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故事
作者：版纳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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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事
作者：版纳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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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事 （一） 作为一个上海本地人，荒草其实对上海的人文和历史并不很了解；当年从西双版纳农场返回上海老家后，一路为了生计而打拼，根本来不及细想过。后来有幸进了电视台工作，跟着记者和摄像到市民家里做采访，有时还会和志趣相投的同事做一些关于上海人文历史的讨论，渐渐地觉得一般的上海市民普遍奉行低调做人的原则，从不轻易显山露水，在他们波澜不惊的表像下，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着极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一本引人入胜的故事书。 他们务实，埋头苦干，厌恶夸夸其谈，却喜欢在暗里和朋友邻里相互较劲，似乎永远只会看重事业成功者；但是如果你不是圈内人士的话，就很难看出道道来。只有等你潜下心来，深入进去，你才会发现他们的内心是如此之汹涌澎湃。 近期在《共识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在历次运动中有着一个统计数据，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被牵连到的人，死亡总数远超二战期间被杀的犹太人。一直到了开始改革开放的1979年，才开始实施了“摘帽子”政策，到1984年基本结束时，整个上海大约摘掉了8万多顶帽子，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终于熄灭了。 先天不足的荒草虽然历经风险，心惊肉跳，却总算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没给活活呛死掉；最为惊险的是在西双版纳农场，还好仗着年轻力壮身手敏捷，幸运地没有重蹈犹太人的覆辙。 在社会底层的上海人生存很是不易，经常饱受冷眼，在寸土寸金的老式弄堂里，合用着厨房和水龙头，没有卫生间，只能用老式马桶，为一小块公用部位而争吵不休；“螺丝壳里做道场”的上海人，精于算计，如果到集贸市场买菜，他们会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厘都会算得很清楚。 荒草有一次跟着记者去市中心的一条里弄做采访，大白天，楼梯又窄又陡，还没有照明灯，我们用随身携带的电瓶灯照着，见到了采访对象。 这是一位五十岁模样的男子，黑黑的肤色，吃官司后放出来了，妻子和他离婚了，不大的住房也让儿子做了婚房，他在街道工厂的平顶上搭了一个简易棚子，有好心人帮忙，接出一根自来水管，又拉出一根电线。屋子里有一半的面积放了一张床，黑暗中除了一个热水瓶和搪瓷杯外，其他杂物看不清楚；太阳底下，他满身是汗干坐着，大概根本没想到电视台会来，他赶忙套上一件短袖圆领衫。 原来是街道工厂新换了领导，大概要搞开发还是联营了，嫌他碍事，先断了他的水源，这男子忍着，用一个铅桶到邻居家提水；没想到又断电了，唯一的15支光灯泡又熄灭了。 如果当时还有“刑满释放分子”的帽子，他也许还没这么大的胆子，男子开始写信投诉，事后证明他太幸运了，我们的女记者小李带着摄制组赶来了。 小李仔细询问着情况，有条不紊地作了采访；有一个街道干部闻讯赶来，对我们说这老头脑子不正常，脾气倔得吓人，小李递上话筒，说你就讲几句话吧？却又遭到拒绝。 在采访车上，小李很气愤地说道：“老曹，他们这样做太过分了！这人再怎么样，总得给他留条生路吧？” 没几天，小李记者很认真地告诉我，街道里已经帮男子的问题解决了,恢复了水电供应，还帮他搭了新棚。我猜想小李后来可能干脆向区政府反映情况了。 后来荒草想：国家经济发展了，紧跟着房地产开发了，人们的住房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和，却又开始产生行业垄断，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贫困现象的对面，是灯红酒绿，是财富横生，上海发生的莲花河畔倒楼事件，以及原负责土地审批的房管干部陶校兴，已经获刑的前浦东新区某副区长，都查出有二十多套住宅甚至别墅。 见多识广的上海人，一般不会轻易产生仇富心理，但是如果你发了横财并且冷血，则另当别论。
荒草与同事曾经探讨过上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最早只是一个小渔村，却引起了一个英国少校的开发兴趣，好奇的上海人开始看着红眼睛绿眉毛的老外到底想做啥；而老外觉得这东方文化很难理解，干脆直接用你本地人得了！于是就开始出现了代理人及买办，效率大为提高，利润大大增加，这傻老外却不知道自个独吞，把钱存进瑞士银行，而是给代理人和买办发高薪，结果声名鹊起，生意越做越大。上海人搞不明白了，这清朝政府是“宁给外夷，不与家奴”，对老百姓抠门的要死，所以哥们几个从小都是“出工不出力”混大的；老外却认为“只有利益才是永远的”，去用金钱买人心，所以直到今天，上海人可以出高管人才，出“打工皇帝”，却很少出得了大老板了，上海人会认为做老板风险太大，做助理至少可以有空喝喝咖啡。 上海的强势女人和“小男人”也颇有名气，说到底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一开始看到老外修马路，建自来水厂发电厂，以后又有了汽车和有轨电车，用上了，就甩不掉了；又看到公开场合绅士风度的老外那么尊重女性，OK，也不错，就“拿来主义”了。 如果碰到不懂行的老外老板怎么办？上海人从来不会当面顶嘴，让老板下不来台，但是执行时会打折扣，往往有些时候，结果会让老外喜出望外，所以今天实业家还喜欢在上海投资，因为上海人执行能力强，很敬业，总能把分内事干得很好，能招到素质很好的员工。不像在中国的某些城市，饭桌上酒桌上什么都敢保证，过后一觉睡醒，没一样干得了。 上海人不会当面顶嘴，如果有什么不满意了，却会在背地里“磨洋工”，洋人一到，全体员工都很卖力，洋人事情太多，他前脚走，后面立马没人在干活了。 后来没想到在西双版纳农场也玩上了，连队有一个很会搞“阶级斗争”的张凤朝连长，利用上海知青年少不懂事，时不时抓个“典型”上台斗斗，吓得知青们透支体力拼了命干活。后来知青们经过了回上海的探亲假，无师自通地磨起了洋工，班组长成了站立的观察哨，张连长转过来了，大家都在挖地，张连长一走，全部坐在锄头把上了，只留了班长一人还在继续观察，进度慢得象蜗牛爬，从此张连长一蹶不振，后来被调动去了独立排了。
与上海“小男人”同样出名的，是上海人的精明。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下，上海人却总能别出心裁地玩出点花样来，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永远能在木箱底层压着五块钱，贵的皮鞋买不起，就穿“765”，是当年七元六角五分一双的猪皮皮鞋；甚至在文革中被逼要自杀了，还会选出最体面的一套衣服穿上。 荒草的里弄里曾有一位党员干部老杨，五十多岁了，传说他的工资很高，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在小荒草的眼里就是一位模范共产党员，我常常去听他聊天，谈论国家大事。 忽然有一天救护车开了进来，说老杨自杀了，我看到担架上躺着的老杨，已经穿了一套崭新的发光的黑色寿衣。 因为邻居发现得早，老杨没死成，但此后老杨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了，贴出的“认罪书”里，说他拜过大流氓黄金荣做“老头子”，此后他休息天就会在弄堂里扫街，某天一大早，小荒草听到有一个街坊邻居说道老杨，你怎么扫得这么清爽啊？老杨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说：“这样也能减轻一点罪啊！” 等荒草丛云南农场回上海后，老杨已经搬家走了。 小资和精打细算的同时，上海人却很少有“霸气”，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上海一直是纳税大户。包括后来由上海干部入住中南海，立刻又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国策，显现了上海人低调做人做事的烙印。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GDP的增加，荒草忽然发现，作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上海并非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比如，冒着被商务部指责“非法”的危险，也要实行车牌拍卖，而且是越炒越高，有心人称过分量，说上海的牌照分量已经比黄金还贵；接着又有人质疑，说每个月高达几个亿的牌照拍卖收入为什么账目不公开？没想到最后被有关ZF部门四两拨千斤，顷刻间给化解了。 再比如上海出了一个名人韩寒，笔锋大胆犀利，一贯保守的荒草很是吃惊，后来还仔细搜索了一下，不错，确实是上海人，没有舍我其谁的北京政治中心的血统。 此外除了官方主办的世博会和迪斯尼项目外，荒草认为值得一书的是“11.15"大火后上海市民的惊人表现。 悲伤.气愤却又理智而克制,秩序井然的十万上海市民自发进行悼念活动，现场还有交响乐团做演奏，没有任何过激行为出现,与文革时期上海人喜欢起哄.趁乱浑水摸鱼的现像简直是判若两人。 荒草联想起了当年台湾“红衫军”天下围攻的情景，面对巨贪陈水扁，他们合理抗争，进退有序，完全符合非暴力述求的准则，当时有评论讥讽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后来证明这是台湾的中产阶级所为，令人称奇。 不错，如果今天的上海没有已经形成规模的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绝对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神奇情况。 后来荒草又到附近大楼做过采访，交通仍然封闭着，但是不妨碍该区域的车辆通行，荒草向执勤民警做了说明，也没有碰到什么困扰。
我们单位有和新加坡某电视台合办的节目，女主持人非沪籍已经有了某国的绿卡，但是工作非常敬业，对人彬彬有礼，没有一点主持人的架子。 有一次我们到远郊做采访，出镜时才发现她的头顶贴着很大的纱布，脸是浮肿的。我们发问后，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她很晚下班，在会所游泳健身室游泳，工作人员心里有气，故意提早熄灯，她在湿滑的泳池边重重地摔倒了，被缝了二十几针。 接着她又说了一件事。不久前她到外滩游玩，刚下出租车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中年男子流浪汉就冲上来，凶猛地一拳打在她的脸上，顿时鼻血飞溅，其中有位老外朋友人高马大，有1米90多高，一把按住流浪汉，大声地用英语说：“让我踹他一脚吧？！”主持人已经头晕目眩，还大声叫着：“NO！不行，千万踹不得！”说如果围观的人群误以为老外在欺负中国人的话，事情就麻烦了。 结果是会所事件获得了赔偿，流浪汉事件却无果而终，派出所民警说：你看，他养活自己都困难，哪会有钱賠你啊？ 我就问主持人，如果你的绿卡所在国碰到这种事情，老外会怎么处理？ 她回答：会有专门的城市管理基金负责赔偿，不可能会存在让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自己去负责的事情。 她超脱的态度让我很是吃惊，好像这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后来我缓过劲来了，想了一下，感觉并不单单只是所在国的政府部门是否有钱的问题。 女主持人的丈夫是北方人，也在上海工作，他们租的房子就在电视台附近的石门路上，后来我见到了他们还不会说话.及其活泼可爱的小女儿，而她的父母亲已经在墨尔本定居。 某一天的采访中，荒草忽然听说他们已经在浦东买了房，今年春节不回北方探亲了，我就问这位主持人：你觉得上海有哪些好的地方啊？ 她很认真地回答：好的地方可多啦，比方说在上海购物办事都很方便，上海人穿着都很整洁，很洋派，办事很靠谱，答应下来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上海人很“拎得清”，不该问的事不会多问，一般不会很大声地对着你说话，等等。 荒草说：我老是感到上海的生存空间太小，上下班如果坐地铁，挤死人了。 她回答说：一个城市会有可爱和不可爱的地方；跟着又调侃说，也许是在国外人太稀少，回国后见到人多，反而会很高兴。 后来荒草想，这大概又是一种“围城”现象，那么多的上海人使劲想出国，实在没想到，她可以在国外定居并过上优裕的生活，却选择了留在上海。
新来的同事小朱原来是出租汽车司机，他告诉了荒草这么一件事一一 某天他到浦东机场送走客人以后，看到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夫妇举手拦车，小朱停下车后对他们说，这里是出发区，有规定不容许上客，你们要到下面到达区才能叫出租车。老人们解释说，我们从美国来上海，到浙江大学去讲课，明天杭州有车来接我们过去，现在安排我们先住进机场宾馆；底下出租司机排长队，做个生意不容易，我们才几公里的路，不好意思去要他们的车。 小朱赶忙向路边的执勤民警做了说明，民警破例同意让老人们上出租车。 小朱刚开出几十公尺路，麻烦出现了，有两个机场监管就坐车等候在前面，认定小朱是非法载客，要小朱叫来执勤民警作证，小朱说我怎么可能叫得动民警呢？一边的老太太见到出租司机受到如此磨难，已经是急得泪流满面。老先生不厌其烦，掏出很多证件，一边做着说明，最后一位机场监管说，这样吧，出租司机把营运证押在这里，送走客人后再来取。 老先生坚持着发问：为什么要压他的证件？是不是等我们走了以后就处罚他？那时候可就没有证人了！接着他抄下自己的护照号码和手机，对小朱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们随时可以作证。 短短的路程，两位老人向小朱说了一件事：在美国，有一次他们坐在女婿车上，在高速公路上遇上爆胎，还没打电话，警察就赶到了，原来他们的抛锚车上方正好有一个摄像头。警察看到车上坐的是两位老人，立刻帮他们换了轮胎，还用警车开道，送他们下了高速公路匝道；最后老先生对小朱说：“看到中国警察这个样子，寒心哪！” 不过小朱后来还是很顺利地拿回了营运证，监管说，小朱没撒谎，前后没几分钟，确实是短途。 由此荒草也想起了一件事情。车队经常要到浦东机场去接摄制组，为了省事，常常直接就开到出发口。 这次摄制组对荒草说：“不得了了！刚才有两个出租车司机为了抢客人，打起人来了！我们看打得太厉害，就去向机场的管理员报告，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照样在吹牛皮。” 我说我以前开过三年出租车，估计被打的出租司机不懂规矩，打人的那个司机肯定向机场现管缴过进场费，这里是他的拉客地盘，摄制组年青人几乎同时一个点头，说道：OK！明白了！ 其实，机场以及一些客流大的饭店宾馆，都会有潜规则，作为一个营运驾驶员，如果你能进入圈子，就能免去排长队之苦，直接拉走的都是一些远途客人，当然了，投桃报李，你必须要付费，一般是每差次20元，也有每个月付一笔固定费用的；所以，某些客流大的站点，现场调度在不长的岁月里，几乎都能买房买私家车。 当然也会引起稽查人员的警觉，会要求排长队的出租司机领卡，拉客人前必须交卡，还有摄像探头监看，但是现场管理会巧妙地发出克隆卡，忠实但是低智商的摄像探头却一律通过了。 缴费的方法也是相当巧妙，饭店宾馆的服务员帮客人在出租车放行李，营运司机已经把份子钱放好了，探头里看不到，但是不会妨碍活人的视线。 荒草这时恍然大悟，也联想起了“老头子”黄金荣杜月笙来。 曾经有某位香港的实业家说过：“上海潮湿的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白银的味道。”这是人杰。 如果换上荒草，初来乍到，再像猎犬一样使劲去嗅，怕顶多只能嗅出点小渔村的咸鱼味吧？
阴湿的虎年上海冬天，一时间雨雪几乎是在不停顿地下，加上空气质量不佳，医院里尽是些患感冒的病人，不幸的是荒草也没能躲过此劫。 零度以下的天气，那天荒草打了一场乒乓，大汗淋漓后，我们准备去洗个热水澡，这样可以较好地恢复体能；不料热水已经给人用完了，汗水太多，荒草只得勉强地冲了个半凉水澡。 第二天荒草和球友都感冒了，还开始剧咳干咳起来，头痛欲裂，腹背肌肉也咳得抽搐着痛，唯一的感觉是活在世上真是痛苦，大脑几乎没有什么思维的能力，直到病愈后才感到颇有讽刺意味：西双版纳的荒草，只要有了水分，碰上阳光就会疯狂地蔓延生长；我这个徒有虚名的“版纳荒草”，有了大上海的湿润空气，一见到冬日的阳光，服了咳嗽药水和感冒片的脑袋却昏昏欲睡，好像进入了休眠状态一般。 博友《勐龙河》说的对，生活在上海的市民中确实有着写不完的故事，可是很少有上海人愿意讲出来。换言之，站在你面前的白领.灰领间或是蓝领,几乎铁定就是一个事业成功者,他们天性聪明,踏实肯干,注重实地实力,而喜欢暗中较劲的性格往往始终不懈地在做着努力,却又几乎雷同地不愿意轻易向人诉说自己的奋斗历史。 如果有人偏离出去，上海人会用市民用语说他是在“豁胖”，简直就是“一只吵狗”，而大多数上海人信奉：会捉老鼠的猫是不叫的。 曾经有国人注意到：改革开放前期，先富起来的上海人几乎都是人手“桑车”，实用而又低调。 延伸到今天也是这样：某些落马的上海政府官员，平时兢兢业业，为人楷模，一清查，其房产资产规模往往超过牛皮哄哄的台湾吵狗陈水扁,也不由得让人发出感叹：上海的硕鼠比猫还大。
抗战孤岛时期的上海人，曾经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我们从电影《苦海余生》中知道，二战时希特勒虐犹，曾经从汉堡开出一条装载着犹太人的客轮，在大海中四处飘泊，就是找不到靠岸地，没有一个国家敢冒得罪纳粹的风险来接收这批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度日如年，走投无路；几近绝望之时，最后由英国接收了下来。 当年的国民政府外交官却向犹太人发出了大量的签证，有5万多名犹太人避难于上海，后来还遇到侵华日军的饥饿封锁，本身还很难吃饱的上海市民伸出了援助之手，做了面饼从屋顶上投进犹太人居住地，从而被以色列人称之为“诺亚方舟”。 就是今天，无论你曾经怎样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人报恩之心始终不改，不断进行先进技术的转让，某些场合甚至于不怕得罪单边主义的美国人。 一次偶然的采访中，荒草得知以色列人的农业科技异常发达，他们当时的无土栽培，使用营养液在大棚里种植的蔬菜，可以随时摘取食用，亩产可以达到十几万斤。 还有一次，某采访单位破例让我们摄制组参观了他们制造的“精确打击”型导弹外壳，最小的不超过3米长度，他们介绍说以色列人就是用这种导弹炸死了哈马斯首领拉辛，导弹在拉辛轿车里爆炸，最近的5公尺距离的老百姓小孩惊人地毫发无损，与由“人体炸弹”导致的滥杀无辜的理念截然不同。 以色列人还不惜代价从国外绑架漏网的纳粹罪犯，其情报组织“摩萨德”曾经多次创造了世界情报史上的传奇。 后来在上海某宾馆的酒会上，曾有记者教荒草怎样从面部特征上去辨识犹太人。 上海的陕西北路靠近新闸路上至今还保留着犹太民族的摩西教堂，以色列人每年要举行上海“诺亚方舟”的纪念集会，已故总理拉宾也曾经亲临上海现场。 直到今天，上海人从没有什么动作过，好像这不是自己的经历一样。 文革中上海出了个“造反英雄”王洪文，为“王张江姚”之首，红极一时后又栽了，这么多年来，很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上海的朋友提到他，反倒是姚文元，听人说起过多次，传说他还准备写回忆录。
著名的上市公司“阿里巴巴”，其创始人马云先生是杭州籍，曾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出过感叹：创业初期，阿里巴巴设在上海淮海路上的分公司招聘员工，“上海人认为我们都是乡下人，”几乎无人问津，无奈之下马云撤回杭州总部，数年之后获得了成功，再进军上海时，前来应聘的上海人差点挤爆大门，马云先生当即仰天长啸：上海人绝对不会雪中送炭，只会锦上添花。 今天，马云先生好像还是不很轻易会接受上海媒体的采访。 还有一位浙江的重量级企业家郑先生，私下里与荒草聊过，上海的强势政府造就了“官本位”，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不受重视，并且为离位的政府干部考虑得很周到，往往会安排一个企业董事长的职务，拿起年薪来。 与此相反的是，你会发现，在大上海，穷人和弱势群体被迅速边缘化了。有一档名为《新老娘舅》的电视节目，由原老知青柏万青女士主持，收视率很高，前不久我看到，在浦东的洋泾地区有贫困老人违章搭建危棚简屋，都已经居住有四.五年了,令人难以想象。 荒草很早以前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至今难以忘记。 某年的春节前夕，荒草到真如镇上的乒乓球俱乐部打球，深夜里末班车已经开走了，偏偏又下起大雨来，荒草干脆冒雨步行回家，两三站路，大概也就是几公里地吧。空无一人的马路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巡警，猛地逆行着对着荒草直闯过来。荒草惊愕之余，根本没想到跳到上街沿去避让，也是直接迎上前去。大约有十几二十公尺的样子，巡警突然一个大角度，耍杂技般地驶回正常路线，迅即走远消失了。 事后荒草猜测，可能警察一开始吃准荒草是一个夜里偷盗得手的民工，但是一旦靠近后，看清了落汤鸡一样的荒草，背着的名牌运动包不像是“大新”冒牌货，所以放弃了拦截。 后来荒草所在的街区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有四个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开着一辆小车，不知怎么对着一个开小店的外地小老板大打出手，还对着打趴的小老板猛踢一气；伤者打“110”报警没人应，只好向媒体求救，结果是本地上海媒体没一家前来，幸好中央电视台赶到了。事后听说工商所来人道了歉，拿出十几万元钱给小老板，说是负责疗伤的医药费，但是大白天下发生的事情，让人一时半会很难想得明白。 所以，大上海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支著名的意大利足球队一一尤文图斯队的雅号一一老妇人，又称贵妇人,如果你能跻身于她主办的聚会,她就是高贵.优雅,待人彬彬有礼的化身;反之,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处于弱势群体中,她立刻就冷若冰霜,毫无反顾地将你拒之门外,并且用一句上海话让你领教到,什么叫做良心墨墨黒,自尊心粉粉碎。 于2011年2月4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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