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谈张学良的功与过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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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张学良的功与过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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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美国去世了，活了101年。
这位名人的去世，也引起了许多话题。中共方面的评价是最高的。江泽民以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双重身份致了唁电，称其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并预言：“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新华社专电则简介了张将军的一生，称西安事变发生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于是张、杨理所当然地“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这位土匪头子出身的大军阀并无多少文化，是个钻营的好手。张学良的家庭教育也就没什么正规之处了。举个例子，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就是算命先生认定张学良克父，解除的办法就是做法事时听见的第一声，取为乳名即可。那时恰有人呼唤：“小六子！”因此得名。张学良后来解嘲道：“倘若那时有人骂一声：‘王八蛋！’，我就该叫做王八蛋了。” 但张将军注定要做人上人的，于是二十岁封少将；二十六岁便已经是上将了。只是这位将军从未打过胜仗，可以说是屡战屡败，“九一八”事变以后，国人称其为“不抵抗将军”，当然这事蒋介石绝对逃脱不了干系。 称其为民族英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首先是“易帜”这件事做得让人赞许。 1928年夏，张作霖被北伐的老蒋打败，返回东北沈阳时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子承父业当了东北王。日本人和老张身边的亲日派软硬兼施，企图使少帅宣布东北独立，成为日本的傀儡。张学良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坚决“易帜”。此举挫败了日本使东北脱离中国的阴谋，把东北归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管辖，这比起满清遗老们另立“满洲国”，那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的。 再就是1929年收回中东铁路。当时斯大林的苏联，背信弃义独占了中东铁路的全部收益，例如1925年该路赢利1682.3万卢布，苏联就全部独吞了。而这条铁路有满清政府投资500万两银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于1929年5月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人员39人。7月7日向蒋介石请示（这是张学良首次面见蒋介石），获准后于11日免去苏方局长叶穆善诺夫的职务，委任中方范其采代理局长；遣送苏方59人回国。同时收回电信机构，并由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下令解散苏联远东贸易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以及各职业工会。此举虽略欠远虑，但是完全符合国际法，更符合中华民族利益。 作为答复，斯大林下令以布留赫尔元帅任远东特别军司令，7月20日从三个方向进攻中国东北。张学良奋起抵抗，驻守在扎兰诺尔的东北军17旅与苏联侵略军浴血奋战，旅长韩光等阵亡，所部7000余官兵伤亡殆尽。这一仗打了近半年，11月24日苏军攻进海拉尔。最后眼看中方不是苏军对手，12月3日，美国、英国、法国出面调停，这才使这场战事结束。张学良是中国惟一同侵华苏军作战的将领，虽败犹荣，他不愧算是民族英雄。 反观当时中共，按照斯大林7月17日《共产国际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进攻苏联宣言》之命令，李立三为首的中央掀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李立三发表了《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恽代英发表了《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以及《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于是，明明是苏军打进中国，却颠倒黑白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李立三甚至建议苏联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用他们来进攻中国；并建议蒙古出兵攻占北京、天津。此举甚至使已经沉默多年的陈独秀看不下去，7月28日他致函中共中央，批评说这种做法“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但他收到中共中央8月3日的复函却是“走上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指责。还被戴上了“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帽子。 整个东北军显然不是精锐的关东军的对手，更何况实际上没多少军队在关外。这位公子哥儿理应早作准备、减少损失。他并没有这样做。结果，全军陷于毫无防备的大溃退状态，无论经济上、人员上、人心上都遭受了本可以少得多的损失，从而导致了日后的被动局面。这是张学良无可推诿的责任。张学良后来承认，他以为关东军会听从日本政府的，这一点是估计错了。这一错，损失惨重，即使奉命而行也有执行不力的责任。但假如不是奉命，而是自作主张，那就非同小可了。例如韩复蕖，那是要军法从事的。 有人云：“没有张学良，就没有新中国。”这话多少有点道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是斯大林的旨意，这为中共的壮大提供了必要条件。张学良入关以后，有点“落毛凤凰不如鸡”的味道。自己的地盘没有了，大量的军火、金银货币损失了，副总司令的头衔失去了，华北事变又丢了行营主任，完全成了寄人篱下的落魄司令。而且，他手下那些残军败将，当初就是被蒋介石打败的，如今全靠老蒋供养，必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江湖出身的蒋介石把这些杂牌军调去围剿中共，本身就是一种渔翁得利的举措。而张学良手下既有他老父亲留下的绿林好汉，也有些同日本人暗中勾结的败类，还有些少帅提拔的少壮派。内部本来就貌合神离，战斗力可想而知。 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在当时并非不可理解。实际上中国传统就是这样做的，即使是中共也遵循这个原则。例如，江西苏区老毛首倡的“反AB团”，尽管当时国家有外患，国军在围剿，但老毛首先“安内”。一下子杀了红二十军数千将士。何以不提倡“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了呢？接着各苏区“肃反”，枉杀了七万余人，甚至比蒋介石“4.12”大屠杀还要厉害。这算不算“攘外必先安内”呢？即使到了正式抗日，延安依旧在搞“抢救运动”，莫须有地整自己人，这难道不是“攘外必先安内”？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同时，老毛即下令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用老毛自己的话说，“杀了一百多万人”，比出兵朝鲜还要多几倍，这难道不算“攘外必先安内”？问题不在于口号，关键是看谁在干。老蒋干是错的，老毛干才是对的。如此而已。老蒋也不够狡猾，他如果把口号叫成“攘外必先锄奸”就难有空子被人家钻了。 张学良搞不搞西安事变，中国都是抗日的。决不是因为西安事变才抗日。1925年7月26日，蒋介石对黄埔第三期学生训话便明言警惕亡国。1934年4月，他在抚州公开演讲时说：“不仅是东四省的失地我们要收复，而且台湾、琉球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旧有领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们手里收回。”因此，把张学良搞西安事变说成是“逼蒋抗日”，根本说不过去。简单的原因有三点：1.老蒋是中国的国家元首，如不抗日，这个元首是当不成的；2.中共在西安事变以后尊蒋为抗日统帅，尊一个不抗日的人为“抗日统帅”岂不荒唐？3.正是老蒋的抗日，才使中国跻身世界四大国的行列。 对于究竟谁是抗日的主力，无妨看看日本军方的评价。后任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他当时给军部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明确写道：“敌方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这份报告存档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整个军旅生涯都在中国作战的冈村宁次，是不会把他的对手认错的。 正是老蒋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杰出表现，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1942年元旦，联合国宣言确定美、英、苏、中为领头签字的四大国；2月7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老蒋：“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1943年10月，中国参加签署事关世界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11月18日，老蒋参加开罗三大国首脑会议，并发表《开罗宣言》。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果说：“雪耻”，到此已经基本做到了！ 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对于抗日战争是没有什么贡献的，对于东北军更是赔本买卖。它的全部贡献就是使中共转危为安，并得到了成长壮大的机遇。当我们指责日本篡改历史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历史又如何呢？ 中共从西安事变得着的最直接好处，就是不战而得了广大地盘。西安事变一发生，应张学良的要求，红军即以配合东北军之名，由彭德怀指挥南下，恰好解决了红军的严重缺粮和冬装问题。须知，正是在此前张闻天向斯大林紧急求援的。张学良拱手让红军进驻这些地盘，其中包括延安。老毛一得手便没打算还给张学良，马上做了搬家的准备。结果老毛一得知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老蒋回南京， 26日中共中央即从荒僻的保安迁到延安。这些地盘的取得，且东北军在张学良忽然离去之后内乱外患不断，没有人找中共要回这些地盘了，接着合法化。这样就造成了日后大发展的优越条件，与其说西安事变发生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不如说是“中共存亡的紧急关头”更恰当一些。张少帅确实功不可没。 实际上，中共长征到陕北时，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在内部，老毛从毛儿盖率一、三军团忽然秘密北上，张国焘等另立临时中央，中共和红军面临分裂。而到达陕北的部队又面临粮、弹、冬装俱严重缺乏的现状，岌岌可危。西安事变前一个月，时任中共领袖的张闻天向莫斯科发电报紧急求援：“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死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中共面临着空前的困难。而在此剿共的张学良，则屡战屡败。中共为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极力分化张学良与蒋介石。通过感化被俘的张学良手下团长万毅，与张学良挂上钩。1936年5月，中共与张学良的联盟建立起来。陕北通知张国焘：已与张学良达成共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之默契。并指出，张有英雄主义色彩，主张抗日反蒋并重，企图成为抗日的唯一领袖。对于此种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况且目前严重困难，无可选择，只能走这条路。张国焘复电赞成，于是中共的口号成了“联张反蒋抗日”。而周恩来则更进一步告知张国焘：张学良看出老蒋封他一个“剿匪副司令”空衔，实际想让他拼光“东北军”这点本钱，与中共一起鱼死网破。他企图通过中共获得苏联的支持，并联络西北军等非嫡系派系，另立山头。毛、周则要利! 用张学良分化各省和南京，摆脱困境。张闻天告知张国焘：“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吧！”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等欢呼雀跃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想杀了蒋介石。毛说：张学良“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的事业，是应该拥护的。”但老谋深算的他又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并对气急败坏、主张先斩后奏的朱德说：“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个‘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毛亲自草拟致张学良电报，尊其为“全国抗日领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同时表明中共态度：“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周恩来建议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指示再做结论。此外，日本关东军也在欣喜若狂，直到该事件和平解决，他们才发现高兴得早了点。 12月16日斯大林起草，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给中共泼了一盆冷水：“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2.既然事件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第一、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统一、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第二、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第三、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第四、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合作。”斯大林亲自向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明解释：张学良分量不够，不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全国抗日的能力。尽管蒋介石是一个可恶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并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毛泽东见了此电报大惑不解，斯诺写道：“毛气得满脸通红，跺脚大”。此前中共已向共产国际报告建立了张、杨、共三角联盟，并极力鼓动张杨与南京分庭抗礼，建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向张学良保证，这个战线建立以后，苏联将给予大力援助。老毛急躁地喊道：“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但苏联的命令是必须执行的。因为此时中共全靠苏联给的钱生存。很快，12月19日，中共政治局改变了态度，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中共合法化，并白得了一大片地方以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老毛首先告诫他的将领：决不可争当抗日英雄，只能钻进敌后打游击，壮大自己的力量。林彪打了平型关一仗，歼敌一千，自损一千，被老毛批评了一通。然后去苏联养伤，回来后被晾起来，不让他指挥军队，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彭德怀搞了百团大战，尽管只是游击战，以破坏铁路交通为目标。结果伤亡1.8万人，被老毛狠批，直到1959年还是罪状。1941年5月18日老毛电令彭德怀：“目前的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能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算是继续对百团大战的指责。接着在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规定：“战争的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时机。”对比前面老蒋的训话，谁在抗日一目了然。倘若老蒋也采取“熬时间”、“决不能打得太凶”、“革命的两面派”、“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的方针，中国早就亡国了！就连苏联驻华代表! 也向斯大林报告：中共回避同日本作战，只顾扩张自己的势力。乃至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连来电报指责中共。 张学良的没头脑，还有一证：恢复自由以后，中共为感激他的功劳，诚邀他回东北老家。他也表示要回去看看。这本来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李登辉劝说了几句，无非是不要在海峡两岸惹出新的麻烦之类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他居然还当真了。实在话，一个过气英雄，明日黄花，早就没几个人再把你当回事了。秋后的蚂蚱，可着劲蹦也不过三寸高，回到东北最多热闹三天也就销声匿迹，只怕是想惹也成不了麻烦，更何况是两岸的大麻烦！ 回过头去再说两句，斯大林为何坚决下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这与当时苏联利益紧密相关。我们再翻翻黄纸片：1931年3月，苏联情报机关截获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发回国内的绝密电报，断言：“日本与苏联迟早必然发生冲突。”“我希望当局下决心迅速发动对苏战争，”“我相信，不管是战是和，日本必须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下定决心而不畏惧战争。”这使斯大林不安。7月，伏罗希洛夫元帅到远东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视察，加强对日本的防御力量。 “九一八”事变当日，苏联副外长加拉罕召见日本驻苏大使，表示严重不安，并要求做出解释。22日外长李维诺夫又召见广田大使，要求对事件进一步扩大尽快做出解释。23日加拉罕对中国全权谈判代表莫德惠表态：“苏联同情中国，这一点，中国人民可不必怀疑。”31日，李维诺夫向日本外相芳泽重新提出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日本不答应。此时苏联感到了日本的战争危险，急迫地考虑恢复因中东铁路之战断绝了的中苏邦交。 老蒋考虑的第一步，先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步，实施复交。老蒋想用条约制止斯大林对中共的资助；此外，苏联无视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不断背着中国与外蒙古签订各种条约、协定，老蒋急于结束这种状况；1931年10月，苏联又与新疆省政府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向新疆省提供飞机、军火、专家。老蒋提出抗议并宣告该协定无效；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斯大林承认“满洲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允许“满洲国”在苏联各地包括莫斯科设立领事馆。老蒋多次提出抗议无效，他企图以此条约制约苏联上述行为。 苏联拒绝以订立条约为复交的先决条件，日本则从中破坏，舆论也吵个没完。不得已，老蒋于1932年12月27日同苏联无条件复交。1933年5月2日，苏联竟然向日本低价出售中东铁路的股权。经日本建议，由“满洲国”赎回这些股权。老蒋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司法院院长居正于5月15日在国府纪念周演讲：“苏俄竟不惜撕破其自己社会主义国家的面目，行将与帝国主义者携手了。这事的意义何等重大，各位同志，我们平时信赖于外交上取得与国者，是否错误？记得中俄复交时外交上满心欢喜，以为孤立的弱国获得同情的友邦的援助了，可是曾几何时，外交上的欢欣，却成了一个极可痛心的幻梦” 配合着苏联的一系列举动，日本大举进攻热河、察哈尔，华北告急。老蒋采取对日妥协政策，签订了《塘沽协定》。斯大林着急了。他害怕中日联手进攻外蒙古，更感到了日本侵略苏联的威胁。1933年8月，他通知南京，准备签订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斯大林要利用老蒋抗日来牵制日本对苏联的可能进攻，老蒋却不积极签协定了，他要利用斯大林的急迫，获取中国更多利益，特别是苏联的军事援助、更好的结果是结盟抗日。 1935年11月，在苏联的王明很可能领会了斯大林的旨意，自行发表了《新形势与新任务》，首次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明示要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鉴于斯大林多次拒绝表态让老蒋剿灭中共，为了解决中苏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持，老蒋也想有一个解决办法。得知王明的文章信息，老蒋马上于12月下令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以他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的双重身份，通过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联系，与王明就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问题进行了谈判。邓文仪同时还与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秘密谈判，就“中苏共同防止日本侵略”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两次谈判情况都密报蒋介石，老蒋非常重视。感到必须以更高的层次交换意见，于是指示陈立夫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寻求建立抗日秘密联盟。他的如意算盘是以国共合作为筹码，换取同苏联的秘密抗日联盟。 苏联大使表示赞同老蒋的意见，但建议陈立夫以老蒋私人代表身份去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面谈。老蒋立即批准。陈立夫即化名于1936年1月绕道欧洲，到德国等待斯大林批准再赴苏联。不过，斯大林显然更期待中国单独抗日，不打算让苏联卷入与日本的对抗，哪怕可能引起日本的怀疑都必须避免。陈立夫等到四月，依然不见斯大林批准进入苏联，只得打道回府。 但苏联驻华大使一直与老蒋进行接触，苏联大使向莫斯科汇报，称老蒋企图使苏联承担对日出兵的义务。建议：“以取观望态度为宜，让中国人表示主动。”而日本同时也在拉蒋介石，斯大林担心中国跟日本结盟，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之三：“防止赤化，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办法。赤化运动发源某国，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中国）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这是明显的中日联盟反苏的建议，斯大林必须操心。而自1935年12月底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以来，积极反共的老蒋却未与理会。 这至少说明，老蒋的抗日甚于反共。斯大林据此决定同意中苏谈判。交往中，老蒋对苏联大使说：中共红军问题是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意见是：“中共可以公开存在，但不能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就能抗日了。”他还特别提议：“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此可以表示对南京政府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 苏联大使奉命拒绝了老蒋的上述建议，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苏联政府无意干涉并不想充当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老蒋退一步求其次，表示可以根据下列原则同中共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最后，老蒋向苏联摊牌：“日本要求谈判，我们应该同意，因为日本强大。可是如果我们与贵国签约，我们同日本的一切谈判就毫无意义了。”斯大林庆幸老蒋不同日本签约，但也不想树立日本这样一个强敌。他只希望中国单独抗日，牵制日本。同时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他也决不会牺牲他一手扶持起来的中共。特别是，德共被希特勒搞垮之后，中共已是世界第二大共产党了。 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并签了一个秘密补充协定，矛头直指苏联。斯大林立即获悉全部内容，深切感受到了法西斯的严重威胁。为了避免两面受敌的状况，他决定立即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排除中国与日本共同反苏的可能性。为了不给日本以借口，决不与中国签订互助协定，更不能承担出兵抗日的任何义务。为达此目的，他同意全力以军火物资供应中国，协助中国单独抗日。为此，他打算同意老蒋的最低要求，即让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参加抗日。 没料到的是，当中苏两国正谈得欢时，并不知此内情的张学良竟然搞了西安事变！而且国际舆论和国民党政府都认定这是苏联的阴谋，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从14日起，连续含沙射影地要求苏联出面解决西安事变。外交部长张群更是直截了当地巧妙回答：1.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就放风说他与苏联有关系。并称其与中国红军订立了同盟，他还有代表在莫斯科，而延安（当时属张学良地盘）有中共代表。2.张群本人及政府其他领导人都不相信这个说法。3.国民政府珍视同苏联的友谊以及苏联对国民政府的一贯支持与同情。4.国民政府将制止此类谣言的传播。 斯大林气坏了。除了公开表态说明苏联不知情之外，一方面动用全部舆论工具，指责张学良是汉奸，西安事变是他与汪精卫勾结的结果，是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下令中共，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甚至在14日电令中共：“采取联蒋抗日政策，限十日内释放蒋介石。”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西安事变，结果也是同样的。老蒋已经同意让红军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人马参加抗日了。而斯大林也接受这个要求，准备利用苏联的影响，要中共接受联蒋抗日的政策了。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在斯大林的强硬干预下和平解决。张学良此举何为也？
“不抵抗”是谁的命令，有不同说法。疑点：1.未见到老蒋坚决抵抗的命令。而且事实上老蒋寄希望于"国联"，9月21日由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提起申诉。兼之直到后来的华北事变以《塘沽停战协定》乃至1935年的《何梅协定》，基调都是不抵抗。2.老蒋并未对张少帅的溃逃予以深究。 但如果是老蒋的命令并无不可：弱不敌强，大踏步后退以集中有限的兵力，本身是明智的。但张学良显然是无准备的大溃退，东北军的主力都布置在平津一带，用以防范关内。整个东北成了全中国军力最薄弱的地区。日本关东军看准了这一点才动手的。张学良后来承认，他以为关东军会听从日本政府的，这一点是估计错了。这一错，损失惨重，即使奉命而行也有执行不力的责任。但假如不是奉命，而是自作主张，那就非同小可了。例如韩复蕖，那是要军法从事的。 对于究竟谁是抗日的主力，无妨看看日本军方的评价。后任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他当时给军部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明确写道：“敌方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这份报告存档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整个军旅生涯都在中国作战的冈村宁次，是不会把他的对手认错的。 抗日战争史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账。我们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日本侵略军全靠小兵张嘎配合李向阳，在青纱帐里挖地道、埋地雷打败的。日本军史记载着他们究竟在跟谁打仗。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指出：主力决战“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实现的，大会战又必须以消灭敌人的军队为主要目的。”日军在中国的所有会战都是同老蒋打的。仅武汉会战日军便投入14个师团，占当时日本全国军力34个师团的1/3强。日军战史记载：“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就连日本本土仅剩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奉命随时增援武汉会战。 正是老蒋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杰出表现，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1942年元旦，联合国宣言确定美、英、苏、中为领头签字的四大国；2月7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老蒋：“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1943年10月，中国参加签署事关世界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11月18日，老蒋参加开罗三大国首脑会议，并发表《开罗宣言》。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果说：“雪耻”，到此已经基本做到了！ 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对于抗日战争是没有什么贡献的，对于东北军更是赔本买卖。它的全部贡献就是使中共转危为安，并得到了成长壮大的机遇。当我们指责日本篡改历史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历史又如何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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