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为民族的冤魂致祭

我的，懵懵懂懂的孩提时代正值“肃反”的时候，最先能够记住的是大街上刷满了标语，所有的电线杆子刷满了标语，父亲单位的橱窗里贴的是漫画，一只大手把几个画的极丑的小人活活攥死，或是一只蘸水笔把几个小人活活戳死，或是一把大扫帚把几个小人活活扫死。我不认识字，问父亲“这是干什么的？”父亲恶狠狠地暴喝：“滚回家玩儿去！”秋天的一天，我与大我7岁的姐姐到坟山（今日淮南市文山中学所在地）去摘野枣，看到一队人走过来，有的人端着枪，有的人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人脖子上还坠了一块的石头。被五花大绑的人都戴着脚镣，有的人赤着脚，脚面上都是血。

姐姐颤抖着把我搂在怀里，看着他们踩着荆棘走过去，有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一直看着我们，脸上居然带着惨然的笑意。在山的半坡上，被五花大绑的人全部被喝令跪下，端枪的人瞄准了他们的后脑。

“轰……”枪声响了，硝烟很大，很久以后才散去。有一个端枪的人用枪上的刺刀在倒毙的人们身上使劲地扎，直到所有的倒毙者再无动静。

回家的路上，姐姐告诉我，那个对我们微笑的人是她的一个老师，“胡风反党集团”的“分子”。5岁的我不懂什么是“胡风反党集团”，更不懂什么是“分子”，我只是永远地记住了他的微笑，永远记住了那绳索、那镣铐、那血迹，永远记住了他和那些人被残暴地攫夺生命时的情景，永远记住了我的灵魂曾经为他们剧烈地颤抖。

在以后的“红太阳光芒万丈”的20多年里，几乎每一年的秋天，城市里都有打着红勾的杀人布告张贴出来。进入“文革”阶段，密度加大，51节前，国庆节前，元旦前都有“万人公判大会”召开，都有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程序是：政府通知各单位带领群众进入会场、大会宣读死囚罪状、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枪决。

最惨的是“批林批孔”中的袁炳礼、李庆云。二人相信“批林批孔”就是要打到周×来，于是“誓死捍卫M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走资派殊死斗争”，在淮南大闹了一通。结果，二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1974年国庆节袁炳礼被枪毙，因为喊了“M主席万岁”，被人用铁扳手打掉牙齿，嘴里捣入棉纱线。1976年国庆节李庆云被枪毙，游街时咽喉像张志新那样被“做了处理”，行刑者对他身上打了六枪。

当是时，人们已经习惯了欣赏杀戮。每到有人被杀的时候，淮南的市民如迎盛事，扶老携幼、奔走相告：“枪毙人啦、枪毙人啦，快点看枪毙人去，这回要杀好几个呢！”麻木的群众不仅现实中喜欢此道，就连看电影，影片中一旦演到“阶级敌人”落网、被判死刑，大家马上就情不自禁的地欢呼起来、热烈鼓掌。

孩提时期的遭遇使我永远牢记当时我的灵魂的颤抖，永远不会走近人类针对自己同类的屠宰场。我从来没有凑过去看这样的“盛事”，我知道那是多么的惨烈，我不能经受那样的惊心动魄。大家都是仅有一次的生存机会，为什么非要千方百计地剥夺别人的生命？为什么非要毫无理性地欣赏别人惨遭杀戮？在我的眼里，政治杀人与刑事犯罪杀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罪恶的杀人犯，都应该被驱逐出人类群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迫害和政治杀戮终于结束了，“阶级斗争”没有人鼓噪就不再有所谓的斗争，没有所谓的斗争也就不再有人为此无辜地被剥夺生命。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毕竟经历过血的浸泡，总有几个被血的浸泡泡透了的败类。口口声声要复辟“文革”的丑类们，曾几何时气焰那样地嚣张，动辄就要杀光所有的“右狗”，杀光所有的“反毛分子”，杀光所有的“改良主义投降派”，杀光所有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其实，倘若再次发生“文革”，鹿死谁手还很难逆料，谁消灭谁都很难说定，因为人民早已不像46年前那么老实了。新的“文革”也许正是反人类的鬼魅们的血海，人民也许会乘这样的机会彻底铲除一切害人虫！

其实，像孔X东那样的暴力、动乱的的鼓动者，如果生在毛的时代，一百个脑袋都被敲掉了。

盗窃的蠢贼，本来是冲着几个小钱去的，却要把被盗者杀死，甚至灭门。文革的余孽，本来是为了政治投机，谋取一些名利，却宣扬暴力，鼓吹要杀掉一切反对者。网络上的愚昧青年，动辄辱骂老年网友“老不死的”。他（她）活到80岁、90岁依然健在，而且还要无止限地继续生活，那是他（她）修德修身所致，你不该向他（她）学习吗？

我们熬过了血腥的时代，国家的领导人一而再地呼吁“不折腾”，不要再折腾了吧，让岁月时光洗净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洎吧，让我们永远牢记那些枉死的冤魂吧。

 

 “文革”与人性、天良

1966年，一对情窦初开、正在热恋的高中学生卢丹枫和李红钢，热血沸腾地参加了“红卫兵”。卢丹枫参加了井冈山派，李红钢参加了红旗派，因为两派观点对立，两人的关系成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我关系。担负红旗派“作战部长”的李红钢，被井冈山派俘虏，卢丹枫设法放走了他，但事后又谴责自己对“革命”不忠。逃回去的李红钢，一面部署血洗井冈山派的战斗，一面又在为坚守据点的卢丹枫担忧。革命与爱情的矛盾，折磨着这一对单纯、幼稚的青年人。一天，残酷的武斗开始了。井冈山派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卢丹枫毅然面对李红钢开枪。李红钢身负重伤，仍率众猛冲，攻下了井冈山派在高楼顶上的据点。李红钢在堆积的尸体中找到了昏迷的卢丹枫。这对恋人互感悲伤，但却坚定地规劝对方投降。最后，绝望的卢丹枫高举井冈山派的战旗，跳下高楼。李红钢从此万念俱灰，退出了武斗组织。两年后“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李红钢以杀害卢丹枫的罪名被捕，遂被判处死刑，在如血的残阳下面，押赴刑场枪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革”的批判很快进入高潮。这是1980年峨嵋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一部名为《枫》的电影，说的是“文革”武斗毁灭人性、摧残一代年轻人美好人生的事情。这是一个没有虚构成分的真实故事，故事所藉的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曾发生过，情节甚至比这更加残酷。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经过无耻的煽动，一代年轻人几乎全部参加了大造反。这个时候，大家造老师的反，造校长的反，到社会上造所有人的反，甚至回家造亲生父母的反。进入武斗阶段，则是红卫兵造红卫兵的反。武器是各自投靠的势力发下来的，装上子弹便可以瞄准自己昔日的同学、朋友、乡邻，扣动一下扳机就可以让他们血肉横飞，真是无比的过瘾、爽快！

于是，人性丧失了，天良泯灭了。有的人是寻找仇人杀掉他，有的人则是随便杀人、即兴杀人、杀无怨无仇的陌生人。在我们淮南市，有一个武斗队员甚至任意射杀无辜的路人，我也遭遇过这种东西。1967年“党的生日”那天，我父亲到土坝子去探望一位老友，下午没有回来，我去找他，一个30多岁的外地男子赶来与我同行。路过瓷器厂门口，竟被一个素不相识的武斗人员一枪打死了外地男子，然后死命地追赶我，发誓要用刀把我活活劈掉。这家伙瘦得像剥了皮的猴子，幸亏他突然摔倒，被我夺了枪和刀。我没有杀他，但是我再也不能回家，只好参加了门邻孙哥的武斗队伍“飞虎队”。

我当然不是无辜杀人的人，所以我的手上没有血。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我得以全身而退，眼看着那个剥了皮的猴子被游街示众，喋血刑场。

细细地算一笔账：“文化大革命”祸及的地域范围与人口数字绝对不会低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而且，它对中华民族的人性扭曲，造成的道德沦丧更是无法衡量、难以挽回。“文化大革命”过去很久以后，经历者绝大多数都有不堪回首之感，一代造反名人蒯大富、聂元梓等人至今不肯言及“文革”话题。但是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实际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居然十分向往“文化大革命”比如那个孔庆东，“文化大革命”启动时他才两岁，大武斗时他才三岁，穿着开裆裤呢，连一个“红小兵”的资历都没有，当时的事情毫无疑问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居然疯狂的推崇“文革”，疯狂地叫嚣“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一直都在欺骗性地向社会宣传“文革”，向青少年灌输“文革”意识，巴不得中国立即回到46年前的腥风血雨之中！

这样的人，究竟是何居心，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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