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狗，有特别的喜好。常寻思道，假如人真的能把凶残的狼调教成顺从的狗，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我的第一只狗，比我还要年长。姥爷还在黔南大山区的一个小镇里便养了一只小狗。及至我出世，它已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了。后来姥爷一家都回山东，这只狗便跟着我们，再后来我们家搬进一座小城市，据父母说，正是因为我的坚持，它也进了城。只是我确实没印象了。

到我记事时它成了我和同学们的亲密伙伴。

我们住宅区旁边有一座高山，山脚离我家不到百米。山坡北边，是连绵不尽的荒野，长满了茅草，还有些水塘夹杂其中。我们常带它到山坡上，有时也在荒草地里玩耍。到那里它就会非常活跃，追逐小动物，特别是野兔。在很深的茅草中，它跳跃前进的姿态格外好看。当我们读过“林海雪原”之后，就感到它的名字太土气，于是改名为“赛虎”。但它似乎并不买账，叫“赛虎”时，它不理会；叫“大黄”时，它就会立即摇着尾巴跑过来。

到我们上五、六年级，国家面临大跃进之后的萧条，我们全都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荒野和山坡更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了，在那里可以采摘好几种浆果，还能挖掘些根茎，都能充饥的。在水塘里总能捕捞些小鱼小虾，还能抓住小青蛙，用枯枝败草烧熟就成美味佳肴。没油没盐照样可以补充我们正在成长的身体。

有一天“大黄”叨来一只小动物，这使我们欢呼起来，我们以为有野兔吃了。它放下来才发现是一只大老鼠！我们非常失望，虽然很饿，也没法吃那只恶心的老鼠。我们把它扔了。没想到“大黄”又跑去把它叨了回来，放下后就对着我们摇尾巴，一副邀功请赏的样子。于是我们决定把老鼠烧熟了，奖励“大黄”。于是到水塘边，剥了老鼠皮，去掉内脏和头蹄并洗干净。找来枯枝后点火烧烤。那时我们随身都带着小刀、火柴的。

越烤就越诱人，等烤熟的时候，我们都垂涎欲滴了。“大黄”也在一边燥动，喉咙里发出呜呜声。顾不得它是什么，我们撕下一点就往嘴里送。未几，就只能奖赏“大黄”一点骨头了。老鼠其实真美味，怨不着广东人说：“一鼠当三鸡”的。此后我们开始想念老鼠，经常带着“大黄”到荒野里寻找老鼠。我们为自己找了借口，认为这是野鼠，心里于是平衡许多。

后来就发现了好办法：“大黄”很轻易就能找到鼠洞，而且知道里边是有老鼠的。我们在洞口烧些枯草，再把烟扇进洞里。“大黄”还能找到另一个洞口，等野鼠从那边洞口逃跑出来，它就会冲上去，逮住那只野鼠。就这样，野鼠补充了我们成长所缺乏的营养。

很快发现“大黄”已进入老年，不但没有了原先的活泼，而且日渐消瘦了。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就发现它有点异常，不但对我表现出特别的亲热，还到每一个邻居面前无力地摇摇尾巴，嗅一下他们的脚。再后来就往山边走，用步履艰难来形容毫不过分。我注意并跟着它，担心它会在摇摇晃晃中摔倒。当它发现我跟着，便停下来不走了，眼里流露出哀求，仿佛是说：你别跟着我，让我自由一次。

我于是走开，从另一栋房子后边绕过去，继续不远不近地跟着。它也不时回头看一眼，确信我没有跟着才往前走。后来居然不再摇晃，还开始小跑。就这样到了山边，往山坡上走去。那里是茂密的矮竹林和灌木丛，还有国民党时代修筑的废碉堡。它不见了。我大声地喊，总希望它会像过去一样，摇着尾巴跑出来。但没有。我于是马上跑回去叫人。小伙伴们听说大黄不见了，全都着急起来。我们在山坡上找着喊着，直到天黑也没有大黄的踪影。

第二天上学前，大家不约而同又到山坡上找了一阵。中午放学后全然不顾饥肠辘辘，又去寻找。正找着的时候，一位路过的老人知道我们在寻找一只老狗，就告诉我们：不要找了，狗要老死的时候，会找一个僻静的角落死去。它不想给主人添麻烦。

听到这些话，我们全都伤心了好久。

到六十年代读初中时，读过一个报道：说的是二战结束后，日本非常困难。东京大学一位孤身盲眼教授，每天从郊区乡间的家里坐火车进城，由他的狗在车站接他。然后再领着他穿过车水马龙的街市，到学校上班。下班后又把他领到火车站。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有一天，这只狗接不到主人了，却坚持守候。几天之后它终于感觉到什么，就沿着铁路跑到乡下。原来教授已经病故，乡邻们将他已经埋葬了。这只狗便寻到教授的坟头，哀号着守在那里。乡邻们十分感动，便省下些吃的喂它。但它却不吃不喝，终于饿死在教授的坟头。乡邻们将它葬在教授的坟边，后来更立下一座碑来纪念这只狗，碑上铭刻着“义犬碑”三个字。也许是我曾经有过失去大黄的感受，这个报道对于我确实可以用刻骨铭心来形容。快四十年过去，早已忘记了太多的人和事，却清楚地记得那张照片上碑的模样以及那个繁体的“义”字。

我养过的第二只狗，是在文革时期。

武斗期间我们占领了学校，在校门口钉上一块大木板，上书“解放区”三个大字。广州军区派来的军管会跟我们是对头。它派出两名军官要进我们学校搞“军训”，我们的广播里便不停地反复宣读“最高指示”：“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的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

有一天一位同学不知从哪儿弄回来一只小狗崽，毛茸茸的很可爱。它也是黄色的，使我想起大黄。商量起名字的时候，不知谁拿着一张报纸，上面登载着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的消息。有人提议干脆就叫“黄永胜”算了，一阵欢笑过后我们便有了这只“黄永胜”。

别看它是条土狗，智商之高出人意料。在大家的调教下，它能做许多事情。

我们把拉线开关接长，再吊上一个螺母。夜里上厕所，喊一声：“黄永胜，开灯！”它就会拉亮电灯；回来上床之后，再叫一声：“黄永胜，关灯！”它马上会再拉一次。它还能准确无误地区分锤子、起子、钳子、扳手，修汽车时躺在车底下喊一声，它就会帮着衔过来。这只狗为我们带来许多乐趣，它还真的“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咬死了许多耗子之后，老鼠们便无影无踪了。这时已经没有那么饥饿，何况也不是野鼠，就没人想吃它。

到1968年7月，在人民大会堂的接见中，对立派有人揭发我：“他养了一条狗，给狗起名字叫‘黄永胜’！”台上那位上将大人脸都绿了。没过几天，我就被关进了“炮局胡同”，尽管不只是这一个原因。又过了不久，军宣队开进了我们学校。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消灭那个“假、冒、伪、劣”的“黄永胜”。后来同学们告诉我，大家千方百计想把这只极聪明的狗转移走。这只狗似乎也明白它的处境，非常配合转移行动。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对付一条“丧家犬”是绝对游刃有余的。它终于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们用AK47处决了，据说阶级仇恨发泄得非常强烈，密集的开花子弹把它化成了一堆肉泥。

它的唯一罪过便是有一个我们给它起的名字！

1970年3月，我回到河南老家插队。这天，村里老蒋家大儿子弄回来一只小狗崽，这是一只黑色的“四眼狗”。几个年轻人围观，都说它太小了，很难养活。我便把它要了下来。接着又是要取个名字，民兵排长说：“就叫它‘狗日的’算逑！”大伙一阵哄笑，这只“四眼狗”就这样被命名了。

当天晚上，天还很冷，小狗又冻又饿，不停地哀鸣。我只能用稀粥里留下来的米汤喂它，然后在灶洞里铺上一层稻草，下面是烧锅余下的草灰，它不叫了。我很为自己的创意而自豪，自己也上床睡下。迷糊间忽然听见小狗在惨叫，睁开眼睛一看，灶洞里的稻草竟然烧起来了！我跳下床冲到灶门口，奋不顾身地从火里把小狗抢救出来。它的尾巴尖已经烧秃了，尽管它活了下来，但后来那尾巴尖始终是秃的。

这年十月，我被抓走了。四年后又被押送回到村里，小“狗日的”被老蒋家收养着，已经是一只成年狗了。老蒋家让我领它走，但它呲牙咧嘴不愿跟我走。我也就作罢了。本来，我只喂养他几个月，然后连招呼也没一个就走了，人家却已经喂养它四年！况且这家人穷得很，连人都没吃过几餐饱饭，却还能收留它。后来它也许恢复了记忆，渐渐地对我有了些友善。老蒋家有七个儿子，日子过得相当艰难。“狗日的”饿极了就会跑到村外我的住处，我会把能吃的都给它。有时我会对它说：“别走了，我给你吃饱。”天知道它听懂没有，但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耷拉着尾巴离去，依然回到老蒋家里。我于是对“狗不嫌家贫，儿不嫌娘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四年。1978年年底，我父亲办了病退让我顶职。办手续那几天，下了那年头一场雪，虽然不大，也把大地染成了一片白色。临走那天夜里请几个要好些的朋友喝了一餐，也算是向他们告别。“狗日的”跑来，我让它过了一个大年。也许那就是它一生中吃得最好的一餐。我说：“吃吧，以后再也没人给你开小灶了。”不知它懂也不懂，对我摇头摆尾几下就又回老蒋家去了。我笑道：“怨不着人家骂‘外甥狗，吃饱就走。’真还挺对的。”狗也是生命，看来不止“民以食为天”，狗也是“以食为天”的。

次日一早，我到大队部向大队干部们辞行，他们派了两个壮劳力帮我担行李到公社搭班车，几个干部和其他原来玩得来的年轻人都来送行。我们寒暄着走出塘坝，就在我们告别分手之际，我看见“狗日的”不远不近地坐在大队部外路边的麦田里，正望着我们。难道它也是来给我送行的？还是只想找点吃的？我朝它走去，它却站起来离开了。

走出一段路，忽然有些依依之情涌上来。在这里呆了这么些年，多少有几分眷恋，何况是我的故乡。乡亲们那么善良。如果我不是生活在这种善待之中，即使没死，被折磨了几年的身心也一定恢复不了。忽然想起《诗经》里的一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果改成：“昔我来思，杨柳依依；今我往矣，瑞雪霏霏。”就合适于我了。回过头去看一眼我的村子，只见白皑皑的田野上，村子显得格外破败。我就要离开我的故乡，也许很难再回来。乡亲们还要在这里生活，世世代代，守护着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

忽然看见那只黑狗还坐在那里，在白雪的衬托下十分醒目。它一直在目送我离去。也再见了，小狗。你依旧要忍饥挨饿地活下去，不会有谁关照你了。

其实，在所有动物中，狗是最通人性的。只是人们对狗并没有多少赞誉之辞，反倒是贬损有加。例如“狼心狗肺”、“鸡鸣狗盗”、“狗改不了吃屎”、“狗腿子”、“狗眼”等等。最精辟的莫过于广西桂柳话里，只用一个“狗”字便包括了奸佞小人的一切禀性。就连大文豪鲁迅，也是大声疾呼要“痛打落水狗”的。

张狂而不可一世的江青，在法庭上声称：“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这倒是一句大实话。只不过她落水了，于是她原来极力主张的“痛打落水狗”也就轮到自己头上。唯一的区别在于：人们把这只“狗”与她的主人严格区分开来，这样也就不必顾忌“打狗看主人”了。当她的亲爱的主人躺在现代金字塔里接受着愚昧的膜拜之时，她也就成了“丧家犬”。只得把脖子伸进自己亲手编织的绞索里。

狗忠实于它的主人恰是它的生存之道。如果没有这一点，狗便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鲁迅是主张狗儿们都返璞归真的，故此为狼变成狗而惋惜，只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是他老人家不会料到，当狼已经沦为“保护动物”而岌岌可危之时，它的狗兄弟正欣欣向荣得可以。我根本不相信“狼变狗”的说道，斯大林的“狗腿子”亚戈达在主人授意下毒死高尔基之后，翻看他的日记时说：“狼就是狼，喂得再好也总想往森林里跑。”

狼就是狼，狗就是狗，它们无论多么相似，在DNA里一定有某种区别的。

还是说点轻松而且不会“政治敏感”的话题吧。

89年我又养了一只狗，因为城市有规定不得养大狗，所以我养了一只“狐狸犬”，它母亲的主人已经给它取名“沙沙”。它虽然聪明，但远不及那只“黄永胜”。但却另有可爱之处，给全家人带来了许多乐趣。最令我们全家欣慰的，是在它一岁大时，狗市忽然暴涨。有人为它出价过万元，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有一天傍晚，我母亲和上小学的儿子带它去附近体育馆的草地玩耍，两个年轻人把沙沙抢走了。等他们回家告诉我，那两个骑车的小子早已没了踪影。我们全家四处寻找，直到天黑也没有一点消息。我们失去沙沙了，儿子特别伤心。就在全家都绝望的时候，它竟然自己回到八楼我的家门口。惊恐之态显而易见，就连我叫着它的名字靠近，它都拖着尾巴往楼顶逃跑。直到无路可逃时才转身过来，呲牙咧嘴地准备抵抗。终于认出我来，咆哮变成呜咽。我抱起它来它还在发抖。显然是经过一番搏斗才逃回家的，原来像朵花似的尾巴，毛已经残缺不齐了。从此以后它对陌生的年轻人格外警惕，绝不让靠近，更别想碰它。

当它生下五只小狗时，我是唯一能靠近小狗的人。有一天我忽发奇想，试试看它会不会数数。于是我拿走一只小狗，它毫无反应。一直拿到四个，它似乎有一点感到不对，但很快就安静了，心安理得地舔身下那一只小狗。等我把小狗全都拿走，它便鬼哭狼嚎地呼唤，夹着尾巴四处寻找。只要把一只小狗放回去，它又心安理得了。笨蛋狗！

现在它12岁了，又成了一只老狗。前不久，它忽然瞎了，我仔细一看，原来是白内障。原本清彻透亮的大眼睛成了白色的瞳仁。看见它凭着嗅觉和记忆辨认环境的样子，忍俊不禁之余不由得多了些伤感：狗会老，人也会老。上帝的仁慈总是有限的。

难免的伤感还在于，大黄可以找到它的归宿之地。沙沙怎么办？在这喧嚣的石屎森林的闹市中，它能怎么办？我们又能怎么办？（2002.2.7发华知休闲茶吧。13日修改）

断断续续，基本写完了这个东西。没想到，今天中午一点半，正在办公室休息，妻子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地告诉我：“沙沙”死了。它眼睛瞎了以后情况一直不妙，食欲不振，日渐消瘦。最近已经五六天不进食，大量喝水。打了两次针也未见好转。再过几天，它就满13岁了。我马上开车回家，跑上楼顶，妻子正在收拾它的东西。

我摸着它的尸体，还是温暖的。妻子说，它钻到杂物的一个角落里，当她找到它时，把它抱了出来，只见它浑身一抖，渐渐地就伸直了腿。我看着它，也许没有实现天性注定的死亡方式，它还睁着茫然的眼睛。我替它把眼睛合上。小东西陪伴了我们十三年，给全家都带来许多乐趣，一下子没有了，伤感是必然的。这不只是一只小狗，它也是一条生命，和我们相依多年的生命。

在楼顶花园的葡萄根旁，我挖了一个坑，把它埋葬了。妻子仍在抽泣，我的心也很沉重。葡萄藤的枯枝上，已经绽放了许多新芽。我点燃一支香，插在土堆上。淡蓝色的轻烟，顺着葡萄藤袅袅升起。一个小生命终结了，另一个生命正努力显示它的活力。天阴沉沉的，不时飘下冷冷的雨雾，楼顶花园里的花草，却在这冷雨中展现出无限生机。

我想，大约正是这死亡，才孕育了生命最美丽的篇章。如果没有死亡，那么，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