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看薄家倒掉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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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看薄家倒掉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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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看薄家倒掉 清明之次日，从酒店打车前往机场。司机是一位年届五十的壮实汉子，收音机里播放着单田芳的说书，像是说明朝宫廷恶斗那些杂碎事。问司机道：“你喜欢听这种故事吗？”他笑了：“哪还能听啥？”接着反问我：“老哥哥您说这会儿那些事儿跟古时候朝廷里那些事儿是不是有点儿像？啊？”我笑了，早就有说道称北京的的哥能侃，看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含蓄地附和道：“要不以前怎么会有‘借古讽今’这一说呢？”他也笑了。然后叹道：“这个国家没治了，我算是看透了。”接下去便开始宣泄，大抵离不开“仇官、仇富”那些说道。可算精彩的是：“毛主席那会儿，当官出反党的不算新闻；现在是出贪官不算新闻，都抓起来也没几个冤枉的。”更少不了王立军、薄熙来的故事，无所谓是非曲直，就跟单田芳说明朝故事一样。 看来，民间乐在“闲话说玄宗”，官府则显得有些讳莫如深，涉及重庆的帖子大抵发不上网，墙外的热闹与墙内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3月26日《环球时报》发《坚守社会对谣言的抵御防线》，《人民日报》跟进发短评《编造传播谣言须依法惩处》，新一轮钳口阵势迅疾铺开。其实暂时不去讨论“防民之口”恰是谣言的温床，几十年来的经验也告诉民众，常有“谣言”为真、“辟谣”为假事情发生。看来在重庆故事里民众只需等温总理兑现“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也就可以了。颇显吊诡的是，似乎被免去几个兼职的薄熙来同志首先享受了刚通过的“第七十三条”刑法修正案待遇了。 闻知薄少遭黜是有一些快意，此君与许多高官一样其实并无多大能耐，命里注定他们这群人会接班掌权，薄少与众不同处在不甘寂寞。这在中国的官场里不是什么好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才是铁律，恰如薄少需要“唱红打黑”维护自己的权威一样，几千年来官僚队伍也需要崇奉道统惩治异类以维护统治的。烂苹果需要剜去疮疤以图不朽，直至无可剜之处就改朝换代供上另一只烂苹果。历朝历代，千万不要标新立异实乃为官之要诀，出头的椽子大抵逃不脱“先烂”之命运的。时髦之说谓之“吐故纳新”，守旧之说谓之“舍车马保将帅”。 人类的兽性年华是在“战争解决问题”的理念驱动下度过的，能征善战乃至于胜者为王是权威建立的正道。与之相反，人性崇尚协商解决问题，所谓宪政民主之实质则是构建人性社会，它的权威只能由选票予以承认。邓公曾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此说道出的是“西方那一套”之合理性，因为它更贴近人性远离兽性，而所谓“五个不搞”之类喧嚣，正是坚持兽性对抗人性的表述。 权威不能长治久安则是人类历史的症结所在，无论东南西北各方，改朝换代都是周而复始而且血腥、残忍的，汉语的表述谓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人类文明进程借用顾准的评述是创造了两大奇迹：其一是源于古希腊的思想奇迹，其二是源于英伦三岛的制度奇迹。若模仿基督徒的语境说话，上帝不使人类灭亡正是使他们认同这两大奇迹，人类社会逐渐步入并不断完善这条宪政民主大道，如今已成为世界主流。有一个段子说：“妻子打电话给丈夫：‘亲爱的，交通台广播说你走的那条路有一辆车在逆行，你得注意点。’丈夫答道：‘交通台胡扯！我看见这路上所有的车都在逆行！’”当世界已择善而行之时，坐在“中国模式”的车里看出去，确实所有的车都在逆行。中国的事，文雅些说是改革遇到瓶颈；粗鲁些说是老一套已经玩不下去了，继续“以不变应万变”，出大事并非遥遥无期。 其实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在《国富论》里写道：“中国看来早已停滞不前，也许在许久以前它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许可的程度。但是如果将其法律和制度加以改变，其土壤、气候和位置的性质所许可的限度可能要比该国已达到的限度更大得多。”看来“国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与财富的关系是确定的，否则不能解释改革开放的成就。但若足以保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一步改革“国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就变得多余。所以我们有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却排位人均GDP的百位以后；最大的贫富差距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毛朝才真正实现；薄少之“蛋糕论”尽显主持分蛋糕者的狂妄。 重庆的故事是一种必然，虽然它必须某些不可或缺的要素才能演绎。包裹着马克思大旗的秦始皇式专制体制，恰如贺卫方教授告诫王立军所言，“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中外专制体制皆不乏“宫廷内斗”的热闹，当“资产阶级权力”把“宫廷内斗”演绎成公开和平的竞争之时，共产主义权力却将其愈演愈烈。无论哪家崇尚“暴力革命”的党都有一本血腥内斗史，如此“先进性”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列宁有话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面的胜利迫使它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内斗便名正言顺；毛朝则把“窝里斗”美化成“路线斗争”，总之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共产党内演绎得淋漓尽致，撇开外国的和夺权时代那些血腥，坐稳了江山依然需要惶恐不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孟德斯鸠说“专制的原则是恐怖”，要维护这个体制官场内斗就免不了。除了那些认命的倒霉蛋，输家“用脚投票”者也是特色之一。毛朝有林彪、邓朝有许家屯，邓后威权不济，仍出了个王立军，与薄少推行毛式威权直接相关，只是此威权之上还有中央威权，惹火烧身是合乎逻辑的结果，王氏“打美国牌”还是有效果的。薄少浅薄的思维方式注定他搞不出任何“新意思”，所有举措无非毛氏那一套“人治”功夫，能赚取的也无非俗不可耐的“清官情结”，那些廉价的喝彩不可能维持多久。这不，张书记一驾到，重庆的大小官员包括黄奇帆都信誓旦旦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了，薄少顿成异类。温家宝影射其重操文革套路显然事出有因，然而危言耸听谓之文革有可能重演则属“过奖”，薄少没那能耐。（2012.4.8） 商旅倥偬，几乎是马不停蹄又奔柬埔寨来了，13号是这里的新年，要放假好些天，有些事需要在他们放大假之前办完。谁知刚从山里出来，就瞧见电视里播新闻，说薄熙来的所有职务都被免掉了，其妻薄谷开来及仆从涉嫌谋杀海伍德，移送司法机关处置。一切都曾在网络爆料之中，曾经的“谣言”如今被官方证实，网上此类消息被删除的多了去，似乎以后鉴定是否“谣言”的唯一标准是官家的态度，他们不认的就是“谣言”，不在于消息本身是否属实。 薄的倒掉纯因“犯上”，拉红旗做虎皮包裹自己，既没吓住也没哄住权贵势力却成“害群之马”，于是彻底垮台也就不奇怪。应该说，拿住一贯标榜清官、彰显“为民请命”的薄家命案说事，算是击中要害了。甭管王立军曾经助薄为虐作恶多少，这回的“惊天一走”可算捅破了厚壁，薄成了“红二代”落网之第一人。至于网络上那些穿着“重庆市民”马甲的同情之声，再多也没用，即使两千多万重庆人都拥戴，薄书记无论该不该倒都得倒，屁民就是屁民，不晓得争取自己的自由与权利，鲁迅那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还在有效期内的。所以，薄家彻底玩完并非权力的胜利，恰恰相反，这类事件充分证明的是现行体制不合理，至少不属于现代文明之权力模式，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描述，更像是屁股上打着旧时代纹章的“封建的社会主义”。 如果说邓时代还念叨过“党政分开”之类词语的话，邓后时代进行的已经是“党委执政”，书记直接行政之外尚且兼主人大，不折不扣的“负政改”。从理论上说，“党政分开”至少还有党委监督行政的可能性，“党委执政”使人大、纪委皆成其下属，无监督状态就连毛时代也望尘莫及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书记的天下，无论想做事的还是想施展抱负乃至只想出人头地，都只能削尖脑袋往书记位置上爬，只有爬到那里才可以威风八面。否则，即使做到省长市长，如黄奇帆，也只能形同衙役替书记抬轿子吹喇叭。更不必说以下各级官员，连一点自尊都得打磨干净，能指望反腐有半点长进？对比去年与今年两会上曹建明检察长的工作报告，不说别的，构成犯罪的去年是“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今年是“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同比增长率一目了然。 黑格尔早就说过：“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辛亥以后没有名义上的皇帝了，毛实现了孙中山“以党立国”理想，大家在党面前都是平等的也即卑微的，毛时靠“无产阶级专政”大棒实行恐怖统治，即便国家主席、副统帅都“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维系了一个赤贫的“公有制”庄园。腐败虽然普遍但规模却十分有限，“走后门”是其最大亮点，故给人以似乎清廉的假象。 邓公认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调动全民投身经济发展，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又难舍集权情结，将毛氏“六条标准”化作“四项基本原则”，结果是有效地促使腐败规模迅速上升。当民间愤起反腐败之时，邓公先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击之，而对权力加以整合，使之更加高高在上且更有效率。结果必然是腐败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层次上皆有增无减，激起民众更大愤懑，邓公又不惜调动军队镇压之。那次“风波”摧毁了民间抗议腐败的热情与权利，却提振了官僚阶级恣意妄为的胆识。之后先以FLG为不赦之敌，再以“维稳”扑灭维权之抗争，不争的进展是中国的腐败与时俱进地泛滥成灾，薄家所为堪称“历史新高”，难道不值得反思么？到现在，民间已属于“哀莫大于心死”之境地，即使无权官员和普通党员、公务员都怨声载道，温家宝说“死路一条”绝非空穴来风的。 从另一个视角看，此番重庆故事之演绎，尤其是薄家之垮掉，并非“依法治国”所为，却依旧雷同于文革模式。人民似乎只有表态拥护党中央英明决策之欢呼，看不到辩护意见之表述，“两报一刊”似的中央传媒腔调，与刘邓陶、林彪、四人帮垮台时雷同。薄氏“打黑”多少还有一些“依法”模样，如今“打薄”却连这点模样也顾不上了，令人不能不担心。若从政治视角看去，舍去其行为模式的表象，薄氏所为实质上是一种地方权力向中央权力争取地盘，他的垮掉意味着一统权力的胜利，既是中国传统之宿命，也是历史继续徘徊之信号，一切皆须待一统权力将如何作为明确后才能判断，是不能算作法治福音的。 尤其糟糕的是，温总喋喋不休唱“政治体制改革”高调，改什么？怎样改？皆属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反倒是胡总书记的“维稳”扎扎实实毫不含糊，就连薄少“唱红打黑”也是在“维稳”大旗下进行的。不要以为薄少之彻底垮台真的是贪腐滥权之类事，其实薄家那些事早在大连时期就沸沸扬扬了，著名的“反薄斗士”姜维平更是吵翻了天，并未妨碍薄少一路升迁。需要认真反思的是：薄家何以能一路春风得意马蹄疾走到如今这地步？“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可能发生吗？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卢森堡女士曾经这样评述列宁的新生政权：“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卢森堡氏早在一党专制始建之初便已预见到它的必然趋势，略去习以为常的“资产阶级”恶名不去探讨，卢氏纯属理想主义的指控漏项之一是，列宁有备而为：他早已认为无产阶级不过是可资利用的群氓，共产主义理论必须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要由“职业革命家”掌控这个党，它必须纪律森严服从领袖的意志；内部也有敌人而且更危险；专政暴力必要时也得对落后群众有所显示。漏项之二无可预见：“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还有世袭之必要，苏东之易帜，没把“红二代”“官二代”安插在权柄上是要害之一，而北朝鲜之嫡亲继位则是成功的秘诀。总而言之这种权力不是人民可以左右的，因而不能算人民的权力，而只是中世纪专制权力的现代版。 恐怕所谓“右派”的欢呼太过乐观了，删除毛左的几个网站不是什么好事，除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也遭陪绑之外，权力似乎有恃无恐地为打压舆论自由而洋洋自得。毛左尽管思维僵化视野狭窄，但对于腐败现状的抨击至少还是正义的，他们的缺失在于没有或者不愿意正视：现在的腐败正是从毛式集权发展过来的，稍加修补的毛式政治体制决定了“越反越腐”无可避免。当初，当民情甚至高层已在全面改革开放问题上取得共识之际，邓公站在少数守旧势力一边，滥施暴力力挽狂澜，把改革开放限制于局部经济领域，用“四项基本原则”保住了毛式权力之主体，形成了畸形的“中国模式”，腐败是这个模式的最显著特色。与其说邓公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如说他是现代腐败体制的总设计师，历史摆在那儿。 邓公选定的接班人乐于担当“裱糊匠”角色，确有变革魄力者如胡耀邦、赵紫阳之类，根本不能见容于这个庞大的专制体制，更别指望施展抱负，此乃真正的中国特色。爱因斯坦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明晰而精辟地论述道：“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我倒是很愿意发现老爱头说错了，因为人类文明大潮是无可抗拒的，尤其是当“全球化”对于即使今日中国也不可或缺的形势下，我们仍有理由希望驾车人明白逆行是没前途的。 薄家势力的垮掉，无疑是对那些指望复辟毛朝势力的沉重打击，但不等于中国从此走上康庄大道，我们仍处在十字路口的徘徊中，往左、往右还是前行？与其指望“皇上圣明”，不如相信自己的愚钝，力争把小命运捏在自己手里，比什么都靠得住。实现“一人一票”是最基本的权利保障，甭管那些权势者唱什么高调，只要在“一人一票”问题上说三道四不肯买账者，一定不能指望。 （2012-4-14，毕于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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