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57（下）】：

  劳教开始了

首先想起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比我的年龄大了将近30岁，离休前是我们城市劳动教养院的院长。在我出生的前几年，他已经是辽东半岛南部的一个区长，漫山遍野追着土匪剿灭他们。十年前，为了修改和出版一本描述当年剿匪的书，他与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相信，他和中国各级劳动教养院的众多管教民警一样，待人诚恳，与人为善，但他们的诚与善，并不影响所谓劳动教养制度的伪与恶的本质。

有一位在1957年夏天正在西北大学读书的人后来回忆说，在他被打成右派“不久，出台了新中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就是针对右派分子而量身定做的，我想，小鱼已经上钩，只好任人宰割，无奈地等候处理”。和他抱着同样观点，即从劳动教养制度建立的时间来看，认为这是反右运动的后续惩罚手段的，在当年的55万——300多万（不同的统计结果）右派中不乏其人。

改革开放若干年之后，辽宁鲅鱼圈的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个韩国老板犯罪入狱，难坏了当地的领导。有了外国罪犯服刑，就会有外国人士探亲，这座监狱就得达到国际通行的标准。为了关押一个罪犯而建造一座现代化监狱，需要多少冤枉钱啊！以此推理，1957年的中国，此前的反胡风和肃反，已经让监狱人满为患，突然又多了数以十万计或百万计的右派，中国的钱还不多，不够轰轰烈烈的建设那么多的监狱。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提出用劳动教养处置右派的建议，必定长着一个能识国家大局、能替国家排忧的聪明脑袋。

这是最省钱的办法，甚至不必花钱建什么劳动教养院，找一个荒僻之地，发一些铁锨镐头和粮食种子就可以搞定。这也是有“国际惯例”的做法，斯大林的苏联，就向西伯利亚的严酷地带流放了几百万需要用劳动来改造思想的人。我们不叫流放，可以叫成别的动词，比如安置就业。

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要以沉痛的心情，想起西部甘肃的一个农场——那时候几千名右派发配到那里，几年以后活着回来的只有几百人。这个农场叫夹边沟，是酒泉地区11个安置右派的农场之一。在那片贫瘠的盐碱地上，生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几百人，右派们为了活命，试着吃过所有的东西，包括死去的难友的内脏（那里的死人都是饿鬼，皮包骨头，无肉可吃）。直到1960年冬天，甘肃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惊动中国高层，派下检查团和工作组，才顺便把右派的幸存者解救出来。还有四川5000右派组建的一支劳教筑路支队，在事故、饥饿、疾病、自杀、死刑造成的减员之后，2000多右派先后离开了人间。由此可见，人的生命力是脆弱的，一旦成为右派分子，生命力就更加脆弱。再进一步说，一旦文化人成为右派分子，生命力是相当的脆弱。

1957年的中国没有法治，还像战争时期清除异己那样，只要首长一句话，你就会被清除，用不着审批或申辩的程序。这种快餐一样的定罪方式，由于有着随意、方便、快捷的优点，在反右运动后保留下来并不断发展。一是劳教的范围渐渐扩大，1957年8月只规定了对四种人加以劳教，以后就到了所有“需要劳动教养的人”；二是劳教的期限渐渐扩大，“除确实已经改造好的以外，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留场就业”，终生都要剥夺自由。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人类的文明社会，所有的人要经过法院审判才能认定罪行，没有被审判定罪的人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而1957年开始的劳动教养制度的实质，是不必经过审判就可以剥夺无罪之人的自由权利。还有，在人类的文明社会，警察只有制止犯罪、收集犯罪证据的权力，起诉的权力归检察院，定罪的权力归法院，但劳动教养制度可以让中国警察，将所有的权力集于一身。这样一来，令人不尴不尬的事情也就无法避免，比如，进入21世纪后，某市的副市长和妻子逛公园时，被警察疑为不正当男女关系拘捕，副市长一个电话找来公安局长才得以脱身。某地的法院审判后将被告无罪释放，被告刚走出法院大门，就被警察带走判了3年劳教。

几年前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质疑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共有13件，在这些议案上签名的代表达到420名，超过2984名人大代表的十分之一。”法学界有人直接提出完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将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权力完全交由法院来实行。但在劳教制度废除之前，通过劳教制度得到莫大权力和好处的，不仅有那些公安部门，还有那些握有权力和财力、可以利用公安警察横行天下的特殊群体。

 民主思想的消亡

我们看不见的历史是一张大网，每个年份都是一个网结，在它的延长线上是过去和未来。我与1957年的历史保持着小心翼翼的距离，远了看不见它的真相，距离近了，又会和数不清的网线纠缠一起。

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我看见1957年因为封闭而缺氧的空气里，有一团火光抖动着，好像在熄灭前耀眼又强烈的抖动。我知道那团火光是什么，那是中国人的民主梦想。

我还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从古雅典（公元前5世纪设立了公民大会，辩论和表决之后，达到对全社会的民主管理）开始的人类民主曙光，已经辉耀了二十五个世纪。而中国的民主思想只有短短的半个世纪，它由1906年君主立宪开始培养，经过1911年辛亥共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推进，经过共产党、国民党和其它党派的宣传鼓动而发展，虽然不够健全和强盛，毕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这种民主传统，在工农大众之中的表现，是争取最低的民主权益。

1957年，一场基本建设的冒进失败之后，教育经费和入学名额同时削减。湖北省汉阳县一中农民的孩子听老师说他们升入高中的机会为二十分之一，许多学生涌到县里要求知道准确升学率，并与官员形成了小小的冲突。可惜当时的官员在新政权的傲慢与暴力态度已经形成，便将他们当作反革命暴乱来处理，60人被施以“劳教”等各种处罚，10人被判有期徒刑，3人被枪毙。为前一年的匈牙利变革而惊悚万分的当权者们，甚至把这次冲突称为“小匈牙利事件”。那一年全国各地的“小匈牙利事件”可谓不计其数，其根据是上面制定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就这样，全国农村敢于争取自己权益的人被“引”入事先准备好的圈套之中，并且因为中国农民的基数太大，处理他们时往往出手重了一些，足以让以后的他们不寒而栗、听天由命，或者像中国人早已知道的所有不祥的成语。

在工人那里除了请愿还有罢工，大一些的事情会上报全国总工会，由总工会直接处理.据说,1956年的前九个月总共发生了40多件，后三个月就发生了40多件，有明显增多的趋向。另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镇压右派前夕，很多工人赞同报刊上发表的知识分子言论，有的甚至用罢工和请愿以示声援，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1957年5月下旬便有30多家工厂的工人到上海市委请愿。随后全国城市大规模开展的打击“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运动，在城里解决的主要问题，其一是完成各级工会职能的转变——由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变成代表当权者们的利益，然后再进一步变成各级官员群体的组成部分；其二是让工人们知道新政权是惹不起的，不愿付出以卵击石的代价，就要闭上嘴巴，转过身去，离开工人运动的政治舞台。

这种民主传统在知识分子之中，表现为理性探索的民间思想潮流。他们比一般工农大众更敏锐地感受着外部民主的冲击、内部专制的痛楚，他们对人民政治命运的关心总要忍不住呼吁出来。但这些以大字报、投稿、向高层领导人上书的文字，极少进入严格控制的公众传媒，不具备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在1957年里，他们的言论主张被编印在几千期的《内部参考》里，当作情报供小圈子里的人阅读。

比如《内部参考》1957年2260期里，收录了一个读者向报纸的几项呼吁：要保障居住和迁移的自由；要给农民拒绝出售劳动产品的自由；农民应在政府里占有席位；成立全国总农会。1957年2290期收了一篇《李祖彦给毛主席的一封内容极端荒谬的反动信》，信中说：“我认为党当前的性质只代表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是狭隘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中规定党仍然只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党，我看也是保守的。”此人认为，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对共产党爱戴，把党当作自己的灵魂、生命，建议将共产党改组为工、农知识分子联合的政党，名称不变。

在1957年这个重要时段，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尤其那些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和学生，在理论认识上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事实上，他们思考的素材，是历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接触不到的更多更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只要他们拥有优越的思维方式、学术立场，就会完成深入的、有价值的思考。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徐璋本，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提出：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做为的指导思想只能产生教条主义。另外，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教授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

徐璋本还进一步分析说：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士掌握了这个“行动政治哲学”，并巧妙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读了徐教授非常深刻的文字，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二十世纪初的前几十年，共产主义在全球接近半数的人口中为何盛行的原因。

马克思并不是万能的，这付猛烈的特效药在特效已经成功之后，用以煽动人类仇恨心理是万万不可的。关于人类和中国发展的指导哲学思想，徐璋本教授说：“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无我无他、同生同灭才是对人生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彻底解脱，才是实现大同共产社会理想所必具备的条件，而不需要煽动仇恨心理来推动人们的行动和积极心，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

当时在四川大学生物系读书的冯元春，与北京大学林昭、清华大学林希翎一样，是1957年中国特别有骨气的几个学生“右派”之一，并且都是女性。当时她在辩论时说，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高饶没有反人民，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上书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还会是什么？”

冯元春在那场辩论中，依次提到当时共产党的特权，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更让党务干部们们恼火的，当然是她对他们的一些描述：那些平时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与学生，往往出言不俗，具有更宽泛的视野。在《内部参考》1957年2227期，有一篇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文章，题目叫《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在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建议：

比如，成立全国人民直接自由选举的各级人代会。全国人代会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各级人代会必须有实实在在的权力，选举或罢免各级政府领导人员，制定或否决施政方针。

再比如，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政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

还比如，人民可以自由经营报纸和出版社，让全国人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园地。各省最低限度有民营报纸和出版社各一个。

刘地生还有一些想法，看起来在50年内或100年内也不能实现：比如，中国的司法应该是独立和公正的，从这一点来考虑，法院和公安机关不能归党领导；要让中国青少年一代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为将来科学建设的前途着想，应该取消少先队、青年团组织和党对中小学生的领导。

许许多多具有民主意识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他们的言论行为和由此而生的苦难，写成了血泪滂沱的1957年的中国历史。1957年以后，中国人的民主和自由、道德和良知已经消亡，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还有，当这篇文字艰难地写到尾声，我已经为这篇文字点燃了无数支香烟，让缭绕的烟雾进入我的肺部，让我的肺部像1957年以及以后的许多日子一样，几乎被窒息。

 波尔布特在中国丛林

十多天来，我甚至做一些繁杂的劳动，逃避我现在的写作。我知道写作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痛苦，正在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为什么一个从20世纪逃出来的人，还要回顾在炼狱中怎样挣扎的过程？如果没有人去回顾和描述，人们会忙着各自的事情，即使让上个世纪的恶之花重新开放，与我又有多大的关系呢?

我知道，在20世纪里面发生的事情，比先前所有世纪的总和还要丰富，人类的善恶美丑有了极大的发展、毫无遗漏的表现。如果，我是一个比我的现在更强大、更悲悯、更有真实感的作家，就会写一部整个20世纪的历史。在今天早晨照常醒来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跨进20世纪门槛的时候，世界的地理归属还没有最后完成，船坚炮利的国家可以强求地盘，制度先进的国家能够以弱胜强。而像一大块肥肉一样的我们亚洲，因为和平与软弱遭受宰割，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地开始自身社会的变革。中国新政权在1949年的成功，让更多的亚洲国家感到了希望。

1957年，中国南方，强烈的阳光照耀着丛林。在这里秘密聚集的人们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地下共产党组织，但他们的肤色、脸型、形体和健康状态十分接近，甚至表情也十分相似。即使是负责他们学习游击战理论与训练的中国官兵，也很难分辨出混杂在一起的越南人老挝人缅甸人，或者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和柬埔寨人。但他们能分辨出哪个是波尔布特，这个柬埔寨人比一般东南亚人身材高大了许多。他平常的面色冷峻，遇到中国官兵的时候，脸上换一幅用钢笔画出的笑容，就像我们在后来看到的那幅著名照片，他受到毛泽东接见时做出的笑容一样。

从美术分析的角度来看，同样是柬埔寨人，西哈努克亲王的招牌笑容又生动又厚道，显示出那个国家丰富悠久的佛教文化。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来自国外的国家元首。1971年夏季的一个午后，我站在鞍山市政府广场的北侧，载着西哈努克的敞篷汽车慢慢开到我的身边。我眯起一双近视眼，努力看清了他笑容的迷人魅力，看清了他夫人的美丽迷人。那时候已经有人说一些谣传了，说北京为了欢迎这位被废黜的西哈努克亲王，给他介绍了一位中国的漂亮女孩做太太，免得他想家。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亲王夫人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全身都带着明显的法国贵族血统，发出一种柔和的光芒。我赶紧向前跨了几步想和他们说话，跨到第二步的时候被警察拦住了，只好退回到夹道欢迎的中学生队伍里面，和我的同学一起摇动手中的纸花。“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些纸花很廉价又很结实，用力摇动也不会散架。

我没有见过波尔布特。虽然他曾经像走马灯一样，无数次在中国和柬埔寨之间转动。1957年的波尔布特，已经不是第一次潜入中国丛林接受训练了。柬埔寨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前一年，算起来应该是1952年，他就来这里受过短训。那时候斯大林还活着，和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谈话记录表明了一项重要的分工合作，苏联负责欧洲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负责亚洲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其实有一点自私，他知道亚洲的很多国家很穷，又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既不愿意提供无底洞似的经济援助，也不愿意向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挑起争端，就把这包袱推给了他的中国战友。而他的中国战友，当然愿意有一个亚洲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

列宁有一个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直到他去世很多年以后，还在对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成员发生影响。前些年，我买过一本《彼得语录》，作者本身就是一位世界著名人物，又把世界上更多著名人物的精彩语言编辑在一本很厚很有意义的书里。书里没有列宁这句话，收录毛泽东的只有一句“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可见后者说的话更加精彩了。在这两位世界著名人物的理论指导下，受尽帝国主义欺负又站起来的中国人，既然已经是亚洲领袖了，当然有义务帮助全亚洲的国家，培养反帝的武装力量。

1957年的中国丛林，对于以后发展成世界著名人物的波尔布特，并不高看一眼，甚至在调节他和越南同志的矛盾时，让他服从越南人的领导。其中明显的原因，一是由于法国把治下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统称为印度支那，那个地区只有一个超越国界的党组织，叫印度支那共产党，是胡志明在1930年建立的，而波尔布特只是柬埔寨零零散散的共产主义分子之一；二是柬埔寨在1953年脱离法国殖民统治，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西哈努克亲王，理所当然成了中国的好朋友，中国不会让波尔布特们颠覆那个政权。

据说，波尔布特出生在一个笃诚信佛的农民家庭，小时候曾经剃度出家，因为违反寺规被逐出门墙。他的智商很高，在一所职业中专学了木工雕刻后，居然得到奖学金去巴黎留学，并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活动，1952年回国。1957年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中文，勤奋通读了毛泽东的全部军事著作，从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认定毛泽东思想是柬埔寨革命的必由之路。

就在那一年，就在中国南方的丛林里，他的聪明和勤奋，他的优秀的训练成绩，还有他高大魁梧的身材和一成不变的笑容，都给那些中国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十八年后，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并大开杀戒，灭亡了三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民，他的中国老师们免不了在见面时互相询问：这就是我们教过的那个波尔布特？怎么和我们教的不一样呢？

 美国黑人咏叹调

我在描述1950年代历史时，极不情愿的看到，我们民族直到那个时候，还在农民意识中沉沦，说得好听一点，也是在农业文明中徘徊。从公元前211年的焚书坑儒到公元后1957年的镇压右派，不过是农民暴政对知识精英猜疑、歧视、铲除的一贯做法，是落后的文明对先进文明的排斥。

历史不是一只雄性孔雀，不愿意转过身去，把脏污的一面炫耀出来。因此现今30岁以下的人，无法知道1957年的世界可不像现在这样进步。在那时的美国，盛行着一种社会意识对另一种社会意识的整体歧视，这就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由于他们的肤色不同，看起来很像是种族歧视，但实际的情况要复杂一些。

我看过一幅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荣获年度大奖的照片，拍摄的是1957年美国阿肯色州的首府小石城，黑人女学生多罗茜·考茨在白人的护送下进入校园。我对美国地理不太熟悉，好像这个州位于美国南方。1861——1865年间的南北战争后，美国在法律上废除了南方的奴隶制，但无法废除南方各州歧视黑人的奴隶主心态。直到1957年，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公立学校中的黑白种族隔离制度违反宪法”的判决，该地教育委员会允许黑人女学生多罗茜·考茨和其他八名同学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不料在9月2日开学之际，州长福布斯突然调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禁止黑人学生入学。9月20日，国民警卫队在法院干预下撤离之后，又有一些白人暴徒冲进校园捣乱。到了2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动用美国陆军空降师，“占领”了小石城维持秩序。在1000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保护下，九名黑人学生带着自信的表情，走进了充满敌意的校园。

在这个事件里，我看到的各方都在捍卫各自的利益，比如黑人学生要捍卫公平接受教育的神圣权利，比如这个州的白人州长和无数州民要捍卫他们一如往常的优越生活，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大兵们要捍卫国家宪法的崇高和法律的尊严。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当我不远万里地给以判断之前，想起了我读过的美国黑人作家。

在我从中文系毕业的第二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编辑了一套“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我买到的就有赖特的《土生子》、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以后又买到了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以及一部包括了十九位美国黑人作家的短篇小说集《阴沉沉的天》。那时候我在一所职业中学任教，领略了中学生对老师尖锐又深刻的嘲讽能力。一天，我走在两个俊俏的女生后面，听她们议论班主任老师。一个首先说，我们老师长得真黑，掉到煤堆里都找不见；另一个就接着说，可别小看了我们老师，那是冲出亚洲，走向非洲。那时候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就笑了，其实我当时延伸阅读的小说，也真是冲出亚洲走向非洲，这些小说家是非洲裔美国人，通俗地说才是美国黑人。

以我的理解，世界上各地的黑人，大约都是非洲人的后裔。在古代和中世纪，非洲的黑人就被贩卖到外面去了，在贩卖之前他们就是奴隶，一种很优秀的奴隶。然后，据说在1501年，也就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的10年后，第一批黑奴才运抵美洲，到矿井、棉花田、种植园去做工。美洲大陆的欧洲殖民者惊喜地发现，一个非洲黑奴的做工能力，可以顶四个美洲的土著印第安，就开始对这种优质劳动力的大量购买。独立战争之前，北美大陆350万人口，黑人50万。至今在美国这个多民族移民国家里，白人占84%，黑人占13%。

新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历史的前进，制度的完善，教育的进步，人性的觉醒，都是渐进的，不可能短期内创造人间奇迹。这种观点，用来观察和分析许多事情大概都不会错。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讲“人人生而平等”，南北战争后废除奴隶制，但给了奴隶自由以后，他们这个庞大的人群能不能成为主人，能不能进入主流社会，将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更主要的，取决于他们对低微和麻木的灵魂，是自我救赎还是自我放逐。赖特发表于1940年的《土生子》，还是一部用血和泪写成黑人控诉书，而艾里森发表于1952年的《看不见的人》、鲍德温发表于1953年的《向苍天呼吁》，开始了让黑人融入社会并成为“现代人”的自我探索。鲍德温已经移居欧洲，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让他看到新的希望，回到美国从事写作，参加新一轮的黑人民权运动。

问题在于要清楚黑人民权运动的对立面是谁，是美国政府还是白人公众。1950年代初期，美国有面对黑人的收费低廉的公立大学，每年学费10美元打开了他们成功的大门。比如纽约市立学院，称为“穷人的哈佛”，先后有11名毕业生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当美国政府和所有黑人合力争取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实现之后，新的问题发生了——成为中产阶级的黑人搬迁到中产阶级的白人居住区，高高兴兴地融为一体，而黑人居住区的人们呢，丧失了成功心态、成功人格的榜样力量，更加懒于从事粗重脏累的低级工作，只好依赖的社会福利的救助，沉沦在社会底层的深处。

大多数黑人茫然走在街上，受遗传基因影响的他们，体格健壮、经历充沛、性格张扬、容易冲动，与白人社会巨大的经济差距已经令他们沮丧，同样巨大的文化差距更加让他们放纵。打架斗殴，抢劫盗窃，吸毒贩毒，暴力骚乱，在20岁至30岁的年龄段上，33%的美国黑人有着犯罪案底，平均每10万黑人就有5000人关押在监狱之中。在这种状况之下，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力就困难重重。

他们与美国白人的深刻矛盾，与其说是种族冲突，还不如说是文化冲突、道德冲突、人性冲突，或者说是文明程度与文明意识的冲突。在欧洲也有类似的冲突，性质相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没有这种冲突的地方，大约是非洲的原始丛林，那里没有比黑人文明更高级的文明。

问题还在于，用什么方式得到“人人生而平等”的民权。195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年轻牧师马丁·路德·金，他在同几乎整个社会所有白人的歧视观念作战，他的非暴力方式的斗争很有成果，同时也促进了黑人社会文明的提升。他在26岁时获得波士顿大学博士学位，35岁时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39岁时（1968年）遇刺身亡。他最著名的演讲是《我有一个梦想》。他最大的功绩是让许多黑人的梦想，从晦暗到晴朗，从丑陋到美丽。

但是，梦想终归是梦想，黑人依旧是黑人。

1957年的时候，美国白领工人已经占到所有工人的一半以上，就是说产业结构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高科技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滚滚浪潮，让传统工业的低技术就业不断衰减，黑人的失业难免会日渐增多。

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以前开拓北美大陆时需要贩卖黑奴过来，现在却有数百万非法偷渡者自愿到来，混到大赦时取得合法身份。他们吃苦耐劳，不计较工资待遇，让黑人在低技术的工作竞争时处于劣势，让黑人相对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

 谁动了我们的城墙

记得是18年前，我参与了一本书的编辑工作。在那一年，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在编写一本为十年改革开放歌功颂德的书。眼看就要编成了，一篇稿子的结构和文字出了麻烦。领导说，你看这篇文章，作者是全国著名的老作家，不能再劳累他重写一遍了，这样，你去写吧。那时我刚调过去不久，不管地厚天高答应下来，结果呢，我在那家建设公司采访到的许多人物，全都毕业于中国最著名的清华大学。在1970年他们毕业的时候，所有的大学早已停止招生了，而他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入学、所谓“资产阶级学者”培养过的名牌大学生，已经变得一钱不值，就流放一般分到北方一家工厂，十四个做了木工、水泥工、钢筋工，二个做了卷线工。

又过了几年我才知道，培养过他们的“资产阶级学者”之一，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梁思成。我读大学时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徐志摩，当然要涉及到梁思成，因为他的夫人林徽音是徐志摩最好的女友，还因为他的父亲梁启超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证婚人。我知道他读过美国的哈佛，于1946年创设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是中外古建筑、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专家。

我还知道梁思成绘制过两份特殊的地图。

一份绘制于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地毯式轰炸的1944年。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他绘制的文物建筑保护地图上特意标示出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梁思成解释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因此，京都和奈良在盟军的猛烈轰炸中奇迹般得以保全，所有的宫殿、城墙和寺院也毫发无损。

另一份绘制于北平（北京的旧称）即将受到解放军炮轰前夕。他受解放军围城部队的委托，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详细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那张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挂到了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平津战役的指挥所墙上。毛泽东说：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这时候，国民党守城军队也不想让这闻名世界的文化名城毁于炮火，将北平古城奉献出来，才有了新政权那完好无损、辉煌壮丽的首都北京。

让我后来深深感慨的是，北平和平解放的1949年1月31日，内战中不共戴天的攻方和守方，都表现出相对文明的心态，把这北平古城当作全人类的文化遗产，给予积极又妥善的保护。

但和平解放仅仅一年多以后，让梁思成深深感慨的是，要保住这座有800多年建都历史、堪称经典的东方封建王朝都城，实在是越来越难。此时新首都的规划和建设开始了，梁思成出任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那一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远望，看见在绿树很有层次的掩映下，四处是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北京旧城的空间形态极具平面构成和空间雕塑感，其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上的成就可谓登峰造极，真正是世界都市规划的杰作。他就在心里盼望，他提出的新北京建设规划早一点得到批准。

在那个规划里，他提出了完整保护古城的建筑格局，在西面的空地上建设新城区的设计。按照他的想法建起来的北京，旧城是文物遗存丰厚、历史建筑壮丽的文化中心区，旧城西侧的行政中心区将集中体现新中国政治中心的雄伟景观，而其南侧的商务中心区将呈现现代都市的风采。更重要的是，这种多中心的发展模式，将有利于实现居住与就业的平衡，防止单中心城市交通复杂拥堵的弊端，促进城市生活的多样性。这正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理念。

那天，他还记得在侵华的日本人占领这座古城时，曾经在离旧城一定距离的地方建设过新的城区，对古城格局没有破坏。而一些世界闻名的欧洲都市，并不缺少成功的先例和经验。在那里，古和今、新和旧的建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形成一道和谐的城市景观。

这时有一位领导告诉他，要将北京由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毛主席也是站在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地方，已经说了，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没过多久，他的方案被否决了，而苏联专家提出的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像苏联首都莫斯科那样摊大饼、摊到哪里就是哪里的城市建设方案得到批准。对他的批判在1952年就开始了，1955年还专门成立了批判梁思成文章组，集中在颐和园里写文章，批判以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们，“存在着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那一年想必有好几个批判组在忙忙碌碌，按照新政权的指示，同时开展对二胡（胡风和胡适）二梁（梁漱溟和梁思成）的批判。

与批判梁思成同步进行的，是稀世珍宝的北京古城渐渐消失。为此，梁思成还哭了好几回鼻子。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拆除了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下令拆除的人论理，论着论着竟然在会场上痛哭失声。据说毛泽东也知道了这件事，并且说到：“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为什么是个政治问题，又是个怎样的政治问题呢?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那样的大思想家或许能知道，但他老人家早已在1929年去世，再也不会说什么了。梁思成只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建设的事情总和政治的事情牵扯在一起？为什么毁坏古城也要以人民的名义？比如，政府要拆城门和牌楼，先召开一个人民代表的控诉大会，找来三轮车工人控诉城门和牌楼阻碍交通，制造车祸，还说它们“欠下了血债”；还比如，把北京城墙当作是封建帝王镇压人民对抗农民起义的象征，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一条“锁链”，推倒之前先加上很严重的政治罪名。他这样一个很纯粹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学会用相反的观点看问题，比如，先鼓动起人民群众对先前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的痛恨，再把这种仇恨发泄到北京的古老建筑形态上-----。

就这样到了1957年。拆墙的阻碍基本上没有了，轰轰隆隆的声音到处响起。近40公里、平均宽10米的古城墙和“里九外七”的城楼（内城9座，外城7座），构成的举世无双的宏伟景观，基本上也没有了。

 万里黄河万里长

我为失去北京城墙深深痛苦，同时，也在深深关怀梁思成和他的助手陈占祥的命运。1957年只把陈占祥打成右派，反对拆墙的主将梁思成却躲过一劫，虽然在日后的严格控制下，一位著名学者的学术生命已经结束，比结束了肉体的生命还要可悲可叹。为什么梁思成没有打成右派呢？中国有句老话，看人下菜碟。梁思成和马寅初一样，都是国际上著名的人物，影响实在太大。那时候，轰轰隆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结束，还需要海外学者报效国门，尤其是原子弹氢弹方面的学者，如果把马寅初、梁思成他们都打击了，还有谁敢回来？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同样名声显赫的黄万里，就难逃反右的罗网，并且是22年后清华大学平反的最后一名右派分子。因为，他反对修建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库，在当权者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黄万里，中国最负盛名的水利专家，在国外的名气比国内还大。他的父亲是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著名民主人士、德高望重的大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新政权改朝换代后，据说黄先生是第一位喊出毛主席万岁的民主人士，留给他的职位也不低，是第一届政府的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他的第三个儿子黄万里，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也就是1911年。在20岁那年他已经是铁路桥梁工程师了，想不到长江、汉水泛滥成灾，水淹武汉地区一百天，死亡平民百姓七万人。黄万里忽然想起了父亲的话：“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从那时起，他要再学水利治理洪灾，学大禹的榜样造福苍生，便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扎扎实实地学起。我看到的资料说，他的博士论文独到深刻，“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所称赞”，也使他在美国水利学术界长期享有声誉。

他是那种付得起辛苦的水利学家。我替他粗略计算了一下，他名字中的“万里”之数，不过是他归国前后的几年里，奔波于美国和中国各大水系考察里程的几分之一，其间还不止一次遇到危险，差点儿丢了自家的性命。他还是那种完整意义上的水利学家，悟性极高而又脚踏实地，在广泛学习了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和气象学之后，又考察了众多的大江大河与水利工程，眼界大开并进而领悟：水利工程将改变水沙流动态，从而使河床发生演变——人们治水也就不能孤立地以沙论沙、以水论水、以工程论工程。这一觉悟既影响了他一生的治河理论，也使他在治理黄河时不幸遭遇拿破仑在滑铁卢的那种惨败。

因为那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

谁都知道，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每立方水含沙33公斤的浑水河，是下游高于地面20米的地上悬河，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狂野之河。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古老的启蒙读物《幼学琼林》里说过：“圣人出则黄河清。”明代的罗贯中也写过：“普天有道圣人生，大地山川尽效灵。尘浊想应淘汰尽，黄河万里一时清。”传说中黄河每五十年至一百年才清一次，传说中孔夫子时代黄河就变得清澈见底，传说中许多皇帝在位时因为黄河清了得意洋洋。有了这么多的传说，1949年黄炎培进入内阁的那个新政权，理所当然地需要黄河再清一次或一直清下去，证明新政权里面有一位与天地平齐的圣人或领袖。

我们现在看得出这个很浅显的道理，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从黄炎培喊出毛主席万岁之前就开始的造神运动。但当时的造神运动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黄万里未必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也未必当回事情，他的学者气质太浓兼具文人气质太浓。有例为证，在1955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苏联专家提出了一个包括三门峡水库的黄河治理规划。当时与会的也有70余中国专家，知道治理黄河是苏联的156个援华项目之一，知道与苏联专家唱反调是个政治问题，还有，他们大多是一些只懂土木建筑的水利专家，因此就像大合唱一样对这个规划唱起颂歌。黄万里对这个方案彻底反对，还当面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还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反对在三门峡建立大坝的不仅仅是黄万里一个人。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治理黄河水害，荷兰、英国、挪威的水利专家都明确指出黄河建坝仅能限于“削减洪水”；带有明显掠夺特色的日本水利专家，也把“水库不排沙，寿命短”、“泥沙无法解决，全盘工程失败”说在三门峡工程的前边；美国人提交给中国的《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中，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建议将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处。

在这里要重点写到我对河流与平原的理解。

我的小学和中学赶上停课闹革命的荒唐年代，只好在1979年参加高考前拼命啃一些地理知识，由于学得很有悟性，那一年的地理卷满分100，我竟然得了89分（所有的判断分析题都准确无误），在鞍山以至辽宁的文科考生中名列前茅。再夸张一点说，那时我掌握的天文地理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联，现在的人可能要读到硕士才能真正掌握。有几块38亿年前的岩石，安静地躺在我的书房里，因为我的出生地鞍山，是地球上最早从海洋升起的几块陆地之一，还出现过地球上最早的造山运动。那些造山运动也是造河运动。新近升起的青藏高原，让黄河成为最有生命力的河流，以泛滥、决口和改道的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冲积平原。接下来才是人类，才是黄河流域巨大和长期的农牧社会，才是征服黄河的一千种、一万种努力。中国最早的治水英雄是大禹的父亲，用堵截的办法失败了，大禹换了疏导的办法就成功了。那些苏联专家有在顿河治水的成功经验，用的是大禹父亲的方式，但静静的顿河可没有那么多泥沙。《圣经》里的办法类似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洪水来了赶紧躲避，洪水走了享受它带来的肥沃良田。殷商王朝也曾多次迁都，至少有5次是因为避开水灾。

有一次某家报纸组织记者走了几个月辽河，发了很多记叙沿河地理、民俗风情以及河流污染的精彩文章。之后，在他们请人座谈辽河污染的有关问题时，我说，中国有一句老话，“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和尚心态的变化，还不如理解成人类数量不断增加，人类生活不断进步，渐渐造成了缺水状态，以至到最后无水可喝，因此人类应当懂得怎样控制自己数量和欲望的增长、懂得怎样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说这话的前一个星期，我正在黄河流经的河南四处游走，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去看雄伟壮观的三门峡大坝。我知道，它在1957年4月正式开工，1960年9月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但它建成没有几年，就由水利工程接近了水害工程。

我之所以不看三门峡大坝，一是我觉得河流都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已经和整个生态环境合为一体，那是我们地球需要的生命形态。黄河应当按照它的自然方式生存，它的决口甚至改道，可以造成更多更肥沃的可耕地，从长期效应来看对人类无害。我还以为，地球的主人是它自己，人类（包括中国人）不过是他的某一时段的居民，雄伟壮观的水利工程不过是对它生命的雄伟壮观的干预和破坏。

二是三门峡大坝是人类水利工程失败的代表作。大坝最初设计方案和实际运行的效果南辕北辙，比如有过防洪减灾的美好愿望，实际上不过把水患从大坝的一端转移到另一端，让防洪减灾变成了水灾搬家而已。此外，蓄水拦沙让黄河水变清的初衷也成了泡影。我看过一部与黄河有关的电视政论片，才知道，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十六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二十七圈。那么多的泥沙，一道大坝怎么拦得住呢？

三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这座三门峡大坝，它所耗费的不仅是40亿元的投资（后来三门峡大坝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从来没有做过披露），还相当于几千万中国百姓生命。从它开始建造的1957年，中国一些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到了建成的时候，中国已经饿死了上千万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国家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据说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钢筋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那些中国人的生命。在古代中国，汉武帝曾经以民生为重，调用修建宫室的建筑材料来治理黄河,而对于现代中国的我们来说，一座中看不中用的大坝和上千万百姓的性命，哪个更重要一些？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黄万里的形象。从1957年开始，他的科学才华无处施展。右派问题平反以后，他想参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不被允许；他想回到课堂教书育人，竟然申请了20年之久。1998年，他已经88岁高龄，“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我知道，那是他最重要的一课，也是整个中国以至人类，在20世纪里最庄严、最崇高的一课。我的鼻子发痒，有一些眼泪很想流下来。

 写给世界的一封长信

现在，我想换一个轻松的话题，说一说凯鲁亚克写给这个世界的一封长信，那部出版于1957年的小说《在路上》。

因为凯鲁亚克的写作就很轻松。

他为了生活要做辛苦的工作。在这种条件下，一年又一年不停的写着，那是他的放松，他的快乐。1951年中的一天，他的朋友卡萨迪来了，拿给他一封2万多字的信，里面是自由联想，描述他和女人们的生活。这两万多字是用英文写的，当然是英字了，我不知道是以单词还是字母计算。

凯鲁亚克，看这种写法是好的，不加雕琢，尽情挥霍，文思泉涌，一泄江河。他像写一部在美国流浪的小说，积累了七年，酝酿了四年，忽然就有了冲动：为什么就不能像写信那样写小说呢，为什么就不能把小说读者当作读信的朋友？

大概那时他正闹着痢疾，大概那时他还服用了麻醉药物，我们知道的是他快要疯狂了，劈劈啪啪、连续不断地敲击键盘。20天后，一卷长达120英尺的打字纸上，《在路上》的手稿已经完成。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转眼之间就相隔了半个世纪，中国的读者还没有把自己当作凯鲁亚克的朋友，依然在误解这部像长信那样写作、也要像长信那样阅读的小说。

我考到中文系时，1970年代已近尾声，大学里也开了外国文学课程，但仅仅是开了而已。我们对《在路上》，几乎一无所知——那时中国有过一个节译本，内部发行。我记得，确实有一位很负责任的老师，提到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但也是鹦鹉学舌一般，重复一下他们的老师，那些被意识形态洗脑的教授学者们的观念：“------包含着作者的自传成份，充斥着失去信仰的年轻人的苦闷，彷徨和消极对抗情绪。总之，凯鲁亚克的作品艺术性稍差，但对社会现实有独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一部分西方青年的精神危机，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的认识----”这样就算讲完了。然后呢，不会再提到同属于“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和作品，金斯堡的《嚎叫及其他》，巴勒斯的小说《裸体午餐》，等等。

这只是误读的一种。另一种是隔着太远的时间和空间，更多的中国读者，无法感受小说中四处激荡的美国式的快乐。他们困在自己的国度，与世界不相往来，不知道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的世界与精神的世界有怎样的损失。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战争带给人们不正常的性欲，战争让军人的婚外恋成为主流，在广袤的大地上纷纷扬扬。这种美国式的快乐，我们能感觉到吗？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他们的60万婴儿在家庭之外诞生。

“咱们这辈子只活一次，咱们要活得痛痛快快。”书中的这句话留在我的记忆里。凯鲁亚克笔下的人物和他身边的朋友，大多是伤痕累累的退伍军人，回到下层社会承受百般折磨和苦难，通向白领的路途特别遥远。理所当然的，他们需要发展，在发展的同时需要快乐，需要像他们祖父一辈在淘金、开矿时代那样，沉溺于本能上的快乐——放纵和逃避、酒精和性爱、争斗和偷窃、爵士乐和飙车。他们说，“白天世界在呻吟中消逝，而夜晚，我们以超乎寻常的精力钻研人生这门课程。”

但仅仅理解到这个程度，对于像一部“流浪圣经”（我突然想到的词语）的《在路上》，也还是皮毛。我知道，凯鲁亚克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把自己从物欲横流、安分守己、死气沉沉和封闭意识中解放出来，寻找生活本身教会他们的真实。同样重要的，是从世界所有的文化遗产里学习怎样生活，比如他深刻钻研大乘佛教、禅宗和老庄哲学，然后身体力行，将“垮掉的”一代，提升为“神圣”的一代。这，才是他们巨大的快乐。仅仅以文学写作来说，他从小开始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经典，而这些文学经典对他的深厚的、悟性的影响，《在路上》和他的另一些作品里面，常常不经意地表现出来。他的自由联想或超验主义写作，特别需要这种高贵的文学品质，这种强大的文学能力。鸭子只能生鸭蛋，再怎样自由联想也生不出凤凰蛋来。有人说，从1984年金斯堡访问中国开始，以凯鲁亚克为首的“垮掉的一代”，对中国文学有很深的影响，并且有很大的成就，比如现在中国大陆上一些著名的小说家。我想了想，不是那么回事。这些人无论是谁，距离凯鲁亚克各方面的修养和功底，差得很远很远，学不来凯鲁亚克的精华。说他们前一阶段的中国式写作，是所谓受“垮掉的一代”影响，恐怕是一种更严重的误读。

成为一个作家高手，可不像成为一个炒股高手那样容易。克鲁亚克的《在路上》，被权威的美国图书馆列入20世纪世界一百部最佳长篇小说，我觉得是名副其实。我还觉得《在路上》的结尾，是20世纪世界长篇小说中最精彩的结尾：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美国。以后，每当太阳西沉，我总喜欢坐在年久失修的破败河堤上，眺望新泽西上方辽阔无垠的天空，仿佛看到一片荒芜的山野连绵起伏、气势非凡，高高在河岸耸立。道路向着那儿延伸，人们无不憧憬着它的富饶和神秘。我明白就在这时，在衣阿华州，孩子们一定在放声恸哭，可谁都无动于衷。今晚，星星眼看就要消逝，还有人不知道上帝就是那精疲力竭的大熊星座吗？不等夜色完全降临，笼罩河川、山峰，最后将海岸遮掩，给大地带来安宁，星星就将渐渐隐没，向草原倾泻余晖。除了老在孤独悲惨中，我相信，没有谁，没有谁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怀念狄安*莫里亚蒂，我甚至还怀念他的父亲老狄安*莫里亚蒂，我们从来没能找到他。我思念狄安*莫里亚蒂。”

 在荒诞的世界，你不要荒诞

多年前我曾读过加缪，后来忘得差不多了，但在我叙述的1957年，没有加缪就不能结尾。那一年年底，最重要的事情是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世界上许多人没有得到这个奖，一是评的太少，二是死了不评。加缪获奖时候很年轻，44岁，如果晚几年就来不及了，他47岁出车祸，遇难。于是我想到，从来世事难料，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做早一些。

现在我的叙述，基本上是加缪写《局外人》的方式，没有风格的风格，也叫零风格写作。像我前一篇里凯鲁亚克的自由联想一样，像金庸笔下不用招数却赢遍天下的高手一样，这种写作很难，必须具备比风格更重要、更管用的东西。加缪的思想又复杂又深刻，这就够了。他在20多岁加入了法共，就因为他的思想，几年后被赶了出来。我很理解这件事。我的思想没有加缪深刻，差一点就有类似的经历。读大学时，政治辅导员说，董学仁的思想太复杂，他要是入党我们怎么跟他对话？辅导员的话是在研究哪些学生入党的时候说的，说的很及时，比法国人工作做得好——加缪的思想太多了，发展进来，两年以后开除出去，多麻烦哪，还显得队伍不纯洁。

我想就在那个时候，加缪成了局外人，有了局外人的深刻体验，三年后他的中篇小说《局外人》十分流畅地书写出来。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活得怎样？古往今来，这些都是有思想的人，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世界上的优秀作家、作品，是一个大家族，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加缪早生十四年、晚死一年的海明威，深入描写过“迷惘的一代”。在加缪获诺贝尔奖那年出版《在路上》的凯鲁亚克，激情表现了“垮掉的一代”。和加缪同一世纪的作家，还有人写过“多余人”的形象，也很有想法。

加缪的思想比他们复杂，他的“局外人”就不能用一个动词或形容词概况说明。我看来的一些局外人，被排斥出局也好，自己要出局也好，反正你的位置只能在这世界的外面，与人类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包括我自己，也像中国的闻一多诗里写的那样，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加缪的《局外人》，有人认为是存在主义，有人认为是荒诞主义，还有，加缪本人不同意自己是存在主义，诺贝尔奖评委还认为他是存在主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分歧，事实的真相是，在荒诞年月里的存在主义，定然是带有荒诞色彩的存在主义。就像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现实主义，当然是带有荒诞色彩的革命现实主义。

在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加缪中短篇小说集》，18万字，收录加缪长篇《鼠疫》之外的所有小说。我还留着购买时的发票，坐火车到沈阳太原街书店买的，1.75元人民币。按当时的书价，这本书应该定价0.8元，因为在1980年代的中国，存在主义突然就火了起来，价格当然要抬高一些。那张发票还让我想到，20年里，中国的书价提高了20至30倍，成为精神世界发展的瓶颈，有钱的中国人几乎不去买书，没钱的中国人肯定买不起书。

对于加缪的《局外人》，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读法，用自己的经验延伸小说的经验。我读到他写于1940年的这部小说时，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以前读过，甚至在我出生以前就读过一样的亲切。举一个例子，《局外人》的主人公“我”被判死刑，那种场景我非常熟悉。在我从小到大、一直到半年以前的梦里，我经常被判死罪，有时要被砍头，有时要被枪毙，有时被侵略中国的外国人，有时被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但毫无例外的，我都在即将被剥夺生命的时候惊醒，擦掉脸上的冷汗。以后我会在写到不同的年份时，有几篇文字叙述我不同的梦境。

1957年底，加缪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快到四岁了，一个人孤零零地趴在窗台上，用手指描着结在玻璃上的霜花，外面是飘了很长时间的大雪。我爹我妈去橡胶厂上班，最小的一个哥哥也上了学，我很孤单，我很沉默，我胡思乱想，我害怕寒冷，我是局外人。

并且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我都是局外人，所以阅读加缪的时候就很亲切，没有距离。

我在读加缪时，随手记下了一些感受，找出来，抄录在下面：

加缪的第一人称写作亲切、轻松，但有一种气息、一种氛围缠绕不去，更重要的一点是：平淡。平淡要有更大的力量。表现能力一般的人，平淡了也是低琐、平庸。

读《局外人》与读别人的小说不同，我们不是像全能的上帝俯视世间万物，而是直接生活在平行视角的生活之内。打动我们的不是文字的技巧，而是作家的良知、悲悯之心和他说出的真相。我喜欢法国小说家莫里亚克，也喜欢莫里亚克对他的评价：年轻一代的良心

以程度来讲，比荒唐更甚的是荒诞，比荒诞更甚的是荒谬。我的国家的荒诞，好像有了几十年、几万年、几亿年，让我这个置于其中的人没有参与感，不想同这些荒谬的现实抗争，于是梦幻般地被推向了最荒谬的境地，于是成为局外人。十分熟悉我的人，可以从我身上看到加缪、《局外人》的主人公和我三者合一的形象，我们没有太大差别，我们被世界抛到“局外”。如果我们与世界作战，也是唐吉柯德式的作战，喜剧性和悲剧性都很强。

不好的社会，为什么还要加入呢？在一个虚伪、谎言的年代，爱说真话的人是局外人；在一个强横、野蛮的时代，生性温和的人是局外人；在一个肮脏、无耻的时代，精神纯洁的人是局外人；在一个纷乱、喧嚣的时代，喜欢内省的人是局外人；在一个专制、奴役的时代，保持尊严的人是局外人。当然，这种排比句式可以无限止继续下去，写满你自己规定的长度。

你不加入这个社会混迹其中，你和别人的习惯、准则不一样，那就是你的罪过。有了你的存在，他们就不舒服。即使你很亲切很随和，即使你什么也不做，但你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活得一无所谓，还不如去抗争，像西绪福斯推石头上山，像吴刚在月宫里砍树。反正他们为你准备的十字架，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

《局外人》说，“我想说，这不是我的错。”《鼠疫》说，“这不是我们的错。”到底是谁的错？如果荒诞是长久的、庞大的、牢固的，不要指望谁能认错。几十年前，中国制造了人类最悲惨的文化浩劫，至今有谁说过，这是我的错，这是我们的错？

荒诞，是人们奋力建造一个愿望中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恰好与人们的愿望互相对立。人们的情绪，就从不适开始，到疲倦，到厌烦，到局外，进入荒谬的深处。

像西绪福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推着石头上山的人。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在制造绝望的环境里反抗绝望，在没有自由的环境里争取自由。在荒诞的世界里，只有他不能荒诞。

加缪的获奖演说，有几处值得人们反省一下，那是当作家之前的心理准备。加缪说：“正因为他是作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他就不可能为那些创造历史的人服务，他要服务的是那些经受历史的人。否则，他便会孤立而被剥夺艺术的权利，即使他紧跟在由暴君领导的千军万马后面，他们也不会让他从孤立中解脱出来。------他的艺术，不应该向一切的谎言和奴役妥协，因为，不论谎言和妥协在什么地方得势，都会产生孤寂。不论我们个人的弱点是什么，我们作品的高贵处，永远植根于两种难于履行的承诺之中：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和抵抗压迫。”我个人觉得，没有这种与暴君背离的立场，没有这种不妥协的精神，没有抵抗谎话和压迫的勇气，你就不是作家，至少不是好一点的作家。

 董学仁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