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难忘的小南门之辩
作者：老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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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难忘的小南门之辩
作者：老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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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难忘的小南门之辩 我进入初中是1949年初，正是湖南当局筹划和平解决的前夕，也是地下党在各校活动强而有力的时期。对现实产生不满的我，自然是热心的受众，成了“进步青年”，进步到在亲友中传播他们的宣传和教唱的歌“山那边呀好地方，麦苗美呀菜花香，你要吃饭来耕种，没人给你做牛羊……”。 后来考入铁路学校，学习和生活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我内心相当感激，认为只有掌握了真理的政党才能有这样的气魄去培育敌对阶层的子女。毕业分配到工厂以后我工作和学习都十分积极，可以说是党的乖宝宝。50年代初期物价平稳、社会安定，国家建设也突飞猛进，使我欢欣鼓舞，曾经就当时感想写过些五言句足以证明。 1957年春季的大鸣大放中我这个乖宝宝没片言只语。随后的“反右”斗争中就参加过一次在大礼堂右派批判大会，大会内容已经没有一点记忆了，只记得当时的批判大会的形式相当文雅，和“文革”时期的批斗会比较有天壤之别。 众所周知，铁路和地方关系好的很少，这个部属厂比常州市高一级，厂长是南下军管的师政委，而且是位党内高知，难免有些傲气，平日和市里几乎没往来。厂长爱才，“反右”时偌大的单位的确没抓几个右派，听说市里以反右不力准备打他右派了，在大连疗养的长征干部“二万五”书记匆匆赶回来调和，保住了厂长。他们在背后如何交涉外人当然一无所知。 在当年9月底，工厂动员群众写大字报“帮助整改”，虽然“反右”才不久，一般职工没有参与过“大鸣大放”和斗“右派”，对相关切身利害的事情提意见仍有不少；我所在车间的领导热情到送馒头、花卷给下班后在写大字报的职工。正在争取入团的我当然积极响应号召，一开始我就在车间贴了不少对工作方面的建议，但这些后来都没收入“材料”。 到11月风云突变，车间出现大字报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右派，车间随即打印了我的几张大字报并加上按语发各班组进行“大辩论”。下面将收入“材料”的大字报以及经过逐一叙述。 “整改”运动开展不久，在厂部长廊就有大字报批评工厂新建的干部楼房和职工住宅的质量和面积差别太大，旁边马上有许多大字报响应，其中有些描写具体，诸如一家三代几口人，在唯一的二十平米卧室内已经有两张床了，只能向上发展搭建阁楼安排父母，形容是塞罐头、睡鸽子笼。随后厂部长廊又有大字报指名道姓批评住宅科长不仅是自己住干部楼，而且把属于一般职工的小姨妹连带入住。看见这些群众呼声，我当时“就地取材”在旁边帖了付对联“住高楼携小妹，自是风雅，如登西天极乐境；栖矮舍搁爹娘，可怜小民，犹进罐头鸽子笼。”不少熟识的同事看到我这对联都表示支持，对其工整也不无赞赏。在夸赞中少不更事的我有些飘然，看到车间有许多对审批合理化建议感到不公正的大字报，我就在半张纸上卖弄篆体写了“暗无天日”四个大字的横幅，后面小字是“日来见大字报批评合建不公的众多，同一合理化建议项目低等级先提而不用高等级后提则用者实不胜枚举，不知合建组诸公有愧于民否”。在打印材料中，“暗无天日”被诠释为“反党”铁证，是我的第一号罪状，批评住宅科长那付对联排第二。 排第三的是我在厂部长廊批评当时的副总工程师脱离群众。他原任我所在车间的主任，这位西南联大的高才生热心创新，参与试制铸钢气缸的技术实践，但作为一个千人车间的首长他不可能经常在场，就命我做好现场工艺纪录向他汇报，要求用图文整理好这些原始资料。 之所以向器重我的长辈写大字报，是车间团支部书记的有意启发：王主任升上去就难得看见他了，你也给厂部领导提提意见啊。提意见就提意见，随手写了几句应景文字，现在只记得有“深居相府乐不思蜀”这些轻飘幽默的话。但是后来却成为认定是“反党”的重磅炮弹。插入一段：那时我对厂部领导心怀感激，因为是他们的尽心尽力妻才能够调来。在1956年我和妻确定了的恋爱关系以后就请求和我关系很好的厂团委书记帮助将她调到我厂来，他活动了一番之后告诉我，人家夫妻关系还在等待解决，你不过是恋爱关系啊，结了婚再说吧。妻的父亲在劳改，供养母亲和妹妹她每月工资所剩无几，我工资比较多在一起又开销少，如果她调来是一举两得，于是我就在195 7年初办好结婚证明再次要求解决；哪里知道1957年铁道部决定全路“人事冻结”，任何单位不得增员。后来厂团委书记上下活动，动员一位技术员申请调回江西，通过人事付厂长和上饶铁路分局协商在双方不增员的情况下对调，这样就解决了妻的调来，我内心十分感激他们。 排在第四的是后来唯一收入“定案材料”的大字报，几十个字至今仍有记忆： “计件工资六个月剃光头极不合理！ 模具和装备的新旧程度以及季节不同对工效影响很大，拿半年之内的最快生产速度改为新工时定额，这样剃光头将使工人无休止地增加劳动强度，不是社会主义对待工人应有的态度。” 那时中午在俱乐部写大字报围观的师傅不少。“剃光头”是工人创造的形容词，这张大字报是一些老年师傅提出来要我写的；还有师傅提出写要求恢复发放寒碳费和年终双薪，这些是“旧中国”留下的福利制度，1955年就停发年终双薪，寒碳费也在1956年停发。还有师傅提出改在车间“翻牌子”对路远的职工不公平希望有补贴——工厂自从1937年由吴淞迁来，所有单位上下班都是在小南门翻转自己的工号牌考勤的，而从小南门到我所在的车间步行正好是公交汽车的一站路——但是，对经济问题我一概不写。 加上按语的“材料”发到班组，不知道别的班组是怎样“辩论”的。我所在的班组有近三十人，师傅们发言的极少，作为党员的工长也只说说“嘎小宁聪明来兮有安骄傲是真的，看见领导有一安安不尊敬””（这小孩很聪明，有点骄傲是真的，看见领导有一点点不尊敬）这些无关痛痒的话。就工会组长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说我反这反那想破坏什么什么的，发言积极到口沫四溅（不是形容词，后来他因此入党）。我当场问那工会组长，高压配电间你能进去吗？他说不能。你说我想破坏什么什么的，我在电炉炼钢一年，上下班更衣和休息就在这里面，我没破坏你怎么去解释？——配电间保卫森严发生事故要影响到整个华东地区供电。我还问他，这些年你买了多少公债？料定你不到我的二成。班组年年剩下没完成的公债怎么会是你说的“仇恨新社会”的人来“包梢”呢？问得他哑口无言，反而引起师傅们交头接耳一阵骚动。 当时认购公债是作为任务下达到班组的，许多班组都完不成，我一直包下那些家庭负担重的师傅们的份额来完成班组任务。这是我所在的班组年年是厂级先进集体的原因之一。那时我收入不低又消费很少，我在银行没帐户，几年的积蓄全部是公债。当时车间S书记还有党委的理论教员常来班组旁听，眼见这样的班组“大辩论”是进行不下去了，马上就升级到车间大会批判。 车间大会批判之前S书记和我谈话，指着那“材料”说，你看看这上面有编号，组织对你负责，是不许外传以后要收回的。你只要虚心承认错误，认真检讨到群众满意就没事了。S书记和我平日关系不错——妻调来之后他还到我家祝贺一起午餐的，我对他说的“不许外传以后要收回的”有些感动，和在班组会上那带点玩世不恭甚至是盛气凌人的心态不同，谦和的对他说了自己的困惑，就是不知道是错在哪里我又怎么去检讨呢。 车间大会批判我照样据理力争，学生时期多次参加讲演比赛的我，面对听众从不怯场，我心无愧疚理直气壮的一一辩护，当年故事实在丰盛，等待今后细说，目前在抢时间，下面就拿我批驳头版的“暗无天日”举例吧。 在会上我背诵了“暗无天日”横幅后面的小字之后说，合理化建议低等级先提不采用高等级后提反而采用的事实在座都是知道的，请问这公道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是他们办事不公的“暗”遮“无”了明朗的天，这“合建组诸公”一个是戴反革命帽子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另外两个是国民党员，暗无天日我写篆字就是给他们看的，现在说我大字报在“反党”，如果这也算反党的话，那么请问，我反的是什么党？ 那时车间办公室外四周和俱乐部大厅针对我的大字报也有许多，而且“火力”逐步升级，甚至拿同学间“校长”“上将”（这位同学他的上衣多数只有三粒纽扣）这些玩笑称呼上升到什么集团。后来大字报我懒得去看了，在大会批判时听到些荒诞不经的发言我不由得心中暗笑。每每S书记和我谈话，总是批评我检查不认真而且态度极不严肃。我说比在班组我虚心许多了，已经检讨自己有自高自大、自命清高和承认自己存在许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我实在没反党总不能检讨出反党吧。至于态度，会上那些活宝说的差一点让我笑出声来了，我怎么严肃得起来啊。我重述了一些荒诞不经的发言，S书记和参与谈话的党委理论教员一时无话可说了。 一般群众在当时为了趋利（入团入党）避害（撇除牵累）而做“托”，荒诞不经地胡说几句，我心中一笑罢了。趋利的无咎无誉，避害的更是无可厚非，事后也没责怨过他们。可是，一个国家大型重点厂在开除布告上竟然说我年龄二十九岁，要在厂门口架机关枪扫射党员干部，荒诞到给我添了八年阳寿和发了挺机枪，事后听说我只能长叹一声笑不起来了。 眼看又进行不下去了，一直不怎么插话的党委理论教员有天约我晚上去小南门通行室“谈谈心”。虽然时近元旦，通行室休息间的炉火旺得我脱去外衣。理论教员态度和善的开导我只要检讨过关就没事了，对他的“帮助”我也礼貌的表示感谢。谈话中我又嘲笑那些荒诞不经的“揭发”，他说群众运动中出现一点不全面的看法不要过分计较，而思想改造对你是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必须尊重工人。我说你可能不知道吧，我们毕业来厂报到有五个同学分配在化验室我分配在车间办公室。当时在协助车间副主任编写印发“增产节约运动”小报，看见大多数同学分配在班组跟师傅实习。我没贪图安逸而是主动要求下班组，足以证明我尊重工人热爱劳动；我还用事例证明自己一直表现优秀，办公室几进几出，都是我自己主动要求下班组的。特别是参与铸钢气缸试制完成之后我不留在技术室，而是要求到当年一般青工都不肯去的专业化生产班组，后来在那里又创造了独特的班组核算模式在全厂推广，因此得到厂长颁发的特别奖。当年还评选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青年”，得到由常州市团委颁发的证书。我在生活上艰苦朴素，至今没手表去年寒冬去北京才买皮鞋，而是将工作以来的积蓄全部买了建设公债；这些都是车间群众都知道的事实。我编写歌颂党的话剧“哈尔滨之夜”在1956年上海铁路文艺会演获得编剧一等奖，那时你还在路局宣传部应该是知道的。我质问他，这样一个青年会利用“整改”去反党吗？ 他说这只是你一个侧面，从理论上分析，以你的家庭出身在内心对党对新社会有所不满也合乎常理，而且你大字报是旁敲侧击用心良苦。我说恰恰相反，我对党心存感激，对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欢欣鼓舞，所以在大鸣大放我没写一个字，在几年之前倒是写过几十句五古表达了当时的思想感情。他听说我还有写过的东西，流露出一丝高兴的表情，立即骑自行车带我回去找出笔记本。回通行室后他拿那笔记本仔仔细细地反复翻阅，除了那几十句五古，其余都是技术笔记，没有他想要的什么东西。这个笔记本后来不知去向，那五古倒是零零星星还记得一些；……忆昔黑暗日，特务打学生，……米油日三价，民苦不聊生，……疼我沈崇姐，恨纵法外人……衣食无忧患，课堂学技能，……生我者父母，育我者贤君，……五年一计划，神州气象新，……高楼追日月，烟囱若茂林，昔日蓬垢妇，今朝一展春。…… 我指着那五古对他说，时过数年我心依旧。只是这个“蓬垢妇”如今恐怕要算反党了。他笑了笑没说什么。 这时通行室主任进来重新泡茶，一边说小青年能有多大问题，态度好一些说清楚就行了。他是南下的排长转业，这位湖南老乡一向对我不错，听他这样一说感到自己的态度可能是需要考虑一下。 俩人喝了会新泡的茶，闲扯几句不疼不痒的废话，气氛越发轻松，理论教员探讨似的问，小刘，你说党在哪里？我说在党委办公楼啊。他说那只是机关房屋，而且还是国民党造的。又问：党的方针政策是通过党员干部去实施去落实的，对吧。我说是的。他接着说：党就是由具体到个人的党员干部构成的，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贴厂部的大字报都在攻击党员干部，对王总用深居相府来冷嘲热刺，对住宅科长更是哗众取宠一语双关进行攻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这不是明显的在反党吗。 听他这样一说，我一下子蒙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知识浅薄还是折腾了几十天的确疲劳了，竟然对他这样的推论没法回答。想到刚才我那老乡说的“态度好一些说清楚就行了”，想到我又没违反工厂什么规章制度，更没犯什么法，充其量是个思想认识问题，一直坚持下去会无休止……、顿时脑海中一片茫然，于是就回答他，我接受你的推论，我的大字报在客观上产生了反党印象。 理论教员笑眯眯说，能够认识就好，只要认真检讨就过关了。 他还真的没说错，在随后开了两次大会，否定我的“客观上产生了反党印象”，直到承认是有“大字报反党”，才算“过关”。直到次年2月，再没谁找我谈话。 曾经有人问过我，那时为什么不害怕。今天回忆，首先，自幼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养成了我实事求是、坚守诚信的性格和有临危不惧的胆识（在学校、在家庭一再受到“贫溅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言传身教，此后事实证明这些教诲贯穿了我的一生）。其次，我当时无所畏惧最重要原因是“信任”。早在进入初中就看过毛泽东先生的《论联合政府》，而且后来又读过几遍。使我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期待国家实现民主政治，“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何况我一向工作积极、行为端正，几张大字报既不违规更没犯法，当时我真正不相信写了《论联合政府》的毛泽东先生创造的新中国会“莫须有”以文字坐罪国民。我没亲身经历在这之前的几次“运动”，“三反五反”是在报纸上了解的，感到是英明正确；“打老虎”听见师傅们说过，虽有偏差，但都是事出有因、情节涉法，而且在事后也不了了之；1955年内部“肃反”在工厂是静悄悄的进行，也没看见有什么严重后果出现。“反右”是参加了，可是那时还没进入“处理”阶段。因此我不是单纯的幼稚无知，是一个“法”字在我头脑里根深蒂固和“初生牛犊不‘知’虎”罢了。 有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反右”他们还是孩提时期，不知道有多少大小知识分子当时和我一样是头脑里根深蒂固有个“法”字在。 大会结束以后，几十天的折腾虽心有戚戚，无知的我却想高枕安睡，不知道还有另一只靴子没掉下来，而是开了铁路免票元旦假期出游了。 到1958年2月初，S书记找我谈话，说是我检讨还可以而且承认了错误，上面决定我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宽大处理，不划我“右派”而是“反社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一头雾水，不知曾几何时我去了人民“外部”，更不明白这所谓“分子”的轻重——车间那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合建组成员不是仍然在当他的工程师吗——当场稀里糊涂的表示了感谢。（注：我虽然几度在技术室工作但没变更职称，保留着工人身份，后来有补充“政策”规定在工人农民里不定“右派”）。 谈话以后，转眼就是春节假期，还是一个“法”字让人“有恃无恐”，我开铁路免票一家人回湖南探亲去了。 节后回来，我还是不知道人家还有一只靴子没脱，虽然心中感觉别扭，但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我工作积极，操作细致，不仅超工时同时还超级（当时计件工资是干几级的工件就按照几级的工资结算，工段长放心我的技术没派过六级以下的工件），又从来没废品（当时按照成品率吨位结算质量奖金），工资月月是百元以上（相当于八级师傅和工程师的工资，当时四级技工五十六元工资，五口之家的生活可算中上水平）。 此时，往日友好故旧全部疏运，直感自己已是孤独的另类，虽然心情沉闷却仍然没存在什么恐惧。就是那大会小会让我看清了一些人的灵魂。我自幼行路一如父亲昂首挺胸，此时，我每当看见那些表演过的小丑就心存鄙视，偏转脑袋向上斜，视之无人，遇到那些因运动而“发达”的，甚至是感觉此人是不愿或者害怕认我为友的故旧也同样如是，年轻骨架的可塑性强吧，天长日久造成两肩不平，让我落下个终生破相。此后多年路遇一般熟人我从不主动招呼。后来有人问过：蛮神气噶小官宁哪浪两只肩膀一高一低？（蛮神气的小伙子怎么肩膀一高一低）今天在这里回答了，同时也向那些当年是害怕连累的和路遇我没主动招呼的朋友致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转眼卸去冬装到了4月。 为了缓解车间天车紧张，我所在班组是下午四时上班。4月10日的午后有人来我家通知我马上去车间有事情。 到了俱乐部楼上的支部办公室，看见那个自大会批判开始就常来的穿风衣的陌生人也在。S书记一向和我相当随便，这时他一反常态很客气的要我坐下喝茶，他说，早上各班组讨论对我的三种处分意见，留厂察看、开除出厂和劳动教养。中午大会进行了表决，大多数同意劳动教养，是送你去外面学习半年再回来。——当时我惊讶还要处分？但是听他这样说，我心中倒有一丝高兴，与其在这里作为孤独的另类，还不如离开这个环境一段时间好——随后他给我一式几份的打印件，要我仔细看，说是我要签字的。这个上面写了我出身反动家庭对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整风整改中利用写大字报挑拨群众向党进攻什么什么的，文字不多措词也不算严重，如今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当时感到意外的是，打印件上唯有“事实”是当初排行在大批判“材料”最后的“剃光头”大字报全文——其中有“这不是社会主义对待工人应有的态度”是我所有大字报之中唯有的社会主义四个字——而当初“材料”前面的重磅炮弹没留一点痕迹。最后是，决定开除出厂送交民政部门劳动教养。看到结尾我“愣”了一下。S书记看我对着打印件发呆，马上说：就去半年，在那里每月照样发工资的，当然不会有你现在这么多，差不多到国庆就好回来了。 在小南门交锋我接受”党员就代表党”的推论以后，在内心仿佛也感到自己大字报是在客观上产生不良效果，感到自己有一些对不起党的培育。于是就在后面写了些同意结论，决心认真学习改造自己，早日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每张打印件都同样签名认可。 这时S书记向我介绍那个穿风衣的陌生人是市里的干部，说现在他陪你回去准备一下衣服行李。我没想到是如此迅速，心中一愣和S书记无言以对呆一瞬间，市里的干部见了就说，不早了我们抓紧时间去吧。我镇定地向S书记伸手告别，他伸出双手握着我喃喃地嘱咐：好好干早些回来。我立马转身下楼和那市里的干部一同乘小吉普离开车间驶向生活区。 天空一片阴沉，就和我的心情一样。在漏风的小吉普上我相当冷静了，回忆到曾经在报上看见过“劳动教养条例”，那些情况符合劳动教养、是否有期限一点不记得了，就记得这属于行政性处分是就业性安排。 回到家，妻子正在整理衣物，原来她是接我车间书记电话立即回来，看见她面有泪痕我安慰说没什么大事，这是行政性处分，学习半年就回来，出去换一下环境不见得是坏事。 市里的干部等在一边，夫妻也没什么可多说了，收拾好衣服行李，就回到等候在门前的小吉普上。哪知刚才阴霾遍布的天已经下雨，在天公的见怜之下，我乘小吉普驶向新的人生旅途。 初稿时注：54年后的今天，“小南门之辩”似乎历历在目，理论教员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两句京腔至今在耳，虽然此文说的是我右派“后补”始末，我用“小南门之辩”作为标题，是那个夜晚实在是太具戏剧性了，怕今后没机会写特意提前抢救出来。 2011/12/10 修改时注：初稿电邮友情编辑柳浪女士作文字订正发回之后，我看了两遍感到受益匪浅，同时觉得在前注说的“后补始末”实际没完成，是有始无末。在每遍逐字逐句的领会编辑订正的同时，我作了少量的文字调整和内容补充，在后面补了2000多字的“处理”过程，有始有末的描述了我后补右派全过程。 20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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