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谈
说起读书，名人名言太多，乃至于不屑于引用。因为已经没有意义。如果谁引用道：“哥白尼说过：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听众恐怕连笑的力气都没有。
但人人皆知的道理，未必人人都会去做。这事情似乎也有宿命的成份。
不怕家丑外扬，我所爱戴的父亲，在我的印象里他几乎不读书。我看见他读书只是在他的故事容量显然不能满足孙子们的故事要求时，挺认真地读了《365夜》。我小时家里的全部藏书不超过十本，其中四本是《毛选》，那时是非买不可的，否则不能表示你在争取进步。倘若你明示不打算争取进步，非但你的前途完了，甚至本身就可能成为挨整的罪名。一旦政治上完了，经济方面你也完了，连同你的亲人。
除了《毛选》，只剩下几本财会专业书籍。也许并不是买的。那时的工资水平，只能保证勉强度日，用马克思的人生三个阶段衡量，只够生存。记得父亲好不容易买回《毛选》第四卷的时候，那表情就像是被人掏了兜似的。然后挺恭敬地放到书架上，从此就再也没看见他翻过。
没想到这竟然是我读的第一本“字书”。以前我都是看连环画的，在小书摊上，每看一本要交一分钱。我给家里买菜时，必定要“贪污”一两分钱，以满足去书摊的支出。更多时候就是坐在别人旁边，这样便可以免费观赏了。
不怕自吹，我七岁就会煮饭。因为父亲常年在新建铁路的工地上，母亲热衷于党的事业，家务便成了我这个长子的责任，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我上四年级就用缝纫机缝了一件衣服，摆上了展览会，为学校争了很大的面子。因为母亲她们几位阿姨合伙买了一台缝纫机，用来“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又因为母亲的股份最多，而且我家需要缝补的也最多，这部机器就放在我们家里。我也就学会了。
记不得什么时候，煮着饭没法离开，于是便读《毛选》来消磨时间，特别爱看注解，那里边有很多故事。认不了的字，便借邻居王大爷的《王云五词典》（解放后“四角号码”，因发明人王云五成了战犯。）来查。于是又养成习惯：读字典，字典里也有许多典故。接下去发现另一个邻居陈姐姐的中学《文学》课本，又借来读。“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牛郎织女”、“孔雀东南飞”等就是从这里读的。
上五年级时，全国大办食堂，我也被“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不需要每天天不亮就被母亲叫起床，去菜市排队买菜了。更重要的好处是，铁路文化宫图书馆在那个小食堂里，摆了个借书台。我便同管理员文阿姨套近乎，为的是能借书看。没想到她干脆把这个书箱交给我管理。于是“苦菜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等等就被我读过了。最记得清楚的，是那本“青春之歌”刚出来时，因为抢着借的人多，我用一个通宵，躲在厨房里读完的。
等到上了初中，我成了正规图书馆里的借书员。读书的兴趣渐渐转入外国书和杂志上去了。马克.吐温、德莱赛、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肖洛霍夫等等都成了我的朋友。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弟弟妹妹们却没什么雅兴，我拿回来给他们读的书，他们全无兴趣。
老实说，这时如饥似渴地只是凭兴趣读书，只要是书都拿来翻，好看就读下去，不好看就还回去。根本谈不上对这些书的意义、写作有什么皮毛认识。正所谓“外行看热闹”之谓也。
1963年上了高中，铁路图书馆不再使用高中生担任义务借书员的。但我在学校里当上了学生会的生活部干事，后来是部长，图书馆、食堂都归我协管。而且是住校生，有空就钻进图书馆、阅览室。高中生是很有些理想的年代，因为读《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大众》等杂志读得多了，也就成了无线电爱好者。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处理品的无线电元件，兴致勃勃地钻研无线电知识，有一阵就把文学书抛之脑后去了。
我们的校长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不但不限制我们的活动，而且正式成立了文学、物理、数学、化学、文艺等课外活动小组，每个小组都安排了专门的活动室。我们物理小组就在物理实验室活动。这时读书的兴趣转向科学幻想小说，别莱利曼的《趣味物理学》、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系列科幻小说成了最受欢迎的书。其他如《元素的故事》、《物理学的未知世界》、《大战火星人》等都是那时读的。另外像《福尔摩斯探案集》之类侦探小说也抽空读了。
还补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书，如《红岩》、《三家巷》、《苦斗》、《六十年变迁》、《上海的早晨》、《欧阳海之歌》、《我们播种爱情》、《暴风骤雨》等。散文集也受欢迎，像秦牧的《艺海拾贝》、《三家村夜话》、鄂华的文集；屠格涅夫、莫泊桑、毛姆等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也涉足《红楼梦》、《家》、《春》、《秋》、《儒林外史》之类书籍，但总觉得并不好看。我们甚至组织了一次普希金作品讨论会，讨论《上尉的女儿》的意义以及他的诗歌。后来涉足了海涅、裴多菲、莎士比亚等作品，没人喜欢，只作为了解而认识一下罢了。反倒是古诗词吸引人，互相提问背诵，确实很热闹。特别是发表了赵朴初的《某公三哭》之后，我们居然还啃起元曲来了。
我们铁路局几个头头的子女都在我们学校，在学生会里有局政治部主任的女儿。她见我读书如痴入迷，便从家里拿来她父亲的书。记得的有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个人的遭遇》；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美国研制原子弹的《现在可以说了》几本，上边都盖：“限地师级以上干部阅读”的印章。
现在还记得这么些东西，记不得的应该更多。我们当年也要考大学，怎么也不像现在的高中生。学校、家长把他们逼得还有时间读这么多课外书吗？后来社会上“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本《工农兵学哲学100例》，把我们又带进了学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热闹之中去了。我在图书馆借了《资本论》出来啃，硬着头皮啃了一个星期，只弄明白一句话：商品的价格不取决于它的成本，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需要。于是很感慨地告诉同学：还是毛主席的书好懂，那才是写给人家看的，马克思写这些东西纯粹不想让人家看。一部《资本论》其实只顶中国一句话：物以稀为贵。这句话后来成了我挨批斗的罪状之一。
等到文革开始，反而没时间读书了。这时图书馆、包括铁路局的图书馆都被我们接管了。只有那些被批判过的书，恰恰受欢迎。原来许多读书少的，专门找这类书来读。其实，文革前就陆续有一些禁书目录发下来，书店、图书馆都必须执行。改革开放以后，什么屎盆子都扣到“红卫兵”头上，也算是不负责任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去学校图书馆，常务主管谭老师每收到这类通知都要告诉我。我就会去帮忙，把这些书从书架上撤下来，但我们没有销毁，偷偷弄进里边去准备以后慢慢看。后来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而且太多，就拉倒了。文革中便满足了一些同学的需要。现在记得有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一位女生找出来后，高兴得乱跳。噢，对了，还有《简.爱》。
然后就是“带着问题学”，其实这是读书的好方法。不能因为林彪提倡过就把它全否了。世界上的书越来越多，你不可能都读。那么只能读那些有关的。如果你思考或者研究某个问题，按照需要去有选择地读书，那毕竟事半功倍。何况现在的书，就跟电视连续剧似的，炖一只小鸡，放一桶水。
我们一位同学提出：要学没经过别人解释过的马列主义（后来他也为此被批斗）。因此我们读了马列的许多文章，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等，不客气说，多半带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因为我们只能弄明白一部分。如果谁能把马大胡子的书全部读懂弄通，他这辈子也不用做事了。即使只是解释他们的著作的，像著名经典理论家匈牙利的卢卡奇，那本《历史与阶级意识》就并不比马列的著作好读。于是我们多少悟出来，老毛为什么会说，以后左派可以拿我的话去打右派，右派也可以拿我的话去打左派。
导师说话就必须深奥，越是不容易看明白，那理论也就越深刻。要是能把话说到九里雾中，那肯定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了。老毛的书就直白得多，识字的人大抵都能看得懂，所以他就老是混不上导师级，最后干脆学孙悟空，自己封一个里程碑拉倒。我始终闹不明白，既然他自己说老马的书就没读过几本，他何以就能早早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来？还下那么大的决心“一边倒”呢？还有斯大林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读本》，老人家自己说连看都没看过，却信心十足地下令全党作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看来老人家一准有些特异功能，能料事如神。怪不得现在那些信鬼信神的，都要拿了他的画像做护身符。
有句话说：活到老读到老。这是真理。人也有个质量问题，所谓素质其实读书占很大比重。我几乎跟人谈心就劝人家读书，因为我实在想不通，你不读书那时间怎么消磨？有好几个人回答说：读了有什么用？特别是在老毛那个时代。连我弟弟也这样说。我告诉他们，你们吃饭也得出恭的，营养留下了。读书未必都能记得，精神留下了。久而久之，人的质量就不同了。怎么能说没有用？“书到用时方恨少”，关键时刻你便会后悔。
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我被关在黑屋子里，什么书也不让读，连《毛选》也不例外。那是最残酷的折磨。无奈之余，自己默写，把记得的旧诗词都默写出来，当然没拉下毛泽东和鲁迅的。然后自己研究它们的平仄对仗。有时缺个一两句，绞尽脑汁去想。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突然间它自己冒出来，那份喜悦，无以言状。甚至做过这样的事，大清早放我去厕所，发现便纸篓里专案组人员的大便纸，好些是用报纸的。于是不顾肮脏都收回来，然后当成书来读。结果发现他们中有一个家伙，专门撕一本《唐宋诗举要》来擦屁股！这可把我乐坏了，真希望这小子拉肚子，多撕几张才好。没想到刚收罗了十二张，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就被发现了。不但再也不见那个便纸篓，就连我屋里的收藏也统统收缴个干净！
于是又开始百无聊赖。好在屋里蜘蛛、蚂蚁多，我便观察蜘蛛，因为我知道蚂蚁已经被法布尔研究透了。咱研究蜘蛛。统计了一下，这屋里居然有十几个蜘蛛品种，于是自己命名。后来又发现，蜘蛛交配之后，雌性也会吃掉雄性的！这可恶的母蜘蛛！再接着发现，那些不结网的“流浪蜘蛛”，属于两性平等的种群，交配之后公的不会被吃。看来蜘蛛也是流动人口要比固定人口进步。于是我明白了，怪不得中国历代统治者热衷于户籍制度，原来是从蜘蛛这儿学的。我写的研究记录，有一天在他们提审我之后就不见了。我知道肯定被收缴了，但他们居然不提一个字。我的“博士论文”就这样夭折了。
林彪垮台之后，又过了一阵，管理松下来。不知是我提抗议的结果还是林彪垮台的结果，他们终于给我放风了。13个月以来，第一次看见太阳！这太阳真美，虽然我一见到它就晕倒了。过了几天，态度好多了的看守，拿了本《李白诗集》过来问我几个字，我眼睛一亮，向这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借，当时他没答应，次日就送来了，然后叫我藏着点。于是我用写交代材料的纸，把这本一公分厚的书抄了下来，连注释都没漏。后来更松一些时，我找了牛皮纸做了封面和封底，装订成一本书。我就靠它研究李白和他的诗。它至今被我收藏着，这是我最珍贵的书了。唯独拿不定主意的是：将来它是跟我一起火化呢？还是把它留给儿子。
清查“五一六”终于结束，四年的青春时光，换得的是“查无实据”四个字。我回到乡下便开始读书，特地找同学寻来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还有《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全然忘记了对蜘蛛的研究。那时我戴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绝对没机会招工，更别提考大学了。冬天点着煤油炉子暖脚，尼龙袜粘在炉子上，破个洞再补上。大队那些干部们说笑话，但我未必在乎。因为我已经被又耽误了宝贵的四年，生命是我自己的，未来也是我自己的，我必须把这个生命的小窝，构筑得漂亮一点。
在我的笔记本上，写着托尔斯泰在《复活》里的一段话：“不要欣羡，不要焦急；不要为自己希求任何别的东西。人类的未来和你自己的命运，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但你得这样地生活，就是要对一切有所准备。”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在这样的条件下，读书就是最好的准备。接下来四年里，除了谋生、旅游之外，在乡下只是读书，实话说，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除了学完那几本教材之外，又读完了北京铁道学院的《电工学原理》、清华的《晶体管电路》。另外就是《布尔代数》和几个小册子，关于“模糊数”、“统筹学”的简单原理。
我想，读书最忌讳的，就是钻得进去，却爬不出来。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要能够爬出来。书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装人的筐。谁要是给书筐装进去了，那就会成为书呆子。那就很难有建树了。另一点就是书一定要读杂，只有读得杂了，你才不容易被装。而且能开阔眼界，较快地发现问题。
我的准备看来应验了。1978年底我进了铁路水泥厂之后，第二天就上任主管全厂的电力。因为这里原来的几位工程师，全都落实政策回城市去了，山中已无老虎。没多久，铁路局决定扩建这个厂，在没有技术人员的情况下，厂长只好又让我兼搞基建技术。没别的办法，买书来学。几本结构设计的书，被我没日没夜地啃了下来。这次确实尝到“带着问题学”的甜头，如果按部就班把钢筋混凝土结构、砖石结构、基础结构、地基都学完，恐怕一年也未必行。我总共不到一个月，大致知道基本原理与计算，便开始设计一个两层楼的实验室。接着设计生料磨房、总配电间。遇到难题就翻书，绝对的“三边”工程。从工艺、机械、土建、结构、供配电、给排水设计我一条龙搞下来，为了出图快，本人直接在描图纸上格墨，省去了铅笔打底稿的程序。
当化验室的图纸上报时，工地已经开工。上级部门知道厂里的技术力量薄弱，建筑方面属于空白状况。正联系铁路局设计院派员来厂，因安排问题设计院未能及时派出技术人员。听说厂里已经开工，图纸是我设计的，立即要求停工，因为我没有设计资格。厂长心急，他已经把图纸拿到地方请专家审查过，获得认可才大胆决定开工的。此时他下令继续施工。不久上级部门乔总工程师率领几位技术人员到了。乔总是看着我长大的邻居，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我告诉他，在农村插队就没停过自学。于是问我有过去的作业没有。然后我把在农村的十几本作业拿给他了。他足足看了一整天，看得很仔细。这批工程技术人员则审查图纸。最后认为完全没有问题，他们都高兴地在图标栏签上名。从头做到尾我只能签在“描图”这一栏。
乔总看完作业显得非常激动，向这几位介绍。其实整个铁路局没有不认识我的，他们翻看了那些作业，也感觉很佩服，然后向乔总建议调我到设计院去。厂长急得叫起来。而我也更希望留在这里，虽然离城市有一百多公里，但这个厂的整个扩建，才刚开始，后边还有更多任务。我们从小就向往为国家建设作贡献，曾经因不能参与而失落，现在可以大显身手是很兴奋的。而且，终于可以证明，读书是不会冤枉的。
乔总忽然搂着我，低声说：“好，好样的！是个争气的孩子。”我刚想说：我都三十出头了。看见他掉泪了，于是没有出声。实话说，在那样没有任何前途与希望的情况下，我居然还能坚持学完这几门基础课程，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后来他拿走了那些作业本，说要带回局里去。接着我被安排驻勤到设计院干了两个多月，和工程师们一起完成了所有设计任务，更重要的是认真学得了许多知识。
在厂里工作忙碌，实话说，书也就读得少了。这时期读的，主要是专业技术书籍。再就是订了一份《译林》，刚创刊就订了。因为没有文凭，尽管参加过一次资格考试，还有许多工农兵学员和老中专生参加，本人考了第一。说实在的，这是我的头一回。在学校我的成绩始终是二流，从来没有进过一流行列。但这个第一并不起作用，还是因为没有文凭。尽管乔总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没能为我解决什么问题。过后他使用了他的最大权力，给我下了个技术员的职称，距离我离开农村，大约过了一年多一点。后来这个职称套成了助工，直到现在，我还是助工。因为后来我已经没兴趣再理这个职称的事了。
1982年，我已经获得两次平反，第一次留了个尾巴，铁道部来检查工作，又平了一次。为了这个文凭，我报考华南理工大学本科函授和电大，都录取了。华工很有意思，给我的录取通知书上边特别写明以第一名被录取，六年制。又一次第一。我选择了华工，因为它是本科；而且厂长拼命动员，生怕我去脱产读电大。
老实说，这六年是我平生最不喜欢的读书过程，虽然它有系统性。只有每学期到广州复习考试那一个月，跟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在一起，重温做学生的日子，多少还能找回一点“青春”的感觉。这些书，并非我自己愿意读的，可以说是硬着头皮顶了六年，真的说起来还挺难为情，那目的竟然只是一张文凭！
没有料到的是我的读书生涯还有一个没有预料的收获。儿子对学习和读书的那股执著劲，并不亚于他的老子。如果孩子长到20岁都没让你操过一次心，对任何家长，都会笑得开心。有一次，我悄悄问他，怎么会这么喜欢学习、喜欢读书的？他笑了，说：我睁开眼睛时就看见你成天读书，被影响的。大约有点道理。可我从小并没有看见过我父亲读书的，于是又糊涂了。
以后的读书完全是自由选择的，已经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现在的读书心态与过去大不相同。过去读书，千方百计去学习，去理解。并努力使自己跟上书的节奏，在许多问题上，还要主动向它靠拢。现在读书，必须是自己买来的。因为已经习惯在书上乱画，做上标记，甚至写上不同意见。在这本书上看到的，还会找另外一本甚至几本来核对，以求判断真伪。因为我们买得到的书，谎言太多。而且以讹传讹，稍微不认真，也许就上当。
不过，近些年来，我们的许多作者也敢于直言了。说实话的书越来越多，这是民族与国家的福音。如果不敢说真话，甚至害怕别人说真话，那是内心虚弱的表现。不同的观点、看法有分歧、有争论，这是一种动力。是文明的动力。
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互联网确实是个好东西，它给人以信息、沟通、交流、张扬甚至发泄的机会。网上有另一本书，为什么我们不去读它呢？想当初，儿子上网，我试着看了一下，随口就下结论道：网上都是垃圾。儿子说：“老爸，你错了！不过我相信你会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我笑道：“凭什么你会这样看你老爸”他说：“我老爸通情达理，肯定会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说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网上聚集的，多半是平常的老百姓。但很显然，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只有每一个人都努力地表现自己，这个民族才有生气，也才会有希望。现在，我越来越勤奋地读书，网上这部最大的书。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鲁迅：《生命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