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文革”的前驱
作者：wenjunq
|
|
|
|
| |
|
|
| |||
|
|
| |||
|
“五四”是“文革”的前驱
作者：wenjunq
|
|
| ||
|
| ||||
|
| ||||
|
“五四”是“文革”的前驱 资中筠先生是我所敬重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之一，阅读她的文字使我受益匪浅。我常把似资先生这类为数不多的体制内知识精英视为莲花，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风骨令我辈景仰。然而似乎难以做到真的“一尘不染”，无孔不入的毛式专制，长期的话语权垄断必然会浸淫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习惯成自然，难免不会在某一个方面显露。“‘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典型案例之一，至今垄断着中国的主流话语环境。十年前我发过一个帖子，力主将“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区别开来，之后也一再述说过个中理由。当然，人微言轻，甚至连猪八戒的“放屁添风”也不如。 读罢《共识网》所转载资教授新近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文章：《“五四”与“文革”截然不同》，就反映了这种话语权垄断即使如资教授这等开明之士亦未能“免俗”。注意到资文说明：“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说1919年5月4日大家上街游行这一下，那是为了巴黎和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爆发点，并且我觉得它的做法，把人家赵家楼烧掉了，不见得是可取的，以后也不能鼓励。但是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晚清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寻求变革图强之道达到的一个高潮，一个里程碑。‘五四’只是一个符号。”说明作者也承认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但认同“只是一个符号”，至于这个“符号”采用是否合适，似乎未予深究，习惯性拿来就用上了。且，通读资教授全文，感觉其对于“五四”这个符号的运用并不严谨，似乎近世中国的一切进步皆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是毛式话语权的延伸。现今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已经打破了毛式话语权的垄断，仍沿用之，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新文化运动源自早前的旧文化运动，如顾准所言：“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这个“欠伸”当属旧文化运动。所谓“不醒”，当指社会主流群体无意识：魏源受林则徐之托著《海国图志》，在日本洛阳纸贵在中国无人问津；容闳学成归来四出游说新法无果，仅获准得幼童留美；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著数百文章鼓吹《变法自强》却毫无反应；倒是官僚们主持的洋务运动，虽有声色却仍限于“中体西用”之层面。 甲午一战千年为师的中国败给从来的学生小日本，举国文人皆丢了面子，悲愤感油然而生。尤其糟糕的是，《马关条约》竟然准日本资本进入中国办实业，这就远不是“五口通商”之祸害可以比较的，它将使各国资本也随之涌入，肌肤之痛尚可忍，膏肓之忧则必须寻医问药的。严复趁机在天津《直报》连发五篇变法宏论，煽起旧文化运动热潮，直言不变法必亡、变法维新必兴。又发表译著《天演论》、《法意》等八本，震惊朝野，“中体西用”之说被破，贫弱单调的国学受到西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冲击无力招架。期间翻译引进西方著述437部、日本著述958部，西学广泛传播是旧文化运动的结果，是有了“公车上书”乃至“戊戌维新”，举国精神振奋，焕然一新。 然而其领袖人物康、梁、谭等稍微得志便忘乎所以，挟皇上以谋一统，甚至策划举兵谋杀西太后之行动，败露后遭慈禧血腥报复，始有“六君子”喋血法场之祸，导致“戊戌维新”乃至旧文化运动第一阶段彻底失败。昏庸的慈禧认定祸从西学起，遂取彻底排外借以回归传统。所谓“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激起的是义和拳运动，“扶清灭洋”之宗旨在于血腥铲除旧文化运动带来的反传统“乱象”，尽管它只是部分反传统。 由此导致的庚子之乱，朝廷操纵的暴民骚乱被八国联军扑灭，而洋人并不想搞垮中国。惊魂甫定的西太后从西安回銮京师，只要保住朝廷治权也顾不得其他，新政亦应运而生。应该说，所谓旧文化运动的第二阶段肇始于此后，1901年8月章太炎发表《正仇满论》，革命党为夺取政权不惜弘扬“国粹”，讨伐改良其实也即旧文化运动分裂之宣言书。接下去章、康关于改良与革命之争论，邹容《革命军》的发表以及《苏报》案，大抵可以视作旧文化运动中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交接棒”阶段，偏偏是大清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新政之时。 旧文化运动之革命派对于传统文化的逆反是不言而喻的，它在政治上的主张就是废除帝制。其开始阶段仅为排满革命，章炳麟、刘师培为首的“国粹派”确实借捍卫汉家传统文化为反满旗帜，“保种，爱国，存学”之口号彰显其排外复旧之本质，连康梁都不如，却被冠以“反帝反满”头衔，终因辛亥胜利而凯旋。辛亥之后中国陷入“娜拉走后怎样？”的怪圈，最吊诡的是被指控践踏《临时约法》的北洋政府，自始至终都设有该法所设定的内阁；而被赞誉为“护法”的孙氏，自临时大总统开始，到病故为止，没有一天设立过《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内阁，他根本不屑于这个劳什子。中国的近代历史满是此类荒诞的描述。 而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则因袁世凯称帝抵达更彻底的反传统层面，其目标正是清算“国粹派”所制造的喧嚣。陈独秀1916年2月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称：“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陈氏选择反传统立场，1917年3月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认为袁氏称帝是传统理念作祟的结果，“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非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其他类似论述几乎充斥《新青年》的每一期，毛称陈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资老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使文化断裂，而是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结合起来了”，只怕陈总司令九泉之下也不肯同意的。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于“传统精神”的贬损那就更刻薄了，仅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摘取一句：“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反传统属于“谋事在人”，“没有使文化断裂”属于“成事在天”，文革也没能使“文化断裂”的，至少“批林批孔”之同时也在吹捧法家。 归纳一下，旧文化运动虽然谭翤同、梁启超等有抨击传统文化之论说，主张“冲决罗网”，但其要旨仍属改良性质，显著特色即政治上的君主立宪，康有为甚至拉孔子出来充当变法维新大旗。至于“国粹派”，则祭起汉家传统来推翻满族皇帝，因为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已经不再具有捍卫传统的资格。而新文化运动则不但继承了旧文化运动移风易俗的主张，而且要“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鲁迅：《忽然想到（十一）》） 新文化运动明白无误的宗旨就是反传统，其精髓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挟洋自重”，从“德先生、赛先生”开始，到“联俄”结束，“五四”既是它的私生子，也是它的终结者。不客气地说，它所提倡的“科学、民主”作用有限，却有重大缺失：把法制给撇掉了。因此，任何拔高新文化运动成就的说道，都有失偏颇。资教授用以赞颂它的那些移风易俗事例，其实基本都是旧文化运动时便已经做得差不多的事情。例如女学，1844年英国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办了第一所女校，之后又在通商五口办了11所，至1905年全国仅基督教小学就有女生7168人，中学女生2761人。还在维新时不仅康有为奏请光绪下诏禁女子缠足，其女康同薇更是四处奔走呼吁妇女解放。《剪辫易服说》、《婚姻改良说》、《家庭革命说》、《奴婢废止议》等文论充斥报端。到1912年民国建立，废除贱民身份、剪辫、禁止缠足、禁赌禁毒、废止蓄娼、禁买卖人口等皆以政府令形式颁布。医院、学校等更是早在传教士时期就已开设，1901年8月2日谕旨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9年统计，国立全国性大学3所、省立大学23所、高等专科学校13所，学生约五千余人；教会办学更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为止，教会学校已办13000余所（其中大学14所），学生35万人；私立大学5所，中小学无从统计。而出国留洋者更多，仅赴日本留学生便已过万人。 资先生把这些进步归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过于随意。即便“德先生、赛先生”，也是严复们做旧文化运动时首倡的，须注意的是严复们并未遗漏法制，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便是典型案例。与严复们拓荒牛般的努力相比较，新文化运动那些主将多属浅薄之辈，其成就也远不及严复们。吹嘘并拔高他们是国共两党相同的利益需要，借以证明本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若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私生子倒还有谱，因为陈独秀们毫无法制观念，应了张之洞之预言：“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劝学篇.正权》）可悲的是这个无法无天的私生子把亲爹给干掉了。
十年前我曾发过一个帖子：《纪念“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思考》，论述主题便是：“五四”非但不是新文化运动，相反，它终结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是内向的文化反思活动，而“五四”则是外向的抗议活动；新文化主张科学与民主精神，尽管它忽略了法制却是守法的思想较量，而“五四”则系无法无天、唯我独尊之打砸抢烧暴力宣泄。说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所成就也不合理，早在明朝中国就有白话文高潮，著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大名著是其标识性符号，著名的“三言两拍”，延至清初《儒林外史》、《红楼梦》，其成就根本就不是新文化运动可比的，不用说别的，新文化时期那些小说名著，如今还能跟明清小说名著相提并论么？ 如此论说并非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它的业绩主要只在对旧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之上，而这恰是资先生本文所要否定的。说“五四”不是新文化运动，首先在于“五四”期间那些宣传品，没有一个字涉及新文化，所为皆属打着爱国旗号的打砸抢烧，践踏法律荼毒民众。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精心准备，“五四”时匡互生放火烧了赵家楼，那不过只是曹汝霖家东书房一隅，曹家承受得起。然而那把火却殃及曹宅外11户平民，他们赖以生存的房舍被付之一炬，基本倾家荡产了。企图阻止纵火的段锡朋提出过大火蔓延的危险，匡氏反诘道：“谁让他们与汉奸为邻？”坚持放了这把火。借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火》里的一句说道：“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至今称颂“‘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是否也含有与纵火者同样的雄壮感，不屑于无辜市民饥啼寒号流离失所呢？不得而知了。 此说成立的另一证据在于：“五四”前之4月20日，济南市民十万三千七百余人盛大集会抗议巴黎和会，并致电和会中国代表团，呼吁他们“把中国从卖国贼卖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无论规模声势还是先知先觉，都优于“五四”那伙学生。就算是所吹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业成立，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也该唤作“济南420新文化运动”的。然而他们只是和平集会，没有放火烧房子，于是没“受供养”，历史教科书甚至不屑提及他们，如此和平集会乃革命教育需要杜绝的。毛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据此，济南的抗议集会是不足挂齿的，只准供养放火烧了房子的“五四”。 蒋梦麟先生在《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一文中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确实如此，有“五四”前驱为楷模，又有苏俄扶持的冯玉祥军队撑腰，1925年11月28日北京暴民烧毁了教育总长章士钊宅邸，次日又放火烧掉对苏俄不恭敬的《晨报》报馆。文革中，有恃无恐的红卫兵继打砸抢并滥杀无辜的“红八月”施暴之后，次年又放一把火烧掉英国代办处，同样以“五四”前驱为楷模的。“五四”与“文革”截然不同于何处呢？本人当年作为中学生身陷文革之中，对于“五四”前驱们的榜样作用深有体会，当然不敢苟同“截然不同”之说。 回过头再说新文化运动，玩到“五四”这把火终于彻底玩完了。首先是新文化那些主将无一参合进去。蔡元培是反对学生们闹事的，“五四”之后辞去北大校长自不待言；陈独秀此前因嫖妓丑闻被报纸披露，被免去北大文科长教职，不知所踪。后来才与《新青年》诸君作传单，亲自散发时被捕；胡适时在上海迎接杜威，7日才接到陈独秀之信略知此事。然后力主罢课学生复课：“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一年后还与蒋梦麟联名发文《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鲁迅呢？其日记载有：“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不但自己没涉及，就连另一位新文化干将刘半农也跟他一道赋闲了。而担纲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以及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亦纷纷退出运动，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甚至主张北大迁往上海。即使纵火的匡互生，也厌倦革命收心教书，直至1933年病逝。张国焘、许德珩等后来向孙中山请功，却遭训斥，谓之无聊，要发500条枪给学生去攻打北洋政府，那才算好汉。 “五四”导致新文化运动分裂已是不争之史实，《新青年》当时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在其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陈独秀一起开始挟洋自重之旅，什么“德先生、赛先生”都见鬼去了，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民主主义派则视之为“过激主义”，两边争论不已，被称为“中国之主要社会思想或文化战争”，至于新文化运动讨论的那些课题，尽皆无人再提及了。说“五四”是“新文化”的杀手并无出入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最大成就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李大钊自“五四”起半年时间兜售他自己并未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既然没弄懂便拿来苏俄的说教四出兜售。资先生所谓“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结合起来”，毛式说法叫做“马克思加秦始皇”。有国共两党前赴后继地接过苏俄反华势力给予的钱和枪，中国最终于1949年沦为苏俄之仆从国，国家和人民都蒙受了本不该蒙受的苦难，文革乃是其最高阶段。这一切全都滥觞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那个运动四分五裂分支出诸多流派，其主流走向如此，这是毛泽东也认同的，也是它至今得到权力青睐的根源。愣是要把它同文革剥离开，显然不合历史真实，也必然无济于事的。 顾准先生借用新文化运动的主题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顾准文集》，P348)因此，时至今日，若真的相信宪政民主，缺乏的仍是对于传统的批判，而不是“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当然不能再漏掉法制。 （2012-5-8，南宁） 资中筠：“五四”与“文革”截然不同：http://hxzq05.d68.zgsj.net/Essay/6661.xml?id=666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