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自我安慰的“青春无悔”

作者:谢轶群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青春无悔”由部分知青提出，又受到另一部分知青、社会名人以及年轻一代的猛烈批评。当时我父亲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说：“青春无悔？这些人有病！”年长他们一辈的著名作家张贤亮表示不可理解：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竟然宣称“青春无悔”？

知青离我很远，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浩荡展开之际，我还未出生；而当知青掀起大返城浪潮、这特殊的一页被历史翻过，我也还是学语孩童。知青又离我很近，在童年的记忆里，家乡的县城街头还有不少“知青商店”，小学老师里有定居在县城未返回的知青，工作后同事里多人有知青经历。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就是一位老三届知青，务农十年，终于等到恢复高考，于1978年考入大学。

之所以想起知青这个话题，是因为手边这本邓贤著《中国知青梦》。这本出版于1993年、重印于2003年的长篇纪实文学以丰富详尽的资料、细致深入的描写展现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末。曾在云南当过7年知青的作者为写这本书行程3000公里，亲至25个知青农场，查阅大量文书档案，采访了从各地各类知青到省市领导的许多当事人，以饱含感情的笔触为这场历时十余年、涉及千家万户、改变共和国社会历史轨迹的运动留下了一份珍贵文献。读罢该书，一股一言难尽的复杂况味久久充溢心头。

一、

不管是知青自己，还是旁观者，都把知青称为受苦受难的一群人、一代人，他们高中或者初中毕业，正是学习知识的黄金阶段，却被抛出校门和城市，到农村“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远离日夜思念的亲人，也远离本应属于他们的知识文化。当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投身计算机引发的科技革命之际，2000万中国知青却在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从事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凡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及其家庭都有一段辛酸的记忆乃至终身遗憾。

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参与或卷入这场明显伤害他们权益的运动的？我想肯定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者有三种：一是充满理想和激情，真诚地响应上面号召，准备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的；二是家庭出身不好，希望以积极下乡的“觉悟高”表现换回政治地位和其他应有利益的；三是家里太穷，离家下乡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这三种人有主动性、目的性，但后两种其实也是被迫，到农村落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我们来看看出于“革命理想”的那批人。许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理想”和“激情”还被新一代人崇敬和向往。可是，他们的那种高昂状态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知青梦》里写到了第一批主动要求支援边疆的北京知青，因人数是55人，故以“北京五十五”的名号闻名云南全省。这批人在西双版纳安家以后，一个女知青在日记里写道：“一想到今天我们开荒种地住草房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个男知青在家信中这样说：“队长告诉我们，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一两橡胶籽的价格相当于一两黄金。我们要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我决心为种好反帝胶贡献我的全部热血和青春。”

看着这些庄严铿锵的字句，今天我们只会哑然失笑：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修反”什么时候以“一两橡胶籽一两黄金”的价格向中国出售过？他们的所谓“理想”、所谓“激情”、所谓“沸腾的热血”，不过是少不更事者上当受骗的产物！

在全国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约2000万知青中，主动参与的肯定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被动的。试问：谁不愿意读书，而要去种田呢？谁不愿呆在城市，而要去农村呢？《中国知青梦》没有多写这项政策是如何执行下去的，但另一位也有知青经历的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其一篇散文里留下了历史的真实。史铁生对后生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们知青下乡是自愿的，“您可一个字也别信”，他描绘了一位作动员知青下乡工作颇有“心得”的干部来他们学校动员时的情景：学生对上山下乡抵触畏惧、议论纷纷，该干部上主席台后第一句话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顿时会场鸦雀无声；第二句话是：“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这就是“动员”，这就是“工作方法”，纯粹是地痞无赖式的恐吓加逼迫！强权高压下，列车汽笛一响，泪雨滂沱，2000万知青弃学离家，散落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山野田原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政策到底是何目的，今天已可看得很清楚。知青下放大规模展开于1968年，文革已历两年，发动者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作为“文革急先锋”的“红卫兵小将”已失去利用价值，而他们被煽动起来的高昂“革命热情”又使他们成为一股不好控制的力量，必须使他们转向，把他们的劲头用“战天斗地”、“大有作为”、“支援边疆”等堂皇口号引向农村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已尝到了“无法无天”的甜头，还得抑制其太盛的气焰，便又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降低他们的地位，便于管控。另外，文革开始后经济急遽衰退，城市已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人口，上山下乡的另一目的就是把大批城市青年赶出去，减轻城市经济压力。当时的一个口号是“不在城里吃闲饭”，已经泄露天机。

也许当时浑然不觉，若干年后知青明白过来后不知是何心情：狂热地参与了一场运动，又立即被这场运动抛弃，一腔热血只是做了工具，用完即抛，人生苦难从此开始。

二、

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对知青艰苦劳动的描述倒不一定格外醒目，因为让城市学生去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其不适应可想而知。最叫人触目惊心的，是以落户在生产建设兵团为主的知青所受到的管制和欺凌。这些以前在社会上也有所流传，比如我的家乡就传说有一个公社干部借批准知青回城的权力逼迫两个女知青和他一起洗澡，然而更多事情毕竟不为人所知。在书中，邓贤整页整页地大量引用最可靠的官方文书档案，让那血腥、肮脏、恐怖的一幕幕重见天日。

“（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是连长来了……”

“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参谋长袁候新，在地区革委会任生产组长时，以安排知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九十余人。”

“祝江就，浙江省江山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八人，猥亵八人……”……

在这密密麻麻的罪恶记录里，我还发现一个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离谱的案例：“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

邓贤还采访了一个当年因犯“男女问题”而受处理的退伍军官黄万全。已53岁的黄万全竟然说：“这种事，不大说得清楚是谁的错……据我所知，干那种事，多数是女方主动，因为他们有求于你：入党，提干，上大学，病退，回城，等等。甚至有的女知青为了批探亲假就跟人睡觉……”他还感慨：“谁叫咱们那时候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腐蚀呢？”为了批一个探亲假之类，就要付出肉体和廉耻的沉重代价！掌权者还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可耻的罪犯！

如果这只是犯罪者强词夺理的狡辩倒也罢了，我特别不明白的是，邓贤到底出于何种考虑，用了不短的篇幅来“辨证分析”，以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现”来证明这些罪行“远非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思想作风等原因所致”，而是“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包括被李先念点名枪毙、恶贯满盈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独立一营教导员蒋小山等人，“如果没有那种权力绝对集中和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要是我们社会的法制建设再健全一些，对个人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再强有力一些”，他们也是“好好的同志”！读到这里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为什么不说他们原本就是坏人，只是未得势的时候其真实思想品质没有表现出来呢？！坏制度下好人会变成坏人，坏人只会变成魔鬼。“老子窝囊了二十年，Ｘ他妈！今天轮到老子舒坦舒坦了。”强奸女知青２０余人、猥亵侮辱女知青上百人、捆吊毒打男知青７０余人（多人致残）的蒋小山的这句心里话，不就是大明大白的自证吗？任何行为当然都有其发生的客观条件，如果据此就可以把滔天罪行都推到“时代”和“体制”上去，那人间还有正邪、善恶和黑白的界限吗？！

震天响的“革命口号”之下，禁欲主义的社会氛围之中，红色潮流席卷的中华大地，人间罪恶一样不少。今天向往那个时代“理想”、“激情”、“廉洁”的年轻一代，看了以上关于知青生活的列述，该做何感想？我要说，尽管今天的社会现实中还有很多令人不满甚至愤怒的方面，但比起那个时代，我们的确进步了很多，改革开放刷新了中国面貌，推动了中国的文明进程。因对现实不满，一些人——而且多是有些年岁的人——开出的药方竟是回到过去，不知是何脑筋。

《中国知青梦》中还记叙了知青生活中大量可怕的事故，有夜间失火把十位平均年龄不到十七岁的女知青烧成一堆焦碳的，有一场台风过后海面浮起数百具保护拦海大堤的知青尸体的，有一次草原失火烧死知青六十九名的，有不懂炮弹知识而去排除哑炮而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有女知青生孩子时庸医醉酒而致母子双亡的，有扛毛竹下山被弹到山涧里摔成一堆“零件”的，有开荒误触蜂窝而被蛰得通体肿胀而死的，有雨夜出门上厕所失踪至今尸骨无寻的……史实历历，不堪回首。

三、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年的知青不少已人到中年，已进踏入成熟人生的他们开始回望和纪念自己的青春，这时知青界的一个口号、或曰一种态度掀起了一场波澜——那就是“青春无悔”。

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了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引起轰动。“青春无悔”就是这次回顾展的主题。

“青春无悔”由部分知青提出，又受到另一部分知青、社会名人以及年轻一代的猛烈批评。当时我父亲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说：“青春无悔？这些人有病！”年长他们一辈的著名作家张贤亮表示不可理解：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竟然宣称“青春无悔”？观看展览的一个研究生说得更为犀利：如果无悔，你们干吗回城？既然回城，为什么又要喋喋不休地说“无悔”？这次展览中，在“青春无悔”的总标题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邓贤在《中国知青梦》里对此也予以有力质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提出“青春无悔”者也许在新时期以后事业发达，因而感谢知青经历锻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了解了国情和社会。可是，今天的成功跟知青生涯真的有因果关系吗？知青人数达2000万，发达者又有几人？多数本应有所作为的人还不是被下放毁去理想，成为为生计无奈奔波的底层一员吗？也许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青春有刻骨的感情，不愿承认自己的美好年华成为了特殊时代的牺牲品——无论如何我们年轻时也在祖国大地上挥洒了汗水！可是，你又能说自己的青春有何价值？西双版纳知青付出十年辛劳，以血汗在边疆开辟出大片橡胶林，要打破“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橡胶”的“神话”，结果80年代以来，他们种下的橡胶树已死亡90%，有些农场的死亡率是100%！还有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的“壮举”，美好的青春事业献给了违背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荒唐举动，这究竟是建设者还是破坏者？如此青春，竟然无悔，你们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取向？

这些话也许太过残酷。对“青春无悔”的最佳阐解，是我在网上读到的一首诗，作者是署名张愚若、张谷若的两位知青。这首诗是作者参观崇明岛上东平森林公园里知青立下的“青春无悔”纪念碑后所作，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们说青春无悔
    是因为无何奈何
    要自我安慰

这才是“青春无悔”四字的真正内涵！回首知青岁月，说青春无悔，他们哪里是欣慰充实，哪里是心满意足，而是在舔舐自己的伤痕啊！作为幸运地能够选择自己命运的一代，让我们为这些长辈献上一份真诚的理解吧！

四、

知青是不幸的，但不是最不幸的，至少他们还拥有社会的同情悲悯，而且他们最终也都脱离了农村的体力劳动和单调困乏的环境，不管此后生活有多不如意，毕竟不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了。最底层的是农民，在很多地方，他们依然过着知青当年不顾一切要摆脱的那种生活。因为知青的人生和命运曾经在一个阶段和农民重叠，二者比较，也成为一个引起很多人思考的问题。

1980年代，“知青文学”兴盛，涌现出梁晓声、王安忆、叶辛、阿城等一大批知青作家。就在人们交口称赞他们的才华，夸他们“知青的苦没白吃”之时，出身农村的贾平凹淡然、简洁而富有震撼力地指出：“知青吃了一点苦，所以写了很多东西；农民吃了很多苦，所以什么也没写出来。”的确，知青出生在城里，被赶到农村过了几年十几年农民生活，就是时代荒谬、社会不公，可以用文学作品反复诉说苦难并获得同情和尊敬；农民生在农村，过那样的生活是一辈子，是祖祖辈辈，他们的诉说有谁去听？难道农民就是活该吗？

《中国知青梦》中最感人的一节是知青在70年代末为取得回城权利而做的殊死抗争，下面的情节曾被多家报刊节载：当时知青为回城的请愿活动风起云涌，国家派农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鲁田前去安抚。对话会上，鲁田坚持“不得返城”的当时政策，而知青不顾一切坚决要回城，双方僵持不下。这时一位瘦弱的成都女知青缓步走向土搭的主席台，正要开口说话，却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在鲁田面前，声泪俱下地哭求：“伯伯，好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可怜的女儿！”顿时三万知青一齐跪倒，撕心裂肺的哀鸣响彻长空大地。鲁田也为之泪流满面，此事对推动知青回城起了很大作用。

读到这里我感动不已，但过后不禁又想到：知青受不了农村生活可以请愿，可农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向谁哭求去？有哪个“好伯伯”会来“救救”农民呢？答案就是那个冰冷而又雄辩的“谁叫你生在了农村”吗？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因出身不同，命运差别竟如此之大，这是一个文明国家吗？把这种差别看成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又能算现代国民吗？

《中国知青梦》一书是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知青的，把知青放在受难者的定位上。作者是知青，是文化人，也是城里人，这三个视角下的知青都是受难者，是可怜人。而这三个视角之外，还有一个观照角度，那就是农民。从一些资料来看，农民对知青虽然首先也是同情，但他们的感触要多得多。知青下乡，一些农民敏锐地感到这是“和我们争口粮来了”，当时城市经济衰退，农村难道就好？肩膊稚嫩的城市中学生来到农村不但不能增加生产力，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知青说起来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他们给农民带来的礼物是让农民可能又多一个新罪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部分知青在农村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农村人根本惹之不起。籍贯安徽望江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一文里对此有生动描述和深刻分析。

中国城乡阶层之间隔阂很多，如果几千万城市知青的下乡，增进了这两大社会板块间的沟通和理解，倒也不失为幸事，可结果如何？虽然也见到过知青回访当年插队落户地的感人场面，以及知青与农民结下的情谊，但总体上，这场历时十余年、涉及几千万人的城市“移民”运动在弥合中国城乡间的鸿沟、增进阶层交流上没有发挥作用，在社会心理上，这依然是两个界限分明的世界。

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回忆起当年一伙四川知青偷走一个农民的卖猪钱，致使该农民上吊自杀身亡，而多少年后这伙知青居然是用津津乐道的口气笑谈这件往事！徐友渔感慨地指出：他们根本没有把农民当人，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案例是极端的，但反映出的现象却是普遍的——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达几年十几年，也并没有让城乡两个人群的感情苦乐相通，融合一体。在知青文学中，以及知青对农村的回忆文章里，当年知青们也常赞美农村风光，回味田园生活，同情农民疾苦，但那只是重新进入了城市壁垒的“城市贵族的乡村遥望”……

五、

作为历史的一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被永远翻过，知青这个名词在今天也已经显出历史沧桑感。但这个历史名词承载的故事叙说不完，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悟也无穷无尽。看到我们在对他们认真地论说指点，头发已开始斑白的知青们会投来一个约略含笑的目光，说：对，知青，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