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再教育概要（三）

要点十：

“文革”是精神禁锢的时代，“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是后来对那个时代文化生活的嘲讽式概括，而“八亿人只准用一个大脑思考”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这种倒行逆施是与人的本性根本相悖的。在当时的农村，精神生活的贫乏更是令人无法容忍。知青们总是饥不择食地搜寻各种书籍一睹为快。

山高皇帝远，天地如此广阔。知青们在无约束的环境中接触到了很多文学精品（那时叫“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化），受到“多元文化”熏陶，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回过头来读“文革”时期及之前中国大陆的一些“文学作品”，则味同嚼蜡了——如浩然先生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

有时为了一本书可以走几十里路；有时为了迅速读完归还一本书可以熬通宵；有时聚会就听某人叙述某一本书的内容；有时还手抄珍品书籍——我就见过一小本手抄《基度山恩仇记》。我对唐宋诗词的记忆，很多都依赖乡下的阅读与背诵。特别是“瞄山”时“荡胸生层云”，气定神闲之下读起那些美言佳句真是过目不忘，现在也还能背个几十首吧。

因为无人能“指导”，只能“自己教育自己”，有时就会随心所欲地得出些意外的结论。如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下面一段话：

“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这种辨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读后就总觉得这些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领袖引以为傲的东西也不是“最终的东西、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是“一定要灭亡”的。

农家是几乎找不到书的。即使有，要么是小孩的课本，要么是历书。干部家中会有些上级发下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政治宣传材料。城市里人手数册数种的语录本，乡下也少有看见。还有些有趣的小插曲。一个村民借了一本书给我，叮嘱绝不能外传。那本书显然是“旧社会”的东西，甚至有可能是前清遗物，单面刻印折叠本，书名好像是《七子十三孙》，纯属色情读物。后来看到茅盾先生早年文章（记得刊载在民国时期的《小说月报》上），称中国传统文学中极其露骨的性描写是西方文学完全不能望其项背的，很以为然。

参考资料：

“另类再教育”阅读书目：

这是我回忆起的1969年至1976年读过的书。我在乡下务农的时间是1969年1月至1973年9月。但我离开农村时，时代并未改变，我也记不清有的书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还是之后读过的。所以，大致就以官方定义“文革”结束的那个秋天作为读书告一段落的时刻吧。其中的“内部发行”书籍大多是当时为“反修防修”而翻译的一批国外出版的书籍，限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阅读。

苏联小说：

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内部发行）、《州委书记》、《茹尔宾一家》沙米亚金：《多雪的冬天》（内部发行）

利帕托夫：《普隆卡托夫经理》（内部发行）

巴巴耶夫斯基：《人世间》（内部发行）

波列伏伊：《真正的人》、《我们是苏维埃人》（短篇小说集）

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他们为祖国而战》阿扎耶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俄国小说：

刚察洛夫：《奥勃洛莫夫》、《悬崖》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包括《一个小公务员之死》、《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套中人》、《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普希金：短篇小说集包括《驿站长》、《村姑小姐》等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即《雷翁那图·达·芬奇》，民国时期版本）

法国小说：

巴尔扎克：《贝姨》、《邦斯舅舅》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包括《羊脂球》、《项链》等梅里美：《嘉尔曼》左拉：《娜娜》博马舍：《塞尔维亚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剧本）

英国小说：

狄更斯：《老古玩店》莎士比亚：《无事生非》（剧本）

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包括《四角签名》、《血字研究》等笛福：《鲁滨逊漂流记》（民国时期版本）

爱尔兰：

伏尼契：《牛氓》美国小说：

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包括《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红酋长的赎金》等杰克·伦敦：《毒日头》、《雪虎》、《海狼》、《铁蹄》、《马丁·伊登》、短篇小说集包括《一块牛排》、《热爱生命》、《墨西哥人》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包括《百万英镑》、《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等辛克莱：《屠场》海明威：《永别了武器》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匈牙利小说：

米克沙特：《奇婚记》、《圣彼得的伞》捷克小说：

哈谢克：《好兵帅克》中国小说：

柳青：《创业史》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

浩然：《金光大道》克非：《春潮急》艾芜：《南行记》罗贯中（明）：《三国演义》冯梦龙（明）：《醒世恒言》非小说类：

国外：

马克思（德国）：《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德国）：《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普列汉诺夫（俄国）：《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威廉·夏伊勒（美国）：《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内部发行）

古纳瓦达纳（锡兰）：《赫鲁晓夫主义》（内部发行）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斯大林时代》（内部发行）

埃德加·斯诺（美国）：《西行漫记》（内部发行）

泽曼（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内部发行）

户川猪佐武（日本）：《党人山脉》（内部发行）、《田中角荣传》（内部发行）

欧文·斯通（美国）：《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萨拉比雅诺夫（俄国）：《列平（即俄罗斯画家列宾）》达尔文（英国）：《物种起源》国内：

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鲁迅全集》中部分杂文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各国概况》峻青：《欧行书简》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贺敬之：《放歌集》（诗）

内部发行：《四川文史资料》（某几册）

《绝妙好词笺》（民国时期版本）

《南唐二主词笺》《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

结语：

一、1968年前后，整个国家在“文革”动乱中面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危机，灾难深重，难以为继。我们这批不谙世事的中学生首先作为“红卫兵”被政治运动所利用，此后别无选择：既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又不能正常就业，成为城市的沉重负担。于是当政者便把这个包袱甩给了农村。这种政治性强制措施既是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是对农民的歧视。当时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已非常尖锐（比如我所在生产大队人均耕地面积就只有一亩稍多），加之各种政治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说城市青年到乡下去和农民抢饭吃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我插队落户的公社是“学大寨先进集体”，也就是全县最贫穷最艰苦的山区公社（条件好的公社学大寨较少吹牛的“先进事迹”）。区区五千人的小社，竟一气要了一百好几十个“知识青年”，堪称大手笔。半年后“小春”结算，才发现粮食未见多收，却多了一百好几十张要吃饭的嘴。公社领导焦头烂额，县领导也觉得问题严重。于是决定将一半知青调到另一尚未接纳知青的公社，才算缓解了矛盾。

从总体来看，农民绝对不欢迎知青来抢他们的饭碗。同样僵化的经济政策同样大小的土地同样落后的耕作条件，哪里会因这帮城市小青年的到来就提高了粮食产量或生产效率呢？知青们的体力劳动多半连自己的口粮都生产不出来。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所需要的绝不是城市中学生被迫下乡，而是千百万农民自由进城。正是这些“农民工”的辛勤工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生活水平。当今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且城市发展（包括交通）又不断占用农村土地而粮食产量仍稳定在高位的事实，更证实了上述论断。

二、离开农村，返回城市，是每一个知青的不懈追求。除个别特例外，知青绝对不愿意象农民那样生活，这应该没有疑问吧。不管一些当事者后来如何有意无意地自我粉饰，那十年中下乡的知青几乎全都返回城市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农村的贫穷落后和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都让知青无法接受。更何况那些有特权家庭背景的“知青”，根本就没有踏入农村一步；即使下了乡也以“参军”、“内招”的名义早早返回城市。此处当然并不是对他们指责，而是想说明最主张“党叫干啥就干啥”因而也就最应该响应下乡号召的“红二代”也用脚对知青运动投了反对票。1970年末，当得知即将在知青中招收工人的消息后知青们的极度兴奋与期待，相信人人都深有体会。此后知青们各显神通为离开农村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到知青运动末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已经是拿工资的国营农场职工了）甚至不惜罢工、绝食、大张旗鼓上京告状（比现在“上访”风光多了）也要离开“第二故乡”。这更是知青运动中无法回避的大事件。

三、当年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绝对不是知青下乡运动所能改变的。

首先，虽然“头衔”上冠以“知识”二字，实际上只读了几年中学的这帮城市小青年们并不具备农业生产技能和起码的科研能力，他们本该接受进一步的文化科技知识教育或技能培训。然而在当时的农村中，他们却只能从事最原始的农业劳动，并且能力一般都不及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知青中出了不少作家诗人，因为这与学校的专业教育关系不大。难道知青中还会出袁隆平不成？我在乡下也参加过一阵“920农药”（即赤霉素）生产推广，先在县里参加培训，又从多年不招生的成都市工业学校无偿获得试管、烧瓶等“支农物资”，结果什么也没做成，也没听说别人做出了什么。因为这些本应由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却依靠外行搞运动式的“土法上马”，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当年阻碍农村发展的是体制和政策，思想意识还沉浸在“文革”中的知青们怎么可能觉悟到这一点？当然更不可能动其一分一毫。知青能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吗？知青能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吗？知青能“长途贩运”搞私营经济吗？知青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多少多少年不变吗？1978年，安徽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也不是知青能做出来的事。

最后，当年所实施的大政方针制约农村发展，其根源在于下述不便公之于众的历史原因：要在落后的农业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证明其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具优越性，只有迅速工业化以增强国力这一条路可走。然而资金从何而来？又只有从农民身上索取这一条路可走。好在农村人口众多，虽然贫穷不堪，却可以集腋成裘。几十年来，中国农民为国家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据2003年《南风窗》杂志载《中国土地忧思录》一文：建国后为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而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30年左右时间城市从农村“积累”走至少8千亿元人民币。而最近十多年间，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积累”了2万亿元人民币。一言以蔽之，农村发展首先需要“减负”，包括几十年后才实施的取消农业税的重大举措。当年知青下乡只会增加农村负担，难道还能改变上述资金流向？而今“城乡一体化”，终极目标应该是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受作为公民所应有的权利。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方向。

作为一个当年知青运动的亲历者，我把记忆深刻的接受“再教育”的经历与见识留在这里。这些个人化的东西或许不具“代表”性，但它也是反映那段历史的真实细节。《战国策》有言：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法国学者托克维尔道：当过去不能照亮未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已年近或年过花甲的当年知青不应该忘记这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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