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上山下乡】:一、无路可逃;二、下乡以后 作者:楚樵


 

【曾经上山下乡】:

一、无路可逃

“红太阳”的时代是“运动”时代,每年、每月都有“运动”,往往是一个“运动”尚未结束,新的运动已经发动。

1958年搞“大跃进”,浮夸风、虚报风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崩溃,城市建设停滞,工业破败不堪,无法安排年轻人就业,MZD没有辙,只好于1962年发动了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大城市的年轻人去新疆“建设兵团”、北大荒、海南岛,叫“扎根边疆”;农村户口的高中毕业生不让考大学,“动员”他们哪里来的还回到那里去,回乡“建设新农村”,叫“扎根农村”。

1966年夏天到1968年夏天,造反、武斗,“闹”了整整两年的“革命”。刘少奇极其所有的追随者彻底倒了,但是城市建设又一次破坏殆尽,又一次导致了工业的萧条,又一次无法安排年轻人就业,于是MZD第二次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停止武斗、缴枪以后,大家便从此褪下了“红卫兵”袖章,接着是造反组织撤消,成员解散。有的哥们因为在武斗中杀了人,遭到清算,被定为“坏头头”,以“罪大恶极”抓起来,然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拉去枪崩了。该杀的杀掉了,剩下来99%是“可以教育好的”,我算其中之一。这时候,所在的农垦学校早已解体,我成了无所归依之人。后来,经姐夫介绍,我到谢三矿干上了临时工,日工资1元2毛零4分,工作是抬煤泥,抗大料,后来下井采煤。

是年9月,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成员由执行军管的军人、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有公职的造反派头目组成,谓之“三结合”。当然,阎王的茅厕没有小鬼的粪,“红卫兵”们被抛在了一边。是年11月,终于等来了最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的一个“红卫兵”战友找到我家,愤愤地对我说:“当初称我们‘红卫兵小将’,下死命令叫我们‘停课闹革命’,打黑帮,打走资派,打刘少奇,这喒子我们怎么成了‘再教育’对象了?”


有一天刚刚到班,单位的头头过来传达文件,要义是:有六十三个最最革命的、最最优秀的“红卫兵”发出倡导: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他们要到那里经历大风大浪,到那里炼红心、继续革命,以便更加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当然,出于革命友情,他们希望所有的战友们都去一起炼。

接下来就是全社会发动动员,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说所有的城市娃儿们都应该到“广阔天地炼红心”!一时间,整个社会都在宣传“上山下乡”是听毛主席的话,是在走一条光荣极至的道路。这“上山下乡”不是所有的人都可去,有一个范围,即是66年、67年、68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这便是以后历史上人人皆知的“老三届”(初中的又叫“小老三届”,高中的叫“大老三届”)。

如果你是这三届之中的人,如果你不参加“上山下乡”,你简直就是下三滥、狗屎堆,没人看得起。先是居委会到家里来“做工作”,说的天花乱坠。后来按户登记,并警告:反正你家孩子是三届毕业生里的,如果不愿“上山下乡”,到底都跑不掉你,而且将来你全家都没有好果子吃。

在单位里,先是“号召、动员”,要求凡是“老三届”的,自己出来报名,说这是无上光荣的事,别人还想不上哩。后来,这种欺骗性的宣传做腻了,干脆赤裸裸地干起来了,头头在全体临时工群众会上公然叫大家“检举”谁是“老三届”。我被人检举,工头当天就辞退了我。这时才知道,上面有规定:任何单位部门,不得容留“老三届”的人就业。实际上,曾经成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们,此时已经走投无路,简直就象过街老鼠,不“上山下乡”简直活不下去。这个时候,家里有一点门路的人,居然给自己的孩子开有病或是残疾的假证,以便逃避“上山下乡”。

居委会的婆娘不失时机地赶到家里来要我登记,央求我看在老少娘儿们的份上,给她增加一个名额。她说,上面给她们摊派了任务,完不成是不行的。没奈何,我只好做了顺水人情,亲笔给自己登了记、填了那张如同卖身契的知青表。

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居委会婆娘端着我的“卖身契”横看竖看,乐不可支地夸奖道:“这孩子,一手好字墨!”

实际上我是个急性子,平时最没有耐心一笔一划地写字,字体很潦草,有时简直就是鬼画符,从来没有人如此夸奖过我。

1968年11月13日,我们这个地区送走了第一批“到大风浪里炼红心”的傻家伙,总共是一百三十多人,我也在其中。上午开了一个大会,给每个知青带上一朵红色的纸花,送了四本《毛主席著作》(到农村以后才知道,四本《毛主席著作》购价五元不到,就这么点儿东西,连同那朵一个屁钱不值的纸花,黑心的“革命委员会”杂种们竟扣掉了我们20元下放补助费!)。然后,他们在台上公然宣布:你们的城市户口已经注销,由领队的人把户籍统一带到农村去,以后再重新安置。

送行的父母立刻就象卖了儿女似的失魂落魄,有人大哭。

然后,他们点名数人,点一个记一个数,送上卡车一个。这情景,立即叫我想起了电影《抓壮丁》,大家的胳膊上只差一根绳子了。

知青们上车以后就有人开始哭了,大家都才十七八岁,只是一帮不会做饭、不会洗衣、不知穑稼、不知如何生活的孩子。

大卡车启动,一路卷起滚滚黄尘,把这样的一帮男孩、女孩送到“广阔天地”去了。

 

二、下乡以后

那天,“解放”牌大卡车在石子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我们这些知青送到了寿县堰口区。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致了欢迎词,然后叫我们自己到街上买东西吃——他们没有食堂。到了下午,大家被分成许多股,我们这一股被分配到“陶家小店公社”。

“解放”牌大卡车早已返回淮南,区干部叫我们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精神,我们步行18里到了“陶家小店”,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又致了欢迎词,又把大家分成许多股,然后由应邀而来的各个生产大队的书记带到农村去。我们这一股被分配到王墙大队,走了七、八里到了大队部。接下来,各个生产队队长应邀而来,大队书记对他们宣布了一个队可以认领两名知青的原则。生产队队长们开始挑选我们,他们就象买牲口,毫无避讳地说肥道瘦,直面评论对我们这些知青的第一印象。直到天黑,最后的分配才算了结。

一个比我大两岁、姓王的知青始终跟我在一起,我们被一个名叫王西山的中年汉子认领下来,他是柴拐队队长。天色已经黑透,我们跟着王西山,磕磕绊绊又走了两、三里黑路,好不容易才到了他家。我们放下背了一天的铺盖卷,坐在煤油灯下等着吃饭。门里门外,全村的男男女女都来了,大家简直就象在看耍猴的,感到希奇而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与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了。这地方靠在瓦埠湖边,离堰口集公路12华里,非常偏僻,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出过村子,他们没有见过外人,对我们很感新鲜、稀奇,有的人便口无遮拦地对我们刨根摸底。村民们不分任何场合地直接打听我们多大了?有对象没有?父母在城里是干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在城里住什么房子?在城里吃什么、穿什么?

小王的父亲不久之前当上某个煤矿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很有优越感,而我的父亲却因为“反动军官”的历史问题刚刚遭到“无产阶级专政”。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床上抵足而眠,交谈中,我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后来,在某些个场合下,小王把我告诉他的一切向村民们泄露无余,并且还对村民们解释说:所谓“反动军官”,跟你们农村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一样的。

这出卖,使我在村民心目中的价值一落千丈。一个说我长的英俊、死活要认我作弟弟的少妇不再用正眼看我,一个弱智的地主的儿子直接对我说:“什么鸟家伙‘下放学生’?原来是跟我一样的坏蛋!”

国家给我们的安置费是250元,早先已被各个关口,一层层以各种理由扣去了65元。村里利用旧房基给我们搭建了两间稻草房,加上置办生活用物、农具,偿付村民劳务费等等、等等,这些钱便被迅速扣光。

这样的情况非止我们两人。1969年春天,全地区的下放知青普遍缺钱缺粮,进入了第一个青黄不接的年头。我们淮南市的知青比较老实、规矩,江苏、上海来的知青则不是这样。有人开始偷盗生产队的粮食,继而偷盗农户家里的鸡鸭、小狗、小猫。先是少数人,后来大家传授“经验”,互相鼓动,逐渐形成了恶劣、无耻的风气,让极度贫困的农村老百姓深恶痛绝。不仅如此,区域不同的知青还相互打架,淮南人最能战斗,打击的目标多是上海“小瘪三”。并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大家总是看对方不顺眼。

有人写了一首<知青之歌>被判重刑(后来才知道,此人差一点判死).

有人秘密建立了“反×救国军”,破获以后,两个“为首分子”判死,被枪毙在寿县窑口集大桥下。

女知青较之当时的农村女性显得细皮嫩肉,农村里的一些青皮流氓开始打他们的主意。有一男一女两知青,本来是同学加恋人,相约下放在一个村。村里有人为占有这个女的,竟杀害了男知青。更甚者,淮南市东部淮丰公社的一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利用权力,拿女知青当妓女,做无偿嫖宿,有案可查的达二十多人。

女知青在农村遭受欺凌、被强奸的事件屡屡发生,社会上大为哗然、纷纷扰扰,女知青的父母们把农村看成了危途。MZD为了叫知青继续下放,只好部署了“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犯罪活动”的运动。从1970年开始,强奸一名女知青判7年徒刑,利用职权奸污三名女知青以上者判处死刑。淮丰公社的这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逮捕,被游街示众,然后枪毙。

小王的父亲曾经来过柴拐村,小王告诉大家,他爸爸的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一时之间引起村民的仰慕。大家过来瞻仰他,他却十分地小气,只给每人一支“东海”牌香烟。然而,父亲是“副县级”大官的招牌只闪光不管饿。小王身体很瘦弱,手无缚鸡之力,很多劳动他都无法从事。村里人渐渐开始讥笑他,每天都有人传诵他如何无能、如何窝囊的事例,还按他习惯耸背的形象给他起了一个“老虾”的绰号。“老虾”家里兄弟姐妹六七个,母亲无业,所以家境也不是太好。“老虾”找我,要求我陪他到上面诉苦、讨救济。我与他跑到公社,跑到堰口区,听那些混账的土包子干部说了许多的混账话,最终还是两手空空。没有别的办法,“老虾”哭了一场又一场,几次说要自杀。

我是当过煤矿临时工的人,不怕劳动。在1969年至1970年的两年时间里,割麦、插秧、挑担子、耕地耘田、推独轮车,全都学会了。由于少年时期爱好武术,一直练功,体格比农村青年优越,因此有的力气活儿比他们做的还好。生产队给了每个知青半厘土地,人家的长荒草,我的却种了蔬菜。在农村,我用不着象“老虾”那样经常哭哭啼啼,因为我基本上可以自食其力,能够勉强维持下去。

我与本村的小青年们很能玩到一块。玩文的,和他们一起唱革命歌、样板戏;讲《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玩武的,打拳、摔跤、翻石磙、到大湾里撵野兔。我的“文治武功”征服了人心,换取了村民们由衷的尊重。村里的人,渐渐忘记了我的“反动军官”的家庭出身,把我当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大队搞评选活动,我被推选到堰口区,给予了“优秀知青”、“学大寨红旗手”的称号。

有的知青比我混得更好。到1970年年末,有男知青被当地人招为女婿,有女知青做了农村人的媳妇。有的人则入了党,当上了农村干部。我当上了“专政小队长”,武装民兵。大家让我当上了记工员,这位置在村里特别重要,威信相当于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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