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辞·接见红卫兵值得怀念吗？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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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辞·接见红卫兵值得怀念吗？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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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辞 二月十九日大年初二是邓小平逝世纪念日，按中国人习惯春节提死者不大好，就提前在二月十四日写几句话纪念一下。我其实也愿意怀旧，毛主席生日也写了文章，但我见文章很多够用，就未发；邓公静悄悄少有人提及，则发一下。不料出了些意外，索性迟至正月十五后发。 毛主席伟大在于如果没有他，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中不知还要摸索多少年，这功绩谁也抹煞不了。邓公伟大在于如果没有他，中国在左的路线统治下的贫穷中不知还要煎熬多少年。毛主席让我们成了独立于世界的中国人，邓公让我们成为不被世界淘汰的中国人，没有谁都不行，所谓前仆后继之谓也。粉碎四人帮后当政者实际还是左，此时只有邓公可以担破左之重任，除他外，叶帅思想没有达到彻底破左的程度，其他人威望思想均难堪重任，只有陈云思想深邃，但没有邓公的铁腕。历史决定了邓公出山的必然。 我觉得邓公功绩有二：一是坚决破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几次关键时期不动摇。“六四”以后不少人叫嚷要吸引苏联教训，要以“防和平演变”为纲，实际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如无邓公则中国大局不好预料，这些人不晓得苏联等国灭亡恰恰是因为贫穷和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要知道，这是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制度，只有邓公打破了。邓公退休前讲：我要早退下来，不要等到我老得说胡话了你们还得请示我。邓公的话让我想起毛主席最后几年时的“最高指示”，不禁苦笑了。我记得毛主席去世时，大家想的是：这可怎么办啊，谁来管咱们管中国啊！邓公去世时，则无此担忧，一是邓公打破了政治迷信，二是大政方针早定好，接班人继续干，邓公去世无关时局。 若问邓公还有什么功绩，我说此两点足以名垂青史矣。我向来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比如纪念毛主席就非得说毛主席左也是对的。邓公也有思想局限，他自己说死后能四六开就不错了，他评价毛主席三七开，够大度的。若说邓公的局限我觉得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体制改革步子。现在腐败大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落后，没有好体制，谁当官谁也架不住诱惑（架得住的是个别）。不过这体制的落后并非邓公所致，是改革开放前留下的，改得不彻底而已。如果说文革时的腐败还不足以让百姓惊心动魄，一是政治迷信，官方封锁消息，二是经济落后贪污量小。但文革时的政治体制好比人长了肿瘤不过是早期不重而已，到现在是晚期发病了，罪过不能都算到邓公身上。看问题没有前因后果不行。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是有希望的。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后政治体制改革加速了步子，最近到越南访问，考察越南经验。越南改革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中国同步，但步子极快，经济急速腾飞，发展速度快于中国；当我们还在争论是不是坚持计划经济时，他们已搞了市场经济，结果我们迟了。最近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实行了差额选举，这是共产党国家第一个，可见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和魄力。 邓公退下后每天玩桥牌，笑着离世；毛主席临终前凄风苦雨，真是发人深省。 2007-03-06
文革的高潮始于主席接见红卫兵，史称“八次检阅红卫兵”。接见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共八次一千三百多万人。四十多年已过，对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事件如何评价，多数国人早已心知肚明，但许多当年的红卫兵至今还感激涕零地怀念着，认为是主席对年轻人的关怀是革命的必需，前几天知青博客圈有人专写了文章称之为“伟大的历史，永远怀念”。 主席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基本一致：就是“利用学生扫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梳理一下整个历史过程真相非常清楚。从建国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到大跃进，从“反右派”到“四清”，主席与刘少奇、周总理、陈云、彭德怀等大多数领导人产生严重分歧。历史已经证明：主席的思想是封建的左的思想，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刘、周等人是相对正确的，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和挽回了损失。随时间的推移，主席把分歧对方当成敌人，而且这敌人几乎涵盖了除极少数人以外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认为是比蒋介石还反动的势力，必须从根子上除掉之。 既然几乎所有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都是反动的，靠谁来除掉他们呢？显然学生是最好的力量。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主席批准公布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随后在八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违背党的纪律，让聂元梓列席，以促进文革的开展。会后，主席公布自已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正式宣布中央有与他对立的“司令部”，开了把党内民主变成大字报的违背党章的先例。此前的八月一日，主席对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北京红卫兵组织批示：“造反有理”、“热烈的支持”，由此掀起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大革命的高潮。 与此同时，林彪搞的对主席的个人崇拜迅速狂起，红卫兵齐聚京城，表达了要见主席的愿望。这恰与主席要利用他们的意图吻合，立即予以按排。首次接见即点燃了无法扑灭之火，各级领导的地位已不保，全国正常生产生活陷于半瘫痪。当主席目的已达到，他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有关领导人回忆，到了第六次接见开始，主席已非常不耐烦甚至拒绝接见，最后下令“就地闹革命”，禁止红卫兵大串联。家兄在北京接受了主席接见，后在去上海途中接到不准串连的命令只好返回；回家后跟我回忆，疯狂地想见到主席，主席让干什么死而无怨。这大概是全体红卫兵的心理吧。 主席一方面要发动学生造反来打倒“走资派”，另方面又要维持必要的生产生活秩序，故大局已定时决定甩掉红卫兵。办法一是打倒红卫兵头目，杀鸡给猴看，著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都曾是主席亲自接见鼓励和保护的，为文革打倒刘少奇立下汗马功劳，最后都是主席下令清除甚至关押至文革结束。办法二是不再称学生们为红卫兵，改称“知识青年”。据史载从改称后主席再不称学生为红卫兵，文革的主力也改以工人、解放军代替学生。 不仅学生领袖，凡为文革立下功劳的头头几乎无人不受到主席的清除，王力、关锋、戚本禹、林彪、陈伯达是如此，四人帮也是主席临终要“解决”的。特别是林彪，在六六年接见红卫兵时已是实际上的副统帅，可我们在林彪死后公布的六六年主席致江青的信中看到，那时主席就认为林彪不安好心了。这样的用人心机不值得感恩戴德的红卫兵们醒悟？ 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结果是什么呢？造反与夺权，一切都是流血的过程。我所在的小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成员还有红小兵一人，各校都要有红卫兵代表做成员，只是随着红卫兵被主席送到农村接受教育后，革委会便奉命清除了红卫兵成员。所在的城市高中学生由部队配给武器，号称“十九大队”，经常全副武装乘排排汽车出去武斗，死在他们手下的人无数。北京的红卫兵将一生老实的作家老舍先生毒打污辱，导致先生投湖自杀。 现在怀念接见红卫兵的人有三种，一是文革的受益者，有的是红卫兵头头，怀念自己“事业”的辉煌；有的是文革上了大学，感谢主席给了好的机会；有的是文革升了官，感谢“革命”的成果。二是至今认为文革是真正的革命，而现在是反革命复辟，博客上有人就公开说刘少奇邓小平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需要打倒，现在的领导人也是走资派应当打倒。三是封建思想严重者。有人表面批评文革，认为搞得有过头之处，但主席让学生革命和下乡是对的；有人说主席的错误是小小的，家长犯了错误，儿女要尊重，不能批评；有人说不能数典忘宗，要记着主席的功绩，包括文革。我曾在山沟里见过一块石碑，是清代一位大臣的，那上面由他生前自写的碑文说他某年某月某日曾被皇上打过几个嘴巴，说皇恩浩荡无尚荣光；某年月日皇上赐与他茶杯一个，供为传家之宝。这封建的奴才思想与当今某些人是不是相象？ 以史为镜我们常说，可往往做不到，人超越自己是最难的，受之有恩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就不能客观看问题，这是自私和非科学的方法。就红卫兵而言，接受接见，闹革命，实际上是自觉地对民主、法制的践踏，对文明的催残。有人认为红卫兵不应全面否定，有的红卫兵文革中保护过老干部云云。红卫兵是分若干派，你保的我就打，你打的我就保，但他们有一点相同：都认为自己正确，都认为造反有理，都认为“走资派”应打倒，在保卫主席的左的错误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问题上是一致的，起码是封建式的迷信。“主席指示我照办，主席指挥我前进”难道不是任何一派的口号？这难道不是事实？在恶毒的罪恶中寻求一丝所谓“正确”来自我开脱甚至标榜自己英明，正是某些人的民族劣根性。这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有意无意中“吃了我妹子的一片肉”，难道还有资格来谈正确而不忏悔？ 如此看来，接见红卫兵有什么值得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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