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方面的话题

五一节前参加了可一书店举办的一场文学座谈会，座谈的双方是六对六，即六位80、90后的青年作家和六位中老年作家的代表，还有不少文学爱好者和关注文学事业的热心记者。

这六位青年都有志于文学创作，但其中只有一位女生是中文系毕业的，其他五位都是所谓的理科男，这使我很感兴趣。我曾经在一篇博文中说过，一般来讲，中文系是培养不出作家的，培养的大都是评论家。虽然80年代涌现出了一批中文系毕业的作家，如范小青、黄培佳、苏童、叶兆言等人。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高考的恢复给了他们一个重新深造的机会。所以严格地讲，那种学习只是作家的一次回炉罢了。而周梅森就没上大学，他的学历就是初中。

中国话虽然人人都会说，但说得好不好就看各自的天分了。故事说得好不好有三个要点，一是语言吸引人，二是情节打动人，三是观点启发人。即情节是载体，语言是工具，思想是闪光点，三者缺一不可。但作者的语言风格是最重要的，它代表了作家的文学修养。所以作家在追求作品思想深邃的同时，更应该注意语言艺术的精粹，让风格成为自己的一张独特名片。

现在对80后、90后作家的评价很热，这其实都是商家宣传的结果。青年人崭露头角本是一个正常现象，并不违背文学创作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就像十几岁的孩子能成为全国围棋冠军一样不足为奇。毕竟青年人的精力更旺盛些，也应该多出成绩。而马齿徒长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资本，大器晚成更是个案。

80、90后作家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追求自由的表达，而且表达的途径也是多样的，尤其是对网络手段的运用要明显地超过前辈。有位记者曾经问过我对网络文学的看法，我说真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这些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概念。古代的作品最初是写在竹简上的，后来是写在锦帛和纸上的，再后来就有了活版印刷和铅印、胶印的书刊形式。而现在影响最大的也最为便捷就是网络传播，所以这只是文学载体和传播方式的进步，与文学本身的关系并不大。

记得在九十年代，我曾经与一位作家争论过什么是纯文学的写作方式，他说凡是用手写的，通过邮局投寄的，或是用传真机传来的才是纯文学，而网上发表的东西都不是纯文学作品。有趣的是，这个相同的话题也出现在当时的摄影界，一些权威就曾经说过，我们的摄影展绝不接受数码作品，因为纯正的艺术作品都应该是用胶片拍的。这些观点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但一度却很有影响，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局限于我们对新科技革命的认识。估计再过二十年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争论了，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代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二十年，这是医生告诉我的。等我们这批人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后，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变得光明了许多。这话不是医生说的，而是我的一个乐观期待。

 由诗歌的争论想到的话题

在当今文坛上，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莫过于诗歌了。车先生的诗歌一获奖，网上的质疑声便是一片，把原本小众化的鲁迅文学奖炒成了一个大众化的社会新闻。其实鲁奖和茅奖一直就存有争议，褒贬总是不一的。但过去似乎只是作家圈子里的事，与百姓无关，唯独这次的鲁奖是个例外。我是不想炒作这些事情的，一窝蜂地瞎嚷嚷也没什么意思，有时间的话倒不如自己去想些问题。

我曾经和博友们谈过，问题出在诗歌上并不奇怪，因为诗歌是最容易写也是最难写的。诗歌的难，就如同音乐创作，最基本的四个小节就要完成一个起承转合，还要有旋律、情绪和色彩的变化，还要扣人心弦，让人过目不忘。诗歌的难，也如同书法，虽然是具象的表现，却更注重抽象的表达。以至于字的错与不错都可以无所谓，但必须体现出一种气韵和意象的升华。诗歌的难，还在于人人都能写。只要有了情感的爆发，人人都有可能写出一首好诗，也可能就因此从一个文学青年走上诗歌创作的专业道路。诗歌的难，更在于人人都可以评说。所以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写好后，还要请邻居的老婆婆们提提意见，做到妇孺皆知，老少咸宜，因为诗歌的好坏自在人心。

现在诗歌的问题还在于商品化的冲击，人人都想成名成家，所以人人都想出本诗集。而当年的李白、杜甫苦于没有发达的印刷术，只能在纸上随便地记录记录心情，说不定写好之后又随手扔掉了。所以如果按发表的数量而言，李白、杜甫在诗歌排行榜上肯定是排在数万人之后。再按现行的标准，恐怕连申请加入中国作协的资格都没有；但如果按照能够流传于世的作品数量和作品的影响力而言，那李白、杜甫又肯定永远是占据鳌头的。

当然，我说这话是对诗坛的大不敬啊，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李白明明是斗酒诗百篇的人，怎么能说他的作品没有什么数量呢。这说明我是在偷换概念，是在拿诗人取乐，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和我计较，前面的话只当是开个玩笑而已。但有一点我是说对了，诗歌原本就是一个凝练的东西，一定要精益求精。尽管是现代人的写作，也要有那种“只为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贾岛精神，不能肆意妄为，写得泼泼洒洒的。诗歌如果要出问题的话，十有八九就是因为那些乏善可陈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五十年代时，大诗人郭沫若就曾经在十天之内写出一百零一首咏花诗来歌颂大跃进，日后连自己看了都觉得羞愧。于是有人戏言。“郭老，郭老，诗多不好。换了名字，发表不了！”现代诗的出现是中国诗歌样式的一次大解放，至今已经留下了徐志摩、贺敬之、郭小川、舒婷、席慕容和余光中等人的《再别康桥》《桂林山水》《致青年公民》《致橡树》《送别》和《乡愁》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就这些作品的风格而言，似乎与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和李白的《将进酒》也别无二致。可见古往今来的诗人们注重的只是那份真挚的情感流露，而并不在乎什么文本和技巧。如果要谈技巧，历朝历代的御用文人很多，学院派也是满口的之乎者也，但他们又能留下多少为人们所传颂的精品力作呢。现在仓央嘉措的诗在网上很热，谁也不敢想象竟是活佛写的情诗。且不论作品的真伪，仅三百年前的作品能给当今的诗坛带来了一股纯美的清风，这个现象就应该值得重视。

需要说明的是，我刚才把余光中先生和他的作品排在后面，并不是什么名家的排序问题，而是想借此机会谈一下诗歌的音乐性问题。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音乐才能配上余先生的那首《乡愁》呢？想来想去也只有马思聪先生的《思乡曲》了，因为也只有它们两者之间才存在着那种内在的风格和旋律走向的一致性。回想这些年来愿意为余先生的《乡愁》谱曲的人很多，但至今还没有一首能够唱红，其中的原因大概也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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