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妙的诡辩 作者:Wenjunq


老转转来了“数学”的帖子,这是一个诡辩的范例。

首先从题目上《看一个政权是否民主应当以道德为标准》就歪到一边去了。政权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道德是一个论理学的概念;两者虽然有关联,但决不是可以互为标准的。举个例子:1945年英国大选,领导英国人民同世界法西斯势力孤军作战,最后取得胜利的邱吉尔,落选了。这是极不道德的,即使论功行赏,也该由邱吉尔主持胜利的庆典。可就在波茨坦会议决定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关头,英国选民抛弃了功勋卓著的邱吉尔,选择了平庸的艾德礼。

这是道德观念的最惨痛的失败,却是民主政治最典型的成功。何也?有民主传统的英国选民很成熟,他们感到邱吉尔在战争非常时期已经具有了不民主的苗头,很可能居功自骄伤及民主制度。如果以道德为标准,邱吉尔理所当然应该连任。事实上,当时全世界没有人相信这次选举结果,包括邱吉尔本人。历史证明,英国选民是明智的。这次打击给邱吉尔反思的机会,1951年他又一次当选首相。英国的民主制度顺利地发展了。

制度的制约是人类文明的选择,如果没有制度的制约,任何道德都将沦丧。奴隶社会的道德是靠了残酷的奴隶制度维持的,当这个制度完结了,奴隶道德也就进化了。同样,没有封建制度的维持,封建道德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塔利班靠着他们的制度,强行实施那一套道德;当塔利班垮台,喀布尔的人民欢天喜地又过上了人的生活。并非人民自觉地遵守那一套道德,而是制度强迫人民遵守。难道女性要读书、要工作的道德能够不理会那个制度吗?即使是作者所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有着严明的制度约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制度。尽管如此,劣行依旧不断发生,只是不宣传不报道而已。延安时期就枪毙了那个红军功臣,谁能说他心里没有“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呢?只不过他心仪的女青年不肯嫁给他就是了。

苏联的卫国战争,前苏联的学者们就有论述,认为那是俄罗斯民族胜利而不是斯大林政权的胜利。恰恰相反,正是斯大林政权,导致了前期惨痛的失败。必须肯定的是,正因为斯大林的暴政,杀害了苏军中绝大多数优秀将领,才导致希特勒敢于进攻苏联的。而作者所贬损的英国,却连一寸土地也没让希特勒染指!而欧洲的失败,却离不开斯大林,他一直在同希特勒瓜分欧洲,直到德苏开战之前,斯大林还在申请加入法西斯同盟!如果不是希特勒认为斯大林太贪婪,要价太高,人类反法西斯战争将面对苏、德、意、日四国同盟!把斯大林的政权认定为“民主政权”,如果不是愚蠢透顶,那就是良心已经被狗吃了。如此观念尚在侈谈什么民主与道德,跟歪嘴和尚念歪经没什么两样。

作者的历史知识之贫乏也令人瞠目。“罗伯斯庇尔将许多人送上了断头台,杀人如麻,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杀人多十倍不止”,文化大革命杀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公布数字,但至少认定已经有两百万以上。只算两百万,十倍就是两千万,当时的法国人全都杀光还不够两千万!事实上,据当时统计,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1.7万人;加上未经审判处死的共约3.5---4万人。其中贵族、教士约占15%,人民大众却占85%。恩格斯评论道:“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这四万人被杀难道能跟文化大革命杀人的一个零头相比吗?古往今来,论杀人最多没人可以跟毛泽东比。再者,作者认为:“可以说没有法国大革命就没有近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就没有美国宪法。”作者显然犯了两个错误,1.罗伯斯庇尔并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缔造者,而是终结者;2.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美国宪法在前,法国大革命在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以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为标志。然后拉法耶特起草了《人权宣言》,7月26日在制宪会议通过。那时,罗伯斯庇尔不过只是其中一个拥护者而已。后来被他杀掉的亲密战友丹东,还有马拉,对于这次革命爆发的贡献更大些。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制度起源于英国,1640年至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马克思称为“欧洲范围的革命”,它意味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成形于美国,世界上第一部宪法就是《美国宪法》。而《美国宪法》是在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而拉法耶特正是投身美国独立战争,并担任华盛顿的少将副官,而且正是学习了《美国宪法》之后,才仿照美国的方式写出《人权宣言》来的。即使是法国启蒙运动,也是从英国得到启发的。法国大革命的贡献在于欧洲大陆,这是在欧洲大陆的第一场革命。罗伯斯庇尔于1791年正式成为雅各宾派的首领,1793年5月26日他号召起义,创立了血腥的雅各宾专政。正式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国民公会会议决定逮捕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垮台,次日,罗伯斯庇尔被处死。法国大革命结束。

罗伯斯庇尔是当之无愧的法国大革命的终结者,他掌权之后就认定革命已经胜利,如果再继续就是背叛。他的暴政被作者认为是“人民政权”,可惜罗伯斯庇尔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在革命尚未成功,他还没有掌权的时候,他确实把人民恭维成上帝。在大权在握时他把人民称为愚氓,只有小商人、小业主才是他的上帝。被他的恐怖政权处死的人当中,85%是人民大众就是铁的证据。他正是被民主制度通过的决议打倒的,并非什么道德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民主制度,他就会像斯大林一样,继续统治法国,直到老死。确实,列宁说就是要做雅各宾派。斯大林正是总结了罗伯斯庇尔的教训,彻底摧毁民主制度,才得以执政到老,用斯大林的话说“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102页。)这其实正是《标准》一文的依据。(2001.11.27) 


巧妙的诡辩(之二)

匆忙跟了一帖,总觉得意犹未尽。或许是年岁不饶人,涉嫌老年痴呆了,难免丢三落四。于是再加上几个字。

否定民主制度,其实目标在于否定民主。政治体制可以采取形形色色的形式,但制度是不可或缺的。英国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发祥地,自己反倒是君主立宪,到现在也没有制定一部宪法,只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法律,甚至判例也当成法律运用。这不等于英国是靠着道德标准治国,在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法律、判例中,包含着一切民主制度的要素。

道德标准是弹性的,可以任由解释;制度标准是刚性的,不容任何扭曲。鱼目混珠地把政治体制形式差别,扭曲成制度的差别是徒劳的。《标准》一文说:“政权或者政府的组成部分的所有人员,从道德上认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认为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么这个政权或者政府就是民主的,即使它制度还不完善,甚至是一个专制的制度结构,这个政府也还是民主的”这简直就是热昏了的胡话!专制的制度结构就是专制,他就没有民主。民主与专制本身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作者的昏话能够成立,那么马克思所提倡的“巴黎公社原则”就是一句空话!因为那个原则恰恰是在确立一种民主制度。

人民从来不会把政权给任何专制的制度结构,所有的专制制度都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无论“抢得天下便是王”也罢,也无论“枪杆子里出政权”也罢。最简单的道理,既然你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建设一个民主的制度?既然民主制度是不必要的,既然道德的标准比制度的标准更重要,那么为什么“专制的制度结构”就一定必要?说到底,作者的目的很明确,贬低制度是假,贬低民主是真;在宣扬民主制度不重要的同时,命根子一样维护“专制的制度结构”。
假如真的按照作者所言,倘若人人都宣布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是否都可以进入政府或者政权?没有制度的情况下,谁来决定进入政权或者政府的人员?政权或者政府是否任何有道德的人自由进出的茶馆?显然行不通。再说,凭什么判定谁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呢?诡辩就是诡辩,这其实是既得利益者维护既得利益的诡辩。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那些独裁者毫无疑问地都要用各种办法,千方百计地诋毁民主制度,总是要表白自己是“从道德上认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可以用宗教的、阶级的、民族的乃至毫无道理的理由,欺骗人民放弃要求民主制度的权利。他们千方百计地让人民相信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救星”,才是为人民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长远利益”而彻底奋斗的救世主。而一切饥寒饱暖都只是“眼前利益”,是不足取的。一切苦难都只是“一个指头”,都是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所付出的微薄代价。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天下是老子的!
其实,邓小平曾经说过:毛泽东也认为,像斯大林那样严重践踏法制的事情,在欧美那种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发生。这说明,制度有多么重要!在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下,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制度。有人跳出来唱反调,正好说明,要真正地实现“依法治国”,还须全体人民坚持努力。


没有愚劣的人民,就没有愚劣的统治者

读了李慎之的帖子《风雨苍黄五十年》以及XYQ5199的帖子《没有愚劣的人民,只有愚劣的统治者》,颇有些感想。

聪明的统治者总是要给他的人民戴高帽子。于是我们便乐呵呵地陶醉“人民万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等等高调之中,等着被解放,等着“人民的勤务员”们端茶倒水了。是的,有“他为人民谋幸福”,你还忧什么呢?只剩下一件事是你该做的:感恩戴德地去歌颂“人民大救星”就是了。

于是“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不绝于耳,甚至至今还有众多的孝子贤孙在那里烧香磕头、乞求保佑。

许愿是挺动人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颤颤惊惊的“指出”话音未落,55万右派分子的帽子就飞来了。理由很充分:他们不是人民!原来人民是钦定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任何不听话的人,都不是人民。你是开心还是难受?开心就留在人民的队伍里,难受就到反革命那一边去了。也不要误会,指标是有的,并非随心所欲。反革命分子只有百分之五。百分之五是多少?“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的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55万只是三千万的百分之一点八!勿谓言之不预也,“三面红旗”飘过,三千万饿殍躺倒。人家说那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其实这已经过谦了,三千万比六亿,只不过半个指头而已! 

剩下的九个半指头,继续地三呼万岁,乖乖地“继续革命”。无怪乎人家可以胸有成竹地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这还没完,人家还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都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究竟是统治者愚劣?还是人民愚劣?在统治者眼里,全人类死掉一半也没关系,只要他能当上剩下这一半人的统治者就行!

无怪乎鲁迅要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正因为人民的愚劣,才成全了愚劣的统治者。塔利班如此倒行逆施,阿富汗人民依旧如此言听计从,甚至塔利班已经垮了,敢于摘下面纱的妇女依旧寥寥无几,还要面对众多的责难目光,究竟是谁愚劣?还有伊拉克,全体人民为了萨达姆而受难,尽管萨达姆及其左右依旧歌舞升平,他的人民却依然顶礼膜拜,是萨达姆愚劣还是他的人民愚劣?再就是北朝鲜,那里的人民在“金太阳”的照耀下“幸福”着,却以为“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本人到过沙特,亲眼看见在那个圣地,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个屁股高高厥起,虔诚地祈祷。我一方面为那种虔诚感动,另一方面却在想,这是为什么? 

恰恰相反的是,1945年英国大选,胜利了的英雄邱吉尔,却被他的人民抛弃了。人民宁可选择平庸的艾德礼。唯一的理由是,在战争状况下,邱吉尔已经养成了独断独行的习惯,这样会对民主造成伤害!让他下台,受些刺激,有时间反思。1951年,反思后的邱吉尔再度被人民选中。这里的人民并不愚劣,于是也没有愚昧的统治者。这里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他们选择统治者,却不需要“大救星”。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了他们的理想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遗憾的是,革命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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