久已的圣洁的人类天堂！ 写完这篇文章，我眼角湿润了，那是为英雄也是为我多灾多难的祖国！我祈盼着共和国公民的生命永远和五星红旗一样，矗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我坚信那一天必将到来，也许她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很远很远的路程——我祈祷着、期待着。
文革中很时兴“忆苦思甜”活动，种类繁多，花样经常翻新。如：吃“忆苦饭”，讲苦难的家史，忆单位“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苦，思革委会的甜等等。但由于“忆苦思甜”的当事人根本不明白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再加上文化水平很低，用当时的时髦话说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因此常常会闹出一些笑话。 笑话一：有一位从关内农村跑到东北边境矿山的工人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发言说：“旧社会我家人的命真是苦呀，但是最苦苦不过六零年！全家人连饭都吃不上一口，只能挖野菜充饥。”与会的人全都愕然。 笑话二：我所在矿山工段的党支部书记在“忆苦思甜”会上发言说：“旧社会我们穷人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生活。现在我们多有钱呀，我家经常白糖蘸馒头吃，害得买白糖都得用票了。我家火柴用得老鼻子了（多的意思），连国家都供不上我们的用量了。你看苏修老毛子现在穷的把大列巴（面包）变成了小列巴，把白列巴变成了黑列巴，这还得排队才能买着。”笑话三：我们矿山文革一开始便出现了不少造反组织。其中一个造反组织在一次批判“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会场上悬挂了一副对联：“忆刘（时任矿党委书记）xx的走资本主义的苦；思王xx（社教“四清”时矿山社教分团团长，文革时任革委会主任）搞文化革命的甜。”然而王xx好景不长，便被身边的人检举“三敬三祝”时毛主席语录从来都没有举过头，是对毛主席的大不忠而被免职了。笑话四：矿山机械工段有位老工人，是劳模。他在会上忆完苦后，开始说起他解放后得到了很多荣誉，心里很高兴。这时矿山广播站的记者便插了一句嘴：“为了社会主义你真能干呀！”老劳模回答他说：“这和在‘满洲国’干活时相比，还差多了呢！”文化革命带来的别样滋味，使笑话了充满了苦涩和心痛。一个在世界飞速进步时代出现的荒唐举措，让我们的民族落伍了，让我们的公民的心智蒙上了重重阴影。而更重要的是那种思维形式今天依然还有市场，阶级斗争的氛围一遇时机便迫不及待地弥漫你的身边，不由得你不心惊胆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了。随后华国锋接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为了更好地继承毛泽东主席的遗志，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作出决定，全国人民要在一年内通读《毛泽东选集》（1—5卷）。 我所在的矿山绝大多数矿工都是从山东、河北等关内农村“跑盲流”来的，文化水平很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认识字，一些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上面发文件了，要通读毛选，怎么办？现在遇到这样的事，单位领导或许有许多办法，能圆满地完成任务，甚至能写出洋洋洒洒几万字的读书经验文章来，尽管他可能一个字都没读。文革时期政治是第一位的，哪个领导也不敢拿学毛选当儿戏。可现实的情况摆在眼前，大部分工人是不可能读完毛选的，他们认识不了那么多的字，更不用说毛选的思想意义了。无奈，基层工段便绞尽脑汁想办法，我们工段的郭书记便决定由我读给工人听。 于是每周有两天工人劳累完，吃完晚饭还得到工段的车间学习毛选。当时还没有毛选5卷合订本，只有毛选四卷合订本，是64开本的，书面套着红塑料皮。毛选4卷合订本有多少页，由于时间久远我也记不清了，大概有1000多页吧。毛选合订本的字非常小，可能也就有宋体字小6号那么大。车间空旷，灯光显得十分暗淡，我在通读时非常累眼睛。更重要的是工人也不可能听懂书里的内容，当然我当时也明白不了多少。好在上中学时语文老师经常让我读课文，当时课文有不少毛泽东的文章，所以通读毛选4卷我并不费劲。一开始，我一本正经的照本宣科，但是工人听不懂，抽烟的抽烟，睡觉的睡觉，实在闲得无聊的就找人小声嘀咕东家长，李家短。后来我也改变了方法，不管你听不听，我像机关枪似的突突一气念完20多页。多半年的时间，我念完了毛选5卷，工段如期完成了上面交给的政治任务，但实际效果却是不得而知了。 “四卷宝书金光闪，光焰无际照航船。”这首文革歌曲形象地说明文革中那些玩政治的人把毛选四卷当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金科玉律，向人们明示：学好了它，中国这艘社会主义巨轮就会胜利地驶向共产主义岸边。但现实是无情的，舆论一律，不同的意见全被扼杀了，除了毛选，别的思想都是修正主义，曾被称为人多议论多，能集思广益的国家被迫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历史证明再好的东西，走到了极端，它的本质都会变质，都会产生让善良的公民不寒而栗的结果。 马克思曾痛斥普鲁士政府：“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摘自马克思全集第一卷）文革所发生的事情，不正是我们导师所痛斥的吗？
经历文革的人对8个样板戏都会有深刻的印象，这不仅仅是它的水平相当高，有汪曾祺、阎肃等造诣深厚的文学家、词作家、剧作家、戏曲家、作曲家、舞蹈家的加盟，更是因为它在全国的工矿企业、机关团体、部队、大中小学校、农村、街道全方位的普及。文革中大多数人都会哼哼几句样板戏中的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瞧瞧，哪一个不是耳熟能详的段子？一点也不逊于现在流行的“黄段子”。 我所在的矿山当然不能在普及样板戏问题上落后别人。但在我的记忆里，矿山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没有演出过样板戏，而倒是我所在的小学六年级班演出了京剧《红灯记》全剧。县评剧团也给产业工人送来了京剧《沙家浜》，就连矿山附近的农村，《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从三个大队教育革命的实践看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校》中大队之一的松树沟大队也送来了《红灯记》慰问工人老大哥。但群众性普及革命京剧样板戏并不仅仅是现在的文化娱乐，它包含着当时玩政治的人的险恶用心，即用样板戏作为打手，攻击“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击倒、打垮那些“文艺黑线上鼻祖”，并以此统治意识形态。而江青更是以此为资本，要想成为中国的“文艺旗手”，逐渐完成她的“女皇”梦。文革中善良的公民都被鼓动成为了狂热的“革命造反者”，领袖终一不二的信徒。 学唱京剧样板戏必然倾注了极大革命热情。但京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唱得好，因此在普及样板戏时必然有优劣之分。以我所在矿山演唱的三场样板戏来看，县评剧团当然是上乘的，次之是小学生的演出，最后是生产大队的演出。县评剧团在文革中不演评戏了，改为专唱京剧，男女主角分为A、B角。“九大”后县评剧团到矿山演出京剧《沙家浜》。评剧演员唱京剧，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说，也分不出个差别来，总觉得那些演员都是“腕”，看得挺过瘾。但一个武生演员在《夜袭》那场翻跟头不慎翻出了舞台，所幸只是轻伤。 小学6年级的学生演京剧《红灯记》全剧，这在全国应该说也是少见的。那时全班除了我是“黑五类”子女外，其他人全都有角色。其中同学封某，个头小连日本兵也捞不上演，只好捡个拉幕的活干。此次演出矿山俱乐部坐无虚席，小演员一板一眼的，很是认真，博得了他们父辈的热烈掌声。矿山工人子女普遍学习不好，文革后恢复高考，那些演戏的同学一个也没有被大中专学校录取，反倒是改革开放后大部分陆续下岗了。那个拉幕的同学后来在当地造成了一起轰动不小的枪击案，被政府处以了死刑。 松树沟大队来矿山演《红灯记》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矿上用大喇叭连续通知了好几遍，但终因此时工人对看过多遍的样板戏已经开始厌倦了，况且白天还有繁重的劳动，所以没有几个人去看演出。孩子们总是爱看热闹的，俱乐部里坐席上只有一少半观众，多数为学生。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演鸠山的演员，他个子很高，岁数不大，打扮的很滑稽，将一个花褥单裹在身上当裙子，上蹿下跳俨然像个狗蹦子。让人更可笑的是他们的唱的既不是京剧也不是评戏，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剧种。于是有不少人，包括学生要退场。但把门的人接到了矿上革委会的通知一律不准退场，他便把大门干脆给锁上了，我们只得苦熬了半宿。 好好的国粹就这样在普及中走了样，而真正的京剧团也因频繁的演出8个样板戏而使“革命观众”视觉疲劳了，以至出现了厌倦情绪。在普及样板戏运动中许多人被整，甚至冤死，更使人有理由认为，普及样板戏是场阴谋家的权术大表演，是对中国全体公民的戏弄。
人生的荣华不过是一场疯狂的胡闹，正像这种奢侈的景象在一个嚼着淡菜根的人看来一样。我们寻欢作乐，全然是傻子的行为。我们所谄媚的、我们所举杯祝饮的那些人，也就是在年老时被我们痛骂的那些人。 人们的耳朵不能容纳忠言，谄媚却这样容易进去！——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但这就是文革（1968—1970）时的最时髦语言，哪个人不得一天喊上几遍，当时叫“三敬三祝”。 文革一开始，我们的县城（也是地委、行署所在地）就掀起了红色谄媚的浪潮：到处悬挂毛泽东的画像，到处书写毛泽东的语录，涂红地染红墙。1968年掀起了一个“三忠于”‘“四无限”的热潮。“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城镇农村不分男女老幼，不论机关、企业、驻军、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学校、医院都得像宗教仪式那样盲目地僵化地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 个人家庭也不能幸免。每天早、午、晚吃饭前一家人围在桌子旁，要由一人带头领诵，众人合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每个家庭（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家庭除外）门上都镶嵌一个红五星，仓房旁立一个杆子，杆子上端钉上一个木头飞机，飞机上面插着一面红旗。所有家庭，当然也包括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家庭，都要在玻璃窗上用红漆喷上“忠”、“公”两个字。也有用红纸剪成“忠”、“公”两个字贴在玻璃上的。 亲朋好友之间那时很少通信，如果通信，也要写上“三敬三祝”。我记得很清楚，九大之后不长时间，在总参某部任职的舅舅给我家来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我向你们报告一个特大喜讯，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原来，总参在九大后召集所属部门的一大批中层领导干部在北京学习九大会议精神。有一天总部通知开会的所有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看样板戏。在样板戏演一半的时候，突然宣布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要接见他们。就这样我舅舅有幸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那个时候，这件事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当时我父亲还没有“解放”，我母亲还被剥夺干部职务当工人，舅舅所属的部队隔几个星期就给矿山革委会寄一封信，询问我父亲“解放”了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我舅舅能不能继续在总参所属部队干下去的大问题。这时他见到了统帅、副统帅，就说明部队对他还是信任的，还能留在部队继续服役。 有了这一切还不够。每个人还要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如饥似渴”地学毛选，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我们还是一个有尊严的活着的真实的人吗？我们还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吗？我们和封建帝王统治下的臣民相比，不更有过之无不及吗？ 我在拙作《诗化的政治》一文中曾引用过这样的诗句：“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情愫和思想。”（黄翔写于1969年的《火炬之歌》）可惜我们太少这样的英雄，我们为了苟活，不能不低下自己的头颅。那场浩劫使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成了愚民和懦夫，谁也别说——我不是。有雷抒雁诗歌为证：“我恨我自己，/竟睡得那样死，/像喝了魔鬼的迷魂汤，/让辚辚囚车，/碾过我僵死的心脏！/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像黄继光，/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边，/挺起柔嫩的肩膀，/掮起民族大厦的栋梁！”可怜的那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民族英雄张志新！ 经历过来的人，谁也别想逃避，应该勇敢地承认我们是懦夫，我们是红色谄媚的制造者中的一员，尽管无足轻重！严群先生在他翻译柏拉图著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的译后话中说：“烈士之所以为烈士，就是临难之际，生路排在面前，只要稍屈尽可免死，然而烈士宁死不屈。”我们永远都不会是烈士，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人格。 但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不再经历那一幕红色谄媚的悲剧，也可以使我们不再陷进那欲死不敢欲活屈辱的境地。
文革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原来以为人们都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没有想到，还有许多人依然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观念死死不放，依然幻想着新的“文化大革命”产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有定论，这是有目共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有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带来灾难的内乱。” 在这里引用典型事例也可以说明文革造成的灾难之大，破坏危害作用之大。1999年出版的《黑河简史》中的《第四章“文化大革命”十年》有这样的文字： 6月7日（1968年，笔者注），黑河地区革委会转发了爱辉县有关深挖“三特一叛”（日本特务、蒋匪特务、苏联特务，叛徒）的报告之后，全区总动员，开展深挖“三特一叛”和反对“右倾翻案风”。被认定“三特一叛”（含走资派）的有115人。其中，地委书记、专员2人；部、局长19人，占同级干部的16.1%；县委书记、县长10人，占同级干部的16.5%；地县科级干部84人，占同级干部6.9%。……“运动”至1968年8月间，全区检举揭发出所谓“坏人坏事”500多件；挖出所谓“漏网走资派”15人；“三特一叛”311人；破获“特务集团”2个；“反标案”2起；坦白自首和交待各种问题的53人；反动党团登记90人。 ……深挖的重灾区孙吴县，在县革委会主任等主要领导的指挥下，认为东北沦陷区时期孙吴是日军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解放初期，伪警宪特、政治土匪十分猖獗。因此，结论是孙吴县“三特一叛“多如牛毛。一个不足1.6万人口的边城小县，竟有846人被看管，106人被拘捕入狱，非正常死亡49人，致残百余人。德都县仅用2个月时间，就挖出阶级敌人568人。其中苏联特务23人，日本特务100人，蒋军特务85人，叛徒84人，地、富、反、坏、右分子276人。此外，还挖出2个反革命集团。发生的事件51起，其中死亡40人。甚至有的全家都被挖出来，残酷斗争，无限上纲，逼供信，严刑拷打，制造的冤假错案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逐步得到甄别、平反。……在深挖运动中，全区共触动10700人，造成非正常死亡117人。 …… 人们思想僵化，精神麻木，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个字不识的文盲竟然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出席“讲用会”；小脚女人也跳起“忠字舞”90多岁的老太太唱语录歌、背诵毛主席诗词；夜半三更全家起床向毛主席汇报（晚上忘记汇报）；一个患癌症的病人不打针不吃药，手捧“小红书”战胜病魔；一个工厂发生火灾，价值数万元的财产顷刻间将化为灰烬，工人们冲入火海，高喊：“快把宝书（毛主席著作抢出来！”人们大搞个人崇拜活动，使思想感情发展到了极端，在人们的心目中，领袖被神化。书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记载，在此不累赘。这是怎样的一种文化革命！ 人的最基本生存权得不到基本保证，人的言行没有任何自由，案件、事件如深重的大山压在人的身上，灵魂被摧残到极致，人性被蔑视到连根小草都不如。 当还有人极力赞成文革好时，不妨也来个“请君入瓮”古人手段，再让他体验一下文革“妙不可言”的好处，让他灵魂和躯体再经历一次“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全国各地毁书成风。郭沫若“在文革一开始就宣布要把自己一百多万字的著作统统都烧掉”（陈荒煤1979年2月10日《在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和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连新中国的文艺旗帜的书都要烧掉，那么除了马列、毛泽东的书还有什么书不能烧掉呢？ 文革一开始，我所在的县先是以“破四旧”为由砸毁一些庙宇和许多珍贵的文物，这其中也包括著名的爱辉将军墓碑，《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地的建筑物。随后便开始大规模烧毁所谓的“四旧”书籍。当时我们矿山子弟校的领导是我的母亲，已“靠边站”了，学校的有限图书任由红卫兵和红小兵随意撕毁和烧毁。其中有一部分人体教学挂图被学生叠成啪唧（一种儿童玩的游戏，是把纸叠成一个方块型，然后往地上摔把另一个砸翻过来就算赢了）。那种人体教学挂图纸质量非常好，想要烧毁很不容易，于是就有红卫兵想出了此招。 学校的图书烧完了，撕完了，他们就把手伸向了家庭。我家的书在矿山是最多的，必然首当其冲。《论语》、《左传》、《孟子》、《三国志》、《临川集》、《亭林诗集》、《人间词话》、《康熙字典》等书自不必说，是要由红卫兵拿走的，还有一些我现在叫不上名字的线装本和石拓本的书也被他们掠走了。而要我家承受苦难的书当是线装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因为这两本书是文革发端的导火索。毛泽东明确支持批判“三家村”，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认为“三家村”的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扫涤“三家村”的“赞赏者”和“追随者”。既然如此，你还跑得了吗？书被他们像强盗一样掠走，不，他们有比强盗更正经的理由：“防止反革命复辟！”人也看押起来了，一关就是几年。 文革后期我家的书，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古文观止》已在矿山一些人手中出现了，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了。但他们是不看的，也不当摆设，只是随便扔在一个地方。矿山人没有读书的习惯，因为他们是产业工人，是绝对的领导者。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读书无用”的论调影响下，他们真以为然，许多孩子上完小学就不读书了。 改革开放后主管局为我家书被抄赔了200多元钱并平了反。我们又用这些钱重新购置了原来曾有过的书，当然钱是远远不够的。 秦始皇焚书两千多年了，人们还在争执他的对错，文革焚书超过秦始皇千倍、万倍，它的争执也必将延续多年。而我从身边的亲属、朋友看到，凡是积极主动焚书的，后代学习都不长进。也许历史是有眼睛的，他正在注视着我们人类社会是否会毁在人类自己的手里。
文革中一人出事，全家株连甚至波及亲属、朋友、同事，现在想起还令人心悸。我家插队的三站生产大队当时有40多名上海知识青年，都是来自黄浦区的。那几年部队招兵、推荐上大学，他们居然一个也不够条件。原因是在政审时，他们每个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亲属有问题，或因有海外关系。这其中也包含了当时红的发紫的乔冠华的叔伯弟弟。 我家的兄弟姐妹因所谓“家庭问题”保送上学、参军、招工、入党时，均都受到各种刁难。哥哥已经被基层推荐上学，主管局一句他家庭有问题就被别人顶替。矿山政工科李科长在讨论推荐上大学的名单时推荐我，被子弟校的一位女领导一句他家庭有问题就给否决了。招兵时我不敢报名，不敢奢望入党，就连当个木匠学徒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1977年参加高考，我的档案里写着家庭有重大政治问题，而具体是什么问题？一句也没说！1979年父亲平反时，光烧毁的“罪行材料”就三大档案袋。 1977年高考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极“左”的的思想并没有消除。当时北大法律专业招生，要严格政审，只要贫下中农子女、党员，说是怕“坏人”钻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做准备。 其实新中国的株连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只不过文革更有过之无不及而已！1949年以来株连始终不断。我的大伯解放前毕业于燕京大学，他的姑娘，我的叔伯大姐1955年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考分高出录取分数线不少，但新闻系是要严格政审的，不能让“坏人”及他们的子女钻进来，大姐家庭政审不合格不被录取。她不服气，第二年接着报，但现实给她以残酷的打击，分再高也不录取你，致使她终生与大学无缘。 一个株连政策把社会主义的本义玷污了，它把许多优秀中华儿女拒之社会主义建设大门之外，使许多海外优秀的中华儿女无法报效生育他的祖国和民族。在株连政策大行其道的时候，裙带关系渗透着各个领域，腐蚀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当权者的老婆飞扬跋扈，肆意妄为，任意践踏国家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的秩序，将本来就很可怜的法律踩在脚下，狞笑着向她们的所谓“仇人”疯狂报复。一个制度的锐变就在苍生眼前蔓延着。
文革中一位在县直属机关工作的干部说：“右派”都是有才能的人，给党提意见不是反党。就这一句话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期间受尽苦刑，出狱时已经病魔缠身，奄奄一息。 一位中学生在书写“春去秋来老将至”时，把“将”误写成“蒋”，造反派说他是想要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被审查，除了各种体罚，还被打成骨折。 一个生产队的社员由于不认识林彪的画像，不慎把林彪的画像垫在鸡窝里了，被造反派发现后，让她钻到鸡窝里反省，直到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为止。 无数个家庭在文革中被抄家，被牵连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德都县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挖出“阶级敌人”568个，其中“苏修特务”23人，“日本特务100人”，“美蒋特务”85人，“叛徒”84人，地、富、反、坏、右分子276人。此外还挖出2个“反革命集团”。发生的事件51起，其中死亡40人。 这就是所谓出发点是为了防修反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将一个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政治斗争中恢复过来的国家，又一次带入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中。善良的人民在文革结束后对那些文革中猖獗的人，根据他们的认罪表现给予了宽大处理，没有更深层次地追究他们的罪行，这也为今日他们重新作恶埋下了伏笔。文革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否定，这将严重影响到中国今后的发展。现在文革中作孽的人正在大张旗鼓为文革鸣冤喊屈，还在积极等待新一轮文革的到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黑河地区被立案审查形成材料或虽然没有立案形成材料，但有组织地进行了批斗和反省、关押甚至造成致残、致死严重后果的冤假错案多达1037起，直接涉及10053人。其中干部2863人，工人3956人，农村干部和社员2734人，街道居民480人，其他20人。这些人员被戴上“走资派”、“三特一叛”“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几十种政治帽子，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这期间有6049人被反省；5002被拘留；122人被判处徒刑；450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残；688人被迫害致死，其中有37人是被刑讯逼供、毒打直接致死的，有386人被逼自杀，有265人造成伤病不久即死去。此外，还有许多家庭和亲友受到株连，后果十分严重。 文化大革命中，全区的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打击和迫害，出现了339起冤假错案，很多人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牛鬼蛇神”、“反动技术权威”。在全区2058名党外知识分子中被迫害的就达2505人，几乎百分之百。 全区民族工作受到巨大冲击，少数民族有325人受到迫害，一些人的住房等财物还被掠夺。 全区宗教活动在文革中遭到彻底破坏。寺庙、教堂被捣毁、拆除，一些宗教人士受到冲击。 全区归侨、侨眷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文革后，1985年为29人平凡了冤假错案，清理档案445份，为45人查出不符合实际的历史材料66份。 军工系统的北安庆华工具厂在文革中是重灾区。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庆华工具厂被打成“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而遭到残酷迫害的就有529人。 而农垦系统更是在文革中不甘落后。赵光农垦局局长赵振邦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真国民党员、假共产党员”、“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遭到残酷的无情斗争，于1969年5月16日被迫害致死。 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实还不能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黑暗吗？文革将社会主义的法制破坏到了极致，让社会主义公民彻底丧失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一夜之间人们仿佛回到了黑暗的中世纪。（本文所有数字均来自当地史志办的公开出版物）
凤凰卫视2009年11月9日的《腾飞中国》节目，令人悲痛，节目传达出来的历史事实让我惊骇： “何亮亮：在重庆市的沙坪坝沙溪公园中，有一座全国唯一的‘文革’墓群，其规模之大，埋葬死者人数之多，实属罕见，埋在这个墓群里的大多是‘八一五’派在‘正规战斗’中死去并得以收敛尸体的人，还有一些是在武斗中死于流弹的冤魂。从墓碑上雕刻可见的名字超过了400人，大致上每座墓碑都集体埋葬了多具尸体，最大的一座墓碑下埋了超过30人。 1967年夏天以武汉的‘7·20事件’为标志，全国各地的保守派开始处于劣势，而“造反派”开始了全面进攻，双方的武斗不断升级。7月18日，毛泽东在和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等人的谈话时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了，他提出了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概念。 ‘文革’中最早的夺枪行为，是发生在四川的成都，四川的武斗开始得早，规模也大，其中又以重庆的武斗最为激烈。重庆有许多的大型兵工厂，大量的常规武器呢，就在文革中外流，或者是被抢夺了。1967年8月12日，重庆‘反到底’与‘八一五’两大派，在嘉陵江机器厂开打。双方各出动了正规兵力超过了500余人，出动支援队伍呢上万人，死伤数十人。其后呢，武斗愈演愈烈，重庆的百姓为求自保，纷纷加入在自己生活工作的范围内，实力较强的一派，分裂的局面在全市范围内扩展，一首红卫兵的诗篇，《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诗中写道： 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武斗就是这样以残酷的方式，使得十几二十几的青少年，相互之间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互相厮杀。武斗使得无辜的百姓纷纷逃离“灾区”四处躲避。两派为泄私愤，枪毙对方的俘虏，写下了最为残酷的一幕。重庆市武斗持续和蔓延，也给国家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各地的武斗如果持续的话，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会无法收拾，他就开始采取措施力图降温。首先是让中央文革小组清除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又号召各地的造反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到1967年底和1968年年初，全国部分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武斗还没有完全停止。”看了这则新闻，那真叫人揪心撕肺，如哽在喉。一场文化大革命缘何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武斗，死伤那么多无辜的群众？人们在一种已经疯狂的热情鼓舞下，成了杀人不眨人的魔鬼，彻底粉碎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在革命的名义下实施着对时代的反动，对历史的倒退。文革中哪个家庭没有亲人、朋友被牵连？那真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年代，一个有良知的人绝不会希望这样的文化大革命重来。 相信总有一天会彻底否定它的。
文革席卷全国了，边境重镇爱辉县红旗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开始在小镇上大显“神威”了。 他们从开始倡议到后来指令更改有“封、资、修”色彩的路名、街道名、饭店、商店名学校名、工厂名甚至人名。一夜之间，“反修路”、“永红街”、“葵花店”、“五七战校”、“兴无修理厂”等“革命”的路、街、店、校、厂名遍布大街小巷。 一些冲动不已的人也不满意自己的那俗套的名字，“推陈出新”，改名为“卫红”、“追新”“继革”、“文革”、“捍东”、“卫彪”。有的人还感到不够革命，干脆就叫“革命”。宣传队还公开发表声明：禁止女同志留长发，禁止商店出售烟、酒、胭脂、香粉等商品。 “破四旧”致使许多珍贵文物和一些庙宇遭到损坏。爱辉将军墓碑被砸碎；《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地的建筑物被拆毁；黑河清真寺受到严重冲击，就连地毯、桌椅都被洗劫一空。 随后，街道居民也被动员起来参与清理“四旧”。女同志穿花衣服、高跟鞋、涂脂抹粉，男同志穿瘦裤子、留“洋头”都被视为“封、资、修”。“破四旧”使一些企事业单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一些人遭到了不应有的人格侮辱和批判；一些国家保护文物被破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地委书记的家，被红卫兵抄出一张与刘少奇在红松林中的合影，于是被指为和刘少奇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反党的本质一脉相承。地区医院的三个正副院长，为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三家院”。被黑河师范的红卫兵抄家，并逼供信、打、砸抢，把便盆踢翻查看底部是否有秘密发报机，致使家属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 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破坏了宝贵的文化历史遗产，疯狂地迫害知识分子，甚至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地委书记的眼睛被打瞎，抗美援朝的老兵，因被俘过被逼自杀，普通教师被迫害自杀。中国当时正承受了史无前例的黑暗和愚昧，它将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倒退了好多年，为今天的信仰缺失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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