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一位老知青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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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位老知青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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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位老知青 说明：这是2010年4月7日贴出的一篇博文。近两年后的2012年3月21日，遭蟹。 看来，2012真是有些不同寻常呀。 爱因斯坦在发表于1949年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的开始处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下次战争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我那位客人却无动于衷，而且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灭绝呢？”与朋友的这段对话给爱因斯坦以很大触动，引起他关于人类未来的思考，并相信能够给人类带来未来的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或许，在充满悬念和神秘感的2012，我们也需要认真地思考一下人类的未来。 一位多年从事教师工作的老知青在知青网上留言说：“我做梦都向往大洋的彼岸，不是物质的追求，是寻找尊严。”我完全理解这位朋友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世纪之交，在进行博士后研究时，我曾经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生活一年。普林斯顿是美国最好的社区之一。这里如画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固然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但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友善。那时候，普林斯顿确实堪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事实上，我是肯尼迪兄弟、克林顿和奥巴马的粉丝。从他们身上，我可以感受到对弱者的同情，我可以感受到追求理想的热情，我可以感受到未泯的童心。事实上，那个许多人都不喜欢的小布什，我也是喜欢的。我知道，小布什认真地推动了美国的教育改革，他不仅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教育改革法案，使教育改革得到法律保障，而且使“一个都不能少（NCLB）”的理念深入到美国的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我注意到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细节：911发生的时候，小布什总统正在小学的教室里给小学生朗读课文。小布什总统的努力，为美国未来许多年的持续繁荣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也打消了中国人在50年内赶上美国的念头。说实话，我做梦都期盼着中国出现肯尼迪兄弟、克林顿、奥巴马和小布什这样的政治人物。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安全、自由、尊严和富足的权利。对此，我是完全理解的，我也完全理解30年来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选择了大洋彼岸。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一些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例如，近年来不少在海外已经事业有成的学子陆续回国创业或就业。在今日中国的繁荣中，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付出。例如，50年代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郭挺章、吴琼聪等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回到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的中国。他们对民族复兴所作出的贡献，将被许多中国人世代铭记。 我注意到可敬可爱的阳早、寒春夫妇。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从美国来到中国，在中国养了60年牛，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片贫瘠的异乡土地。 我注意到那个随身带着五星红旗的美国人丁大卫（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903/72414.html）。至今，他已经在边远的甘肃农村学校教书17年。 我注意到那个离不开山村中的中国孩子的德国人卢安克（http://news.qq.com/a/20100127/002604.htm）。至今，他已经在边远的广西农村学校教书11年。 我在想，钱学森、寒春、丁大卫等，为什么没有选择“大洋彼岸”而选择了“大洋此岸”？ 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窃以为，这些人选择“此岸”，固然可能有国家民族情怀的一面，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恻隐之心”。 1928年春天，刘伯承致函重庆旧友王尔常，叙述了自己初学俄文时的情形。他在信中写道：“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我曾经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读过刘帅的这段话。或许由于自己是川民子弟，读的时候，曾忍不住泪撒讲台。 窃以为，许多人之所以放弃了优裕的生活环境和发展前途选择“此岸”，许多富家子弟之所以抛家舍业赴危蹈险，最重要的的原因恰是“恻隐之心”，最重要的原因恰是未能完全忘怀“华民面有菜色”，最重要的原因恰是尚存一些缘于“恻隐之心”的理想主义情怀。 窃以为，百余年来，正是一代一代具有“恻隐之心”的理想主义者们，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中国今后的进步，也只能寄望于那些具有“恻隐之心”的理想主义者们。 长期以来，“人人为自己，社会即进步”、“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犬儒论调颇有市场。对此，一位先生在《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一文中曾经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犬儒病……在实现自油悯主的过程中，夸大自利行为的意义，否定理念和理想主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人提出，既然自油悯主这套制度是立足于个人利益之上，因此，只要大家追逐自利，无须多少理想主义精神，到头来也会自然而然地演化出一个自油悯民主的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的秩序可以这样演化而成，政治悯主的秩序也可这样演化而成。按照这种观点，自油悯主制度无非是一套关于不同利益冲突碰撞的游戏规则而已，因此，只要现实中存在着不同利益的冲突碰撞，彼此冲来撞去，这套游戏规则就自然会慢慢建立起来了。 ……我对这种观点深表怀疑。道理很简单，打从远古以来，人们就一直是追逐自利的，为何不曾早早地就演化出自由的秩序、公正的秩序？何以在世界上竟还有砖制的秩序、压迫的秩序存在？正因为人们一向是追逐自利的，所以才导致了彼此间的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结果，并非总是导致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它也很可能是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另一方对一方的臣服。……不同利益的冲突碰撞确实可能逐渐地形成一套游戏规则，但是那不一定自然而然地是一套好规则，它很可能是一套坏规则。除非我们坚持正确的理念并为之不懈的奋斗，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到我们需要的好规则。 ……如果大家都放弃公正的要求，只是去追逐被权势者榨取后剩下来的一点可怜的利益，我们又如何能得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呢？由此可见，在促成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理想主义，要有英雄主义。从表面上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意味着敢于为了赢得更大的利益而甘冒失去仅有利益的巨大风险，这好像是自相矛盾，好像和赌博差不多。问题在于，当我们反抗强权，我们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我们首先是为了赢得自由，赢得公正，赢得自尊。这是比单纯的物质欲望更重要、也更富人性的东西。 ……以为理想社会的实现可以不经过为理想的艰苦奋斗。这显然是犬儒式的自欺欺人。当人们出于挫折、沮丧，或出于恐惧、诱惑，脱离了为理想而奋斗的行列，又不愿意被别人视为背叛理想，他们就会说他们正在‘曲线救国’，争辩说不抗争倒比抗争还有效果。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会自己掉下来，用不着再去跳。 ……在论及自油悯主制度实现的各种条件时，学者们提到了许多因素，例如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诸如此类。这些因素无疑都是有利的，但经验证明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必要的。我更愿意强调理念，强调理想，强调抗争。” 这位先生讲得何其好啊。 2008年秋，我在欢迎新入校的研究生时曾讲了这样一段话：“在昨晚的读书会上，一位同学曾经谈到，对中国的未来很悲观，看不到中国的希望。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应是‘中国是否有希望’，而应是‘我能否使中国有希望’。前两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你们的一位师姐去教书。行前，我曾对她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人几乎可能通过努力改变任何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是你永远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你生在中国，生为华人，这是你的宿命’。关于中国的希望，我们不应以一个观众的眼光去客观地判断，我们应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去主观地选择。‘中国将因我，因我们，而有希望。’”（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b0bq.html） 总之，我完全理解那些选择了“大洋彼岸”的人，但我敬佩那些出于“恻隐之心”而选择了“大洋此岸”的人。 （201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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