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芽的豆豉】：第五章 谁教育谁？第六章 情窦初开
作者：林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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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的豆豉】：第五章 谁教育谁？第六章 情窦初开
作者：林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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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的豆豉】： 第五章 谁教育谁？ “臭头痞”名副其实“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里面”的鬼点子也跟外面一样多，虽然人长得丑陋不堪，去铁路上做了一年民工竟娶了一个标致的老婆回来。不过这“美女”只跟着他半年左右，就又跟别人跑了。他又娶了一个姿色“差一点”的老婆，这个老婆比“臭头痞”还凶。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喝了“敌敌畏”，虽然到医院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从此成了半身不遂的残废，“臭头痞”只能养她一辈子。 “汉奸”长得倒是“无可厚非”，只是有点猥琐，贼头贼脸的，让人看起来不舒服，所以熟悉他的人按他姓名“汉工”的谐音（南方人的念法）叫他“汉奸”。据说他“长大成人”的那一阶段是个放牛娃，经常欺负、猥亵其他放羊、放牛的女孩子，后来女孩子们联合起来不知怎么的把他搞成“终生阳痿”。他的老婆结婚以后才知道此事，大骂这些女的“不人道”，害她“守活寡”。此人最拿手的是“盗墓”——全公社哪里有“无主”之墓（明、清、民国的都有）他都知道，早先是半夜三更去挖，后来经常在白天也敢动手了，他声称这些墓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挖白不挖”，还美其名是“破四旧”呢。他的胆量也够大，敢钻进墓里寻找贵重东西，找不到值钱的也不要紧，把坟墓上所有有字没字的墓碑墓桌全部用车拉回去，卖给别人用来建猪舍，或者有人要盖猪舍，他去“承包”（包工包料）也能赚不少钱。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农民的话）也只有他才敢做。 前面提到那个与我同龄的回乡知青叫“阿伟”，是一个“私生子”——他妈妈是产科医生，做的好事在整个大队有口皆碑，丈夫在同他一起生下一个孩子（就是阿伟的哥哥）以后不久就去南洋谋生，从此没有再回来过。阿伟是在他“父亲”走后几年才出生的，真正的父亲只有阿伟的妈妈知道。但这并没有影响阿伟的“前途”，认识阿伟的人私下里说“私生子特别聪明”也丝毫没有恶意或贬义的成分。从小学到中学，阿伟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学校里都是名列前茅、顺顺当当，是我在乐西大队几年里唯一可以“说说话”的好朋友。也许受了我的影响，阿伟后来被贫下中农“推荐”“选拔”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学的专业是化学，毕业后当了几年化学教师，又当了几年校长，现在在教育局当官，仍然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整个农忙期间我干的农活最多的是“挑水肥”，干这种农活时我是“乐在其中”，除了一天6担的“定额单干”我可以利用“回空”的点滴时间研究路边的小草，另一种“接力赛”（每个人挑一段距离然后换别人挑，回头挑着空桶走一段再换挑装人粪尿的重担，担子不必停放在地上，干这活也挺累的，有时甚至要小跑）似的干法也令人“回味无穷”——“挑水肥”的人女多男少，排在我前后的几乎都是女人，长得标致些的女孩子尤其是清梅和秀美俩（后来我发现她们经常有意排在我的前后）同我“接肩”的一刹那那种肩膀与肩膀摩擦的触电式感觉每一次都会让我激动几分钟，而且有时还可以利用“接肩”前后一点时间同她们说上几句悄悄话。也许是我“脚踩两只船”的缘故吧，清梅和秀美都没有和我“对上”，秀美后来嫁给我的好友阿伟。 农忙还没结束，大队就连续召开3次“以粮为纲、围溪造田誓师大会”，准备“与天斗、与地斗”，“修补地球”。原来这个大队的腹地有一条溪流穿过，由于历史上多次改道，形成一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滩地。1958年大跃进、1964年社教时都有人提出要把它改造成“良田”，因为工程浩大，动不起来，此次趁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机会干一场。没有人敢反对，对于乐西大队几千人来说，这个工程可以同秦始皇筑万里长城相比，甚至更艰巨，而且最终能不能产粮食谁都不敢“打保票”。 我属于第一批“上战场”的“勇士”，到现场一看傻了眼——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先要建一条几公里长的溪堤，单单石头就得把远在十几公里外的一座“石头皮山”的石头用尽！沙滩的平整工程量也是巨大的，平整完还要在上面填土，土也得从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外“搬”过来！须知这些“搬运工作”全部得用肩挑手提——当时整个大队连一辆手扶拖拉机都还没有呢！ 有“愚公移山”精神的中国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支部书记已经在“誓师大会”上讲了：“有人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我们不怕！5年不成，10年；10年不成，100年！子子孙孙干下去，还怕不能完成吗？！”我的工作是挑沙石，一天十几小时地干（真的是“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照样一天拿8分工分。百无聊赖，幸好有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相伴，才不至于闷死。《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主旋律”乐曲我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哼出来，至于里面的插曲当然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说来也怪，劳动真的可以改造人，这样没日没夜（经常加夜班）高强度地干活，我再也不敢想什么“科学种田”、“高科技农业”了！只想把自己改造成没有头脑的“机器人”，省心！ 有一次听到广播里叫喊着：“热烈庆祝范飞治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范飞治当人大代表，我们贫下中农一百个放心，一万个支持！”、“范飞治是毛主席的好干部！”我偷偷问一个大队干部：“这范飞治何许人也？我们什么时候选她当代表了？”对方狡黠地笑着回答：“你还不知道？县革委会主任的情妇，跟陈知笔睡过几次当然有资格当人大代表了！”这一年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大队都不“放假”，也不许“请假”，不过这样也好，省得为没有钱过年烦心。“围溪造田指挥部”特地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在沙滩上召开批斗会，把原县委书记赵大任抓来批判，罪名是社教时本来要拨给乐西大队“围溪造田”用的款和建筑材料被赵书记“挪”去建县城的一条新街。赵反对“围溪造田”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会半途而废的”，现在把他“请”来看看“人民群众”的干劲有多大！赵大任跪在溪堤上，面对着沙滩上辛苦劳作的男女老少，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然后又高喊：“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万岁！”我猜不出赵说的“我有罪”是什么意思，是以前有罪呢还是现在有罪、或者今后有罪？但不管有没有罪，赵书记得留在这里参加“劳动改造”赎罪，白天同样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被关在溪堤附近的一个牛棚里与牛为伴。可怜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竟然沦落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好在看牛的老头出于“人类同情心”，经常偷偷给他一点番薯吃，才不至于饿死。我同几个不会“打小报告”的回乡青年开玩笑说：“机会到了，你们赶快去巴结赵书记，以后他如果再做官肯定会照顾你们的！”有一个人回应：“怎么巴结？”“只要送几个大番薯去，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要知道朱元璋一直忘不了落难时乞丐们给他吃的‘八宝珍珠饭’。”“那你为什么不去巴结呢？”“我又不想做官，巴结他干吗？”（仅仅过了两年，赵书记果然官复原职，很快又升任地委书记，一直做到省人大主任。赵知恩报恩，那位看牛的老头被“亲切接见”了两次，听说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金钱，只可惜他一字不识，要不然也做官去了。） 为了落实“一户一猪、一亩一猪”的号召，生产队买了猪苗让各家各户养殖，还派人帮助盖猪舍。我家也得养一头，但饲料是大问题。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发酵饲料”呢？当时正推广部队叶洪海的“中曲”发酵技术，我嫌麻烦，试着用农村做馒头、米糕用的酵母来发酵稻草、花生藤等，取得成功，就给队里所有家庭讲解推广，后来全大队也都普及这种发酵饲料了。 我乘机“怂恿”几个回乡青年一起搞“科学种田小组”，大队也支持，就派我去省真菌研究所，拿来几个菌种，开始试制“920”、“白僵菌”（治松毛虫用的）、“青虫菌”、“5406”等等，搞得有声有色，引来附近几个大队都派人来参观学习。接着我又试验用段木种白木耳、香菇，用稻草、牛粪等发酵后种草菇、蘑菇，这些技术现在一般农民都会了，可在四十年前农民们把我们看作是“神”——我们说相思树的段木可以种菇，全省的相思木头立马涨价；我们说番石榴树的枝干粉碎可以做各种真菌的“培养基”，第二年番石榴果实都不容易买到了。 我把家里的一角也摆弄成一个小“实验室”——“烧杯”是用缺口的罐头瓶做的，“恒温箱”是用木箱、铁皮和煤油灯自造的，“天平”是用木棍架的，而“砝码”用的是沙包（拿去大队医疗所用托盘天平校正重量）……这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级的“实验室”了！几乎一分钱都没有投入！ 在这个小小的“实验室”里，我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第一篇论文《高等真菌的综合利用》寄给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办的刊物《微生物学革命》发表，北京为此还“开了专门会议”，“印发专门材料”给各地学习。 “科研”搞起来了，“名声”也有了，但我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天天挨饿！白天饿着肚子做实验，晚上饿着肚子写论文。早稻登场的时候，我跟着队里其他社员到生产队仓库分粮食，却被告知我们家还欠生产队几十块钱！分不到粮食，我问队长为什么，队长说：“根据‘预分’方案定的”。我又去问会计，会计告诉我“‘预分’时每个工分只按1分钱计算”，我们家四个“壮劳力”干了6个月挣得5000多个工分，折算为人民币50几块，扣去买猪苗、盖猪舍还有一些“公摊”费以后已经是负数！ 我跑去找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我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毛主席不会让我们饿肚子！”书记被我的“大理论”搞糊涂了，就叫队长先按“口粮”借给我谷子，总算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不对，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欠”队里的钱呢？又去找记工员，记工员很老实，把所有的工分簿都拿来给我看，我指出几户社员的工分“超高”请问记工员，答曰：“他们肥料工分多。”我算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一头猪一天拉的粪尿折算成工分比一个强劳力干一天还要多！ 我又注意到工分簿里有新的笔迹，甚至有涂改的痕迹，就笑着指给记工员看，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借着“昨天有些地方没看清楚”为故又向记工员要工分簿看，一看我们家的工分一下子增加了2000分！笔迹当然也是新的！ 报纸上连续报导了一系列“一根针、一把草”治病的文章以后，公社也号召社员上山采草药治病。我同队里一个懂得不少草药的中年人一起到附近山上采集到一些能治疗感冒、头痛、皮肤病等小伤小病的植物，在生产队的仓库门口搞了个“植物标本展览”，详细列出这些草药有哪些性能、能治哪些病痛，受到好评。不久公社通知要培训“赤脚医生”，生产队、大队推荐我去，我巴不得有机会学习，马上就去公社报到。 “赤脚医生”学的就是“一根针、一把草”，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掌握了“一根针”，主要是因为在所有的学员里我第一个敢在自己的身上扎针，人身上100多个重要穴位的名称和它们主治什么，我很快就倒背如流、熟记在胸，不久已经可以用一包银针给社员们治病了。队里有个老农因为跳“忠字舞”兴奋过度中风，那种症状极容易造成半身不遂，我及时给她针灸，治好以后很快又能下田劳动了，一时传为佳话。直到现在我身上还带着一包银针，碰上有人偶有小恙，不管认识不认识，“略施小技”就可以治好。几十年来确实也救过不少人。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一把草”，植物里蕴藏着太多的化学知识。我的师傅——陈老医师带着我们十几个学徒爬遍全县海拔1000米以上的所有山峰，采集平原上难以一见的珍贵中草药，并在山区向村民们传授用草药治病的知识，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有一天在一个大瀑布后面采“石斛”、“虎杖”、“金线莲”等，我迷恋那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竟与众人拉开了距离，看不到一个人影，使劲叫唤也没有回音。早已听说这个地方毒蛇、猛兽经常出没，我惊恐万状，身上又没有“七叶一枝花”（一种宝贵的蛇药），只好先采了几种可以解蛇毒的草药拿在左手上，右手抓了一根木棍，以备万一，一面寻找、分析同伴们可能走的方向。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冷风吹过，乌云飘过来，马上就要下起暴风雨。我心里想：不好，这样的气压蛇要出洞了！刚动了这念头，前面已经一条毒蛇飕飕地窜过来了。我屏住呼吸，盯着毒蛇，却见它到我前面不远处竟转弯溜走了。我惊魂未定，走了几步，又碰到一条蛇！十几分钟时间就与5条蛇相遇！我念着观世音的“六字真经”，只求菩萨保佑了！说来也怪，蛇们就象没有看到我一样，一条条在我的身边消失。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我才说了一句“阿弥陀佛”！ 蛇没有了。趁着下雨，我离开了这个危险地带，找到一条小道，回到村里，见到同伴们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在山上也到处找我，直到下大雨的时候才下山。 那天晚上住在大队办的小学校里，校长同我聊天，后来竟问我愿意不愿意留在这里教书（代课）？我说“我出身不好”，留在这里甚至有可能连累他。校长笑着说：“我才不怕呢，这地方天高皇帝远，谁管这么多！”又给我讲这里的村民对老师非常尊敬，而且关怀备至，经常给老师送粮送菜，同山下有天壤之别。说得我真有点动心了，就老实对校长说：“这事情还得我父母同意才行。”第二天大家收拾行装动身到“对面”的另一个村子，“对面”是真的，但要走到那个村子得走整整一天！两个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大“坑沟”，而且分属于两个县管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每个人背着几十公斤的药材和简单的行李，互相搀扶着下到沟底已经是晌午时分，本欲找一块平地休息做饭，却赫然看到几堆白骨！陈老医师告诉大家：那些（人的）白骨有的是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的，有的则是自杀死的，本地、外地人都有，这里有一个风俗，死在这沟底不能“收尸”，否则死人还会“找替代”，大家听得毛骨悚然，顾不得肚子咕咕叫，急忙离开，往上方爬去。 一只小小的飞虫在我嘴唇上叮了一下，我一个巴掌把它打死，一看象蜂又象蝇，刚在琢磨它是什么种类，嘴唇已经肿了起来，脸部很快就肿得象猪八戒！幸亏陈老医师马上捣碎一撮草药涂在我脸上，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消肿。 爬到一半开始做饭、休息，看到旁边长着许多贵重的中草药，一行人又忙着采摘起来，忘了沟底那一幕。采了一会儿，陈老医师说不要再采了，否则爬不到山上天就黑了。大家把药材捆绑好，连同行李分给各人背着继续往上爬。看到村庄的时候太阳果然已经下山，有人尖叫起来：“陈老，你看那是不是‘钩吻’？”陈老医师走近一看，果然是。这“钩吻”又叫“断肠草”，极毒，陈下命令要大家把今天采到的药材通通倒掉——这是采药人的规矩（怕药材里混进毒物）。人们都有点舍不得，但也得照做，不敢怠慢。 第三天吃过早饭，因为不能在此地采药材了，我们准备出发到另一个地方，只听有人吹着哨子叫“出工咯”，一会儿看到农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向田里走去，男女老少每个人都从路旁摘一叶“断肠草”放在嘴里，用牙齿嚼着，然后吐掉。我不解，请问陈老医师，答曰：“他们的老祖宗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想在这地方发展又怕子孙后代中毒，就传下这么一个风俗，提高消化道的耐毒性能，村子里的人即使不小心误食一点钩吻草，问题也不会那么严重。”原来如此。 又爬了一座高山，在山上看到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盆地，几个村庄整整齐齐地分布在一条小溪（小溪尽头肯定又是一个大瀑布！这是我凭这几次“进山”总结出来的经验，问过陈老医师，没错！）旁边，山清水秀，好象一幅画。下山走进靠近瀑布（陈老医师好像“特别喜欢”在瀑布周围采草药！）的一个村子里，找到大队长，说明来意，同过去的几天一样，大队长还是把我们安排住在小学校里——此时老师和学生正放暑假。 在这个村子里住了几天，天天在悬崖峭壁上行走，脚下虽然是万丈深渊，我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可以坐在大石头上一面谈笑风生，一面欣赏大好河山的美丽景色了。 村子里的人们朴实而好客，对客人们礼貌有加，我听了许多在山下从来不曾听说过的奇闻逸事，但最有趣的莫过于这里的人们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称作“山里人”或者“内山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平原人”，因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从山上到他们这里来的。他们编了许多外地人又“村”又“俗”又“土”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问我：“全世界有没有五万人？”我反问他：“这盆地有多少人？”他说“足有两万人了”，我笑着给他讲了“夜郎自大”的故事，他百思不得其解，回去不知还要请教多少人。 几天下来“战果辉煌”，采了几十担珍稀草药，走的时候每人挑一担，其余的雇人挑到山下，再雇了一辆货车拉到公社卫生院。我又学了不少“炮制”药材的技术，有些是用“现代”方法制作的，如胶囊、浸膏等。其中有一种贵重的草药叫做“球兰”，叶子很厚，捣碎成浆涂在胸脯上可以治疗小孩肺炎高烧——这种病在那时每年要夺去不少儿童的生命。我在一个废旧的仓库地面上铺一层细砂，种上球兰，获得成功，引得其它公社甚至外县的“红医班”也派人来参观学习。 省卫校来我们这里招收了两个女学员，男学员们也都翘首以待，期望有一日能“飞黄腾达”圆当医生的梦。陈老医师告诉我，他已经向公社党委报了三个准备推荐去省医大学习的名额，其中一个就是我。 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谁知“后院”却“起火”了。“火”是“汉奸”在生产队里放的，他不知从那里打听到陈老医师的安排名单，就唆使队里几个回乡青年到大队和公社“告状”，说陈老医师“有意培养反革命分子家属”，让“臭头痞”的弟弟取代了我。（后来“臭头痞”的弟弟呆了不到半个月就因为懒惰、捣蛋被开除回生产队了。） “汉奸”对公社分管“医卫”的干部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反革命分子当医生，只能实行反革命的人道主义”。这话倒是事实，我如果当医生，肯定“有医无类”，是不会歧视任何人的。 回到生产队继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我来说“打击”并不大，只是有点“遗憾”。我白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在家里的“实验室”研究植物——我已经认识了两千多种植物的名称及它们的药性、功能等，自学的化学知识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便用各种“土办法”提取这些植物根、茎、叶、花、籽、果的有用成分，并进行初步的利用设计。 到山区当代课老师之事，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只好作罢。 托老天爷的福——我插队的第二年春耕时碰上“倒春寒”，虽然秧苗冻死了不少，但有经验的老农说：“早烂秧，谷子涨破缸”，这一年夏季粮食果然大丰收，市场上“黑市”大米每公斤三毛二，比国家“牌价”高不了多少。公社党委书记在每一天晚上的“联播节目”（每个生产队都得按“政治任务”组织收听）里大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号召办大食堂，“准备大踏步走进共产主义”。队里几个年纪较大的农民却心有余悸，向队长建议利用房前屋后多种瓜果：“万一再出现10年前的饥荒”，“瓜菜代”有备无患——10年前这里流行着一个民谣，至今孩子们还在念着： 天公下红雨， 真正的农活我其实掌握得并不多，但插秧却是我的“拿手好戏”，可以一口气在田中央插上100多米长的秧苗成一条直线，不必站起来（实际上站一次，秧苗“线”就要弯一次）。锄头活我觉得最难学，如果让我“锄花生”（在花生地里除草的农活，队里把它叫做“锄花生”），我会真的把花生都除（锄）掉。 有一次干的农活是“劈田埂”，我一锄头劈下去，一窝蜥蜴窜出来，我吓一跳，队里的农民们围过来把它们全部活抓，将小蜥蜴放在手心拍打变成红色，生生的吃了，他们说生吃小蜥蜴“补身体”，我看得目瞪口呆。肥大的母蜥蜴被熬成汤，每个人中午时都喝了一小碗，味道确实鲜美。 “上山下乡一周年纪念日”我如约参加，向生产队队长请了一天假，拿着“准假证”到大队部打了一张“路条”。大队文书把我的姓写成“黄”，我也不计较，反正我奶奶姓黄，妈妈也姓黄，以后自己的“老婆”也极有可能姓黄，无所谓。走了3公里到车站买到两毛钱的车票，等了两个小时车不来，干脆走路到古镇，浪费了“准假证”、“路条”和车票，而且拐到车站还多走了2公里，想想真不合算。 走到小镇时天已经黑了，去常田县插队的同学少来了3个人——一个老爸刚饿死不久，还在“丁忧”；一个凑不到路费，来不了；还有一个女同学被大队支部书记强奸，无奈嫁给书记的儿子，“无颜”来见老同学。 张水晶家附近的房子已经被农民拆了种菜，不久就要拆到他家了。聚会笼罩着一层阴影，以前每一次聚会嘻嘻哈哈的景象不见了。有个同学说他春节时贴的对联是：上联——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联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横批是——谁教育谁。 不知是哪个同学从包里掏出了两本手抄书《第二次握手》和《少女日记》，大家传阅着看，气氛才慢慢好一些。 张水晶开了个头，同学们轻轻地哼（后来变为唱）起了《南京知识青年之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似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让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腮上的泪，去掉心中的忧愁心中的悲伤。啊！…… 心上的人啊离别了你，去向远方，爱情的花朵长埋在彼此的心上。 跟着那太阳起，伴着那月亮归，沉重的修补地球，是光荣神圣的职责，我的命运啊。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来到！ 唱完之后，张水晶当场挥笔写了一首“自由诗”： 茫茫的长夜， 流萤在檐前穿飞， 我迅速谱上一个忧伤的曲子，含着泪同大家一起轻轻地哼了一遍，觉得“还可以”，于是每个人都抄下来回去学唱。不久这首歌在我的同学圈子里传开，幸亏传得不远，否则我早晚也跟《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的作者一样倒霉——当时已经在“追查”《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的作者了。 第二天下午回到生产队，刚好来得及参加晚上的“政治评分”，却被队长训斥了一顿，说我“超假”——我只请了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的假，拿出“请假条”给众人看，只见上面写着：（最高指示）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兹请假一天，明天归队。下面是我的签名和队长的“同意请假”4个字，没有日期。 我说：“现在还不到明天，我怎么超假了呢？”社员们都笑了——笑队长被捉弄了。队长恼羞成怒，强行扣掉我一天的工分（8分）。我一肚子气无处发作，借着后来教歌的时机发泄不满，故意教唱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唱段“管叫山河换新装”，按惯例我先唱一遍：“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那天晚上刚好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下基层“采风”，走到我们生产队队部门口，听到有人唱京剧，就在门外站了几分钟，等我唱完了叫人请我出来谈话：“你唱得很好，有‘京味’，尤其是那句‘激起我仇恨满腔’唱得慷慨激昂，很有激情”。我说：“我被扣了工分，心里有气，唱这一句时故意提高嗓门对着生产队长吼的！只可惜对牛弹琴，他们也不懂。”谁知这位“京剧大师”竟说：“样板戏就是要这样唱才有感情！”文宣队队长又询问了几个问题，包括我家庭的情况，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已经有“赤脚医生”的前车之鉴，不想再给自己找麻烦，就老实对他说：“我出身不好，宣传毛泽东思想肯定不够格”。趁早让他打消当“伯乐”的念头。
与我一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邻居女主人叫李秀真，虽然“家庭出身”是“下中农”，却因为丈夫是11队的会计员，加上娘家比较富有，经济比我家好多了，从我们一家刚搬来住的那一天就对我表示好感，偶尔煮点好东西也叫我去吃，我每一次都是狼吞虎咽，她总是说：“慢点吃，还有呢。”刚到田里劳动时我不习惯走田埂小道，经常摔交，回家后都是她给我涂药、安慰，还骂政府“怎么让这样嫩的孩子也来农村受苦？真是罪过！”她的身体很弱，据说几年前动过手术切去了一个肾，所以脾气不好，常常骂人，惟独对我从来都是体贴入微，问寒问暖，我对她的感觉就同亲妈妈一样。她的丈夫对我也很好，甚至想教我学会计知识，说是以后当个生产队会计员也不愁吃不愁穿。可是我不想学，让他觉得很遗憾。他们膝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我成为他们的邻居前刚刚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二女儿小月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但并不娇生惯养。 我和小月两家“分”到的菜园都位于“衙门地”，紧挨在一起，中间连分割的篱笆都没有，只有一条灌溉用的小水沟作为“界线”。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只要我傍晚时分去挑水浇菜，总看见小月随后也到。我把菜浇透了，她也刚好“停工”；我蹲在地里拔草，她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拨弄菜苗。终于有一天她带来一本精装的袖珍本《毛主席语录》送给我，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宝贵的礼物了！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扉页里夹着一张纸，上面用铅笔画了一个“井口”，旁边写着：“今晚8点”。我心领神会，心跳立即加速起来。回家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又到附近小街上的小百货商店里“挑选”了好久才找到一把小巧玲珑的指甲刀，价格同我口袋里装的全部家当相等。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才向着“井口”走去。 这“井口”指的是我们的菜园地旁边一口半干涸的水井，据说当年县太爷就是用这口井的水泡“铁观音”茶的，算是“官井”，但现在废了，干旱时已经没有水，下雨天有水也是浑浑的，不能食用，只能洗衣浇菜。井口直径很小，比故宫里的“珍妃井”大不了多少，只容一个小水桶下去打水。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到达“井口”，我拿出小指甲刀送给小月，小月接过去一看，显得异常兴奋，连说：“太漂亮了！还有牡丹花，这花我最喜欢了！你真会买！”其实我买东西是最笨的，根本不会挑选，刚才买这指甲刀看上的只是上面有一朵牡丹花而已。 那个晚上的月亮好象特别圆、特别大，对了，那天是中秋节！月光把“井口”周围的景色全部镀上一层银。两个人站在“井口”旁边，四周都是两米多高的“金光菊”（学名“肿柄菊”）围着——天生一个幽会的好地方，小月不知什么时候发现这地方的？“金光菊”花朵很大，象葵花一样，香味浓，我喜欢它。但也许是气味太浓烈，这里的村民叫它“臭菊”，很“贱”——春天时随便摘一枝条插在地里，不久就长成一片小树林，可以做绿肥，也可以当菜园子的篱笆。 我以“金光菊”为题材，对着小月发表长篇大论。渐渐地，发现小月对这样的话题好象不太感兴趣，赶快打住。我转弯抹角地问她的“理想”是什么，方知她的“理想”是吃的好一些，穿的不比别人差，在村子里不被人瞧不起，如此而已。这就是一个“回乡知青”的“抱负”，我很想“开导”她往高一点看，试探了几次，枉然！ 小月也问了我的理想，我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不能成为‘大人物’，也总要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吧，要不然到临终的时候，回忆一生碌碌无为，后悔不及。”这最后一句话可能是受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影响。 小月表示赞同我的“观点”，但又觉得这样做很难，看得出她的心里还有话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 这种“沉重”的话题严重影响了约会的“质量”，弄得两人情绪都不好。我干脆把话题岔开，谈“风花雪月”、“吃喝玩乐”，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虫兽，花草鸟木，无话拣话讲，心情轻松多了。 渐渐的，我注意到小月最喜欢谈的话题是“人”——身边熟悉的人，她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番评价，评来评去，她开始“评价”我的母亲了：“你妈妈年轻时一定很漂亮。”我回答说：“当然，她‘待字闺中’时是在厦门，一天到晚没事就看报纸，看看思明电影院又放映什么新片子了。”小月故意说；“这跟漂亮没有关系吧？” “我看过她在厦门时拍的照片，确实太漂亮了！烫着头发，穿着旗袍，又透着几分洋气。”“一个厦门的千金小姐，现在却那么能吃苦，实在不容易……她怎么会嫁给你爸爸呢？”“我伯父当大官，我外公是大地主兼大资本家，有钱跟有势结合。”“外公我见过！”小月突然巧妙地把“外公”前面的“你”字去掉了：“前不久他来的时候，我在路上就看见他了——外公手上拿着一捆可能是半路上检到的柴火，看到路中间有一块大石头，他还花了不少力气把石头搬掉，说是怕晚上走路的人不小心摔交——真是好心的老人。”小月开了头，我也就只能把双方亲人前面的“你”、“我”都去掉了：“外公一辈子做的好事说也说不完。听妈妈说有一回外公回老家刚好遇上家族开会，两个同姓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违反了族规，族人决议要把这一对年轻人‘沉塘’处理，外公说‘沉塘’不如‘沉海’，就说服族长把两人交给他‘解决’。到了厦门，外公买了船票托朋友把两人带到新加坡去了，后来两人做生意发了财，直到现在每个月都还来信问候，有时还寄点东西给外公。” 多次提到厦门，小月突然扑闪着眼睛说：“听说厦门风景很美，真想能有机会去看一看！”我说：“以后我一定带你去玩。” 生产队有几十亩梯田离村里较远，农忙时为了抢时间多干活，队里经常安排全体人员就地午餐，当然是吃“阿公”的，虽说只是“粗菜淡饭”，但对还在饥饿线下挣扎的人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打牙祭”了！仓管员对我说，如果全是男社员，每人只要吃14两（约430克）大米，有女社员的话，每人就要吃1斤2两（约570克）大米，我不解其意，但实践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问了妇女队长才解开这个谜：原来女社员们在家里吃的都比男社员们更差，又难得吃一顿“阿公的”，一有机会当然要吃到“撑破肚皮”才“放手”。 梯田有许多烂泥地，就象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一样：人不小心踩在上面会越陷越深，如果没有旁人及时拉起的话，是不可能自救的。但“老社员”们却最喜欢利用烂泥地来作弄“新社员”，而且乐此不疲——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陷进去，面对死亡威胁时露出的恐怖，人们幸灾乐祸、狂笑不已、手舞足蹈，比中彩还高兴！我多次被骗，对这种充满低级趣味的“游戏”深恶痛绝。如果是别人被骗的话，我会提醒他（或她）注意，对已经陷入泥地的，我会马上冒险拉他（或她）上来，但这样做势必得罪大多数人，他们觉得“好好一个极其有趣的事”毁在我的手上，有时还会拳脚相向，转移“惩罚”目标。 烂泥地里更可怕的是蚂蝗，被叮上了即使上岸把它揪出来，还要流不少血，据说把蚂蝗“碎尸万段”埋在牛屎堆里，第二天便可在里面看到成千上万个小蚂蝗！ 蚊子也是吸血虫，在这里不管白天黑夜蚊子都咬人，从来不“下岗”，上厕所成了我最惧怕的事：厕所里的蚊子大得吓人——相信“云南十八怪”里“三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菜”在这里也是真的——每一次如厕时屁股都会被蚊子咬得肿起来，人几乎要窒息，走出厕所后还会痒痛半个小时；晚上睡觉时蚊子搅得全家不得安宁，又买不起蚊香，有时实在受不了只能出去爬树采些柠檬桉枝叶回到家里到处甩打或者混合谷糠熏燃，虽然可以驱出一些蚊子，但臭味还是让人难以入眠；有一次我在一片栗子林里除草，被一种小蚊子（蠓）叮得全身肿起来，过了几天才消肿，现在回想起来还会恐惧。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本地农民就不怕蚊子呢？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带手表，歇工时间不好掌握，惟独在梯田这一片地里劳动时好办——有两个方法可以确定时间：一是不远处有一条公路，只要开往某某地方的班车经过，再过“一拨烟”（农民们用粗纸把自制的黄烟丝一小撮卷成喇叭状，再用打火石擦出火星点燃黄麻秆，吹出火来点烟，吸抽烟气，整个“流程”大约20分钟。我曾经问过老农：吸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答曰：他们“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时间就可以停工吃午饭了；二是只要听到附近部队拉练回来大声吆喝“一、二、三、四”时，我们也就可以跟着歇工了。 有一次我跟路过的一位军人开玩笑说：“你们为什么每一次吃饭前都要吆喝一、二、三、四，是不是这样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那军人（后来我才知道是个连长，那个时期部队没有军衔，官兵不分，很难辨认）笑着回答道：“我们要不这样叫喊的话，你们干到天黑都不知道歇工！”原来他早就知道农民们的秘密了！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玩笑，我竟然同他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的连队跟我所在的生产队成了部队和公社“军拥民、民拥军”的第一个典范！ 其实我同连长交朋友的“动机”很简单——部队经常放映好看的电影，我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然后偷偷告诉要好的朋友一起去看。有几次先告诉小月“晚上有好看的电影”，各自再邀几个朋友，一大群青年结伙同去——那时侯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还不敢走得太近，其实朋友们大都心里有数，只是不“揭穿”我们罢了。 当农民最难受的是没有零钱花，要赚钱就得想方设法去当民工，象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即使找到当民工的机会都不允许去。记得队里有个叫做“阿臭”的青年“找后门”终于有机会去铁路当一年民工，他妈妈高兴得把家里腌了一年的一缸咸余柑全部拿到生产队队部给大家分享，感谢社员们给他儿子“发财”的机会！ 有一天连长偷偷告诉我：“杉眉水库库底居民移民即将开始，我们连队奉命调去协助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的保卫工作。据说指挥部还要吸收20个临时工，你们队里有人要去吗？”那时已经是农闲时节，我到队里一说，几乎所有“劳动力”都想去，虽然队长宣布去水库“赚”到的钱一律充公，去的人记工分（我仍旧每天8个工分！），报名的人还是超过20个，只好用“抓阄”的办法产生20个要去的名额，我当然不用“抓阄”了。“抓阄”的结果7个队委走6个，只剩下一个妇女队长“留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连“抓阄”也做了手脚） 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就在乐东公社附近，即将建成的杉眉水库和水电站是全省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把一个全县面积最大的公社几乎全部淹没，移民十几万，成为政府最头痛的事情。指挥部设在水库中心位置的一个小学校里，部队住东边原来教师们住的宿舍楼，其他人员住西边的教室。 我们这些“临时工”的工作起初是“撬门窗”——移民们刚离开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去把房门、窗门等等木的、铁的“值钱”的东西弄回指挥部的一个临时仓库里，以防被“靠边站”的村民“偷”走。这工作注定要与当地民众闹矛盾，一碰面他们就叫：“鬼子进村了！”——这个比喻倒是非常形象，他们搞“坚壁清野”，我们则实行“三光政策”。为了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指挥部的人们得与“原住民”周旋、斗智“斗勇”。 在指挥部“工作范围”内有两处列为“重点保护单位”：一是民国时全省最大的军阀陈海的“老巢”，他的住处倒也一般，唯一不同的是在他的客厅下面挖出了几百条生锈了的枪支和几十箱子弹，这早已在指挥部的意料之中，但几栋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和军营却让人们大开眼界而又大伤脑筋，为了“回收”比较值钱的钢筋，也为了今后水库里行船的安全，动用了部队的枪、炮、手榴弹、炸药包，同打一次中等规模的战斗差不多，只是没有敌人；二是曾经因为一出话剧《九命沉冤》而闻名中外的大地主陈亮的一排三栋“大厝”（闽南四合院），我在念中学的时候看过这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索的现代话剧，心想这个大地主的房子一定比刘文彩的“收租院”还壮观，进去看了以后大失所望，挖地三尺也找不到什么金银财宝、枪支弹药，“水牢”、“刑堂”等等也是子虚乌有的事，赞叹话剧的作者吹牛之功实在是高！ “指挥部”人员虽然不多，但“官”大——省直单位，“总指挥”据说相当于副专员，是个“南下干部”，山东人，姓张，人很耿直，正派，不贪财。不知为什么我很快就跟他成了“忘年交”，从他的嘴里“挖”出了不少干部堆里的丑闻，同《官场现形记》描写的差不多——原来我以为当官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呢。 张的得力手下——一位姓汪的副总指挥就贪得无厌，我亲眼看到每天找他“批”各种“回收材料”的人们大包小包地送给他东西，他照单全收，从不“客气”。我把此事告诉张总，回答是：“你太天真了”。 既如此，我也就熟视无睹了，常常把人家送给汪副总的礼物拿出来与大家分享——高贵的铁观音茶泡给大家喝，名牌烟给大家抽（我不抽烟，但喜欢看他们吞云吐雾），好酒晚上配花生吃（我也不喝酒，但喜欢闻酒香）。汪副总并不气恼，反正有的是。终于有一次让我看到汪把这些好烟好酒好茶卖给他的一个亲戚——我干的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自己也说不清。 这地方的小青蛙很多，一到晚上，指挥部四面蛙歌，甚是热闹。于是我吃过晚饭就多了一个活动——钓青蛙：只要用一条细绳子尾巴绑上一个蛙腿，在路旁的草丛里走一圈，就可以钓到一竹篓青蛙。这青蛙也有趣，它一看到草丛上方有会动的东西，就纵身往上跳，张大嘴巴含住饵料，死不松口，被人钓去当美味佳肴。 我一面吃着青蛙美食，一面听张总指挥讲青蛙的故事——原来张总的老家山东从来不吃青蛙，张总来南方后，起初不敢吃，后来“经不起诱惑”吃了几回，竟吃“上瘾”了，回老家时到田里钓了一大竹篓青蛙准备煮吃，村里的人们以为他疯了，都来围观。吃完青蛙，他老妈把铁锅洗了十几遍还觉得不够干净！ 指挥部里有一个高个子男青年吴庆，体高将近一米九，而我们生产队来的女青年有一个最矮的叫做黄珠，体高大约只有一米四，指挥部的人们说笑话“要是这两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不知会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没想到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这两人都不见了，找了老半天才发现他们在附近的河沿下谈起恋爱了！不到一个月两人结婚，成就了一对美满姻缘。 有一天我看到连长和张总在一起，就建议说：“我们来个军民联欢篝火晚会怎么样？”两人都表示有兴趣，其他人更是没话说了。很快地当天晚上就热闹了一回——两百多个人在小学操场上围着用废旧木料点燃的篝火唱歌跳舞，狂欢到深夜。 我和连长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和京剧唱段，记得连长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得特别棒。指挥部几个女同胞包括我们队里的清梅、秀美等人也唱得不错，我用口琴给他们伴奏，引起一阵阵喝彩——部队军人叫得特别欢！张总的笑话和几个年轻人临时编排的“小品”也不时让全体参加者笑得前仰后合。到后来附近“靠边站”的居民们也参加到“篝火晚会”中来。 也许是“乐极生悲”吧，连长在晚会临近结束时轻声对我说：“我总觉得好象要出什么大事的样子。”我一个晚上都在琢磨他的这句话，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果然出事了，还差点酿成大祸。我是在中午歇工的时候才知道出事的，起因是指挥部一个小组人员上午去“撬”一户刚走的居民的门窗时，附近“靠边站”的人们围观，清梅手上拿的铁钎不小心碰到一个男孩子的肩膀，那男孩突然扑倒在地，“围观”的人们纷纷指责清梅“打孩子”，有个女的自称是男孩子的婶婶，说小孩子“受了惊吓”，抓住清梅的上衣要清梅把胸前的纽扣扯下来让她“拿回去熬汤给孩子喝了‘压惊’”，其实是想脱清梅的衣服侮辱她。在两人拉扯的时候清梅被打了几个耳光，一场男女混战终于发生。 指挥部全体出动才把这一组人员救了出来，但据说“靠边站”的人们已经发动了六千多人准备晚上围攻指挥部。 张总指挥和连长分析了局势，认为此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绝非偶然事故，“靠边站”的人们认为他们的亲戚朋友移民离开此地，留下的所有“财产”“理所当然”地应该给他们，而省里却成立什么“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明显地是“侵占”了他们的利益，昨天就利用“军民联欢”的机会来探虚实，今天完全是借故闹事。 连长紧急向上级请示，下午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响了：“接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部队在本地拉练，请各单位做好准备”。不久，师部100多辆汽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开过来了。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其实指挥部里的人贪心程度比“靠边站”的人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汪副总，其他人也都想方设法偷东西。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家里准备盖房子，向指挥部开了一张“购买申请单”交了几十块钱就弄走了价值一千多块的木料；政治队长拉了几卡车的钢筋也才花了几十块！听说有人在一户大财主的卧室地下挖掘出一缸金条也不交公——那户人家是在移居外地后接到海外亲人来信才知道他们的祖先埋金在地下的事，发现被挖走后告到指挥部如同石沉大海！ 我不想盖房子，也不会做生意，木料、钢材都不想要，但有一天在一户人家里看到几块漂亮的彩色玻璃后却也动了心——我知道这种彩色玻璃的价值，它们的制作工艺难度极大，里面含稀有金属，只有欧洲一些有名的教堂如巴黎圣母院、德国科隆大教堂等才可以见到它们！我偷偷地把这些玻璃卸下包裹好装在一个木箱里，特地请假一天搭乘军车把它们搬到自己家里准备藏起来。 小月看到我费力地搬着木箱，也赶快过来帮忙，并且一叠声地问“是什么宝贝？”我在家里打开箱子告诉是“难得的彩色玻璃”，她大失所望。后来我发出邀请“今晚井口见”，她才又高兴起来。 到了约定时分，我们俩仍是站在金光菊前谈话，分别了一段时间，话题也多了一些。我讲了在“库底”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指挥部里的人和事。对我的做法和看法，小月不以为然，说队里其他人都往家里运木料、钢材，“几个月就发了”，“你为什么不想办法也弄来一点？”我笑笑，说我又不盖房子，弄来那些建筑材料干啥？小月说：“现在不用，以后也可以用嘛。”我觉得脚有点酸，看看四面有没有坐的地方，小月拉着我说：“就坐在井沿吧”。我刚坐下，觉得背部暖暖的，原来小月也同时坐下了，与我背靠着背！我闻到小月身上飘过来淡淡的体香，忘了刚才不愉快的谈话，又快活起来。 谈到打架的事，小月显得非常担心，一再追问“怎么样了？”直到我告诉她部队进入“库底”平息风波，她才安心下来，却又劝我不要再去“库底”了：“跟‘靠边站’的人们矛盾那么大，遭暗算怎么办？”我觉得她的担心不无道理，第二天就去指挥部，请队长换人，然后向连长、张总、汪副总等告别，他们都觉得很可惜，想挽留，可我主意已定，当天就回乐西大队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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