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9期《读者》杂志选载了一篇写得不错的文章：《穷人与富人》。这篇文章出自一个地方小报《惠州房地产》上，作者卢周来。

读罢此文，不由得想起了在80年代初读过的、美国著名作家欧文•肖的长篇小说《富人，穷人》。这部小说描绘了美国社会的底层老百姓的生活，主题是穷人的孩子鲁道夫勤奋地向富人的地位拼搏的故事。穷人的愿望是富起来，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很迫切。例如鲁道夫的姐姐格丽卿以及弟弟托马斯。他们缺钱但却有自由，不用费许多心思去为生活以外的事情操心。富人则少了许多自由，根本的一条就是千万别破产，要辛勤地经营。而美国的穷人也担心他们的老板破产，那将意味着自己失业。他们努力成全自己的老板，当然，只要有自信、有机遇也会努力使自己成为老板。 

又想起另一篇现在的学人写的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了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在美国由一位青年朋友带着参观了比佛利山庄，那里花样百出的毫宅壮观不已。他那位美国的穷人朋友对他说，我一定要努力奋斗，将来也要拥有这样的豪宅，甚至比这更好。后来在日本，同样由一位并不富裕的日本朋友带着参观了华丽的住宅区。日本的穷人道：他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才能住进这样的住宅里。在北京带领着他参观的人则告诉他，住在这些高档住宅里的没有好人，这些人都该抓起来枪毙，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其实类似的议论我们自己也常听到，这说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幽灵至今还在中国飘荡。 

不过《穷人与富人》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此文作者在城里听说有人一顿饭就花了一万圆，而他的哥哥在乡下要种250担谷子才能得到这个数。于是议论起边际效应，从福利经济学的鼻祖庇古到不完全竞争定理的发明人罗宾逊夫人。穷人的满足远比富人来得简单，从富人手上转移一块钱，到穷人手上则成了100个福利单位。而这一块钱在富人那里只不过一个福利单位。文章的基调还是同北京那位主张没收财产的差不多。只是作者显然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富人往往拿到一块钱就不由自主地谋划着怎样投资使它变成两块钱甚至更多，而不是当成一个福利单位。 

感慨的是，这个花一万圆吃一餐饭的故事我早就听说过了，没想到到处都有这样的事例。只是我没见过。我是省工商联的常委，富人朋友很多，身家上亿的大老板就有好几个。我曾经打听过，谁吃过上万圆的宴席。结果是没有一位。花钱吃饭顶多就是两、三千一桌，而且极少。很不好意思，即使这也都是招待政府官员的。如果不是为了招待他们，没谁肯吃那么些钱的。这些官员们吃完还要“OK”一阵，有的还要“桑拿桑拿”，老板们没有不心疼的，但没法子。至于这些老板们自己聚会，吃饭不过几百圆一桌。钱都要花在生意上，只有在“好项目”上掏钱，他们才显得豪爽。

1995年我曾有幸随王光英副委员长出访澳大利亚。也许很多人不会相信，与我住同一间房的“喷施宝”老板王先生，他是全国知名的大老板。在悉尼的一家服装店里，他终于看到了一套“澳毛”西装，非常合身，他说从未遇见过如此合身的西装，并决心买下。可一问价钱竟要三千多澳元。当时值两万元人民币。尽管我们一再劝说，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并非他买不起，而是舍不得买。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省工商联的圈子里并不少见，倒反是没听说有谁舍得为排场花钱的。
 
只有那些浅薄的暴发户，会干那些摆阔的傻事，却也并非坏事。他们花出去的钱到了社会上，至少比捏在他们手上强许多，这叫做财富的再分配。至少，如果真有那么些肯花1万圆吃一顿饭的主，餐馆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有收入，包括那些供货的、装修的。政府也有税收。至于那些不会花钱吃喝的，更不必操心，他们投资时绝对大方，对社会而言，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遗憾的是，毫不吝惜吃喝的多是那些国有企业的主或政府官员。我有个朋友名字叫“连升”，于是他开的酒楼也命名为“连升酒楼”。冲着这份吉利，他的生意非常红火，酒楼也日益扩大，总是高官满座。而且一席酒菜都在三四千元以上的。我问他经营之道，原来各地官员赴省城请更高的官，都要奔此地开桌。不为别的，只求连升。官员们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把“茅台”、“五粮液”、“XO”都喝下去了，而吃请并不算腐败的。我们这个城市的原市长，因为每次必饮两瓶“七两茅台”，且自称“三天不喝就难受”，老百姓称之为“茅台市长”。升至副省级后，终因酗酒而撒手西归，时年57岁。

现在的官，说老实话真不知凭什么能升上去。民谣曰：“能喝半斤喝四两，这样的干部不培养。”李鸿章曾说：世上万事之中，最容易莫过于做官。若连官都做不好，确也算愚不可及了。这位中堂大人为官一世，多少有那么点经验可言。本人亲耳听见纪委干部教导：“吃喝不算腐败，除非有别的事关联。”那么，公款消费之兴旺也就不足为奇了。

又一位朋友朱老板，捐了38万给贫困县建希望小学。一日该县领导来代表贫困百姓致谢。朱老板恰出差在外地，电话告知本地官员代为接待，请吃一餐以示谢意，他回来给报销。回来一看吃掉四千！朱老板对我感叹道：“我不是心疼。这些钱拿去买书本，又可以解决多少穷孩子的困难！他们给我送来一些毛巾被之类的礼品，我并不需要。你把买礼品的钱和差旅费拿去救助穷孩子，至少可以解决几个小孩的学费吧”

国外的富人远不是中国的富人可以比的。但那种一掷千金的豪徒，也并不多见。例如洛克菲勒，一生节俭，生活上并不比一般的美国人过分。他的捐款却世界有名，联合国总部那块风水宝地就是他捐献的。据统计，他一生捐了5亿美圆。又比如李嘉诚，一条领带用了二十年。即使一般的白领，也不象他那么孤寒。1997年我们拜访华盛顿一个慈善机构，叫“联合之路”。它的主席罗伯特.佩根介绍说，它每年收到慈善捐款三十多亿美圆！绝大多数都是富人捐的，比尔。盖次每年向它捐款两亿五千万美圆。

《穷人与富人》介绍了罗宾逊夫人的大彻大悟：“哪里有什么普适性的经济学定律啊！于是，她主动将她的书绝版了。”这是令人感动的。一位真正的学者，才能勇于否定自己的成名理论，当她发觉不对头的时候。确实，“一样饭养百样人”，普适性或曰“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不可能的。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有千差百异的思想与行动。决不会因为穷或富就划分成为旗帜鲜明的两个阵线。或许，分成事业型和享受型反而更贴切一些。只是要把它弄明白，看来还得费些力气。

例如曹雪芹就穷得可以，死后连办后事的钱都没有，全靠了朋友帮忙，才得以入土为安。他绝对是伟人，不过他的伟大不在于穷，而在于那本《红楼梦》。外国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梵高。穷而伟大的人非常多，因为穷人本来就比富人多。但决不可说穷才伟大，假如那样，每一个人都不必奋斗，躺在穷窝“伟大”就是了。富人同样可以伟大，比如邱吉尔。他是一个天才的画家、现代坦克之父、荣获诺贝尔奖的作家、杰出的战略指挥家等等，今天的欧盟也是他首倡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令一个成功人士拼搏一生！他还是一个贵族，但决非因贵族而伟大。

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了新的论点：“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这是我国理论战线的突破，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新结论。遗憾的是，有那么些思想僵化的人在唱反调，还有人只是想不通，更多的人则根本没想过。中国传统的一句话：“为富不仁。”许多人实际上还是依此逻辑想事的。
 
劳动是有价值的，因而必定存在有效劳动和无效劳动；价值高的劳动和价值低的劳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曼谷一位金融机构的总裁满街走着卖香烟维生；无独有偶，韩国另一位大集团公司的总裁，到饭店里当了个跑堂的。富人可以随时成为穷人，穷人则决不可能随时成为富人；资本家任何时候都有破产的情况发生，他于是可以作为工人劳力而谋生，但工人决不会任何时候都能成为资本家。

半个世纪以前有一首歌：“啥人养活啥人？”那是一首看似很讲道理的歌。因为那时的公理就是：资本家不劳而获，全靠剥削工人发家的。许多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如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但所有这些宣传，本质上只是一种蛊惑，恰如工人出身的伯恩斯坦在《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所言：“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工人阶级。他们既不像《共产党宣言》所描写的那样一贫如洗，也不像他们的奉承者所吹捧的那样没有偏见和弱点。”

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恩格斯早期曾说过：“现在，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也没有别的前途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第297页。）这也并非事实，但不知他下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从何而来的。
比如美国的钢铁大王卡耐基，就是从每周挣取1.2美金工资的穷工人奋斗起家的；当他卖掉钢铁公司的全部股份，所获得的四亿多美圆，却捐献了3.5亿。还有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是从一个周薪3.5美圆的小职员起家的。爱迪生，从一个铁路学徒工干起，坚持不懈地努力，一生发明数以千计并艰苦奋斗创办公司，终于脱颖而出，成了一个大资本家。他所创立的通用电器公司，至今还是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而且是惟一一间自1896年起，始终在道琼斯工业指数之内的公司。他也是个不劳动的剥削者？假如他老老实实做一个列车乘务员，当一个工人了此一生，人类文明进程将缓慢多少？此外，例如诺贝尔是一个中学教师的儿子。他一生孜孜不倦地钻研，九死一生搞实验。他的发明对人类贡献巨大，也是从工人那儿剥削出来的？他终身未婚，把全部身心都投到事业上去了。死后还把他的资产立作“诺贝尔奖金”，今年恰好一百周年。这个奖金成为世界最高荣誉，对于促进人类的文化、科学、和平、进步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中国台湾省的化工大王王永庆，原来也只是一个学徒和小店员。经过无数的拼搏和艰辛的努力，创建了年营业额5000亿新台币的大公司。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几乎没有几个资本家不是从普通劳动者干起的。

即使是当今的盖茨，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坚持不懈的拼搏，能有全人类都受益的微软吗？有人会说那是剥削工人的，难道WINDOWS等操作系统是从“打工妹”那里剥削来的？还是从埃塞俄比亚掠夺来的？今天，微软的成果对全人类的影响没有任何政党能够与之匹敌，闭上眼睛扣上一顶“剥削”的帽子，说明不了问题。此类例子尚多，从普通工人、贫苦农民、小职员拼搏成为世界级大资本家的还有：美国百货大王罗兰.梅西、IBM创始人托马斯父子、金融大王贾尼尼、汽车大王福特“红色资本家”哈默、食品大王鲍洛奇、娱乐大王迪斯尼、德国电脑大王海.尼克斯道夫、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报业大王麦克斯韦尔、摩托大王本田宗一郎、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大宇总裁金宇中、现代总裁郑周永、香港首富李嘉诚、世界级船王包玉刚、工商巨子霍英东、领带大王曾宪梓、郑氏集团郑裕彤等等。我们不再一一列举。还有更多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失败，他们虽败犹荣。因为他们试过了，同样体现了人生的价值。

如果我们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就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无产阶级队伍中产生了几乎所有的“垄断资本家”，没有无产阶级源源不断地为资产阶级造就接班人，资本主义社会早就无疾而终了！而无产阶级自己却要靠剥削阶级队伍提供领头羊。马克思出身于资产阶级律师家庭，自己也是律师；恩格斯本人就是工厂主；列宁来自贵族家庭；斯大林出自神学院，本是一个神甫；毛泽东来自地主家庭；周恩来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相反，地道的工人都成了“修正主义者”。比如蒲鲁东原是修表工人；伯恩斯坦是火车司机的儿子，本人也是学徒；赫鲁晓夫出身矿工，本人也是矿工。中共的工人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都成了叛徒。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是产生不了自己的领袖还是能产生几乎全部“垄断资本”？

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的事物每天都在涌现。必须以现代的观念去迎接新的挑战，我们每个人、每个集体、每个国家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今天仍以一百多年前的观念去凑合，那是注定要碰壁的。当今的世界上，高级“打工族”比老板挣钱更多的例子多得很！

美国篮球明星乔丹，该算是重体力劳动者。至少他是篮球工会会员，也参加了篮球工会的罢工行动，与NBA老板争权利。但他退出之前每年正常薪金四千万美圆，这刚好等于“美国在线”1993年全年营业总收入。那时“美国在线”已有50万会员。而乔丹尚不包括巨额的广告等收入。今年他复出不久就收入四亿美圆，这使世界上绝大多“垄断资本家”连同他们的跨国公司都甘拜下风！剥削收入？劳动收入？没人说得清。

管理是学问，而且是极高深的学问。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在于他们不同程度地把握了这门学问，并且积极地运用和发展了这门学问，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杰出的劳动者！不光付出艰巨的体力劳动，更多的是艰难的脑力劳动。同时他们还要承担风险，倾家荡产甚至付出生命的风险。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毫无疑问要比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人巨大得多。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谎言罢了。没人会相信，伦敦街头卑贱的乞丐会比高贵的牛顿爵士、丘吉尔爵士更聪明！ 

穷人通过自己成功的努力，可以摆脱贫贱，成为杰出的人。但“穷”本身决不是光荣，更不会是杰出。其实，无论哪个朝代，穷人只不过是穷人而已。即使在革命的队伍里，也只是那些有能耐的一些人能往上爬，绝大多数只配充当“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如果只有穷人才是最先进的，那么人类就只能倒退，直至回到荒蛮时代去！"富"本身也不是杰出，关键是看如何富起来的，对人类社会有何贡献。例如大毒枭、走私犯、黑社会头子等，富可敌国，但不过是些人渣罢了。因此，以穷或富来判定一个人，断定他的政治先进与落后，实在是很荒唐的。
 
于是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点心得：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基础推衍出来的理论，其实是主张穷人用暴力的手段去掠夺富人，使自己富起来，使富人穷下去。它必须粉碎原来的那个秩序，在那里，只有少数穷人可以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变成富人。在那里，富人只有自己犯错误才会破产变成穷人。

只不过说到底，所有对穷人的恭维，其实是对社会的欺骗。即使是在经典著作里，领导阶级的领导权也是必须经由一个他们的政党、后来更进一步变为经由一个他们的领袖来实现。穷人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主人。只是有了一个阶级的理论，并有了据此而实施的暴烈行动，打翻了原来的富人。这个原来作威作福的群体，成了专政制度下的奴隶。穷人虽然依旧是穷人，有了非奴隶的平民身份，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心态也就平和多了。 

如果人人都很穷，那就更不会有什么怨言，每个人面前都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努力爬到更有权力的位置上去；另一个就是不慎被别人打击，失去原有的权力，甚至沦落到被专政的奴隶地位。当每一个人都无须为摆脱贫穷而拼搏，因为那是徒劳的。但他却必须努力争取前一个选择，避免后一个遭遇。悲剧只能是全社会来承担。

无可否认的是，非法致富的情况是不会一下子就消失。这只能以法律手段来制约，逐渐地消灭这种情况。企图用政治权力来统治经济，从而消灭非法致富只能是白日梦。这已经被中外历史证明了。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形象地解“政治经济学”这个词：“用政治权力去获得经济利益的学问。”如此推理下去，我们不难了解“腐败”是如何产生的。更不难了解何以如此“重拳出击”却依然层出不穷。机会在那里摆着，诱惑实难抵御。

社会主义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均贫富”，而是在于社会化。它的终极目标只能是“消灭穷人”，使所有的人都能生存、享受；而不是“消灭富人”，让所有的人都吃大锅饭。能做到生存、享受有保障的人越多，得到发展机遇的人也就越多，社会也就进步越快。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如果没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就没有眼红的机会，发展的动力也就会大打折扣。

话题可能扯远了。穷人与富人是人类社会古已有之的客观存在，而且直到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存在。既然如此，它就会是一个久远的话题，甚至可能同爱与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