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70】

 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常常是这样，刚写完一篇文字，又发现了新的资料，比先前使用的素材还要妥当。比如前一篇说到了中国式逃亡，写完不久，又有一位逃亡国外的顾文选，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与沈元一样，都考入了北京大学，也都划为右派，开除学籍，但他比沈元大了四岁或五岁，可怕的遭遇就更多一些，不仅亲历了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右（反击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击反革命运动，还在最后说到的那场运动中，判了死刑。

让我们从头说起。

新政权建立于1949年，那一年他十五岁，家住杭州。他的家庭出身完全合乎革命要求，因此可以到公安局工作。没有多久，一场巩固新政权的镇反运动开始了，大约一百万人身首异处，让他目睹了在新的国家机器面前，说不尽的暴虐与残酷。过了几年，又开始肃清革命队伍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按照上面规定的比例，他所在的机关必须抓百分之五的反革命分子，才能过关。他忠厚老实，心直口快，还可能对草菅人命的做法有过异议，结果被公安局关押了几个月，受到严刑拷打，并且丢掉工作。1956年，他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一年级还未读完，党组织动员大学生提意见，他不知道这是政治家们引蛇出洞的诡计，就实实在在地参加了。一次开会时，有的同学讲到了1955年的北大肃反，批斗了二百多名学生，私设公堂，非法审讯，他也讲了在杭州的肃反亲历，说到了专政机构怎样滥施酷刑、刑讯逼供，以及他自己的遭遇。

接下来，顾文选就被打成了右派，又按照反革命分子处理，判了五年徒刑。五年以后刑期满了，他还是不能离开劳改农场。官方说是让他留场就业，实际上是继续关押和控制。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劳改农场的迫害一步步升级，在绝望中他设法逃了出去，一路北上，千辛万苦，到了苏联。哪知苏联也不把他当人看，畜生似的装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审问，然后再引渡回国。到了1970年初，开始严厉打击反革命了，北京严肃处理的第一批反革命分子总共五十五人，按照罪行排序，由重至轻，顾文选是第一名，当然要枪毙的了。

夺去他性命的那场运动，一般称为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其中以打击反革命分子为主，另外几项只是陪衬。那场运动先是在北京展开，然后蔓延全国，引起一片片腥风血雨。1970年2月至11月间，十个月里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名，逮捕二十八万名，判处死刑和被逼自杀的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在一万人至二十万人之间。但那还不是全部的数字，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在1970年底结束，一些城市搞的时间长一些，持续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甚至更久。

死刑人数很难统计，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与核准死刑的权限有关。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央政府掌握核准死刑的权力，而1970年则成了特殊时期，为了准备一场莫须有的与苏联进行的战争，需要狠狠打击莫须有的里应外合的反革命势力，就需要快速杀掉一大批人，于是把核准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各省各市各县，各地自己掌握判处死刑的标准。那时候，中国所有省市县的公检法机关全被砸烂，由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造反派等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再由革命委员会下设的人民保卫组负责，全国各地都是由非法律人士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们的标准各不相同，千奇百怪，数不胜数。

退一步讲，即使法律界人士，仍然搞不清楚什么人是反革命，什么人不是反革命。“反对”这个词语，从行动到思想，没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或者仅仅是一种描述。拿反对革命来说，手持枪械推翻它是反对，口头上提出异议也是反对，其间的差别，比动物与植物的差别还大。新政权建立后，1951年2月曾公布过《惩治反革命条例》，但是，什么人可以定为反革命分子，界限一直不很清楚。混混沌沌地使用下来，一直到了1979年7月，才有了第一部刑法，对反革命罪作了比较具体的界定，但执行起来仍有很多困难，所以当1997年再次修订刑法时，把难以具体界定的反革命罪取消了，改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太荒谬了，太悲剧了，反革命罪，一个严重到判处死刑的罪行，一个模糊到没有标准的罪行，在半个世纪里，注定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和民族，不得不遭受恐怖的暴政威胁。

现在想起来了，我有几次参加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公判大会，差不多都在1970年。会场在市中心，名称就叫中心会场，我现在写这篇文字时面对的地方，一个星级宾馆背后的街心公园。当时是一片有大会主席台的开阔空地，比体育场大几倍，能容纳十多万人。

大会主席台朝向东方，主席台和十多万革命群众之间，排满了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头朝南，车尾朝北。最前面和最后面的车上架着机关枪，其余的每辆车上，押着四个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胳膊全都绑在后面，需要他们低头时，押解他们的人抬高他们身后的胳膊，那些人的头就深深地低了下去，好象是认罪；需要他们抬头时，押解的人揪着他们的头发，那些人的脸就露出来，让我们看见。

会场四周的电线杆上，挂了许多灰色铁皮的高音喇叭，声音尖利，刺人耳膜。会场后面搭着一排临时安装的公共厕所，在夏日里，发出骚臭。但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停留在那些罪犯身上和脸上。每个人的公判词都只有短短几句，他的罪行和宣判结果。读完一个人的罪行，就有一个写着他们罪名和姓名的牌子，像变戏法一样拿出来，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凡是名字上用红笔打了叉的，是判了死刑，再过一会儿就拉到刑场枪毙了；没有红笔打叉的，是判了有期徒刑，可以活着回到监狱。——所有的死刑都是立即执行，而立即执行的意思，是没有上诉期，宣判以后马上枪毙。

我的一个邻居家的大叔大婶，儿子犯了反革命罪，听人说他的儿子是医院里的主刀医生，给患者做脑部手术，那人死在手术台上，于是被当做报复杀害贫下中农的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判刑，也不知道能不能枪毙。每到枪毙人的时候，邻居家的大叔大婶就早早到刑场等候，希望见到儿子一面。那时候，公判大会不让罪犯的家属参加，枪毙之后才告诉家属，同时收取两角钱的子弹费。据说北京的遇罗克，那个写《出身论》的人，被枪毙了没有收子弹费，因为需要他的眼角膜给别人移植，可以抵了那颗射杀他的子弹。那个顾文选可能也没有收，他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家又在距离北京很远的杭州，可能有父母也可能没有父母，即使有的话，找他们收子弹费，也要买往返的火车票，花钱太多。

顾文选的罪名有两项，都是反革命的重罪。

一是投敌叛国罪，他确实跑到了苏联，要求政治避难，然后被引渡回国。这一情况比晚了他一个月枪毙的沈元还严重，沈元只是用鞋油把自己涂黑，冒充黑人混入了驻华使馆或领事馆，而顾文选已经跑到了苏联，那是很危险的投敌叛国，如果向南跑到香港，就会被收留下来，不会引渡了。按照投敌叛国罪，往往是要处死的。这样的处罚，相比之下，严厉了一些。我好像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当年东德的一个大学生，偷越柏林墙叛逃西德，抓住了，判的是一年徒刑。

二是恶毒攻击罪。在他判死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了一份通知，列了五十五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要全北京的革命群众讨论，名义上是走“群众专政”的路线，听取群众判决何种刑罚的建议，实际上的目的，不过是震慑群众，警告和恐吓整个社会。那份通知说顾文选“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没有说出都有哪些反动言论。这种做法，后来形成了全国的惯例，只需说一个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必说出那个人是怎样恶毒攻击的，就已经构成了那个人反革命的严重罪行，判刑和枪毙，都可以了。

这样一来，谁都不知道顾文选说了哪些“恶毒攻击”的言论，他就死了。许多年之后，我才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他的言论：“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接下来的一句话，可能语气重了一些：“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这些话，是不能说的，说了就有生命危险。

 死了以后有无穷无尽的时间

我正在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开篇第一章就说：“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尽管我已经死了很久，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从这个谋杀案开始，小说的笔触细腻，结构复杂，展开了四百年前生活、爱情、艺术和历史的画卷。近些年来我读到的作品，时常采用通俗小说的包装，比如它的悬念、线索、结构，等等，帮助作者完成严肃、重要的主题描述。也就是说，不管内容多么厚重，都要有轻松的阅读过程，这可能是世界文学的一种趋向。我知道这样的写作，需要更广泛更深厚的造诣，更加不容易掌控。奥尔罕·帕慕克可以掌控，因为那本书是他写的，《我的名字叫红》。

读到井里的尸体，我愣了一下，忽然想起1970年。大概10月里的一天，河南省乡间的水井里发现了死尸，死者是一位部级官员，但其后的几十年里，自杀还是他杀，他杀还是自杀，没人给予足够的关心。在那之前的二十年时光，投井而死的人远远多于井的数量，找一口没有淹死人的水井，还真不容易。人命不值钱，死了就死了，捞出来草草埋葬，然后把泡过尸体的井水舀干，再等下一批井水涌出来，就可以继续饮用了。

1970年死在河南省确山县芦庄那口水井里的人，虽然是位高官，死了也就死了，自杀和他杀，没有太大的区别——都一样死于政治迫害，——都不能追究凶手和迫害者，——那些人在国家的最高位置上，——他们的观念还要持续很久。虽然死了的人是范长江，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新政权建立前后的几年里，他已经担任过新华社副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

出生于1909年的范长江，三十岁参加共产党，但在更早的时候，有过一次显赫的革命经历：他十八岁时作为学生兵，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那次起义的日子，演变成共产党军队诞生的节日，许多年里，光芒万丈。他随着那支部队南北征战，一年间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后来队伍被打散，找不到他的队伍了。

对于那个比较聪明、富有才情的青年人，一次半途而废的革命经历，是否促成了他愿意跳来跳去、做事只做一半的性格呢？此后的几年，人们知道他在三所大学读过书，包括著名的北京大学，但没有一所学校读到毕业。这样做，给人的印象可能是急进和浮躁，但是有很多好处，生活阅历丰富，社会经验开阔，有利于培养个人思维的敏锐和深度，尽早占领人生事业的制高点。二十四岁起，他开始为一些著名报纸撰稿，在许多青年同行中脱颖而出，二十六岁时已成为《大公报》记者，并且是使用差旅费最多的旅行记者，深入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历时十个月，行程六千公里。中国人喜欢一个成语，天道酬勤，看来是有道理的，范长江写的六七十篇旅行通讯，报上连载，出单行本，引起了轰动，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大公报的销路越来越好，也与他的粉丝越来越多，有一定的关系。没有先前跳来跳去的经历，他的成功，可能会很晚。

《大公报》可不是一份普通的报纸：从那名字来说，“忘我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从它的立场来说，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从它的功能来说，不仅是读者的信息源，也是读者的思想源。

它创刊于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虽然不是中国创立最早的报纸，但它的办报理念和经营方式，可以作为中国报界成熟与优越的楷模，在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世界，也不落后。那时候，现代报纸的大众化初步完成——报纸不再接受党派津贴而转为自由出版，独立经营，享有了较为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和发布权。在内容方面，现代报纸向读者提供各项事务的信息，给各界人士以充分的言论表达自由，公开，公正，公平，由此推动了社会民主的发展。说到这些方面，中国的《大公报》并不落后。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只有一名长驻欧洲的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1940年代，因为代表了中国报纸的最好成绩，《大公报》由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得了荣誉奖章。那个评奖在国际新闻界非常重要，《大公报》的获奖，在亚洲报纸中是第三位，中国报纸中的第一位。令人遗憾的是，刚刚进入1950年代，那份报纸就改变了命运，大陆上的五个地方版没有了，香港的地方版还在，也退回到十九世纪党派报纸的水准，在新闻和其他言论上，失去了公开公正公平，没有了昔日的勇敢和骄傲。

像培养造就了许多勇敢和骄傲的中国报人一样，昔日《大公报》以兼容并包、无党无派、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培养造就了范长江。有人认为，他在大公报社四年里的成就，超过了一生中其他年月的总和。这种说法，实际上说的是他离开大公报社以后，种种经历，是个悲剧。在我看来，他离开大公报社，与他做事有始无终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另外与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抑制的乌托邦梦想，也有很大关系。他曾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年初，只身前往延安采访，与红色领袖毛泽东一个晚上的谈话，就让他见识了革命领袖的魅力，也见识了革命组织、革命理论的魅力，这为他此前一些带有革命性质的个人冲动，找到了合理性的诠释和新出现的意义。于是他在两年后离开了《大公报》，三年后加入了尚与合法政府武装对抗的这个政党，并成为它的首席新闻官。这一年他三十岁，按照他后来六十一岁去世的时间跨度，才走了一半的人生路途。

加入党派十一年之后，他成了身份显赫的部级官员，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社长，再干了一两年，就被调出那里，永远离开了新闻行业。一般人看来，他离开中国唯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是由于与报社大多数下属，出现了尖锐又激烈的矛盾。这样看来似乎也有道理：他不过是个从旧政权统治区出身、从资产阶级报纸起家，后来才投靠革命的人，报社里还有比他早了八九年入党的老革命哪，他们不服从他的管理，或者用宗派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也在情理之中。但在我看来，好像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对革命事业的投入，还没有到了完全忘我的程度。我不含褒贬地以为，如果他完全忘我，完全沉落在没有个人意识的忘我程度，会在1950年代初期，更好地面对新闻观念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回顾1940年代，他参与主持革命的新闻事业时，报纸上的有些话，看起来像是真话，但未必出于真实的想法。正在用心机谋略和武装力量夺取国家统治权，那个时候，需要一部分假话，掩盖自己真实的主张。比如说，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红色领袖的言论，说是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在美国国庆日，报纸上还要发表社论，称赞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家，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而1950年代，新政权建立之后，一个华丽的转身，那种种掩饰都不需要了。对美国的态度，也立即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它当做不共戴天的敌人，全方位的言论攻击。那时候，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不再是个问题。

至少是持续到1970年，如果是有一些记忆的老报人，如果是有一点良知的老报人，怎么适应这样的大转弯呢？不适应的人不被允许，慢慢地适应也不被允许。也许，这一点也是范长江不再适应党的新闻事业、一定要调离报纸的原因。

托马斯?杰斐逊有句让新闻界人士津津乐道的名言。他说：“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新闻，以及有新闻而没有政府之间做一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至少是持续到197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已经没有新闻，只有宣传，只有真理。这样一来，人民日报社留着办报经验太多的范长江，还有什么用途？这一次不是他有始无终，是身边的环境变化太快，不需要他了。以后的日子过得很快，乏善可陈，终至于到了1970年，他以反革命的身份，死于井中，自杀或者他杀。

这篇文字的开始，我引用了帕慕克小说的素材，顺利进入了我的写作。其实在这部小说的第一页里，还有我特别欣赏的话：“我出生前就已经有着无穷的时间，我死后仍然有无穷无尽的时间！”现在这篇文字该结尾了，借用他这句话的一部分作为题目，不为别的，只为表示我对他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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